贾兰坡；姚敏苏：意味深长的句号——贾兰坡与中国古人类学

【上篇：最后的访谈】

贾兰坡先生，1908年11月25日生于河北省玉田县。1931年高中毕业考入中国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任练习生，协助古人类学家裴文中先生发掘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四年后裴先生赴法留学，他接管周口店遗址的发掘工作。1936年，他在十一天内连续发现三具北京人头盖骨化石，轰动世界，因此成为旧石器时代考古和古人类学的权威学者。

2001年2月8日，我与同事李莉、文友谭宗远。在贾老狭小的客厅里，“促膝”交谈了一个多小时。7月8日，贾老仙逝。据他的家人说，我们是贾老生前接待的最后一批采访者。

一、“我要把他们都领回来”

近年来，人类起源于何地的问题重新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有人说是非洲，也有人认为证据不足。问及贾老，他不急不慌地回答了一句：“我这儿不是正写文章呢吗？我要把他们都领回来！”接下来，贾老如是说——

原来大家都说，欧洲是没有希望了，最有希望的在哪儿呢？全世界人都说在非洲。其实并不在非洲，在巴基斯坦以东到包括云南的广大的高原地区。为什么说在巴基斯坦以东呢？因为这个地方是人类分布的中心，就是北京人这个时代，往北到北京，往南到爪哇，往西到德国，这样看起来这个地方是中心点。而且这个地方有很多的发现，印度也有发现。元谋我去了。看元谋这个地方，希望就很大。

可惜现在中国人搞这个东西的很少，现在都奔钱了。这个东西最苦，最难搞，地层找出东西你才敢说话，在哪个地层你得弄清楚，多高的山你也得爬，多深的水你也得想法子过去，才能找到东西。吃苦，耐劳，不挣钱。一些年轻人都不干。我熟悉的一个人，我说你过去还一本一本地出书，现在怎么不出书了？他说我哪有时间写书！我说，你们就是写书的，怎么“哪有时间”？他说我们跟过去不一样了，我们得卖票。博物馆的，十块钱一张票，有指标的，有奖金。

干这行的人，我们这个国家比人家少得多。我现在写瑞士，瑞士我去过，呆的时间最久，跟我们比较起来，他们地少人多，搞这个的却很多。我们现在就让这个穷字拉下来了。怎么样能上去？我现在都九十几了，还收了一个学生，博士生。我说我现在眼睛也不好，不能出去，我至多收一个。还有人愿意学，就帮他们一把，帮起来自然对国家、对个人都有好处。

姚：那您说他们说的从非洲来有道理吗？

贾：没道理。现在不是奔我们这儿来了！

姚：让您给领回来了？

贾：不是领回来了，人家都扑到这儿来了。早扑来了。美国出版的书说，在中国这块地方容易找到。那会儿还有人不同意，我说你不信等着，咱不怕！

史料：1941年，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愈加猖獗。中国地质调查所决定，将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及一批重要的化石标本转运美国暂时保管。但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准备搭载的美国海军轮船被日军炸沉，装着北京人头盖骨和其他化石标本的两只木箱子从此下落不明，几十年来，虽经多方查找，仍然没有可靠的线索。近两年，在媒体的宣传下，寻找三具北京人头盖骨的事，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

二、“我们的友谊还真没受影响”

贾老那本回忆录《悠长的岁月》，是一套丛书“大科学家讲的小故事”中的一本。这套丛书在1999年获得国家图书奖。

贾：最先我一点儿不知道，从零开始。这个发掘呀，我也不大高兴，老趴在那儿，趴着，坐着，蹲着，在那儿发掘。可是啊，你看见一个牙，什么牙？我也不知道。人家旁边工人就告诉我，这是鹿的，这是马的，羊的。工人都懂！人家都挖过多少年了。唉！这个有意思！呆会儿又出来一个，又出来一个。哎哟，这好玩儿！由那儿起一有工夫就干这个。越挖越多，越看越懂。后来我就跟书联在一起，我要没书也不行。那时书非常少，这门科学还没成立呢。但是有一本书，对这书我非常高兴。一个是哺乳动物的introduction，介绍，英文本的。地质科学院，中国地质调查所，全图书馆就这一本书，他们当宝贝，后来没办法，裴文中搭上五十块钱印了十本，当时影印的，自己拿了书皮儿印的。太少了，十本书，给了五十块钱，裴老他认识。

谭：给了您一本？

贾：我买的！花五块钱买了一本。后来在东安市场花十五块钱买了一本英文的，就是Osbern的。这两本书还就在我旁边搁着，都在！它领导我走上这条路的，书不扔！

贾老有一些尚未结集的文章，不久前李莉想鼓动他整理出版。但是，由于其中有60年代与裴文中先生关于北京人是不是最早的人类的论辩，裴老遗属不愿重提过去的恩怨，贾老出于对老友的尊重，决定放弃出版。

贾：其实我们公开地辩论了好几年，都发表了。裴老都不在了，出它干什么？

姚：您写一篇序，把这些都说明白了，也说一下学术之争并没有影响你们的友谊。

贾：我们的友谊还真没受影响。那会儿人跟现在人不同。现在人，比如这个地点是他去的，就变成他的地了，谁都不好动了。这是最大的错误。因为别人不插手，等于你一个人说话算数。别人插手研究了跟你不一样，这就不一样。你要错了，人家可以给你更改，这才是正常的。

姚：那您说您跟裴老呢？

贾：裴老说什么呢？就说没有早的石器，比北京人再早的人没有。我说不行，早期得有人，周口店石器那么好，要没有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呀？解决不了。当时这个事情参加的人非常多，用报纸发表的材料我收到的就这么一堆。各路的人都参加。还不到60年代，可能是50年代。我那些报纸上都有地点，《人民日报》、《光明日报》都参加了。

姚：争论到最激烈的时候激烈到什么程度？

贾：其实也没什么激烈，就是讲道理、摆道理吧。我的文章是《泥河湾期的地层才是最早人类的脚踏地》。泥河湾期，这是地质时代。泥河湾期是一百万年以前的地层，地层里头含着人类活动的遗迹。

贾老引我们进他的书房“半成斋”——他称自己此生并非一事无成，又谦虚地说只有“半成”——向我们展示一本本藏书和资料。先拿起一本墨绿色精装封面的厚册子，书脊上是手写字“中国猿人石器性质及诸石器问题讨论集第一册”。这是一本手工装订的剪报集，装订得很正规。里面的文章刊载在《新建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科学报》等报刊，时间是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

贾：都装订上了，第一卷。第二卷在哪儿还不知道呢。（我们和他一同翻看着，他一边叨念）裴老的，这是什么时代？60年。好了好了，再搜集搜集，现在有第一没第二啊！（又指着书架上一大排书说）这一溜全是我的书，到这儿。

贾老又递给我们一打手稿，《二十一世纪的研究》。书桌正中，是正在写作的一篇《由阿尔及利亚到瑞士》，是对旧石器研究领域的回顾。钢笔字清晰工整，一笔一划。要知道，这位患有青光眼的九旬老人是戴着花镜又手握一把放大镜写的。

【下篇：不尽的追思】

2001年7月18日，贾兰坡先生葬礼后一天，他的三位学生——上海的陈淳、山西的王益人、北京的李莉，在北京的老北大红楼相聚。

陈淳博士，史前考古学家，赴加拿大留学归国后，任复旦大学文博系教授。

王益人先生，山西大学物理系毕业，现任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李莉女士，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旧石器考古专业研究生毕业，现任文物出版社副编审。

头天的葬礼上，我约请他们能否同我谈一谈他们记忆中的贾老，他们欣然应允。把贾老的精神介绍给更多的人，义不容辞。

李：益人，贾老曾经跟我讲起你父亲：“王建是我的老朋友啊。”

王：我听我父亲说起，他53年开始到北京来进修，当时是裴老、贾老一块儿带。

陈：丁村遗址是周口店以后最大的发现。那时候裴老、贾老这些中国第一代考古学家全部在丁村，你父亲也在一起是吧？所以后来山西成为中国旧石器考古的摇篮，除了周口店以外第二个就是山西。这并不是说山西的旧石器比其他省市多，是因为贾老、裴老这些第一代的考古工作者大量工作集中在山西，还有你父亲那一辈人。其他省市发现得好像没有你们那么多，就是没有前面开路的人。

王：丁村遗址是中国旧石器考古的一个里程碑，它跳出了周口店这个圈子，这是一方面。再一方面就是培养了一批人。中国的第一代旧石器考古学家成长在周口店，第二代就是在丁村，有邱中郎邱先生、吕遵谔、我父亲。

姚：贾老去过多少次？

王：贾老就一直在那儿带队呀。从他《悠长的岁月》里可以看到，有一段就是专门讲丁村遗址发现的。发掘过程中间，贾老的父亲去世了，他回来奔丧。突然说是丁村发现人类化石了，赶紧赶回去。在那儿发掘了两个多月。这之后第二个就是匼河遗址，贾老带队指导，我父亲负责发掘。发掘匼河的时候又发现了西侯度，这一线就从50年代跨到60年代的63年。1964年搞四清就断开了。50年代到60年代主要工作集中在山西。

姚：他最后一次去山西是什么时候？

王：1994年，我们开丁村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当时在太原，没有去丁村。他想去，我们不敢让他去。也是这个天儿，7月份，特别热。那时候他86岁了。当时聊了很多，大的印象就是他对学术发展特别关心，对年轻人的成长特别关心，特别支持我。

姚：批评过你吗？

王：也批评过呀！我去年还是前年，给他拿一张照片去，是他过生日我给他照的，高高兴兴地给他的时候，他一瞧：“我不要这没有写字的照片！我每张照片背后都要写字的，不写字一点意义都没有。”我就赶紧给写上，写得清清楚楚的，日子也写得清清楚楚的，几几年几月几日，谁拍的，他才要。他非常严谨。

姚：陈先生你是贾老的嫡传弟子吧？

陈：可以这样说吧。我是1978年恢复研究生招生，直接考的研究生。我根本没有上过大学，文革时1966年上高二，分派到上海一个工厂里边。当时什么书也没法读，什么事情也没法干，一天到晚苦力一样。而且当时任何书也没有，杂志也没有。我本来蛮喜欢历史、考古、艺术的，当时《考古》和《文物》是最早恢复的，同时古脊椎所办了《化石》杂志，在全国科普界只有这一本杂志，当时登了贾先生的文章、周明镇的文章、裴文中的文章，都是那些老先生写的，蛮有意思的。讲一些人类起源啊，恐龙啊，很吸引人的。我马上就订了一本。后来我到所里听说，当时非常轰动，有一期登了个毛孩，发行量大得不得了，十几万吧。有一次古脊椎所有个人骑车闯红灯，给警察拦下来了，问，你哪个单位的？说，我是古脊椎所的，就是办《化石》的。哦，放！你走吧，我看过这本杂志的。红到这种程度。74年，我在《化石》上发了第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对我的影响蛮大的。《化石》除了专业作者以外，业余作者很少，这样我就趁这个机会跟他们有点联系，跟他们请教。

我怎么跟贾先生认识的呢？后来恢复高考了，我就给《化石》的编辑刘厚一写信，问他是不是有机会读这个专业，刘厚一就说贾先生要招研究生，让我试试看。这样我就斗胆开始复习了。贾先生招一个研究生，后来老刘告诉我大概有八十个人报，我昏过去了，我说肯定考不上了。而且都是北大的，当然都是工农兵研究生了。我有点灰心了，大概不成了。反正报就报了吧，碰碰运气，就去考了。当时拼了命了，要考的内容都自己做了小本子。后来知道还是占了外语的便宜，英语分数比较高一点。贾先生蛮高兴的。考之前我跟他没有任何来往。后来考上以后我知道了考的时候东北有一个人给他送人参，送了一大箱人参，贾先生吓坏掉了，把这东西马上交上去了。而且这个学生就不要了。当时刚刚“文革”以后，后来我到他家去师母才告诉我，说贾先生坚决不要学生。“文革”这段时间他跟杨钟健、裴老他们都关在牛棚里面，看到学生批老师，他怕了，坚决不招。后来所里面做工作，做了三番五次的工作以后贾先生才答应招一个。

姚：贾老对你很严格吗？

陈：也不严格。跟老先生学他不像我们教学生那样，他就跟你聊天，说你应该怎么做、怎么做，就在平时去看他的时候跟你说一下。因为我们一年半在研究生院，也没有跟他在专业上学习基础的东西，基本上每个星期天到他家里去，他当时还在祁家豁子，很小的房间，挤满了东西，那时候还没落实政策呢。他跟师母两个人，一个房间里，旁边都是家具，上面一个床，外面烧饭，就跟上海的阁楼一样的。你到那里去，可以坐在他前边跟他聊。我和他基本上可以无话不谈的。老先生最喜欢聊的是过去的事情。他有三四寸那么厚的一个书信集，跟裴老的。当时帮他处理信件比较多。他的外语的东西都是我来处理，来的信他叫我马上念给他听，他又马上回信。所以我在的时候他回信回得很勤。一有什么事情我可以马上帮他回信。我记得有许多信是找北京人头盖骨的。那个时候也关注，但仅仅是学术界在关注，或者贾先生自己在寻找。他一直在寻找。他有许多朋友，他到国外访问的时候，比如瑞士的大使，有些人自己找上门来，像美国纽约自然博物馆的馆长，跟他有私交的，都给他提供一些信息。这两年变成个热点炒作了。他到处在找，没有什么可靠的线索。出国有时候跟一些熟人联系。他的《周口店发掘记》好像也谈到跟国外一些学者的来往。

李：早十几年那会儿，老头儿到四川，我那时在四川省考古所，我一直陪他。到重庆，一到北碚，老头儿就坐那儿不动了，想起40年代跟杨老杨钟健先生去找化石，他特怀念。一路上那么多人、那么多馆长陪着，他就坐那儿好长时间不动，起码有一两个小时。我问贾老怎么了，贾老把我们叫过去说：“来，来，我给你们讲讲。当年，杨老，我们就在这儿找化石，杨老对我可好了！”他从内心感谢杨老，老说没有杨老就没有他的今天。杨老把他领上这条道路的。就在那次，四川省考古所的所长问贾老：您能不能帮我们四川带几个研究生？贾老说：“好啊！为四川培养点人才。”当时他看到，四川确实没有这方面的人，马上就答应四川省考古所的要求了。正好贾老和山西大学联合招研究生，所以86年我就考进去了。是以他的名义招，由别人带。那次跟贾老接触之后，觉得老头儿特好。那时我正在给秦学圣当助手，要不一个女的怎么学旧石器呢。

陈：我讲个轶事。他这人跟人家特别好，但对当官的就不一样。我在加拿大的时候，加拿大的华人社团成立了一个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是在多伦多的华人组织的。成立时由一个加拿大的前任总督发请帖，请加拿大的文博界名流，我们一些留学生也去了。基金会还发函请了我们的国家文物局领导。当时举行了酒会。文物局一位领导来得很晚，总督都在讲话了，他才姗姗而来。总督谈完以后开始交换礼品。那位局领导说我带来一个礼物，送给基金会。是个马家窑的陶罐子，从历史博物馆的展厅里挑出来的很好的一件。回赠的礼品是印第安人酋长的权杖，是复制品。当时加拿大一些搞考古的人也有议论，觉得这个礼送得太重了，我们这个是复制的，你们怎么送真的呀？说你们这个有四五千年，我们这个只有一个星期，分量太不平衡了。我觉得实在过分了。后来我给贾先生写信讲了这件事，他当时没给我回信。我回国以后他才告诉我：“你上次那封信，我给他个下马威。”怎么回事情呢？一位中央领导请了考古界四个老先生，有贾老，征询他们对中国学术界的看法。贾先生告诉我开始不要那位局领导出席，但他硬挤进来了。他说：“我看见他就气不从一处来，这个家伙专门要摆谱，你摆谱我才不理你呢！我最讨厌摆谱的人了。我把你那封信直接递给他，他一看，汗都下来了，脸通红，不吱声了。”贾先生指着他叫他马上念出来。

石金鸣也是贾老的入室弟子，现任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副所长。他原本也接受了邀请，但要去看望另一位生病的老师，又忙着赶回太原，临时告了假，我只好打电话追到太原，对他进行采访。谈起贾老，石金鸣也是滔滔不绝。

老先生非常勤奋，特别心细。历年来的发掘记录，学术会议，哪天做了什么，哪天到了哪儿，所有的细节，回来都要做详细的记录：连开会时到哪儿参观、看戏，票都留着，附在记录里头。几十年前考古发掘的旧照片，都写着年月日，上午下午照的。

我当年读研究生的课题是泥河湾板井子遗址的发掘，需要把石器标本做分类。我分好以后想验证一下自己的想法，又请贾老替我分一下。他分完了，用小楷写成小纸条，每件标本下压一个小条，特别仔细。还对我说：“当你很快就能分出来的时候，可能刚刚入门：等你觉得分起来有难度了，这就说明有长进了。”他本人的学习过程比我们难多了，他没上过大学，当时在中国又没有这方面的老师，也没有教科书，全靠自己。中国的旧石器跟欧洲不一样，欧洲的发展脉络很清晰，而中国的，从100万年前到3万年前，几乎变化不大。我曾经跟贾老讨论，我说中国的石器好像比较乱，看不出脉络，似乎文化停滞了一样。贾老不同意，他说：“这也许跟中国古代哲学一样，你还不能悟出它的真谛。”我毕业以后他给我留了一个课题，让我选择华北地区一处有确切纪年的遗址，通过石器工具技术作断代。他一直有一个心愿，想把石器能像后代的陶器、瓷器那样分型分式，把石器分成能代表文化的典型器。这题目太大了，我说我可能做不了，对不起您。

对别人，他是有求必应，不仅是刚入门的，连小学生的信都亲笔回，云南一个小学三年级的小女孩给他写信，他就是亲笔回的。往往是写两份，自己存一份，字写得小小的，特别认真。几十年如一日这句话用在他身上，是再恰当不过了。

2001年7月8日11时44份，93岁的贾兰坡走完了他的一生。17日上午，北京八宝山殡仪馆大礼堂门前聚集了上千人。地质界元老刘东生院士来了，北京大学考古学系教授、年逾八旬的宿白先生、邹衡先生来了，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90高龄的启功先生来了，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老教授金维诺、汤池先生来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徐苹芳先生来了。国家文物局、中国科学院、北京及各省的多家文物考古机构、大学的领导和数不清的老老少少的学者纷纷赶来，看老人最后一眼，为他送行。老人的学生们更是齐聚北京，为老师最后再尽尽孝心。签到簿很快就写了满满的六大本。仪式结束时，一位刚刚从美国赶回的学生，从机场直奔八宝山，听说老师已经被送到后面的火化间，拚命冲进去，与恩师做最后的告别……

贾老所在单位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通过媒体宣布：贾老的骨灰，将分葬在他的家乡河北省玉田县和北京周口店龙骨山。除了叶落归根，回到他生命的起点，他还将永远守护在“北京人”的家园，在那里，他为自己选好了墓地。他曾经这样说：“我是从周口店起家的，我的命运、事业与周口店紧紧连在一起，没有周口店，也就没有我的今天。”

我们的祖先北京人在周口店点燃了人类文明的火种。这段历史的发现者和复原者贾兰坡先生，在这里，在他辉煌事业的起点，为自己画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句号。

来源：《东方》2001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