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立新：大禹治水地望分析（长江篇）

核心观点：

宝墩文化留下的古洪水遗迹不多，黄淮地区也缺乏合适的条件（治水能力与治水需求不匹配）；

BP44-4000年左右的气候波动，致使良渚社会趋于崩溃，很难组织起流域性治水和水利灌溉体系修复工程；

长江中游国家文明的出现比黄河流域要早近二千年，整个东亚地区并没有可与之相媲美的文明存在；

古云梦泽大湖区水位以年为周期稳定涨落，在涨落区形成大片肥沃的天然滩涂和沼泽田，可以用来栽种水稻；

长江中游人们与水打交道的经验最为丰富，治水技术与能力最高！

郭立新：

上一周我们已经分析和评估了黄河上游、中游和下游在情况，自然条件、社会情况和治水实际发生的可能性。

上一次一开始就讨论了我与郭静云这项研究在方法上的重点，这里再重复一下：

对大禹治水地望的考辨，首先应该直接透过一手的自然环境资料，以及从同样一手的考古资料所了解到的社会文化发展情况来着手。

自然环境，特别是地形地貌和古气候的研究，可以帮我们了解不同地区对于治水的需求和治水的难度，了解所在社会治水的必要性。

而考古发现和研究，则可以让我们在理解和评估不同社会的治水技术水平，治水经验的累积，以及治水能力的成长情况时，有了真实、可靠、可信的基础。

下面我们将对整个长江流域，进行大禹治水的可能性分析：

与人们将大禹治水故地聚焦于黄河流域相比，长江流域受到的关注长期以来均显不足，原因主要在于，汉唐帝国对长江以南的控制很有限，使在官方籍登记户数较少的情况，而想当然地从正统的态度假定，大禹时代的长江流域为汉唐帝国未开发的“蛮荒之地” 。

但是，近几十年的考古发现与研究已经充分表明，实际上在跟以黄河为中心的汉帝国同一个时期，长江流域人口密度甚高，表现出来的技术与文化程度甚至高于黄河流域。

长江流域的新石器文化一直走在东亚最前列，这里是稻作的发祥地。

大家一定会好奇为什么中国最精彩的青铜器，如盘龙城、大洋洲、三星堆、炭河里的发现，屡次惊艳世界？

因为长江流域，特别是长江中游原本就是中国青铜文明的原创发展区。前面列的这些遗址可都位于长江流域。

上古时期，至少在西周之前，长江流域的文明发展程度，是远超过黄河流域的。

实际上，长江流域上、中、下游所谓“禹迹”并不少，如川西汶川、北川有禹生石钮的记载和传说；禹娶于涂山，涂山被认定在今重庆江州、巴县或安徽当涂、寿春；禹会诸侯于“会稽”，被多指为绍兴会稽；此外，川渝交界的巫山、江西九江均有大禹后人活动遗迹的记载。

顾颉刚先生亦曾论证，长江流域因特殊的地理条件而致洪水灾害频发，由此产生对治水的急迫要求，在此背景下产生了禹和洪水的传说；禹原本是以会稽为中心的越族祖先神，后自越传到群舒（涂山），自群舒传至楚，自楚再传至中原。

这一观点得到了冀朝鼎先生、陈桥驿先生等人的赞同，陈桥驿等人进而认定发生于越地的所谓卷转虫海侵是禹治水的历史背景。

杜金鹏先生亦引考古资料显示的中原与越地的文化联系而赞同“越为禹后”之说。

不过，亦有学者对此质疑， 认为此说原本不过是越国强大以后由内部（很可能是越王句践）创造出来的神话。

近来，郭静云教授以考古证据为主，辅以对文献的疏理，从整体上考虑而提出大禹治水最有可能发生在长江中游地区。

与此相呼应的是，尹玲玲教授考证鲧禹用息石、息壤以 “堙洪水”的记录，恰与江陵沙市之易淤沙与多管涌的水文与地理、地质特征相合，进而也认为鲧禹治水之地可能包括长江流域。

另有一些学者以典籍中“禹生石纽说”以及羌族有关禹的神话传说为依据，将禹治水之地指向岷江上游。

不过，对川西禹迹的讨论更多采用人类学而非历史学视角，重点论述大禹传说在川西羌族的地方化及其在构建当地族群认同方面的作用。

我们再看上面这张图，比较一下黄河与长江。

长江流域位于亚热带季风区，降水丰沛，虽然其流域面积只比黄河大一倍半，但年径流量却是黄河的16倍，水量十分充足；既因雨水丰沛、水资源条件优越而得水之利，又因水患频繁而深受水之害，所以，长江流域发生洪水灾害的频率远高于黄河流域。

水灾是长江流域最主要的自然灾害，其中又有两种基本类型：

一是全流域型洪水灾害，上、中、下游大范围和长时期的持续暴雨，各支流的洪水在中下游干流遭遇，形成洪峰高、持续时间长、洪水总量大的洪水灾害。这种洪水一般发生在六、七月份。受季风气候影响，其时雨线北移至长江干流一带。

二是由区域型大暴雨形成的部分支流和干流河段的区域性洪水灾害，中下游干流及其主要支流如汉江流域、洞庭湖和鄱阳湖水系等为区域性洪水灾害的多发地区。如湘江、赣江等南北向流的支流，会比较早进入雨季和洪水期。

比如，现在这个季节，正好是湘江、赣江初步进入雨季的时期。

若再细致分析，可知前面被重点提及的长江流域三个地区川西和成都平原、长江中游以及江浙沿海地区所面临的洪水灾害，其性质与程度均不相同。

下面我们也按上游、下游和中游，一个个地来评估。

1.长江上游

这是长江上游，金沙江、岷江及成都平原。

长江上游地区由于地形差别大，洪水灾害种类相对较多。在干流和主要支流尾闾河谷较宽阔、地势较低平的地区，主要受河流洪灾影响。

在山地和丘陵地带，主要为山洪灾害和泥石流、山体坍滑堵塞河道而次生的洪灾，其地区分布较为分散，多为局地洪灾。其中，岷江在流经汶川以及涪江流径北川时，均为山地河流，坡陡流急，发生河流洪灾的可能性不大。

迄今在大禹时代的成都平原发现了诸多古城与遗址，所以，若大禹故里真在川西，那么其治水地区最有可能发生在成都平原而不是川西山地。

成都平原是岷江和沱江的山前冲积平原，其地形呈西北高而东南低的倾斜状，西陡东缓。所以，成都平原不是水平的“平原”，而是有坡度的。自冲洪积扇顶至扇体中部的坡降为25~35‰，600米等高线以下的坡降为5‰，新津、金堂附近最小，仅3‰左右。这种地形使成都平原极少有洪灾。虽然平原西侧山地因地形雨盛发而形成暴雨中心，致使该地河流水量丰沛，但其西侧山前地带的河流坡陡流急，排洪速度快，很少出现洪涝灾害。只有在新津和金堂这两个平原最低处的出水口附近才会出现洪涝区，但滞洪期短，一般在降雨2-3天后即结束（见下图）。

上图 宝墩文化城址和遗址分布及成都平原洪涝区，根据黄明等 2017：1093图3和刘尚忠 1990：128图1改绘

就是这张图，成都平原两个主要的洪涝区：新津和金堂。一般只会有二、三天的洪水。过几天洪水就泄走了。

成都平原与大禹时代相当的考古学文化为宝墩文化。目前学界一般依照碳十四测年数据而将宝墩文化年代定在2500BC-1700BC，不过，亦有学者指出成都平原地下水为含有死碳的硬水，且由于平原地下水的碳库效应，使得该地区的碳十四测年数据比实际年代偏老二、三百年。据此,我们推测宝墩文化的实际年代上限应为BC2300-2200年左右，与河南、山东地区城址兴起的年代大体相当，下限为1700BC左右，下接三星堆文化。大禹时代大体处于宝墩文化早、晚期交界之际。

迄今已在成都平原发现宝墩文化遗址52处，其中有这8座城址，彼此间相距不远，同属于一个社会互动网络，其所覆盖的区域范围大体呈西南—东北走向，东西宽50公里，南北长80公里，面积约4000平方公里。

图上57-64，就是成都平原宝墩文化诸城址的位置。

这些遗址在空间上的特点是，时代早的遗址靠近西侧山前地带，至晚期逐渐深入平原腹地。这与宝墩人从长江中游石家河人那里学习和掌握稻作技术后，从山前地带开始稻作并逐步开拓平原有关。

这是都江堰芒城。这座城呈方形，有内外城墙和内外城濠，从城的设计可知当时有一定的水利经验。

温江红桥村遗址防洪水利设施的发现，以及聚落选址的规律性等证据，皆表明宝墩先民已积累一定的用水和治水经验，人们在活动空间的选择上呈现一定的避水现象，洪水是影响古人活动空间选择的主要因素。

虽有学者认为其时的成都平原正处于洪水频发期，但是，迄今所知属宝墩文化早期的8座城址，除宝墩古城位于新津洪涝区附近之外，其他7座城均位于山前地带附近，如前所述，这些区域并无洪灾之虞。既使毗邻洪涝区的宝墩古城，迄今在该处发现的洪水地层也来自于附近的古河道，而在古人生活区并没有发现大面积古洪水遗迹。整个宝墩文化留下的古洪水遗迹也不多。

这些证据表明宝墩先民并未受到严重的洪水威胁。虽然可以说宝墩先民已有一定的与水打交道的经验，但大禹治水传说的原产地应不在此。

2.长江下游

长江下游三角洲地区，马家浜文化和崧泽文化快速吸收长江中游稻作栽培的丰富经验，自距今6000年的马家浜文化中晚期开始出现小型坑式稻田耕作系统，数百至一千年后的崧泽文化方见略大的稻田丘块。

此后，该地先民进一步创造了许多新技术与文化内涵，出现了象茅山遗址良渚文化中、 晚期这样成熟和完善的，集河、渠、田、埂于一体的大型耕作系统，出现了发达的稻作农业。在稻作农业发展的基础上孕育了高度发达并辉煌一时的良渚文明。

一些研究者有意将良渚文化与大禹治水相关连。

此说显见的错误是，二者年代根本对不上。一般认为良渚文化在大约2400BC时已被钱山漾文化（2400BC-2200BC）所取代 ，而大禹治水的年代所对应的，应该是取代钱山漾文化的广富林文化（2100BC-1900BC或稍后）。

迄今发现的钱山漾文化和广富林文化遗址非常稀少，与良渚文化时期遗址众多、文化发达的情形相比，此时已盛况不再。

有学者指出，良渚文化的灭亡是因为洪水（朱诚） 、海侵（林志方、谷建祥、贺云翱等）、 或系统性崩溃（陈杰），不过，此三说都承认这样一个共同的事实，即良渚文化所在太湖平原地势低平，其生态环境受海平面控制，对海侵和海退有非常敏感的响应。

据朱诚先生等人研究，该区全新世最大海侵应发生在10-7kaBP之间；据其统计，良渚文化时期至少有30个聚落的海拔为0~2米，有83个聚落海拔2-5米，另外，淀山湖和澄湖湖底两处遗址海拔为-5-0米。

在另一篇文章中，他统计了太湖地区 7~3 kaBP 年代明确的 20 处遗址共 157 口水井；其中良渚文化时期有 121 口，占水井总数量的77%，是古水井发现最多的时期。古水井分布以海拔5米以下的东太湖平原 (即阳澄湖、澄湖、淀山湖一带) 最密集，太湖流域其它地区明显偏少。根据苏州澄湖和独墅湖两处遗址古水井深度标高的统计分析，发现崧泽文化时期枯水期地下水位约在-1.5~-1.8米之间，良渚文化时期枯水期地下水位最低低于-2.5 米，马桥文化时期地下水位有所回升，最深位于-1.7 米左右。

陈杰先生等对上海广富林遗址地层剖面样品进行多角度分析，发现良渚文化时期气候较为温暖湿润，广富林文化时期气候向凉干发展，环境条件较为恶劣。

朱诚先生等观察到，在各遗址中，相当于良渚文化之后和马桥文化之前的地层，大多为不含任何文化遗物的自然淤泥层，淤泥层之上则常可见马桥文化层，表明人类文明在当时曾遭受过严重的灾变事件影响；通过上海马桥遗址良渚文化层之上的淤积层有孔虫和孢粉及沉积学研究，未发现有孔虫的存在，但有水生植物孢粉存在，推测当时未出现海侵但经历过陆地洪涝灾变事件的影响。

总体而言，朱诚指出，良渚文化时期气候温凉稍干，除了早期有短暂暖湿阶段外，气候总体趋于温干，其中良渚文化末期发生明显的降温和洪水事件。

虽然上述古气候学研究在具体方面含有众多内在矛盾，但总体情况无疑表明，4200气候异常事件是造成良渚社会崩溃的首要原因，主要表现为海侵以及干旱与洪水交替且无规律性的频繁发作。

距今4200左右的气候波动完全超出了良渚社会适应能力的极限，致使良渚社会趋于崩溃，社会共同体解体，人群四散。

良渚社会崩溃后，仅有极少数聚落凭借其独特的自然条件而延续其社会生活，相继演化成为钱山漾文化和广富林文化。但是，这两种文化遗址数量稀少，社会规模更小，显然无法组织起类似于大禹治水这样的流域性治水和水利灌溉体系修复工程。

所以，长江下游亦不可能是大禹治水故事的发生地。

3.长江中游

我们再看这一张长江剖面图。

从上面这张图可知，黄河直至下游方进入平原区漫流，而长江自中游即进入平原区，故黄河水患尽在下游，而长江水患多在中游。

长江流域洪水本来就多，其中又以中下游平原地区最为频繁严重，既在全流域性洪水中首当其冲，又是区域性洪水灾害的高发区，还是土地易涝易渍的地区。

依据文献记载，自西汉高后三年（185 BC）至1948年的2133年间被记录的洪灾事件共计978次，其中长江中游地区汉江、洞庭、鄱阳和中游干流被记录了496次洪水灾害，占全流域洪灾的51%，占中下游地区的78%。

研究者系统整理自明代中期以来的旱涝资料，得出结论认为长江流域洪涝灾害最多发地带，呈东西带状分布于长江中下游干流附近，中心地带在荆江地区，湘、资、沅、澧四水中下游，洞庭湖区，鄱阳湖区，下游干流至长江三角洲一线，上述地区大型、特大型洪涝灾害发生频率普遍在10%以上。

长江中游水势浩大，承接上游以及本区域各支流的水量后，已占到整个长江流域径流量的90%。

长江中游水流极为平缓，平均坡降仅为0.035‰（金沙江平均坡降为1.45‰，川江为0.19‰，黄河中游和下游分别为0.74‰和0.12‰）。江水、汉水等皆自西侧出峡，流入两湖平原以后，河床坡降大为降低，流速变慢而在西部和西北部不断加积。

全新世初期西部、西北部地形已趋于稳定，此后水域逐渐向东部和东南部迁移。干流河道虽大体稳定，但部分河段不断经历过洲滩的淤长与消失，穴口的冲开与湮塞，弯道的形成与裁直，主汊、支汊交替发展与萎缩，而使河道有所摆动。湖泊众多，古有浩大的云梦泽，今天仍是全国淡水湖最多的地区。

上古时期，长江中游江湖相连，可起自然调蓄洪水作用。在有古云梦泽作为天然的大蓄洪区时，既使在雨季时，水位亦不致上涨得太高太快，而在干旱季节仍有充足的水源可用。

不象现在，荆江河道由于束水归槽的缘故，在某种程度上变成危险的地上悬河。

这种地势低平、与大江相连的大湖区，对于当时长江中游的先民来说意义非同寻常。这是一种天赐的礼物：大湖区的水位以年为周期稳定地涨落，在涨落区形成大片肥沃的天然滩涂和沼泽田，可以用来栽种水稻。

这一方面促进了稻作农业的发展以及社会的繁荣，另一方面也使该地区特别容易遭受洪涝灾害。在湖水涨落幅度不稳定，涨落季节无规律时，就会对社会造成大的伤害。

前面评估了自然条件。再看社会情况。

事实上，我们另文有研究，长江中游地区迄今发现了全球最早的新石器早期原始稻作遗址，是稻作农业的发祥地。长江中游地区利用河湖岸边滩涂耕种水稻的例子，最早出现于距今八千多年前的彭头山文化八十垱遗址。当时该聚落周围已有人工挖掘的濠沟等初步的水利设施；此后澧阳平原新石器时代和铜石并用时代的聚落，大多有在聚落周围修建环濠的传统。

到距今六千多年前的汤家岗文化，已发现专门用于关水的田埂和大型梯田。

在屈家岭-石家河文化与后石家河文化阶段，长江中游地区出现了类似于澧阳平原鸡叫城那样的、经过精心设计的大型稻田水利耕作系统。

这张图描绘的就是澧阳平原鸡叫城及周边的聚落和水利系统。鸡叫城在距今五千五、六百年左右的油子岭文化阶段出现环濠，到距今5400左右的屈家岭文化出现城壕。去年在城里发现了大型木构建筑。

正中间的圆圈是鸡叫城和护城濠。城外又有两圈濠沟。再向西，是一条条的平行水道，在其东北部，也是一条条的平行水道。其间的稻田和聚落（图上用黑点表示）

整个一样的系统，又跟不远处的河流相连。

这一系统以城为圆心、城外环绕三重圆濠以及很多成排的以平行线方式布局的沟渠，环濠与沟渠之间分布密集的聚落与稻田。据我们观察，该系统的面积大约为10-15平方公里，相当于1000-1500公顷土地。城、聚落和稻田通过密集水道（沟渠和城濠）连结在一起，水道既方便航运交通，亦有利于农业灌溉，可以很方便地通过闸口调节水位，做引水和排水的管理。

这种大型稻田耕作系统的创建和形成、长期使用与持续维护，表明以下三点：

一是长江中游先民经过长期积累，治水用水经验丰富，人们已具备较为丰富的知识与技巧建设大型而复杂的水利工程。

二是已具备通过构建大型社会组织，从而形成较大的社会动员能力和协调能力，来建设并持续管理这一大型系统工程。

第三，这样一种大型沟渠—畦田并集航运与灌溉于一体的水利系统的出现，意味着巨量劳动投入，约束人们固着于一地，形成稳固的家园领土观念，致力于专心经营聚落周边土地，形成相当长期而稳定的社会预期。系统一旦建成，稳定的农业产出成为人们生计的基础和生活来源。人们也愿意持续投入大量劳动，不断维护它，让其发挥作用，一般情况下而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农耕家园。上述情况与传说所述大禹治水的社会背景与情形非常吻合。

换一个角度：长江中游地区迄今所知，城市出现时间早、持续使用时间最长、区域规模最大、管理体系发达、社会文明化的程度最高的地区。

公元前第V千纪末，长江中游地区的澧阳平原出现东亚最早的城——城头山城。

至公元前第IV千纪中晚期，一大批城市相继出现于古云梦泽周边地区。迄今在江汉洞庭地区发现和公布的城址有20余座，一些学者依据江汉地区城的分布密度估计，当初可能有大约30座左右的城。

这些城基本上覆盖了整个江汉平原与洞庭平原北部，甚至扩展到邻近的襄阳盆地。

上面的图表达的是古云梦泽-洞庭湖周边先商时期城址和重要遗址（1700BC以前）

从历史的角度观察，这些城在二千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先后经历了由圆形城至圆角方形城、再到方形或长方形城的完整发展过程，显示其完全由社会内生成长而来。而其他地方的先商土城址，普遍出现时间晚、使用时间短；出现的时代要比长江中游晚近二千年，使用时间则只有数十至数百年。总体而言，长江上游、黄淮和海岱诸城是在外因刺激或内外因共同起作用的背景下出现的，大多曾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间接地受到过长江中游的影响。总体来说，当时的长江中游社会就是谢维扬先生所说的具有超强地位，并对对外具有较大影响力的社会文化共同体。

与前述鸡叫城的例子一样，长江中游诸城在设计与建造时，都将水与城紧密结合起来，特别重视城市内外水运和灌溉体系的建设和维护，使人们能够更加便利地进行水上交通并方便利用水。

郭立新：

这样的图很容易用GIS做出来，问题是，在可见的历史内，不会有海平面上升1000米的情况发生。

当时城与水道的结构关系，有邻水而处、水道穿城过、内外双重环濠三种不同的结构形式。

其一如早期的两座城城头山、龙嘴尚只是邻水而处，让水道经过城门边，在城门边设码头。

上面这张图是龙嘴城。在当时，它的东、南、西三面环水。

其二如叶家庙、马家垸诸城的修建，乃随形就势，或利用自然河道来筑城，或在城内利用自然洼地进行人工挖掘造出人工水道，直接从河道引水入城，让水道从城中穿过，故这种结构一般至少有两个水门。

比如，上面这张这是叶家庙城，在它的西北角有一个水门，水道进入城中，又从西南方流出。

其三如鸡叫城、鸡鸣城、石家河大城-谭家岭城、城河城、七星墩城等具有内外双环结构，即具有内城和外城，内外城之间有内濠，外城之外还有外濠；内、外濠都与周邻自然水道、航道相连通，构成一个完整的、由人工修筑的水利和航运枢纽工程。这种内外双环结构明显具有处心积虑、有意而为的人工规划和设计色彩，内外双城和内外双濠的设计，在突出城作为社会中心的主体地位的同时，也充分体现了用水之利和避水之害的思想。

上面这张是城河城的平面图。黄色区为城墙，红色区为自然岗地。灰色区为濠沟。它有城内和城外两圈濠沟。有三个水门。通过这三个水门，可以很多方便地控制内城濠的水位。

前述三种城市设计都设有水门和码头，都共同体现了让交通和贸易便利化的目标，并围绕这一目标而不断加以改进。

长江中游这些城市并非平民居住区，而是神庙所在地和人们集会的中心，还是高等级祭司或贵族的居住生活区，同时也是供税、公廪区，以及作坊、市场、集会广场所在地，而在城市的周围，则可见到许多小型的平民聚落。当洪水或战争来袭时，城市也摇身一变而成为平民的救生保护区。

根据现有资料，我们可在长江中游看出，一个从壕沟灌溉到专业区、市场贸易、防御等功能齐全而强盛、庞大的联城邦国网络，此一发展过程相当近似于两河流域下游苏美尔文明起源而兴盛时的景况，其时代亦接近。

从某种程度来说，长江中游人们与水打交道的经验是最丰富的。

治水的技术与能力也是最高的。

为什么呢？

因为稻作灌溉，因为水上航运与交易。也说明当时长江中游社会已累积相当丰富的用水和治水经验，掌握诸多治水技术，并具备建设大型水利工程的能力。

换一个角度：从当时长江中游社会的规模看该社会的动员能力。

长江中游屈家岭-石家河文化的社会规模也在同时代是最大的，十倍甚至数十倍于同时代其他地区诸社群。依自然地理可将长江中游诸城细分为三个次区域：长江以南、鄂西江汉之间和汉北。

长江以南西侧一线城头山相距鸡叫城13公里，鸡叫城、青河城、走马岭、七星墩4座城东西向一字儿排开，彼此间相距29公里、42公里、30公里（皆为直线距离，下文同）。

鄂西长江与汉江之间迄今确定的三座城构成一个三角形：阴湘城相距马家垸30公里，后者相距城河城20公里，城河城相距阴湘城38公里；在附近还有荆家城和荆南寺等重要遗址。

汉北地区诸城，龙嘴在石家河诸城南8公里处，王古溜城在门板湾城北部43公里处；其余诸城基本上沿古云泽北部边缘呈弧形带状分布，自西向东依次为石家河诸城、笑城、陶家湖城、门板湾城、叶家庙城、张西湾城，彼此间距离分别为：22公里、11公里、15公里、35公里、37公里。此外，作为重要冶炼和手工业中心的大型环濠聚落屈家岭遗址，位于石家河诸城西北18公里处。

前述各次区域内部诸城之间的距离，平均28公里，均在一天可往返的行程范围内，毫无疑问，它们属于同一个社会互动网络的成员。三个次区域之间诸城之间的距离虽然略远（如鸡叫城相距阴湘城66公里，城河城相距石家河67公里），但也仍在步行一天可以达到的最大范围内。考虑到长江中游各区域之间通过水道航运，建设了以云梦泽为枢纽的便利的水上交通网络，六、七十公里的距离仍为可便利通达的范围。所以，总体来说，我们应该将整个江汉洞庭地区以诸城为代表的群体，视为一个单一的社会共同体。

这个社会的核心区，以目前的资料来看，主要分布于古云梦泽北、西、南三个方向，面积大约为6.5万平方公里。不过，依照华容七星墩城的线索或许可以推测，在古云梦泽东南及东部，很可能也存在城址和聚落，只是后来被洞庭、洪湖等水域淹没。

我们曾到幕阜山区调查，发现该地亦可能存在后石家河时期的城址（如通城尧家岭）。在江汉北部大洪山、桐柏山和襄阳地区，最近传出发现屈家岭-石家河城址的消息（如襄阳凤凰咀、大悟土城）。若然，该社会所在区域的面积或许会超过10万平方公里。可以说，这是当时世界上区域规模最大的社会。

长江中游地区屈家岭-石家河社会的统一性相当高，区域内各城联合在一起构成一个社会共同体。该社会经过长期且内生的发展历程，不断扩展范围和城邦数量，各个古城环绕着古云梦泽的西南、西、北和东北，在江汉洞庭平原宽阔的空间内，彼此间通过以云梦泽为枢纽的水域或水道互相连接，形成一个巨大的社会网络，被称之为“云梦泽的苏美尔”（见上图）。而且在公元前第Ⅲ千纪，石家河、后石家河时期，长江中游平原社会已初步进入王国文明阶段。

放眼整个东亚，在长江中游城市文明兴起繁荣之际，其他地区并没有可与之相媲美的文明存在，长江中游国家文明的出现比黄河流域要早将近二千年。

至公元前第Ⅲ千纪晚期的中国境内，虽然各地群城并起，各种不同规模的社会林立，但若以区域面积大小所表达的社会规模而论，无疑仍以长江中游的江汉洞庭区最大，而且比其他地方社会规模（大多小于一万平方公里，前面所说的成都原八座所代表的社会，面积大约为4000平方公里）大很多，相差非常悬殊，可知其社会复杂化程度完全不在同一个层次上。

实际上，长江中游地区是当时唯一形成了超级城址—大中型城址—小型城址—普通聚落四级聚落等级体系的、复杂的超大型国家社会的地区。其他地区最多只出现三级聚落体系。从城址和大型水利工程的修建可知，江汉洞庭联合城邦国家进行社会动员和组织的能力也是独一无二、无出其右的，足以为类似于大禹治水这类社会公共事业提供组织保障。

当然，或许有人会争辨说，前述屈家岭-石家河文明的盛况，若如我们所言，反映的是尧舜及之前时代的社会动员能力。大禹时代已经过三苗之乱，其农耕国家体系已经崩坏，至大禹时已不再具备这种动员能力。我们以为，三苗之乱虽然终结了该地原有政体，但此时长江中游地区已经历了一千余年的国家化历程，国家化的社会基础以及政体形式早已深入人心，而且三苗统治继续沿袭国家的方式，这些都为大禹重新建国成就大业奠定了深厚基础。

公元前23-22世纪是长江中游国家文明发展的重要转折点，当时发生的4200气候事件以及三苗入侵是从石家河文化演变为后石家河文化的主要外因。依据目前古环境研究成果评估，当时在长江中游与长江下游几乎一致，气候异常波动，干旱与洪水交替、冷热异常，极端灾害事件频繁发生。

一方面，一些研究在多处观察到这个时期的干旱化迹象。如日本学者 Yasuda 等分析城头山的地层与环境，指出在石家河文化晚期由于夏季风减弱，天气干旱而造成稻作农业灌溉的困难，因此而致使石家河文化衰落，一些大型遗址如城头山城等被放弃。

Li Bing等人对石家河文化核心区谭家岭一个剖面进行多手段检测分析，指出石家河文化时期气候温暖湿润，水域扩大，有利于农业的发展；石家河文化晚期，4200气候事件发生后，气候持续凉干，干旱使得沟渠包括石家河城濠逐渐被填平。毛欣等人同样利用谭家岭剖面，指出在4300~4124cal.a BP期间气候进入相对寒冷干旱时期，人类活动减弱。

另一方面，一些学者从各种不同的角度观察到这一时期洪水频发的情况。如王红星疏理考古遗址高程分布、文化层与淤泥层关系等证据，证明在距今4100——3800年间（后石家河文化），长江中游正处于其全新世第四次大洪水期。他认为在这几百年期间，长江中游平原区进入对人类生产、生活产生极大影响的洪水期。郭立新亦观察到大概从距今4200年起天气有异常波动，气温升降异常，洪水频发，湖群扩张。

朱诚依据长江三峡及江汉平原地区考古遗址的分布、文化间断、埋藏古树和历史资料，详细讨论了该洪水期洪水发生频次。吴立等人对湖北沙洋县钟桥遗址地层剖面进行锆石微形态、粒度、磁化率、Rb/Sr等地球化学指针的比较、AMS14C测年分析，并结合考古器物断代，发现钟桥遗址4168~3850 cal. a BP经历了一次古洪水事件，并相应堆积了古洪水沉积层，且该次古洪水事件在江汉平原地区普遍发生，导致湖面扩大，并可与具有全球意义的4000 a BP前后气候异常引起的大洪水事件相对应。

前面这些古气候的观察，有干旱，也有大洪水。这正是4200气候事件的情况。

农耕社会的生活节奏，必须以年节周时规律为基础。自农耕诞生以来，人类就开始追求掌握这种季节变化规律，在此基础上制作适合的农耕历法，用以指导农业生产和日常生活。气候与环境的季节性变化以年为周期而稳定可期，可预见且可靠，是形成稳定的农业生活的基础。

但是，4200事件期间频繁出现异常气候，在某种程度上打破了这种年节周期变化规律。这使得一些原本可预期的、有可靠收成的农耕活动，变得比较难以进行。

比如，原本已习惯湿地稻作的社会，会发现某些年份水位大幅下降，或水位升得太高，而使湿地耕作无法进行，饥荒随之而来。这种事若一再发生而社会没有采取有效的应对手段，社会便有崩溃之虞。

石家河与良渚社会明显都遭受到4200事件的冲击。

不过，良渚社会明显以崩溃告终，而石家河社会虽然同时还发生三苗占领政权事件，但其文化基础却仍然存在且延续下来，转变为后石家河文化。

两种不同的结局，反映石家河社会相比良渚社会稳定得多，具有更高的发展水平，和更强大的适应能力。

在后家河文化时期，虽然部分城址被废弃，聚落数量可能也有所减少，但文化脉落并未中断，是同时也有新的城市建立起来，而且进一步出现了明显的国家权力集中化趋向。

比如，在石家河内城谭家岭发现了这一时期的、随葬大量精美玉器的王级贵族瓮棺墓；澧县孙家岗垣濠聚落反而在这个时期兴起，该遗址同样也出土了随葬精美玉器的高等级墓葬；以华容七星墩城为代表的大型城址仍继续发挥区域中心的作用，相关文化堆积非常厚。

而且，后石家河社会进一步开拓了幕阜山金属矿区，在该区域发展专业化采矿和冶炼事业，其中，阳新大路铺、通城尧家岭城和平江童家遗址等，都是此类专业活动的代表。这项研究，可详参我们另外一篇论文《石家河文化：东亚自创的青铜文明》等（《南方文物》2019年4期，2020年3期）

以往大家都知道良渚玉器，实际上后石家河玉器远比良渚玉器制作精美，且表达更丰富的文化内涵。

前面给大家贴一些后石家河玉器，无非是想说明，这个地区的专业化水平（制陶、制玉和冶炼）以及社会思想和信仰系统化的程度、国家社会组织化程度，远超出我们一般人的想像。

所以，无论从一手考古资料复原的历史文化背景，还是从治水经验、治水能力以及治水必要性等方面来讨论，以江汉洞庭为中心的长江中游地区，最有可能是产生大禹治水传说故事原型的地区。

后石家河文化早期，气候异常波动，出现各种极端天气，对应于文献所表达的三苗统治时期。此时在非农耕的三苗贵族的统治下，国家不保护水利工程，因此水利废弛，人心震动。在三苗统治末期，气候继续变干凉且三苗统治时期对治水管理所累积起来的损害，已达到相当严重的规模。

在总体上水位降低，洪水爆发频率降低的大背景下，大禹响应农耕社会的基本诉求，带领大家疏通沟渠，恢复水利系统，有效治理并一度实现了终结长江中游社会经常面临的水患的愿望；并打败三苗统治者，重新划定九州，恢复农耕国家政府，因此而成为了大英雄。

讲完了长江。其实还有一个地区，需要补充一下，这就是淮河。

4.黄淮地区

淮河常受黄河侵夺，淮河北来支流大多亦曾为黄河泛滥的故道。是故淮河水文常受黄河控制，黄淮相连为一体，淮河中下游地带也成为人们探讨大禹治水地望的重点地区之一。其中近年被热门讨论的例子便是禹会村遗址。

我们需要再看这张图。图中8-11的遗址就是我们所要讨论的

禹会村位于上图11.

禹会村遗址位于安徽蚌埠市西郊，地当荆山之南，涂山西南约4公里处。西邻淮河干流，东侧不远处为天河，南邻大别山余脉。在实施文明探源工程时，因该遗址所在地名，恰与文献中有关禹会诸侯于涂山的记载相合而受到关注，并进行了重点发掘。

所以，它是“以文献记载的历史事件或史实为线索，有针对性地开展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的背景下开展的。对于这种以文献为先导，再通过考古做实的论证路径在方法上可能存在的陷阱，前面我们在讨论黄河中游时，已有讨论，这里不再重复。

2006—2011年对禹会村遗址所做大规模发掘，揭示了一处规模较大的祭祀场。该祭祀场的做法是，先挖基槽，然后从下往上依次铺垫灰土、黄土和白土，形成一个南北长108米、东西宽13—23米并与地面齐平的白土面。白土面上，自北向南，分别建有十字形凸岭、凹沟、面积约90平方米的长方形烧祭场（场内东西各有一个烧祭坑）、8个圆形寰底祭坑；南北中轴线的中部位置用土版筑出一个高出于地面的1米见方的覆斗形方土台，其南部一字排列35个长方形柱坑。在该祭场西部紧挨着一个埋藏祭祀物品和灰烬的大沟。

禹会村祭场紧邻淮河，涡河、天河、芡河等淮河支流皆在离禹会村北部不远的荆山、涂山附近注入淮河，而且涡河等支流在历史上曾为黄泛区。由于大别山余脉和山东丘陵在遗址东南部形成夹峙之势，原本宽阔的黄河南流泛滥区在此处收窄而阻滞河水继续东流，黄河带来的泥沙在此咽喉地带淤积，抬高了地形，在黄泛区形成一个足以让人类能够稳定生活的台地（皖北蒙城、固镇一带）。

但在台地西南和东北两端，分别被黄河与淮河冲开一个出水口，河水经此口东流。禹会村遗址即位于西南部的出水口附近，其地势极为低洼，很容易遭受洪涝，客观上有治水需求。有研究者认为该祭场中轴线指向淮河主泓道，即荆山与涂山之间的山口，似在暗示劈山导流；祭场配置亦隐含治水意象，可能是治水祭仪场，此说或可从之。

不过，发掘者和一些研究者将其定性为大型盟会遗址，并依文献记载、民间传说、所在地名与观察到的考古遗存之搭配，认为此乃禹会诸侯于涂山的盟会所在地。其说仍需商榷，难以成论。

首先，年代不对。发掘者认为该遗址存续时间不长，报告公布的7个碳十四数据的年代范围为2400BC-2200BC; 考虑到木炭样本年代有可能偏老，所以年代范围大体落在2300BC-2200BC， 比大禹时代早了二、三百年。从所出器物类型判断，亦与海岱地区龙山文化前期相当。

其次，从自然环境需求及社会的治水能力来评估，该地发生的洪水，在当时是无法治理的。禹会村遗存年代正处于4200气候事件发生之初。该地环境考古分析揭示，在出现文化层之前，亦即4200年事件发生之前，该地气候温暖湿润；4200年事件发生时，当地气候很快冷干化，不过又快速回升，然后再冷干化，在不长的时间内经历了4次气候异常波动。前文介绍禹会村所在地易受洪涝，再加上发生极端异常气候，其所受水旱之灾确有可能很深刻。

禹会村周邻地区发现的同时代遗址并不密集，其西北25公里处有一个龙王庙遗址，东部12公里有钓鱼台遗址，它们和周围一些小聚落构成一组，可能属于一个社会共同体。在其北部，有前文所述黄河泥沙淤积的台地（蒙城至固镇一带），台地出现聚落成群的现象，大体西起尉迟寺环濠聚落（上图，8），往东分别有南孜城（上图，9）和垓下城（上图，10）等，再加上周围一些小的聚落，构成另一组。但是，后者大体兴起于约2600BC大，至约2300BC已趋于衰落。

这两组之间相隔四、五十公里。若将两组聚落群同时纳入，我们粗步计算，大体上不超过8000余平方公里的范围。这样的社会规模在当时已不算小，但仍不足以治理象黄河、淮河这样的大型河流的泛滥和洪涝。

所以，在禹会祭祀场上举行的祭祀活动，与其说是为了治水，不如说是在气候异常波动的背景下，农耕社会祈求水、旱之神不再发作，保佑众生平安之举。

最后，这也不是一处如发掘报告作者所认为的那样，人们从山东、河南、两湖、江浙等遥远之地赶过来参加会盟的遗址，而是当地社会专门举行祭祀的地方。禹会村的主要文化因素并不像报告所阐述的那样复杂，反而较为单纯，大部分器物来自本地早期的大汶口文化晚期，并受到长江中游屈家岭-石家河文化强烈的影响， 如高领鼓腹罐、大口或中口深腹罐、筒形罐、缸、长颈壶、折腹壶、带按窝侧装三角扁足鼎、宽扁足鼎、瘦袋足鬶、刻槽盆、器座、豆、盘、石镞等器型的最早来源皆为屈家岭-石家河文化。

通观大汶口文化晚期、海岱地区和黄淮地区龙山文化的遗存，有很多来自屈家岭-石家河文化的因素。但是，考古界以往把海岱地区视为江淮地区文化最重要的源头，此种看法存在双重误读。

首先，考古界有将新出材料与先前发现的材料进行类比，以确定这些材料的性质与归属的习惯。这样习惯性地用先发现的材料和先有的认识，去定位和定义后发现的材料，先有的发现和认识严重影响后来的发现和研究。海岱地区考古发掘早，文化序列建立早，因此而成为周邻地区文化比较的标杆，并误将标杆当成源头。

其次，对诸文化年代框架的建立、对碳十四年代的分析不够客观。譬如，当前学界对石家河文化开始年代有不同看法。比较流行的观点是认为其年代为2600BC-2300 BC。但是，这样的年代是以未经校正的碳十四数据为依据的。进行校正后的碳十四年代表明，石家河文化出现于3000BC前后，即石家河文化的年代约为3000BC-2300 BC。

相较而言，海岱地区大汶口文化晚期要比石家河文化晚出现，且从皖北尉迟寺遗址的碳十四数据来看，在某些地区大汶口文化曾长期存在，且与其他地区的龙山文化长期并行共存。龙山文化开始于石家河文化向后家河文化过渡之际，即BC2300年前后；禹会村年代恰好相当于龙山文化早期，是龙山文化较早的遗存之一。

我们倾向于认为，禹会村遗存是在本地大汶口文化晚期基础上，在石家河文化的直接影响下形成的。石家河文化演变为后石家河文化之际，在其分布区的外围出现了类似于禹会村这样的遗存，应不是年代上的巧合。从空间来看，二者亦相隔不远。禹会村在石家河文化核心区的东北方向，处于大别山余脉北侧，与石家河文化核心区仅隔大别山相望。此前石家河文化早已大举越过大别山，进入豫南、豫中和皖北地区，所以，其对禹会村发生直接影响，禹会村有如此多石家河文化因素，并不足为奇。此外，禹会村亦有少量的鬼脸式足鼎等器物，可能因长江下游良渚文化晚期社会崩溃，人群四散而带入。

总体来看，禹会村深入受到石家河文化向淮河流域扩展的影响，并总体反映了长江流域诸文化向北扩展的时代背景。换言之，或许也可将禹会村视作海岱地区龙山文化形成的先声和中间的桥梁。

结语

探寻大禹治水地望，是研究整个大禹治水故事中，最具魅力也最有趣的部分，同时也是解开中国文明起源之谜的关键钥匙之一。

从春秋战国到明清的二千多年内，由于缺一手资料，人们只能从：

形态各异的口头传说，和早已经过二手和三手改造的传世文献记载中，

对于早已变成为治水神的大禹，或对于逐渐被描画为政治和文化正统性符号的大禹（因为大禹在传世文献及传统中国语境中被定义为天下第一“王朝”夏的奠基者，是其后中国数千年“王朝”大传统的开创者），

基于不同的理由，如从单纯地治理水患的欲望和热爱一方水土的感情，到表达政治或文化正统性的动机（这种情况在春秋诸国很常见），

不断地进行历史想象和再造，从而衍生、附会和发明了各种禹迹和传说。

也随着秦汉及以后大一统中国的建立与长期维持，而使禹迹几乎遍及全中国。

当代自然科学特别是古气候与环境科学的研究成果，使我们能够在科学事实的基础上观察和评估各个不同区域，在大禹前后水患的基本情况，了解治水的需求、必要性及难度。

而考古发掘、发现及研究，为我们提供了直接了解大禹前后社会情况的一手资料和证据，使评估大禹前后各个不同社会的治水经验、治水能力、治水的可能性等问题成为可能。

前面我们以自然科学与考古一手证据为基础，逐一分析和评估了黄河上游、中游、下游和黄淮地区，以及长江上游、下游和中游的水患情况，并将各地水患治理难度及所在社会治水能力的匹配情况作为考察重点，得出结论认为：

大禹治水只可能发生于长江中游地区；

其他地区在大禹时代或因水患并不严重（主要为地形地貌的原因，如黄河上游和中游、长江上游），

或（和）因社会规模和组织化程度不足，实际治水能力、治水经验与水患规模严重不相称（如黄河中游和下游、黄淮地区、长江下游），

因而不可能在大禹时代发生大规模治水之事。

我今天讲到这里。大禹治水的话题，还剩下一个主题，即：

我们需要如何看待类似于大禹治水神话传说的属性？

如何分析和讨论才比较合适？

这或许对我们的讨论有举一反三的效果。这个话题，我们留到下一次再讨论。

感谢【挥斥八极】学术讲座群的盛情邀请，感谢各位学友的热忱参与！多谢大家，欢迎批评指正！

洪范九畴：

感谢郭老师对大禹治水在长江流域的可能性梳理，郭老师通过对长江中游部族形态的详细描述，较为清晰的呈现了：

长江中游人们与水打交道的经验非常丰富，治水技术与能力非常之高，社会动员和组织能力也足以为类似于大禹治水这类社会公共事业提供组织保障，这方面确实是北方说无法比拟。

我基本认可郭老师的下述总结：

无论从一手考古资料复原的历史文化背景，还是从治水经验、治水能力以及治水必要性等方面来讨论，以江汉洞庭为中心的长江中游地区，最有可能是产生大禹治水传说故事原型的地区。

我觉得：这种追溯势必会超出对产生大禹治水传说故事原型的追溯，所呈现的制陶制玉冶炼的专业化水平、社会思想和信仰系统化的程度、国家社会组织化程度，面临着如何把周边地区裹挟进来，并被迫政治服从的解释创新问题。

比如中游地区很可能唯其水患太甚，可能反倒深刻的影响人们的治水侥幸。

因为水患的历史远比农业人类和前农业人类的历史更久，这会对前农业时代的人类行为构成天然的限制，促使他们形成避开不适合环境的生存选择，这会形成持久性较高的文化传统。

这种情况下的治水场景，应该是长时间一直维持基本生活环境，突然爆发能令人产生只要付出一定的努力，就有望挽救乡土的特定规模和形态的大水。

其很有效的环壕系统，未免会面临工程量太大，所能适合的环境可能也不多，觉得适合形成小范围的治水经验。

大禹治水感觉其深层内核应该是超族群的社会性大范围治水，从而促成超大区域社会结构的产生，由此形成对非治水地区的资源勒索乃至组织强制，进而形成体制性的常态组织结构和社会融合。

这部分软形态所需的区域环境，似乎很难通过长江中游的治水表现，得以呈现出来。

与黄河下游的大范围决堤情况相比，长江中游的水患似乎很难把其它地区裹挟进去。

郭立新：

按照魏特夫的说法：受自然界的限制，人努力改善生活环境。有些条件，单一个人或小群人可以改善解决；有些完全改变不了；有些可以改善，但需要许多人共同劳动和整个社会重新建构。水利属于最后一种情况，需要通过许多人的集体协作才可以建设和改变。

他这本书一方面高度重视水利在国家起源与演进中的作用；另一方面，它在讨论中国时，以秦汉帝国时代的黄河为例，用错了对象。这显然已不是文明和国家起源时代的情况。

洪范九畴：

所以环境恶化的形态应该是能被人民判断为这是临时性的，只要付出努力就能予以拯救；

常态性灾难、恶化到丧失挽救信心的高烈度灾难，会挫折人们产生和维持努力的信心。

郭立新：

同样面对4200气候事件（距今4400-4000），良渚社会可能象你所说的后一种情况，因而崩溃了。良渚文化衰退的时间正好发生于距今4400-4300年之前。但对长江中游，可能虽有困难和紊乱，但还能勉力克服的状态。

稻作社会有内在的需求和动机，去不断加强对水利，积累跟水打交道的经验，提高这方面的技术和能力。我们认为这长江中游稻作原生文明成长的内在动因。

洪范九畴：

这部分完全接受

郭立新：

这需要社会组织的配合与协调。若象良渚那样正好社会组织体系崩坏，就可能没办法。

长江中游自屈家岭以来，一直以联盟制国家为主。这种国家形态需要大量的协调，在突降的灾害面前，很有可能一时失调无力。这就给了山地的三苗族群机会。

洪范九畴：

雨季带来的大水，一般只能是水患，这会导致人们择地而居，有些适合水稻，排水也合适的地区，会令人产生小范围的治水企图，但这都是小范围治水的需求场景，小范围治水会积累治水技术，但不足以产生大区域的治水驱动

长江中游的雨水场景，似乎规律性很强，这会形成稳定的湖泊沼泽湿地，人们不太会对这种环境产生治水企图，所能想象的利益驱动，似乎主要是趋近适合大规模水稻地区，找个仅需付出一定努力，就能就地种水稻的生活环境。

郭立新：

平常时候的雨水、洪水，应该不太会进入历史记忆中且如此深刻；

小范围往往意味着小地区，小社会，可以积累经验，这是新石器早期的情况。比如，距今8000多年前的彭头山文化就存在环濠聚落，当时人们所应对是就是小范围的水。

洪范九畴：

对，目前看似乎还是小范围治水的居住场景，逻辑上人们会有选择的寻找这种生活环境，但可选择性应该不会很多；

但只要找到，进行一定的小范围治水，就能顺利生存下去。

郭立新：

是的，这是后来了屈家岭-石家河国家稻作的基础。两湖的文化发展情况是这样的：一开始，在8000多年前稻作区主要在澧阳平原（只有600平方公里的小地区），然后扩展到洞庭平原。

到大约6100年左右，稻作民从澧阳-洞庭平原，越过长江进入荆州一带，再往后才进入汉江下游北部今天门一带，并在这里迅速发展和组织起大型国家社会，而且后来者居上成为两湖平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反过来影响了澧阳平原和洞庭平原。

洪范九畴：

所以从具体的居住治水，到形成稳定经验，扩散为比如600平方公里的小地区，再扩张为洞庭平原，再到汉江下游北部，这应该都只能支持这种特定生活方式的治水形态。

郭立新：

种稻是很辛苦的。所以一般情况下，人们会像你所说的那样，选一块合适种稻的小区域，就可以活下去。但是，如果稻成为人们的主食，就成为生计所系，既使辛苦一些，也得不断扩大种植面积。

长期稳定定居，会使人口增加，反过来需要种更多的稻。在原来技术条件下适合种的地区没有了，这时要么有人外迁，要么发展新技术，改造一些原本不太适合种稻的地区（如梯田）。这样一来，对水利的需求就慢慢变大了。

洪范九畴：

这部分历史场景当然可望形成以大禹为符号的治水英雄，但所能产生的后续历史推导，会面临这种可能形成的超大型稻作部族联盟，如何被域外其它生活方式接受的问题。

郭立新：

这经过了四、五千年这么长时间的演化过程。到大禹时代，这个社会已经扩大到到整个江汉洞庭及周边地区。这时已有大型的国家化的组织，大禹治水这种事件，在何种情况下才会成为深刻的社会记忆，是我们下一步需要分析的。

洪范九畴：

湖泊文明有其弱势之处，就是对山地资源的缺乏

这附近的山地文明是什么形态，彼此什么关系啊

郭立新：

是的。所以，在大约6000年前，当时两湖平原与山地已有比较具规模的交易了。

附近的山地在7000年左右有发达的游猎文化，以高庙文化为代表。在距今6000年左右，平原的大溪文化明显进了山，在三峡有大量大溪文化遗址，高庙文化与同时代的平原农耕文化有密切的文化往来。

洪范九畴：

持久的常态交易模式，还会很难支撑巨大的社会需求，合理形态应该是征服该地区

郭立新：

难说。山地与平原在资源上互补。当然，平原人进山收购山货也是可能的。

洪范九畴：

反映在考古层面的这种密切交流形态怎么样和多久啊，看得出各自擅长哪种陶器和工具吧，皮子应该看不出了，骨头等山货还能看得出。

郭立新：

可以这么说吧，自大溪（6300-5500BP）以后，山地与平原在陶器、工具等方面越来越趋同，在这以前，它们各有自己一套较为独特的用具或物质组合。在大溪以后，陶器一般以平原风格为主，原本山地的那种风格慢慢少见。

当时交易的很多货品，如毛皮、盐等，现在考古情境中可能都见不到实物，但山里的玉石、平原的陶器还是有所反映。

自由之翼：

我家原来就在禹会区钓鱼台旁边，当地关于大禹的传说是最多的，我觉得禹会村可能性极大，因为从古至今，这片区域都是南北交汇之所，也是兵家必争的交通枢纽，就是现在，也以此地作为南北分界之处，所以在这个地方会盟是最合适的，很难找到比这里更合适的地方了，可以说华夏文明从一开始就分黄河和长江两支，所以可以考量古时帝王要统一北方南方是多大的事务，大禹通过治水获得了北方和南方的一致认可，因此会盟之地选在南北交界地无可厚非。

郭立新：

你说的这些，正是现在考古人当初找到并发掘禹会村遗址的背景。可是要思考的是，那个时候的社会规模，不像现在这样广大。如果禹会真是大禹会盟地，这里应该也是大禹所在社群或联盟者的区域范围。可以，实际上，在考古田野工作可知，这个地区的遗址数量相对有限，分布区域就那么大。在它的西北、北部和东边不远处就是黄泛区。

现在考古发掘的禹会村的年代，也与大禹治水的年代不符。可以考量的是，此地应该是一个文化过渡区，不是那个时代的文化中心区，不是那种具有重要文化影响力的地区，这些年禹会村一直在做工作，在发掘。去年又发现了城址。这是你家乡，可以持续关注。发掘得越多，了解会越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