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兼谈湖南地区盘龙城文化

郭静云、郭立新等 考古侦探 今天

（以上图片均来自网络）

立新老师：我觉得，石家河文化这种强大而又影响广大地域的文化，不会轻易地断绝传承，但目前普遍的认知却与此相反，认为石家河文化衰退灭亡，被来自北方族群的异文化所取代。从现有的考古出土资料看来，这种观点相当难以成立。

鹤语同学：石家河不仅仅是一个“文化”，更是一个很大的国家，周围受它影响的地方比其国家范围更大。就像是受大唐帝国影响的地方，一定比唐朝时的国家范围更大。

甲同学：老师，请问造成一个文化彻底灭亡的原因是什么呢？

静云老师：原因有很多种，有时是因为自然灾害，例如气候长期异常、干旱、海侵、水源枯竭、疫病等等，有时则是人为原因，例如遭到外族入侵，居民迁移等等，这些事常常同时发生，也就是中国人常说的“祸不单行”。比如说，气候恶化导致多年收成不佳，社会秩序大乱，强盗横行；或者自然灾害和兵灾使得屍横遍野，水源受到污染而爆发瘟疫；又或者凶残暴虐的外族连年入侵，农田荒废，人口锐减。不过文明的规模越大，越难被毁灭，除非发生持续百年以上的灾变，才可能使这个文明最终步向毁灭。但还是要分析实际资料，有没有灾祸的痕迹？灾祸持续多久？是否有多种灾害？当然，如果是大海侵或海啸，这谁都没有办法。但甚至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曾经有很成熟的文化，他还是会留下痕迹。石家河当然也没有在海啸下淹没。

其实为了评估文化毁灭的情况，关键的问题是要了解：灾祸有多重，持续了多久，中间有没有间歇期，如果有缓歇，哪怕老一代人死亡率过高，新一代还是会出生，而重新发展起来。其实从资料来看，看不出石家河晚期数次发生的水灾严重到这个程度。有些聚落可能被淹没，有些城墙和灌溉设施被冲坏，但并没有严重到人们死光，全都不见的程度。

甲同学：那么为什么很多考古学家都认为石家河文化衰亡了呢？如果分析考古出土资料即可推翻，怎么之前都没人发现？

立新老师：这跟考古的发现史有关。我们前面也讨论过，考古研究存在较为严重的路径依赖，一部考古认知史首先就是一部考古发现史，研究者习惯用先发现的去定义后发现的，用既有认识去定义和引导新认识。由于某些地区较早发掘和研究，因此逐渐产生了某些地区即是某文化发源地的“错觉”，即使之后发现其它地区也有着面貌相近的考古学文化，但由于该文化的发源地已成定论，所以自然地认为该文化从发源地“传播”到其它地区，才会出现各地有着同一文化的情况。然而考古是一个不断有新发现的学科，随着考古的进展，很可能会“推翻”过往所谓的定论。因此，理所当然，应该重新对过去的研究进行整理与反思。但事实上，很少有学者会摒除既有认知，重新梳理各地资料，大多数人倾向于抱持旧有定论，站在原有立场上，去分析、定位和框限新材料及其认识。旧看法经常被人们认为是知识的“前提”与“基础”，因此不易抛弃，而且两千多年來的意识形态告诉我们中国是黄河文明，既然这样，五帝和夏商的历史应该都是在黄河流域才对。因为商传承了很多石家河文化的因素，那它一定是从北方传来，是它把石家河毁灭，并吸收了这个地区的文化。我原来也是这样认为，但整理资料后发现情况正好相反。商文明就是在石家河文明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传承石家河，因此夏王国所代表的就是石家河文化的晚期阶段。大禹治水的故事，就是在描述长江中游的人们克服洪水的事实。

石家河文化晚期虽然遭遇了洪水期，可能有过一阵子混乱，如文献所载，考古也能看到，山地的三苗下到平地建立统治，但是该文化并没有灭亡，也没有遭受远方异族文化的侵略。传说中大禹治水最后成功，这个故事既然能夠广为流传，说明这个文明对后世的影响力很大，并没有灭亡，而是从夏王国起开始转变，并接着形成新的商王国的文化。这部分我们请诗萤同学从考古资料来介绍这段历史吧！

诗萤同学：老师、同学们大家好。因为我们研究的核心地区是湖南，所以接下来我为大家介绍湖南地区的“盘龙城文化”。不过我想大家应该很好奇“盘龙城文化”是什么？好像是从来没有听说过。其实盘龙城文化就是继承石家河文化而来的文化，就像是石家河继承屈家岭文化一样，石家河文化并未断绝，而是被本土发展的盘龙城文化所传承。

甲同学：为什么认为石家河文化没有断绝呢？文化有可能衰亡不是吗？

诗萤同学：你说的没错，文化有可能断绝，所以要观察其文化因素是否被传承下去。

甲同学：文化因素具体是指什么呢？

诗萤同学：基本上是从考古所能发现的一切代表这个文化的特征和事物，除了最基本的遗迹遗物之外，更高层次的工艺技术、生计方式、社会结构、信仰观念、礼仪制度都包含在内。基本上，比较石家河文化和盘龙城文化，我们可知其器形和纹饰很多都相似，即是代表着传承的关系。例如我们看陶器器形，鼎、尊、豆、大口缸、斝等，都可以看到从石家河传承到盘龙城的清晰痕迹。

甲同学：一直以来都以为斝、尊是北方中原的器物，想不到其实在石家河文化中已经出现了。

诗萤同学：是呀！也有人认为盘龙城的鼎和豆是北方南传的器物，但其实这也是石家河文化的固有因素之一！“北方中原”这个说法并不准确。我们前面已经说过，当时真正的中原是以江汉平原为中心的江河中原。所谓“北方中原”的郑洛地区，也只是江河中原北界的一小部分。所以鼎、豆、斝、尊并非“北方”器物，事实上它们属于同一文化。过度强调“北来”即是中原中心想法作祟，事实上很多因素是源于所谓“南方的”石家河文化！

立新老师：这里我要说一下考古常用的文化因素分析法。这个方法用得对不对，有一个前提是要准确判断不同文化因素的性质。实际上，这种判断经常存在前面我提过的路径依赖，比如，习惯性地也是想当然地把鼎、豆、斝、尊等当成“北方”的器物，而无视它们都是首先出现在盘龙城的事实。如果带着这种偏见和认识去分析后石家河文化和盘龙城文化，自然就会得出后石家河文化、盘龙城文化不是本地传承发展，而是北方影响下发展起来的结论。

甲同学：这些纹饰中，方格纹的制作其实很简单吧？能否以此来说明传承是否不足？

诗萤同学：是呀，但是从我所列的表中可知，不只是方格纹相似，所列的多种纹饰都有相似的情况。纹饰中比较明显看出传承关系的是附加堆纹，大家如果熟悉长江中游的器物就都知道，这种纹饰在长江中游相当常见，而且都出现在重要的礼器上；至于叶脉纹，有学者指出是外来因素，但是其实早已出现于石家河文化。

梓浩同学：但是只凭陶器就说明两者有传承关系，似乎并不全面？

诗萤同学：是的，还有其它的例子说明他们的传承关系。例如说玉器。

甲同学：可是玉器可以保存很久，也许是后来的人们收藏的“古董”呀！

梓浩同学：是啊，一些拍卖中的古董，以前曾经是皇室的东西，但现在只要有钱就可以弄到手了。

诗萤同学：没错，是有这样的情况。但是这些玉器中，有些是用来表明身份的，例如玉鹰，在石家河与盘龙城中，都是高等级贵族才可以持有的东西。如果只是单纯作为收藏，而不懂内在价值，那就不需分等级贵贱，大家都可以拥有。但玉鹰在盘龙城中既然成为能够代表高等级贵族的象征，平民不可拥有，这应该表明盘龙城确实传承了石家河文化的概念。另外，很多同类的玉器，明显不是作“古董” 收藏，而在盘龙城时期继续制造，所以器形也慢慢有些变化，但仍明显可以看出其变化的轨迹。（2015年石家河城址发现的玉器已扫除所有的疑问）。

乙同学：你怎么知道玉鹰是高等级贵族才有资格拥有啊？也许是因为好东西都给高等级贵族拿走了呢！

诗萤同学：这种玉鹰，即使是同属于盘龙城文化的遗址也少见，大多出于高等级墓葬，此外还有陶鹰，可能是作为玉鹰的替代品，是较低阶贵族的象征，可见不是寻常之物。

乙同学：那也可以说是因为古董的价值而仿冒制造陶鹰啊？像现在，坊间有许多仿古的青铜器。

诗萤同学：若只因为古董的美观价值，正如仿古青铜器，他们也可以弄来玉料，做成仿造的玉鹰呀！但是却没有，因为玉鹰有着身份象征意义，不可随意制造，而只能以陶代替，这也反映了他们严守阶级的区别。

乙同学：说的也是，如果对他们来说没有意义，那就可以随意制造，像我们现在可以随意制造青铜器一样，但在西周时期，谁敢随便制造青铜器？就连金属都是王赐予的稀有资源呢！

诗萤同学：是呀。除了器物之外，盘龙城文化在墓葬、建筑等方面，都传承石家河文化。盘龙城的墓葬都是竖穴土坑墓，头朝北居多。此外二层台墓和腰坑墓源于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将这些葬俗继承下来，后来在盘龙城文化也有出现。而建筑方面，仍是以方形结构为主，墙基厚实，以木骨泥墙的方式建成，地面铺以红烧土，重要的建筑则会另建夯土台基。长江中游地区在大溪文化时期已经大致形成完整的建筑型式，夯土台基甚至可以追溯到彭头山文化。

乙同学：建筑相似就能算是有传承关系吗？外来的人雇用本地的建筑工，不是也有相同的结果？

诗萤同学：那么建筑工的技术总要有个学习的源头，如果本地文化早已灭亡，建筑工又该师承何人？至少可知本地文化并未灭亡。况且目前考古资料并未发现当时长江中游有战争和被征服的痕迹。盘龙城所发现的战争和被征服的因素，是在最晚的六期和七期之间。这是殷商的武丁时代，文献也记载了“武丁灭楚”，也就是盘龙城文化的毁灭。武丁之前的五帝、夏商都是楚文明的历史。

甲同学：学姐你说得太好了！

诗萤同学：因为目前所见的资料，可知历史较可能是如此，而不是“嵩山”文明论。如果所有的资料都那么吻合，都在表达同样的史实，为何不听资料所说的话？

乙同学：也许只是建筑的技术保存下来而已。

诗萤同学：我并不是只说建筑这一个证据而已，前面也已经提出了：陶器、玉器、墓葬这些佐证。而且宫殿是重要的建筑呀！不可能任意兴建。即使平民居房可能因地制宜，宫殿难道也能轻率了事吗？

梓浩同学：就是说那时的皇宫已经依照风水建筑了吗？哈哈哈。

诗萤同学：没错，有类似的意思，这要看你怎么理解“风水”的含义。当时的宫殿不只是王的居所，也是国家中最重要的祭祀场所，所以怎么会随意找当地的工匠建筑呢？况且“夯土台基”在长江中游地区一向用于重要建筑，盘龙城的宫殿也有类似设计，如果不是观念传承下来，怎么会知道用夯土台基来建筑宫殿呢？

柏熹同学：不过住所的建筑，还是和气候有点关系，总得以住得舒服为主吧？

诗萤同学：是的，不过即使外来者因地制宜，建筑神庙的宫殿，但因为信仰的缘故，还是会稍有自己的特色，而不会完全按照本地的方式建造。就像我们现在很难看到建得像佛寺的教堂吧？这和信仰有关系。

乙同学：刚才说到腰坑墓，我的印象中，腰坑墓应该是商文化的重要表现之一吧？

诗萤同学：没错，而盘龙城就是商的中央区和发源地。

静云老师：“商文化”这种表达，本身就有问题。你刚才说的商文化，其实是指“殷商文化”吧？就是专指以安阳殷墟为中心的文化。

乙同学：不是的，还包括殷商之前的二里头文化、二里岗文化，它们不也是“夏商文化”吗？

静云老师：殷商文化和所谓的二里头文化、二里岗文化并不是一脉传承的文化。

乙同学：是吗？！

静云老师：盘龙城遗址呈现的文化因素和二里头文化、二里岗文化基本相同，只有早晚关系，你认为如何？

乙同学：那应该是二里头文化、二里岗文化影响了盘龙城文化吧？

诗萤同学：你的想法就是立新老师刚才提过的问题：石家河文化遭到外来者入侵的观点存在疑问。你为什么觉得一定是二里头文化、二里岗文化影响了盘龙城文化，而不是相反呢？

乙同学：因为二里头文化、二里岗文化很强大啊，他们就是夏和商。那这就符合异文化入侵的特点。

诗萤同学：那你凭什么认为二里头、二里岗是夏商？凭什么认为他们很强？

乙同学：难道不是这样吗？

诗萤同学：你见过多少二里头、二里岗的兵器？

乙同学：我不知道……

诗萤同学：其实很少，所有东西也比不过盘龙城。如果二里头、二里岗是中央而盘龙城是边缘，那这种“中央”太穷太弱，“边缘”却太富强了！

甲同学：如果是和二里头文化、二里岗文化内涵相同的话，那盘龙城不就是属于二里头文化、二里岗文化了吗？为什么要独立成一个文化呢？

立新老师：这么做，就是为了不引起大家的误解，以为商文化从郑洛地区发展起来。事实上，你们的想法就显示，你们有了对二里头文化、二里岗文化的既定印象，认定了二里头，二里岗为中心，之后其它新发现的遗存，就都认为是从“中心”传来的。

甲同学：老师觉得对中心的认识是能够改变的？

立新老师：当然可以变。前面我就说过，考古首先是一个依靠发现来确定自己认识的学科。考古学家认定的文化中心，往往跟考古发现和认识史有关。考古发现有随机性，随着考古发掘的进一步开展，原有的认识就有可能需要改变。早期的发现是不是刚好代表这个文化的中心？这种可能性存在，但只能说是巧合，是历史的偶然性。越到后期，考古资料越多越全面，才越有可能判断出这个文化的中心区在哪里。

乙同学：可是这样不就没有定论了吗？

静云老师：“定论”？科学研究哪里有那么多定论？特别是在材料还少的时候，就根本不应该有定论。使用现有的所有材料来研究，当然会得到与目前的知识和材料相应的结果；如果之后有新发现，就应该改变原有的观点，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科学认识也好，历史复原研究也好，都是一种历史过程。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我们唯一需要尊重的就是一手的资料和证据。所以，当新的资料表明，二里头、二里岗和盘龙城等遗址都呈现出同样的文化内容，属于同一个大的文化圈，那么，我们应该放弃既定中心的做法，而是根据所有资料和证据重新思考，这个文化圈的中心到底在哪里。当然，在重新思考的过程中，除了从材料出发外，我们还需要看到组织材料背后的情况，以及文化发展渊源问题。郑洛地区在二里头遗址出现之前是相当贫穷的地方，而长江中游一向是富裕繁荣的地方，盘龙城的大部分因素，见于长江中游的石家河，而不是郑洛地区所谓王湾三期、新砦之类。文化的传承怎么可能先从石家河传到几百公里远的二里头，然后再传回到石家河故地的盘龙城？如果说后起的盘龙城比二里头晚很多，那还有可能；但问题是，盘龙城二期和二里头一期几乎是同时兴起。跟二里头相比，盘龙城二期之前还有一期文化层，文化发展成熟的年代应该更早。盘龙城顺天时，得地利，具人和，理应是石家河文明的直接传人。

我这里有一盒饼干，大家一起吃吧？谁先拿？坐在我旁边的范梓浩或者坐在最远的赵柏熹？

柏熹同学：好东西总是梓浩先拿，他总是坐在前面！到我这里就一片饼干都没了（生气）……

梓浩笑笑，高兴拿饼干：所以嘛，盘龙城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哦。

徐坚老师：不要太欺负柏熹，留给他一点，大家都来分一分吧。

（同学们休息一会而吃饼干）

甲同学（嘴里还嚼着饼干）：但是二里头不是率先掌握了青铜器吗？掌握新技术而成为新中心不是很自然的事情吗？

诗萤同学：这些问题其实是可以一起说明的。首先二里头为什么能最早掌握青铜技术？他们怎么知道金属矿料？难道二里头附近有丰富的铜矿？

甲同学：因为他们先接触到其它青铜文化吧，例如北方草原地带与河西走廊地区。

静云老师：河西走廊地区学习米努辛斯克盆地的冶炼技术是很有可能的。但情况应该比较晚，大概距今4000年左右。那时候其它地方已经进入青铜时代，发展出成熟的技术了。郑洛地区则更晚，而且离河西走廊比离盘龙城更远，它们之间应该没有直接的来往。

甲同学：我慢慢才发现，我们原来的知识就象这张图一样，还是要排到位。（大家笑）

静云老师：炼铜需要铜矿，还要掌握高温技术。所以，率先自行发展出青铜技术的地方，一定是有着制作青铜所需矿物，同时具备高超制陶技术的地方。在长江流域的湖北大冶、江西瑞昌一带，是矿藏富足的铜矿带；加上屈家岭文化时，制陶技术就已经十分发达，结合这两点，很有可能发现铜。

梓浩同学：为什么制陶技术和能够认识“铜”有关呢？

静云老师：铜的熔点高达摄氏1084度。即使人们居住在临近铜矿的地方，但如果没有掌握高温技术，就炼不出铜。如果不能熔化出铜液的话，铜矿对他们来说，还是无法利用的石块而已。所以，最早炼铜的人，一定已经掌握了高温的技术。在那个时代，人们之所以掌握高温技术，和制陶有很大关系，不是吗？

梓浩同学：但即使如此，他们为什么要把铜矿放到陶窑里烧啊？

静云老师：最初完全有可能是出于偶然，因为陶坯或做窑炉的粘土中含有碎小的矿砂。当时制陶时，为了追求制陶技术的进步，陶工经常进行改良实验，在陶土中加入各种不同的掺和料，很可能在其中加入铜矿砂，或者取掺了铜矿砂的土制陶，大溪晚期、屈家岭时期已经能烧很高温的陶器，所以就能发现铜的熔化现象了。

柏熹同学：目前在考古遗址中发现的铜矿石，最早大概可以追溯到什么时候啊？

诗萤同学：距今5500年左右，在油子岭文化早期已经发现了。

梓浩同学：这非常早喔！比华北早得多 ！

鹤语同学：这应该和蚩尤的故事相关吧？传说的年代和油子岭也差不多，或许蚩尤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管子》有记载：蚩尤作兵，他们受卢山之铜而作剑、铠、矛、戟……

诗萤同学：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了，蚩尤只是神话吧……

静云老师：神话不能直接当成史实。这是古人留下的某一文化的记忆，到战国、汉代时，这些原先口传的神话被记载下来，但已经涵盖和混合很多不同时空的理解和记忆。当然，其中可能也含有源自长江中游发现铜的记忆，但是传说和史实有差异！首先，长江中游的铜器不以兵器为主，主要是工具和礼器，这是本地特点。在北方，直到西周时期，青铜工具还是不多，南方因不缺铜，技术也发达，青铜工具一直被广泛使用。

乙同学：南方有发现早期铜器吗？印象中好像都是北方。

静云老师：屈家岭文化应该是有红铜器，但目前很少有正式公布，因为意识形态的框限，认为这是“新石器时代”，所以不允许发现铜，但确实曾发现过。石家河文化则是确切有小型青铜器发现，如石家河城中的邓家湾和边上的罗家柏岭都曾有发现，时间上和北方发现小型红铜、青铜器的时间相差不多。由于铜矿来源的关系，北方很可能是接受外来的器物或者技术，而石家河文化所发现的器物应该是本地自行研究发明的产物。

乙同学：我感觉还是证据不足，还有其它证据吗？

诗萤同学：有距今5500年的铜矿采集的资料，有大概距今5000年的红铜器，和约距今4500年的青铜器，这证据怎么会不足呢？二里头距今3700之后才有小型铜器，难道就证据充足？而且针对石家河与盘龙城青铜技术的传承关系，还有其他方面的证据可以做补证。例如说，大口缸、硬陶，还有范铸法。

首先说大口缸吧！厚胎大口缸的造型呈尖底、口大，底部外突，无法直立，因而具有显著特色。经过研究，发现这种陶缸可以用于熔化铜液，并进行浇铸，这即是坩锅的用途（图中甲、乙、丙型陶缸）。而这种陶缸在各地都出现不多，唯独大量出现于长江中游，是长江中游既有的器物。缸在石家河文化时突然被重视，当时所制的祭祀用陶缸特别厚实，完全可以作为坩锅使用。特意将厚壁陶缸用于祭祀，这与陶缸能够在铸铜环节中起到作用应该是有密切关联的。

甲同学：可是你不是说“江河中原”均属同一文化吗？为什么北方郑洛少做缸呢？

诗萤同学：同一文化也有中心区域和边缘区域。北方也有缸，甚至还作为礼器以表重视，只是造型通常难以作为坩锅来用，很可能是因为不清楚缸作为坩锅的用途和制法，自然也就难以理解南方人重视缸的原因，所以他们较少做缸了。这一点也说明了北方不懂南方的铸铜技术。

梓浩同学：那这么说来，这种以缸为坩锅的铸铜技术并没有广泛传播，而是仅局限于长江中游地区，郑洛地区的人可能并不理解这种技术。

诗萤同学：这一技术在当时是较为先进的技术，自然不会刻意广传，以保障自身在技术上的优越。北方殷墟时期出现一种叫做“将军盔”的坩锅，应是基于陶缸为坩锅的技术而来。由此可见，这种技术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传向了北方，不过“将军盔”仍只出现于能制造青铜器的少数几个国家，因为它只是为了铸造青铜器而烧制。技术的发展通常建立在原有事物的基础上，大口缸是这样，硬陶也是这样。

梓浩同学：我补充一点，印纹硬陶就是瓷器的前身，硬陶与铸铜技术有关，因为能烧成硬陶的温度和能够铸造铜器的温度相近，都是千度以上高温。我看过相关文章表示，硬陶原是用于制造坩锅和陶范的材料，所以能够铸造青铜器，也就会烧制硬陶。

静云老师：硬陶的确与铸铜技术有关，但并非用于制造坩锅和陶范，我比较倾向于认为硬陶是铸铜技术研发过程中的副产品。在炼铜的过程中，炼炉自然瓷化而成为夹砂硬陶，此乃硬陶和原始瓷器技术的滥觞。同学们应该了解，烧陶的窑壁和制陶的原料都是土，烧陶的人会发现一般的粘土在高温下会融化，所以进行高温烧制时，需要寻找一种耐高温的土，反复的试验下，人们发现将瓷石与陶土混合后，能耐高温。于是把这种混合的土作为炼炉或坩锅的內部，在高温作用下会自然出现瓷化现象。瓷化现象所造成的坚硬且有金属感，逐渐被人们认识及欣赏，进而尝试用这种土做高温陶器，烧出来的即是硬陶，开始被用作宝贵的礼器以及高级贵族的用具。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的硬陶是在鄂东南后石家河文化偏早阶段，距今4200年左右。而这个地区恰好也是早期炼铜的关键区域，其炼铜遗迹甚至比硬陶出现的时代还要早一些。

诗萤同学：嗯，硬陶在刚出现时，也是一种很难得的高技术产品。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早期硬陶器，大多数不是用作实用器，应是作为礼器使用。

静云老师：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差不多十年前，我那时候还以为夏商的源头在河南，所以我去河南二里头、郑州找出土的带神纹礼器。到了二里头工地，感觉上没有我想找的东西，都是普普通通的灰色陶器。突然仰头，在最高处看到一件与其他器物毫不相似的大簋，就像看到外星人一样突兀，它带神纹，陶质、陶色都不同，明显不是本土制造。工地里的人也都说这是从长江流域进来的硬陶。超级美，就是它。

梓浩同学：老师，我这样理解，对么？一般的陶器无法耐受硬陶能承受的高温，所以最初追求高温的理由，应该不是因为已经掌握制作硬陶的技术，而是因为对铜有强烈的需求，所以追求掌握稳定可控的高温，正是在不断进行的高温试验中发现并制作硬陶器。其实合金的熔点偏低，因此陶范和坩锅不需要耐受过高的温度，合金熔点大概800度左右而已。

诗萤同学：是的，陶范和坩锅多数只是夹砂和石英的黏土。不过目前南方的陶范发现的较少，多在北方二里岗、殷墟发现。

乙同学：等等，如果陶范多在北方出现，不是和南方为青铜技术起源的说法背道而驰吗？

诗萤同学：没有。我在盘龙城与石家河遗址发掘时，经常看到地层中出现一些已软烂如泥的陶缸，难以取出或复原，即使能够取出，通常其边角也磨损严重。包括美丽的印纹硬陶，在土中看到痕迹但取不出东西。陶范保存情况比陶缸更差，而且陶范上的刻纹也多有残损，难以被人们发现和注意，这和南方高温多湿的气候环境有关。盘龙城、三星堆、吴城文化的情况都一样。 然而其青铜器具有当地色彩，不可能是外地制造，也确实是由陶范铸造的；此外，盘龙城遗址出土青铜器中的泥芯，经检测也属于当地的泥土，这些都显示出盘龙城的确可制造陶范与青铜器。结合前面静云老师讲的硬陶发明的过程，从中可以推知，当时进行着铸造大型青铜器的研究和反复实验。人们一开始可能用石范来铸器，后来发现适应性更好的陶范。但是盘龙城陶范技术属于较原始的摸索阶段，未必像后来的陶范那么规整和好辩认，所以在发掘时很容易被忽略。相反，二里岗和殷墟遗址出土的陶范，其时代较盘龙城晚，也具有清晰可辨的特征，说明其陶范技术已处于稳定和成熟阶段。

有很多人认为中国的青铜技术来自西亚，经西北和北方传入南方。按照这个逻辑，使用陶范的块范铸造法也应该是自西方传入的技术。奇怪的是，西亚却没有块范法。块范法是中国独有的创造，是世界其它地区没有的技术。块范法的唯一性表明，中国至少应该有一个独立的炼铜技术起源地。目前所有证据，都将这个起源地指向长江中游，特别是鄂东南矿区，块范法技术是从这里出发扩散到其他地区的。

甲同学：北方接受外来的冶铜技术，再自行研发和创造块范铸造技术，这样不也可以吗？

诗萤同学：通常如果接受外传，则只会直接使用外传技术，或者使用很久之后才改良，创新并不是那么容易和快速的事情。也有像是“山寨产品”这种例子，只学习却不创新，这不也是常有的事吗？

梓浩同学：说的也是，后来传入失蜡法时，中国也没有因此研发出独特的技术，而只是学习和模仿。

诗萤同学：是呀，所以说，使用陶范制造青铜容器的这种想法，更可能是来自于制陶技术更加高明的南方，而不是北方。块范法应是由南方首先创造的独特技术。此外，郑州出土铜器的化学鉴定也表明其来自长江中游，有很详细的化学分析，这没什么问题！

钰珊同学：还有化学？学姐真是太厉害了！我不太会化学。怎么办？

立新老师：不要急，历史中有很多不需要用化学或统计学方法来分析的问题

.甲同学：我反而喜欢化学，在初中时做了很多实验。哈哈。

乙同学：我听过这样的解释：郑州的人来到盘龙城，并以盘龙城作为据点，是为了掌握并开采鄂东南的铜矿。

诗萤同学：但是郑州在本地没有铜矿，不知道铜矿是什么，他们可不像现代人有电视和网络啊，甚至还不知道青铜技术。

梓浩同学：他们也许占卜？哈哈。

（同学大笑）

诗萤同学：梓浩，你让我笑到没办法继续说了！

梓浩同学：邱老师抱歉！

诗萤同学：（忍笑）而且假如武汉的人们已经用了一千多年的铜，他们为什么要让郑州人随便用当地资源？郑州人很强？武器很多？

梓浩同学：他们的巫师很厉害，可以使妖术让武汉的人听话！

柏熹同学：梓浩！

梓浩同学：嘿嘿。

诗萤同学：郑洛地区没有强大的军队，在武丁之前长江中游也没有发现被攻击的痕迹，况且盘龙城的文化源于本地，不是从郑洛那边过来的，所以我还是认为北方的人不可能来采铜。如果说盘龙城的出现代表外地人过来采铜，那么就应该只有在铜矿区及附近交通线上才出现盘龙城文化。可是实际上，这种文化不仅在鄂东南有，鄂西也有，湖南也有，这些地方是没有铜矿的。所以外人来采铜的说法，实在解释不通。盘龙城就是长江中游本地的文明，汤商国家的发祥地和中心都在这里。

甲同学：可是青铜容器发现的数量不是北方居多吗？

诗萤同学：看是什么时代吧，如果是二里头、二里岗、盘龙城时代的话，目前出土青铜器数量最多的地方是盘龙城，而这正是铸造青铜容器技术初兴的时候，盘龙城的青铜容器器形也最为丰富。

立新老师：盘龙城出土的青铜器，总数已超过400件（不含近几年的发掘，目前可能已近500件了），大部分是大型容器。此外，上海博物院、故宫，还有世界各地博物馆收藏的一些所谓夏代和早中商青铜器，其实很可能是源于盘龙城。二里头迄今发掘出土铜器104件，其中有一半多是小型的刀、镞等兵器和工具，稍大的铜容器只有18件。河南境内所谓早商铜器，加起来大约150余件。相对来说，早商时期遗存的发掘程度，河南远比湖北高，按道理来说，河南的早商铜器应比湖北多，可实际上不是这样。所以，甲同学刚才的说法不准确，但这种说法却很流行，值得反思。

诗萤同学：其实，盘龙城有很大一部分难以发掘，因为早已被盘龙湖淹没，或者被武汉郊区的高楼占据了。盘龙湖里确实还有一些遗迹，听当地人说在早前，农民在盘龙湖边放养鸭子，因为鸭子很喜欢亮亮的东西，所以经常在湖里衔了玉器带回窝，那些玉器很可能是墓葬或祭祀遗迹被湖水破坏后露出的。所以现在盘龙湖边不准养鸭子了。

钰珊同学：鸭子找到的玉器，我们是看不到了！好可惜！

甲同学：以前对盘龙城遗址不熟悉，今天听你报告后，还真是长了见识。

诗萤同学：目前在盘龙城遗址发现的一些遗迹现象，已可证明盘龙城的重要性远高于目前被视为中心的北方二里头、二里岗诸城。比方说盘龙城拥有面积约至少250万平方米的大城，可能在城外更大的范围内，还有同时代的其他遗址。只是它们要么在水下，要么在城市区，难以发掘，剩下的部分也发掘不多。即使如此，竟然也创造了多项同时代的纪录：如发现了最大的陶窑、最大的熔铜遗迹，最大的出土铜器，以及最多的贵族墓葬。郑洛地区的城，要么小，要么时代偏晚一些。所以我才会认为：盘龙城是那时候最大国家的核心地区。那时候最大的国家应该叫做商，而商的中央恰恰就在现在中国的地理中心，也就是武汉。

立新老师：刚才诗萤说到郑洛地区的城偏晚，我补充一下。张雪莲先生等人根据碳十四数据，得出二里头一期年代约为公元前1735～前1720年，二里头四期年代约为公元前1565～前1530年，郑州城大约建于公元前1500年前后。

我对照盘龙城的碳十四数据做了一些对比分析，大致可以说，盘龙城二期大体相当于二里头二期前后，上限或可早至二里头一期末，下限或晚至二里头三期偏早阶段，绝对年代约在公元前十八世纪末至公元前十七世纪下半叶。盘龙城三、四期大体相当于二里头三、四期至二里冈下层一期，绝对年代大约为公元前十七世纪下半叶至公元前十五世纪早期。盘龙城五期大体相当于二里冈下层二期，绝对年代约为公元前十五世纪中期。盘龙城六期大体相当于二里冈上层和殷墟一期，其绝对年代为公元前十五世纪晚期至公元前十四世纪。盘龙城七期器物风格与殷墟二期相似，可以将其视为殷商文明大体系在江汉地区的遗迹，绝对年代大约从公元前十三世纪初起。从文化属性来说，盘龙城二至六期都属于盘龙城文化，绝对年代从公元前十八世纪至公元前十四世纪；盘龙城第七期则属于殷商文化。也就是说，在郑州城修建的时候，盘龙城已进入第五期，且已经有非常发达和成熟的青铜文化了。

俊伟同学：陶窑比较大，是不是因为各地区专业分工的原因？或许只能代表盘龙城是主要的陶器生产地之一。

诗萤同学：可是盘龙城的陶窑代表了当时的新技术－－龙窑，这种长形窑可以提升更高的温度，和当时的硬陶制造与青铜冶铸技术颇有渊源；而且盘龙城的龙窑最长达54米，相较之下当时吴城文化的龙窑只有7米多长，显见盘龙城的龙窑不仅仅表明这里大量制造陶器，更可以说明这里拥有当时水平最高的制陶技术。在那个技术尚还没有普及时代，独占高级技术的地方很可能是中心。此外，龙窑在北方并无发现。

俊伟同学：这样的话，你说的都没问题。

甲同学：熔铜遗迹又是怎么回事呢？目前最为完整的铸铜遗址应该是二里岗所发现的吧？

诗萤同学：的确，二里岗所发现的铸铜遗址比较完整和系统，目前盘龙城所发现的熔铜遗迹虽大，但不像二里岗那样铸造青铜器的每个环节都有遗迹被发现，但这很可能是保存条件不同，以及盘龙城发掘过少而造成的。虽然目前南方地区都没有发现如二里岗那样系统的铸铜遗址，但并不能因此认为整个南方地区没有铸铜活动。

秀美同学：但是盘龙城熔铜遗迹所铸造的青铜器，是否有可能只对外输出呢？

诗萤同学：先前提到的，盘龙城遗址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器，即使有向外输出，但还是应该以本地自用为主。而且如果是这样，郑洛地区的青铜器则应该多数都是进口货。这有可能，但更常出现的情况应该是盘龙城卖或送合金铜錠给郑州，然后由郑州自己铸造器物。盘龙城的熔铜遗迹长达30米，当时各地的熔铜遗迹都是5米之内，盘龙城的熔铜遗迹明显优于其它地区，可能有出现技术垄断的情况。按此逻辑推理，盘龙城又怎么会只是个地位低下的取铜基地呢？当时的青铜技术无论在战争上或信仰上都是相当重要的，而青铜冶铸技术明显优于其它地区的盘龙城遗址，其地位自然也不言而喻了。

秀美同学：嗯，谢谢学妹，我了解了，你的报告很棒！我一定会把你讲的教给中学的小朋友。嘻嘻！

柏熹同学：出土的青铜器多寡，或许也和埋藏条件有关呢。

诗萤同学：没错，其实盘龙城埋藏的条件并不能说很好，所以盘龙城文化中央地区遗存的保存状况很糟糕：重质粘土难以发掘和发现，屡受洪水冲刷和破坏，一直是人口密集居住区，围还有大城市，城市基建对遗址破坏也很大。

另外，我还有很有意思的观察：当时盘龙城文化盛行一种将器物故意毁坏随葬的葬式，类似这样的葬法，学界称为毁器葬。我发现这个传统发源于长江中游，之后也传到受其影响的郑洛地区。盘龙城文化的其他遗址一般只毁坏陶器或玉器，唯有盘龙城遗址，不论是陶、玉、铜器都有故意毁坏的情况。当时铜器的价值应该比玉器更高，两湖地区的盘龙城文化却将价值高的铜器毁坏随葬，这恰恰表明，这个地方不但铜矿取之无虞，地位也非一般取铜基地可比，而应该就是掌握资源的中心，其富裕程度远胜于其它地方。

乙同学：青铜器质地坚硬，要将它打碎，很困难吧！尤其在湖南的墓中发现破碎的青铜器，碎片偏小，故意打碎到这个程度更是困难。你的看法我觉得不太可能，总之我很难相信。

梓浩同学：无论你信不信，真的有出现这种情况，对湖南青铜时代资料很熟悉的向桃初老师也这么认为。盘龙城遗址中的墓葬，在同一墓中既有保存完好的青铜器，也有青铜器碎片，可以证明并不是保存条件的问题。其实，世界上有很多民族，自古至今都有毁器葬传统。从民族志及考古材料可以了解到，毁器的意义可能有以下四种：一、打破器物以解放器物内在的灵魂，希望此灵魂追随死者一同永生。二、打碎随葬品以免盗墓贼打扰到死者。三、避免亲属对死者遗物与财产的争执。四、防止死者生前所用器物会被后人玷污。因为这些理由而打碎的东西，通常都是最宝贵的，具体情况则因为各地贫富不一而有所差异。只有长江中游才富裕到能打碎铜器！我看过盘龙城的毁器葬，感觉上像是现在土豪那样，奢侈啊！如果从人类学的角度去想，这也有点像夸富宴一类的表达。

诗萤同学：他们可不只是土豪呢！土豪只是有钱的暴发户，而盘龙城则是财富的集中地，是当时文化和政权的中心。

乙同学：范老师知道的真多，但不是所有的人都知道夸富宴。

梓浩同学：那我就跟你说说，夸富宴，最先由著名的美国人类学家博厄斯在北美洲西北岸夸扣特尔印弟安人中发现并加以描述。在夸富宴的仪式中，地方上的大人物会用看似十分浪费的方式，把他们聚焦的大量物品与财产拿出来展示，并在村民面前毁坏，或分赠给村民，以挥霍的方式获得声望与地位。这一仪式性的行为，现在一般被经济学家解释为一种再分配的方式。

静云老师：不过盘龙城毁器葬的重点可能还在于丧礼本身。在盘龙城文化的丧礼中，最常被故意弄破的斝、爵，应该是被特地选出来的“明器”，用于使死者升天。这些被毁的器物应该先经过某群人共同参加的一种礼仪，并且遭到损毁，之后才被随葬。该仪式的内在意义，应该通过了解其形象的语言来解读。死亡意味着生命的容器——活人的身体被打破，这一过程可以与带明纹的礼器被打碎互为隐喻，体现的都是反包藏；死后的永生需要通过神秘过程重新塑造新的形体。

在面对同样的问题上，尼罗河流域的古文明塑造很多取代身体的雕塑；但是从汤商的丧葬礼仪来看，江汉古文明的人们或许认为，永恒的形体塑造是一种颇神秘、人不可见的过程，永恒生命形体的形状人不可知，但是参加葬礼的人们需要预备塑造永生形体的材料，使死者获得长久不朽且有升天能力的新身。在楚商人的信仰礼仪中，这种材料就是明器，但并不是人们铸造成形的斝、爵，而是需要重新经过神秘铸造的、人不可知的明形。因此，人们预备的明器在丧礼中被破开弄残，但其残片都放在墓里，通过特定的祈祷礼仪，祈求为死者重新铸造长久不朽的永生形体。同时，明纹的指标，更加阐明永生形体应备于升天，强调此礼仪的目的是让死者升天永生。

那么，青铜器的残片怎么样才能够变为永生形体的基础？从随葬品组合来看，答案是，一定要重新经过神秘的冶炼过程，才可以变成新的永生容器。因此，墓里也放着冶炼工具－－大口缸。被人为弄残破的明器是青铜器，这些残器象征着死者腐烂的肉体也必须先破残，然后经过大火缸一般的神秘转化和冶炼之后重铸为永生容器。肉体尸体与被故意打破的残的明器葬在一起，经过俗世中未用过的大火缸，合成为一体而冶炼、重铸为人不可知的新体，从土中再生并取象于日，于是获得升天的神能。这应该是楚商文化丧葬礼的核心所在。是故，在楚商文化的丧葬礼中，被弄破残的明器和大口缸所代表的是一套神圣的礼仪规范，在这种规范的背后，还有一套深入的人生信仰作为基础。

立新老师：其实，这种通过冶炼而再生信仰的源头，同样可以追溯到石家河文化。石家河人除了使用大口缸外，同时还普遍将大口缸小型化为厚胎红陶杯，将其作为祈祷的法器，以象征的方式表达通过冶炼而实现神奇再生与转化的愿望。请同学看看：左边是普通的杯子，可以用来喝酒，右边两个底特别厚的是什么呢？我认为是取代火缸的象征器。

梓浩同学：好精彩！

甲同学：嗯，这么多证据！居然还可以从精神文化方面看出石家河与盘龙城之间的渊源。我了解了，盘龙城文明就是石家河文明的直接继承者，它的中心区就在盘龙城吧？

诗萤同学：是的。盘龙城文化的分布范围，跟石家河文化一样，基本上仍是江河中原地区。

立新老师：嗯。大家已经对“盘龙城文化”有基本的了解，它是从石家河文化发展而来。以往对于盘龙城文化研究最多的地方，基本上是河南郑洛地区。而随着盘龙城遗址与荆南寺遗址的发现，湖北地区也逐渐积累了一些关于盘龙城文化的素材。但是湖南的情况较不明确，不过以往屈家岭与石家河文化的分布地带都包含湖南地区，事实上湖南地区的确也有盘龙城文化。所以，能不能请诗萤同学帮我们介绍一下湖南这边盘龙城文化的情况。

诗萤同学：好的。青铜时代早期的湖南地区，并非文化中心区域，虽然仍有石家河文化城址的发现，但规模明显不如湖北天门石家河古城。至于盘龙城文化，目前还没有在湖南发现城址，但遗址不少，遍及湘、资、沅、澧各水系的平原、山地地区。其中又以澧水流域和湘江流域的遗址最多，下面我就主要这介绍这两个流域盘龙城文化。

由于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适宜，澧水流域本是长江中游稻作文化最早发展的地区，也是最早建城的地区。这里在新石器时代曾经扮演重要角色，但是随着时代演变，它的地位开始逐渐下降，我认为主要原因是距离铜矿矿山过远。虽然在长江中游文化区的地位下降，但总体来说，这一区域仍然属于这一文化体系，并无受到外来文化影响的迹象。因此，我们可以从这里看出一个由石家河文化转变为盘龙城文化的脉络。大家看这一张图，可以知道，澧水流域青铜早期的器物，有不少传承自石家河文化，并且具有盘龙城文化因素。

澧水流域的盘龙城文化遗址，较为特殊的是维持甑与釜的使用，而同一时期盘龙城已不使用釜，这点较为不同。所出陶器与盘龙城文化陶器最为接近的遗址是石门皂市遗址，但为何该遗址文化面貌与盘龙城遗址较接近，目前仍不得而知。

甲同学：你为何认为澧水流域的衰弱与铜矿取得有关呢？

诗萤同学：考古材料告诉我们，从屈家岭、石家河，到盘龙城文化，中心城址逐渐东移，这期间正是逐渐认识铜，发展铜的技术的时期，东方有铜矿山，铜又逐渐有着重要地位，中心向东移的原因显然如此。

静云老师：我们还是从考古学文化概念谈回历史概念吧。神农、颛顼、尧舜、禹汤，是几千年的历史记忆中残存的名字，历史的网子漏洞太大，没办法留住所有的人物，但这些名号应该都是楚文明的英雄，而这张上古历史的网子是楚文明神话与人类历史交织在一起的形象，经过许多不同族群的人转手，留存下来。这个文化记忆里有夏在西，而商在东的认识。现在看起来就是如此。因为铜料的需求提升，江汉洞庭平原东部的地区变得有利，在东部生活的人逐渐得到优势，这便是夏商交替的背景。“神农时代”发展最快的地区是澧水中下游，到了“舜禹时代”汉北的发展则先于其他地区，但是汤商时代最强势的区域在鄂东南湘东北。不巧的是这一区域现在多数淹没于湖中，长江南北两岸，从湖北孝感到岳阳与长沙之间都是湖群，但却是商国家的核心区域，现今可能有很多遗址在水下。

湘江流域较少发现早期文化遗址的原因，可能是洞庭区成湖而对原有的遗址造成损毁，以及对洞庭湖区水下考古研究不足，其实当地不仅有洞庭湖，还有许多大大小小的湖泊。目前发现的遗址多位于河湖畔，湘江流域的主要在岳阳地区，也就是湘江的下游地带，再往北从岳阳到湖北赤壁、嘉鱼、鄂州、黄州基本上没有发掘。这一带处于幕阜山西侧与长江之间的平原丘陵地带，是从铜矿区到平原的宽阔路线，盘龙城遗址也是在此一地带上，而且盘龙城恰位于幕阜山西北方，长江、汉水及府河三河汇流的要津。

诗萤同学：湘江流域的区域要分成湘中和湘东北。前者含湘江与资水之间的区域，以宁乡炭河里城和石湖遗址为代表，不过有关炭河里城的年代有争论，所以我先不讨论，到了湖南考察的时候希望自己多了解。有关后者，或许是因为地缘关系，湘东北的盘龙城文化遗存与盘龙城遗址有较深刻的互动，两地器物相当接近。陶器方面，部分器物与盘龙城遗址一致，如：甗、斝、鬲、爵，但也有部分延续本地石家河文化之传统。出土器物中与盘龙城遗址最为接近的是岳阳铜鼓山遗址，巧的是该遗址的地理位置也离盘龙城最近。

柏熹同学：湘江流域的地理位置也靠东面，这里出现较多盘龙城文化遗址，是不是也和铜有关呢？

诗萤同学：应该是，湘江流域位于东面，似乎是较晚发展的地区。湘江流域在盘龙城文化时期出现大量遗址，可能就是你说的原因，是因为接近矿脉。这个地区的繁荣与铜矿有关，不过，从现有的资料来看，当时的技术和资源主要还是集中于盘龙城。也许盘龙城就是商的都城，但由于其他同时代城的发掘资料很少，而且有许多被湮没的区域，所以这一点我不敢说得太肯定。盘龙城很可能是都城，但也不排除它只是当时核心城市之一的可能性。如果当时还有比盘龙城更高级的都市，也应该就在这一区域内。

静云老师：我们必须重视洞庭湖和其他鄂东、湘东湖区的遗迹，最好进行水下考古，目前因为遗迹遭受淹没，而导致我们对这一地区历史发展过程了解不清。其实这个地方很可能不是盘龙城文化时才开始繁荣。因为同属江汉平原，这个地区居民对铜的重视，应该不是肇始于盘龙城文化。我们从江汉地区的遗址已清楚明白，不仅是商代，此前的夏、三苗、尧舜一路到所谓“颛顼时代”，都持续不断地摸索冶铜的技术，而铜料就从这一地区开采出来。（我说“颛顼时代”不是指具体在位的统治者，只是用大家比较熟悉的神话化的历史形象取代考古文化的概念而已）。

诗萤同学：对，这肯定是与冶炼有关的地带。先前说到大口陶缸和铜器冶炼的关系。湖南也出土许多大口缸，并且出现一些遗迹现象，显示其与铜器冶炼有关，例如：

岳阳铜鼓山遗址的遗物中，以鬲和大口缸的数目最多。铜鼓山遗址也是湖南地区目前为数不多出土青铜器的地方。

费家河遗址虽然没有出土青铜器，但考古报告说明大口缸的用途：部分缸底内有黑色烧结，显然比外表更硬、火候更高，似经烧灼，因此，不能完全排除用作坩锅的可能。何介均先生也认为费家河遗址大口缸内部的硬结可说明大口缸可能曾作为冶铜坩锅用。

温家山遗址也未出土青铜器，然而除出土大口缸外，还出土有铜锛、铜铃的石范，或许可以间接证明它与铜器冶炼有关联。

至于位置偏西边的资水流域，只有石湖遗址有出土青铜器及大口缸，而资水流域其余遗址都是既没有青铜器出土，也没有大口缸出土。这种现象不可能为偶然，可推测青铜器与大口缸之间的确有关联。

石门皂市遗址中的铜熔炉出土铜渣，可确认此炉就是用来冶铜的，其中炉膛内出土陶大口缸残片多块，冶铜的熔炉中仅出现陶大口缸残片，可证明陶大口缸确实与冶铜互有关联。

由以上例子可看出大口缸是用于冶铜的，模拟试验也证明了这一点。

乙同学：虽然这样，在盘龙城文化同时期，湖南的青铜器确实很少，而且你所给出的例子中有很多并没有直接的关联性，出现很多缸能代表什么？缸也可以装水、装粮食啊。

诗萤同学：如果是用来盛水盛东西，为什么做很厚的胎？为什么会在内底出现烧结现象？而且我问了制陶专家，他明确说：用这样技术制造的陶器，如果装粮食会发霉。所以这些陶缸肯定不是用于装水或装粮食。

俊伟同学：如果他们掌握了青铜冶铸技术，那为什么不大量制造青铜器呢？也许此时期湖南尚未掌握技术吧？

静云老师：我们只能说没有大量发现。其实也有发现，湖南陆陆续续发现很多特别精彩的青铜器，其中一大部分流到国外。我们习惯性地认为这是殷商时代的。但为什么妇好墓和其他武丁时代的墓里出土很多跟湖南同类风格的青铜器？它们明显是在湖南铸造的，是殷商自南方取得的宝物。至少有部分湖南出土的精彩的青铜器，它们铸造的时间应该比武丁时代略早，是盘龙城五、六期的时候，对吧？

柏熹同学：应该是。

诗萤同学：其实，既然已发现熔铜炉，显然已掌握铸造技术。但是有技术，并不等于能够大量铸器。铸器需要铜，而铜在当时是最珍贵的资源，必然被当时最大的势力控制，如盘龙城。湖南地区这一时期青铜器较少，只能表示他们实力不足。后来，盘龙城衰落以后，湖南地区反而突然出现许多精美青铜器，可能就是从盘龙城六期开始出现。显然跟前期的技术积累，还有势力开始强大有关系。

梓浩同学：总的说来，湖南在盘龙城兴盛时代，仍然称不上特别强大呢。

诗萤同学：是的，但是这一阶段的文化并未断绝，并且承袭了本地的文化。这是最重要的一点。湖南在石家河文化晚期衰落后，一度成为边缘地区，到了盘龙城六期又兴起，之后殷商强势入侵，瓦解了以盘龙城为中心的汤商国家，盘龙城对矿区的控制减弱，所以湖南地区的盘龙城文化遗址反而变强。从这种分析看来，湖南地区并未发生盘龙城文化衰亡的情况，而是继续传承下去，且有独特的发展。

静云老师：以往关于两湖地区从石家河文化到盘龙城文化的研究，常认为石家河文化彻底地灭亡，断绝传承，而盘龙城文化乃是外来文化。但是这种观点是建立在早期对盘龙城文化的来源及中心的误认，以及对石家河文化与盘龙城文化之间传承关系的研究过少的缘故。

随着盘龙城文化遗址陆续发现，我们应重新梳理盘龙城文化的资料，而不是确定一个论点之后就奉为圭臬，应该配合着考古的新发现，随着新发现更改想法。一如在发现殷墟之前，学界曾不信有商，发现殷墟之后则改变了观点；不信有商的观点并不可笑，因为这是根据当时的发现而产生的论点。而发现殷墟之后承认有商也并不奇怪，因为这是配合新的发现所得出的新论点。因此，随着盘龙城文化的考古发现而逐步得出新论，这也是非常正常的事。

经过漫长的认识我们就知道了：殷墟是殷商的都城，这不需要怀疑，但是殷商国家的情况还有很多不明之处和研究余地。现在已知道，殷商是外来马贼建立起来的以军权为基础的上古帝国，南下打败商这个影响力巨大的国家文明，而自我称为商，并且用革命性的武器－－驾马军车－－强迫大家都接受他们就是商。但是殷商之前也有本地发展起来的商，这是楚这个大文明的汤商朝代，他的中心并不靠近郑州，而是靠近武汉。这就是目前我们从资料中看出来的结果，至于汤商国家结构、社会生活和历史，这都还有很宽的研究余地。

诗萤同学介绍得很好，下一周我们请秀美同学来介绍湖南出土的殷商和周初带铭文的青铜器，了解盘龙城文化之后，湖南地区的后续发展。

谁是三苗，谁是禹汤？（课后感想）

梓浩同学：

关于石家河文化的衰亡问题，一般的教科书上都说：石家河文化的衰亡可能与公元前2000年的洪水期相关，也有说因禹征三苗，“窜三苗于三危”而使石家河文化衰亡的观点。这两者听起来似乎都有一定的道理，但若进一步深思，有的地方似乎也经不起推敲。

首先，关于公元前2000年左右的洪水期，石家河文化的大量聚落从江汉平原上消失。但是，如果只单一地强调自然环境对人的影响，我们就可能忽视了人类的能动性。从诗萤同学的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出，至少在稍晚的盘龙城文化中，石家河文化很多核心的文化因素是有留存下来的。所以，似乎可以想象，长江中游的洪水期虽然确切存在，但原本生活在这里的人似乎不可能被完全“消灭”，毕竟这又不是一场“世界末日”。此外，生活在长江中游的人们本来就经常与水打交道，他们应该有较高的治水能力，文献所记载的“大禹治水”的神话发生的舞台，似乎更像是长江中游。两湖地形决定古云梦泽水患多，湖北至今仍号称“千湖之省”。后世记载了很多黄河洪水灾害，但这不是因为黄河水量多，而是因为在黄河两岸修筑人工大堤，企图束水归槽，反使多泥沙的黄河水道很快淤塞，变成为地上悬河，一旦决堤便危及两岸的村落。此非天灾，实乃人祸也。但是，相信在四千多年前，黄河两岸应该不存在人工修筑的大堤，所以其时也不存在地上悬河的风险。

其次，“禹征三苗”这个神话故事，如果理解为中原地区的王湾三期文化战胜了石家河文化的话，这也是让人觉得很奇怪的逻辑思考方式。一方面，王湾三期文化并无突出的军事工具可轻易地横扫整个长江中游地区，凭什么认为王湾三期文化可以战胜强势的石家河文化呢？学者们已指出，由于缺乏有效的运输工具而难以远征，是故那时的军事行动，多半就是在自家门口打。很难想像，河南地区王湾三期的人，会有动机和能力跑到两湖来讨伐三苗。这应该也是后世的想像而已。

另一方面，学界既有讨论石家河文化北渐，也有讨论王湾三期文化的南渐，由此可见，目前并无确切的考古学证据可以说明，王湾三期文化比石家河文化更强势，那又如何可以说明王湾三期文化征服了石家河文化呢？王湾三期文化虽然有自身的地方特色，但基本上跟石家河同属一个大体系，可以看成大石家河文化体系的一部分。后石家河的很多因素，原本早已就在石家河文化中酝酿，后石家河怎么会是在王湾三期、新砦影响下形成的呢？

此外，把考古学文化与神话传说中的族属相配，很多时候似乎也只是考古学家“一拍脑门”，灵机一闪的产物，其背后似乎包含了很多先验的教条。例如，一个考古学文化，代表了某一族群的这一假设，就是一个未经验证的，先验的教条。有的考古学文化内部，不同的类型似乎有不一样的生计模式，如此一来，我们还能认为一个考古学文化代表一个族群？再说了，族群的定义是什么？如果硬要把族群的定义与考古学文化相配，那考古学文化自然也就等于一个族群了。不过，这种“霸王硬上弓”式的定义，我想人类学家是不会同意的。所以，如果简单地一拍脑门，认为王湾三期文化就是禹，石家河文化就是三苗，那我们中国的考古学研究似乎也还处于一个十分天真的阶段。

【说明】本文摘自《时空之旅：文明摇篮追踪》（上海文化出版社2017年），作者郭静云、郭立新、范梓浩、刘丽霞、赵柏熹、邱诗萤、史明立、江俊伟、刘秀美等，欢迎个人转载，机构转载请与本公号联系。转载或引用务请说明作者与出处，若有出入请以原书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