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忠：大同古城的历史变迁

大同古称平城，或称云州、云中，建城历史悠久，曾为北魏京师，辽金陪都，明清重镇，在中国古代城市发展史上占有重要位置。古城位于大同市城区和南郊，自秦汉建立城邑至明清以来，城市的名称屡有变化，城市布局和规模也因政治需要或军事防御有所损益，但其位置却未发生大的变动，这在我国城建史上是不多见的。

大同属于古今重叠型的城市，早期城址遗迹大多被晚期城址和现代城市叠压或打破，给考古工作带来了很多困难。早在20世纪40年代日本学者水野清一就对北魏平城作过考察和研究[1]。文化大革命后，进一步的城市考古工作逐渐展开，历史时期地方城址的调查就是从大同城开始的[2]。80年代以来，省、市文物部门和当地学者作了许多调查、考证和研究工作①。2004年8月，大同市考古研究所与市博物馆联合组成平城考古队②，全面启动北魏平城遗址的调查和发掘，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考古调查发掘资料入手，结合相关历史文献，可以搞清大同古城从秦汉至明清时期分布范围及其演变规律。

一、秦汉时期的县邑

秦汉时期的平城是雁门郡所辖的县城，属并州刺史部。“汉高祖七年（前200年）匈奴攻韩王信马邑，信因与谋反太原……高祖自往击之。会天寒，士卒堕指者什二三，遂至平城。匈奴围我平城，七日而後罢去。”[3] 这是大同立邑最早的确切文献记载。由于著名的“白登之战”，平城闻名天下。西汉中后期，在此设置了雁门郡东部都尉治所，驻有边兵，抗击匈奴，平城成为北边长城内的军事重镇。

汉代以来，平城的名称屡变，但其附近白登山的位置是始终不变的。因此，平城的位置可依据与白登山之间的地理位置关系来判断。白登山（今称马铺山）位于大同城东北4公里处，主峰海拔1305.5米，周围环绕有连绵起伏的丘陵。《汉书·匈奴传》云冒顿围高帝於白登七日，即此也。服虔曰：“白登，台名，去平城七里。”如淳曰：“平城旁之高地，若丘陵也。”《正义》引李穆叔《赵记》云：“平城东七里有土山，高百馀尺，方十馀里。”《山西通志·山川》大同县条记：“小白登山在县东七里，高一里，盘踞三十五里。”1984年4月，市博物馆在大同城东东王庄西北发现的北魏元淑墓[4]，北距马铺山9.75公里，志文中“葬于白登之阳”的记载，为白登山的确切位置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墓葬材料和众多的史料无可辩驳地指明了白登山即今马铺山，印证了秦汉平城县遗址在今御河西岸，距马铺山西南七里的操场城及其周围一带。

操场城位于明代大同府城北部，亦称“北关”或“北小城”，东西城垣保存尚好。通过对旧城墙进行反复细致的踏勘，发现在操场城的东、西、北三面墙体中，存在着早、中、晚三期墙体相互倾斜叠压的现象，较晚的墙体依次倾斜靠压在较早墙体上，从早期到晚期为自内而外的方向排列。结合大同市城区地下原始地貌、汉代的文化层堆积、附近汉代墓葬分布情况进行综合分析，可以看出汉平城县遗址分布范围集中在大同明府城以北的操场城及其以南的明府城北墙间一带[5]。2003年初，操场城一处基建工地发现一块带铭文的瓦当，当面以双线界为四区，饰4朵卷云纹，内圈设弦纹一周，中央作阳文隶书“平城”，字体清晰秀丽[6]③。卷云纹是汉代瓦当中较为典型的装饰纹样，标设宫殿、衙署等文字的瓦当同样是汉代的杰作。因此，判断该瓦当系汉代遗物，从文字看，应是汉代平城县衙署建筑上的遗物，它的发现为断定操场城即汉平城县遗址提供了确凿无疑的实物依据。

2004年8月，平城考古全面启动。更为全面的遗址调查显示：操场城的东、西、北三面墙体中虽然存在着早、中、晚三期墙体相互倾斜叠压的现象，但不是全部，在东、西墙体中北面的大部分存在相互叠压现象，而操场城东西街以南约50米的墙体中却不见这种相互叠压的情况，而且在土质、夯筑方法、包含物等方面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后来对附近物资局小区西面墙体内侧做了小面积的解剖，夯筑墙体距现地表深1.8米，夯土中有明显的煤炭颗粒，包含物多为辽代的陶、瓷残片，说明这里为辽代修筑的墙体，绝非汉代的夯筑物，更不是汉平城县遗址的夯土墙体。

综合分析汉平城县遗址，分布于大同北面的操场城已是无可辩驳的事实，但不是操场城的全部，也不是向南延伸至明代府城北墙之间的区域，而是分布于操场城北面的大部分区域，即操场城东西街南约50米一线以北的城圈内。城址轮廓大致为横向的长方形，东西长近980米、南北宽约600米，与汉代边疆地区县一级城址规模相当。这里背靠雷公山，东临御河，地势平坦，是理想的栖息之所。当时居民在附近生产、生活或多或少留下了一些遗迹。所以，在城址的东、南发现地下汉代文化堆积也就不足为奇了。

汉平城县是大同建城史上有确切史料记载的最早城邑，汉高祖六年（前201年）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一次规模空前的筑城活动④。平城由于地处边关，是保卫中原的重要屏障，军事位置十分重要，筑城活动势在必行。若此，平城的始创年代应该更早。2004年秋，对操场城西北粮油储运公司北城墙和西城墙豁口作了解剖，地表上为早、中、晚三期墙体相互倾斜叠压的现象，与此对应，地下早期墙体内侧仍倾斜叠压有更早夯筑物，多数学者认为操场城早期墙体为汉代夯筑物，这更早的夯筑物自然是早于汉代的墙体。据《正义括地志》云：“新城一名小平城，在朔州善阳县西南四十七里。”后来为秦将蒙骜所拔，由于当时北面已有平城，故相对而言将朔县境内之城称为“小平城”。说明平城在秦朝已经存在。按《史记·匈奴列传》记载：“赵武灵王亦变俗胡服，习骑射，北破林胡、楼烦。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而置云中、雁门、代郡。”平城建立城邑很可能是战国赵武灵王置雁门郡之后，汉高祖六年的筑城活动，只是在原来基础上进行的增筑，绝非创建。

二、北魏前期的都城

自东汉末年开始，由群雄割据后形成三国鼎立，中国历史进入了长期动荡混乱的阶段。统治者无暇北顾，边塞南移至雁门关一线，平城被迫遗弃塞外。西晋永嘉四年（310年）拓拔猗卢从刘琨“求句注北之地”，并“徙十万家以充之”，“而地卒入于北魏。”建兴元年（313年）“城盛乐以为北都，修故平城以为南都”[7]序纪。天兴元年（398年）拓拔珪称帝，定国号魏。七月“迁都平城，始营宫室，建宗庙，立社稷”[7]太祖纪。拉开了平城建设的序幕。经历道武帝初创，元明帝、太武帝改扩建，孝文帝臻于完善，历时96年，发展成为当时中国北部政治、军事和文化的中心。平城分为宫城、外城和郭城三部分：宫城是道武帝迁都的汉平城县，分为东宫和西宫；外城是道武帝在天赐三年筑的方圆20里的城垣；郭城即明元帝所筑的周围32里的外郭。

（一）宫城

北魏平城的宫城即汉平城县城故址，道武帝自盛乐迁都平城，太武帝“截平城西为宫城”[8]魏虏传，所指均为秦汉时期的平城。拓拔猗卢曾以故平城为南都，并对破损的城垣作了修缮，迁都时城垣现状相对较好，北魏的宫城实际上是利用了汉平城原有的城垣。道武帝迁都伊始，便对宫城进行了大规模的营建，宫城建设是从西宫开始的，天兴元年至六年（398—403年），先后建成天文殿、太庙、太社、天华殿、西武库、中天殿、云母堂、金华室、西朝阳殿等。天赐元年（404年）冬十月筑西宫，应是在旧城垣基础上对西宫城垣作了增筑，在宫城中部修筑了城垣作为西宫的东墙，城东预留了东宫建筑用地。道武帝在世时，就开始营建东宫，修筑了紫极殿、玄武楼、凉风观。太武帝即位后，改建原来的东宫为万寿宫，修建了永安殿、安乐殿、临望观、九华堂。延和元年（432年）七月筑东宫，也是对旧城垣进行修筑，按《南齐书·魏虏传》载：“截平城西为宫城，四角起楼，女墙，门不施屋，城又无堑……伪太子宫在城东，亦开四门，瓦屋，四角起楼。”说明北魏宫城是在汉平城原有城垣的基础上，建造了两个各自独立却自成一体的建筑单元，即由西宫和东宫组成的宫城。

考古调查资料显示：操场城的北墙和东、西墙的北部，存在着早、中、晚三期墙体相互倾斜叠压的现象。早期的夯筑物为汉代平城县城垣，北魏宫城是在汉平城旧城垣的外侧进行了增筑，从而形成了中期的夯筑物。宫城的范围也没有扩展，仅限于秦汉平城县城的规模。元明帝“广西宫”[7]太宗纪，应该是对宫城中部修筑的城垣作了东移，扩大了西宫面积的同时，相应地缩减了东宫的活动空间，据《魏书·世祖纪》记载：“东宫成，备置屯卫，三分西官之一，”东宫配置的防卫仅相当于西宫的三分之一，其面积和规模也就可想而知了。

2003年3月，操场城内四中以北发现一处北魏大型建筑遗址，被命名为操场城北魏一号遗址（以下简称一号遗址）[9]。出土的“大代万岁”和“皇□□岁”两种文字瓦当，就文字内涵，不应是贵族豪宅、官署衙门所用之物，这些特殊瓦当与大型板瓦和筒瓦同在这样大型的建筑遗址出现，显示出原建筑品级很高，皇室气息浓厚。从其建筑形制考虑，该建筑台基面积如此之大，前有两条踏道，后有一条踏道，东沿也残存一条踏道痕迹，与其他地方发掘过的历代遗址相比，初步推断该遗址为一处北魏宫殿建筑遗址。

后来对一号遗址北面仅一墙之隔的总参招待所进行勘探，发现了大面积夯土遗迹，平面为长方形，面积与“一号遗址”相当，北距“一号遗址”约10米，且夯土南部的中间有踏道与“一号遗址”相通，是一处相连的北魏建筑基址。前些年大同四中综合教学楼施工，基础槽内发现了相似的夯土遗迹，遗迹东边出现与“一号遗址”相同的白灰墙皮，由于校区做了硬化，无法进行更彻底的勘探。经测量比对，该夯土遗迹北距“一号遗址”近百米，方向与“一号遗址”完全一致，其东边的延长线，正好是“一号遗址”的南北轴线，这不是偶然的巧合，可能是宫城中部的一组宫殿建筑基址。

历年来对操场城进行的文物调查和勘探表明：东部的美好家园，西部的舒心园、粮油储运公司⑤ 等大面积的地方，虽出土了一些汉—北魏的残陶片、碎瓦片，但没有发现当时因频繁活动而形成的文化层堆积，也未发现当时的建筑遗迹。据当时江南使者记录平城宫城的情况：“妃妾住皆土屋。婢使千余人，织绫锦贩卖，酤酒，养猪羊，牧牛马，种菜逐利。”[8]魏虏传 宫城中“又有悬食瓦屋数十间，置尚方作铁及木。”这些充分说明平城宫城除建造的宫殿外，仍有很大的空地来供应北魏皇宫带有一定原始性质的宫廷经济，宫殿占据的面积并不大，而且主要集中于宫城的中央。

上世纪40年代，在操场城以北1.5公里处的火车站供水塔附近，曾发现排列整齐的砂岩柱础及北魏瓦片等，有学者认为这里是北魏宫城的宫殿基址[10]。近年来配合基本建设进行的调查，发现供水塔周围较大范围内，地下没有汉—北魏文化遗迹堆积，其他文化层也很薄，时代最早为明清时期的遗物。因此，这里不可能是平城的宫殿区，推测为北魏一处独立的建筑遗存。

（二）外城

平城的外城，又称内城、中城，由于都城建设，前后有所变化。据史料载，天赐三年六月，“规立外城，方二十里，分置市里，经涂洞达。”[7]太祖纪 此时仅对外城作了规划并未建设，相对宫城而言，称作外城。太延五年，“柔然敕连可汗闻魏主向姑藏，乘虚入寇……至善无七介山，平城大骇，民争走中城。穆寿不知所为，欲塞西郭门，请太子避保南山。窦太后不听而止。”[11] 这时虽修筑了郭城城垣，还没有完成，相对于宫城和郭城，称外城为中城。说明郭城环绕于内城的周围，或者说郭城是中城外围的一道防御屏障。“欲塞西郭门”可以肯定宫城在郭城的里面，塞筑西郭门可暂保宫城安全，如果宫城不在郭城内，那么塞筑西郭门对于宫城的安全无补，说明当时的平城防御设施没有完全建好，城墙也没有想象的坚固。太和十五年，“十有二月壬辰，迁社于内城之西。”[7]高祖纪下 通过大规模的改造和营建，平城的建设基本完备，对于宫城和郭城而言，外城便被称为内城。

早在道武帝迁都平城的第二年便“增启京师十二门”，确定了京师外城的基址。“天兴三年（400年）春三月，穿城南渠通于城内，作东西鱼池，”[7]太祖纪 六月，规划好道路，确定了外城的范围，并于宫城的南部安置许多官宦之家居住⑥。“城南渠”应为宫城迤南之渠，即如浑西水流经城内的一段，“东西鱼池”就是将宫城与外城之间的低洼地因地势作成东西鱼池，遗址后被利用修浚了明府城北墙的护城河，今已不存。泰常八年（423年）十月“广西宫，起外垣墙，周回二十里”，据黄惠贤先生推测，起外垣墙这项工程，因27天后元明帝崩，大约没能施行[12]。后来的文献，也没有关于修筑平城外城的记载，但考古调查实践证明，平城外城确实存在，即今天仍保存的明代大同府城。只是外城城垣的修筑没有完全依据以前的规划，而是根据实际情况作了一些修改，或许是平城外城的规模不足“周回二十里”的原因。

平城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其外城和外郭主要在宫城南面。2001年5月，大同南郊七里村发掘一批北魏墓葬[13]，其中杨众庆墓出土有墓铭砖，铭文书刻“葬于平城南十里”，杨众庆墓位置与大同明府城纵向中轴线处在同一方位，即正南正北方向。按陈梦家先生考证的与北魏接近的北周1里约合今442.41米计算，杨众庆墓葬位于平城南十里，即位于平城南8.8里，反之，平城位于杨众庆墓以北8.8里[14]。据此测算，大致在大同明府城南城墙一线，这一线正好是北魏平城外城的南城垣。

大同明代府城位于操场城南，平面略呈正方形，南北稍长，周长13里强，四周的夯土墙保存较好。据考古调查资料，东、南、西、北四面夯土墙体，除北墙中部外，均存在早、中、晚三期墙体相互倾斜挤靠叠压的现象，较晚的墙体依次倾斜靠压在较早的墙体上，从早到晚为自内而外的方向排列。早期墙体夯土与操场城中期墙体夯土有许多相同的夯筑特征，应为北魏时期的夯筑墙体。也就是说平城外城即大同明代府城，北距平城宫城约为400米的距离，这种将宫城与外城分开建造，是中国古代都城建设中的特例。

（三）郭城

北魏平城的郭城，《魏书·太宗纪》载：“泰常七年（422年）秋九月辛亥，筑平城外郭，周回三十二里。”《北史》、《资治通鉴》也有相同的记载，说明明元帝泰常七年修筑平城外郭是可信的。

1995年5月，大同市东南3里柳航里一带，发现一处建筑遗址[15]。文物钻探表明，遗址为圆形，直径达290米，周围环绕圜形水道，东、南、西、北有凸字形夯土台基，中央是边长43米的夯土台。北魏平城时期，拥有圜形水道的大型建筑只有明堂。《水经注》对此作了精彩的描述：“明堂上圆下方……下则引水为辟雍。”关于明堂位置的叙述，如浑西水“郭南结两石桥，横水为梁，又南迳籍田及药圃西，明堂东”。如果平城外城的位置考证不错，按《礼记正义·明堂位》，“淳于登曰：明堂在国之阳，三里之外，七里之内，丙巳之地。”平城郭城的南墙应在明堂和外城南墙的区域内，即在今明代府城南墙和柳航里之间。

关于平城郭城位置，学术界仍存在较大争议，张畅耕先生《魏都平城考》认为是跨如浑水而建，张增光先生《平城遗址变》认为在如浑水以西。按《读史方舆纪要·城邑考》载：“今城东五里无忧坡上有平城外郭，南北宛然，相传后魏时故址，”多数学者认为平城遗址郭城跨如浑水而建，古城村西北黑灰色的土墙和沙陵汽校沿河岸的土墙沿线，被认为是平城郭城的东墙。2002年4月对沙陵汽校沿河岸的土墙进行的发掘，证明是一处明清时期遗存，排除了北魏东郭墙的可能性[16]。2004年8月，对古城村西北黑灰色的土墙作了解剖，并对土墙的延长线及可能拐弯的地点进行了钻探，没有找到南北宛然的证据，在附近进行的文物监控，也未发现可以相连的夯土遗迹。

今古城村西南，御河东岸的坡缘上，有一处孤立的庞大夯土台基，村民称之为“二猴疙瘩”，西濒临御河，显得格外高耸。基址由厚8厘米左右的夯土筑成，前些年，这里多次发现了典型的北魏时期覆盆柱础，饰水波纹、联珠纹的陶片及佛像残片。据《水经注·漯水》描述如浑水以东有两处建筑，一处是道士寇谦之建造的大道坛庙，按《魏书·释老志》的记载：“始光初……及嵩高道士四十余人至，遂起天师道场于京城之东南，重坛五层，遵其新经之制。”大道坛庙位于平城东南，且其属道教建筑，不应出佛像残片，这里不可能是大道坛庙。另一处是王遇所立的祗洹舍，从所处地理位置看，与《水经注·漯水》“东郭外”、“东皋”的记载相符。皋即水边的高地，东郭外之水为何水，不可能是如浑西水。有人认为是鸿雁池，即今文瀛湖⑦，按《水经注》作者郦道元，生活于平城，为官于平城，亲历了平城的营建，对平城建筑及其水系可谓了如指掌，但在《水经注》中对位于平城东10里，面积南北7、东西3.5里的文赢湖却只字未提，说明北魏时期文赢湖还没有形成，后来的文献也没有提及，一直到明代地方志中才出现了小东海记述，那么，东郭外之水只能是如浑水。祗洹舍又为供僧俗居住的佛寺，与建筑基址出土遗物的性质相合，“二猴疙瘩”应为“祗洹舍”遗址，平城郭城的东墙应在御河以西。

从上世纪60年代以来，在大同迎宾东路北侧市轴承厂，清理了两处北魏居住址，附近排列有等距离的方形石础，并相继出土了雕刻精美的石砚，具有浓厚西亚风格的银碗和鎏金高足铜杯，石刻交脚弥勒座像等[17]，说明这里是北魏平城的一处建筑遗址。按《南齐书·魏虏传》记载：“其郭城绕宫城南，悉数为坊，坊开巷，大者容四五百家，小者六七十家。”首先需要解决平城地区愈来愈多居民居住，这也是建造平城郭城的原因之一，现在御河河面宽约1公里，北魏时远比现在河面宽，加上两岸河间谷地，占去郭城大半，若跨河而建，显然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居民安置问题。其次，建设郭城是加强对宫城和外城的防御，若跨河而建，郭城的城墙无法完全封闭，势必给宫城和外城的安全带来的缺陷和隐患。第三，御河为季节性河流，而且北魏时期远比现在的水量大，夏季盛水期极易暴雨成灾，若将其包括在郭城内，居民直接面临水患的威胁，所以跨河而建的可能性很小。汉代史料记载，汉平城位于白登山西南七里。《水经注》却载：“今平城东十七里有台，即白登台也。台南对罡阜，即白登山也。”唐代颜师古也云：“台在平城东山上，去平城十余里，今其处犹存，服说非也。”从汉到唐，白登山位置没有发生变动，而汉平城与北魏平城之间的距离却相差了近十里，可见北魏平城在汉平城的基础上向西南扩展了相当大的面积，从而使整个都城重心向西南移动了近十里，说明平城郭城在外城和宫城的西南面。

三、隋唐时期的军镇

北魏太和十八年（496年），孝文帝强行迁都洛阳，结束了平城作为都城的历史。六镇之乱遭受战火洗劫，平城沦为废墟。北齐、北周称之为恒安镇。隋朝在此设云内县。唐代设云州，后改为云中县，咸通十年（869年）置大同军节度使。表明这一带主要是戍边的军镇，并多次受到农民起义、地方割据势力和游牧民族的袭扰和破坏。

唐开元盛世后，大同一带逐渐得以恢复。“开元十八年，复置云州及云中县。”[18]《旧唐书·地理志》云中县条：“今治即后魏所都平城也。”《新唐书·地理志》：“云州云中郡，下都督府……开元十八年复置……户三千一百六十九，口七千九百三十……有云中、楼烦二守捉。”天宝元年，史料中首次出现了“大同”的称谓，有了筑城的记载。据《新唐书·王忠嗣传》载：“拜左金吾卫将军，领河东节度副使、大同军使，寻为节度使。二十九年，节度朔方，兼灵州都督。天宝元年，北讨奚怒皆，战桑干河，三遇三克，耀武漠北，高会而还……筑大同、静边二城，徙清塞、横野军实之，并受降、振武为一城，自是虏不敢盗塞。徙河东节度使，进封县公。”唐代大同军，系北魏故平城基址上重修，规模一如平城外城。按《旧唐书·王忠嗣传》：“（天宝）四载，又兼河东节度采访使。自朔方至云中，缘边数千里，当要害地开拓旧城，或自创制，斥地各数百里。”可见，大同城的修筑绝非一年内完成。

多年来，大同城周围出土了许多晚唐时期的墓志[19]，志中以大同城为参照物标记了墓主葬地的方位和大致距离，可以说明唐代以来，大同城址未移。1986年夏，大同机车厂大门东侧出土的唐咸通六年（865年），《唐大同军故衙前兵马使彭城郡刘府君墓志铭并序》云：墓主殡于州城之西南十里店之东隅。此地，今仍属于十里店村，不仅大同的城址没有变动，而且地名也依然保留如故。2000年3月大同市南关发现一批唐墓[20]，出土的曹氏墓志记载：“永贞元年（805年）一月□迁祔于军□□三里。”据相关唐代墓志[21]⑧ 补缺为“城南”，“军城”应为唐代大同军，按墓志“军城南三里”向北测算，地点恰好也在大同明府城南城墙一线，而且大同军城与平城外城的城垣是相互重合的，进一步证明唐云州城是在北魏平城外城基础上建造的。

考古调查材料显示：今大同府城东、南、西、北四面夯土墙体，除北墙中部外，均存在早、中、晚三期墙体相互倾斜挤靠叠压的现象，较晚的墙体依次倾斜靠压在较早的墙体上，从早期到晚期为自内而外的方向排列。早期墙体夯土与操场城中期墙体夯土有许多相同的夯筑特征，应为北魏时期的夯筑墙体。中期的夯筑墙体比较独特，靠压于早期北魏墙体，应是唐代的夯筑物。也可以说今天大同府城就是北魏平城外城、唐云州城原城址的范围和规模。不仅如此，城圈内部分仍保留着整齐划一的正方形“棋盘”式布局，呈现为“层层十字”街划分，以南半城最为明显和完整。这种布局整齐的里坊划分，与其说符合唐代城市街区特点，不如说北魏平城里坊布局的孑遗⑨。

四、辽金时期的西京

五代仍称云中县，为云州治，属河东道。后唐复以云州为大同军节度。石敬瑭以契丹有援助之功，将山前、代北地，即燕云十六州割让给契丹。至此，大同被契丹、女真和蒙古统治长达四百多年。辽代初年称云州，仍沿用唐代的云州城，未加扩建。随着西夏势力的增强，大同的战略地位变得十分突出，重熙十三年（1044年）升为西京，相应地扩大了城市范围，形成了规模广袤二十里陪都。金灭辽，因其旧制，仍以大同为西京，未加增广。元代为大同路，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称大同是“一座宏伟而美丽的城市”。

据《辽史·地理志》载：“敌楼、棚橹具。广袤二十里。门，东曰迎春，南曰朝阳，西曰定西，北曰拱极。元魏宫垣占城之北面，双阙尚在。辽既建都，用为重地，非亲王不得主之。”辽早期的大同城范围仅包括唐云州城，也就是北魏平城的外城。升为西京后，在旧城的基础上进行了扩建，首先拆除了北墙中部的墙体，同时利用了北部北魏宫城北、东、西三面的城垣，将北墙拆除的豁口两侧墙体与北魏宫城的东、西城垣相连接，组成了呈凸字形的西京大同城。面积相当于明清府城与北小城之和，也就是将北魏外城与宫城连成一体，建成“广袤二十里”的陪都。

双阙遗迹是北魏宫城中最具标志性的建筑之一，上世纪60年代尚存，后被推倒填了护城河[22]。《辽史·地理志》记载：“元魏宫垣占城之北面，双阙尚在。”从字面上推敲，“占”为占据和占有的意思，该书用“占”记载方位仅此一处，其他均用“在”方位副词表示，说明元魏宫垣占据了辽西京城的北部，高大的双阙遗址也包括在其中。可见，唐云州城只是在北魏平城外城的基础上作了增筑，而辽西京城却利用了平城的外城和宫城，并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建，但未涉及平城外郭，使用时更重视平城外城的功能，对于宫城仅利用了其城垣。正是基于以上情况，才有了明代《大同府志》谓“因旧土城南之半增筑”的记录，所谓的增筑便是“南之半”的北魏平城京城旧址，增筑对旧城垣加高、加宽，外加了马面，同时放弃了北面的平城宫城。明景泰年间，巡抚都御史年富，于城北别筑北小城，又称操场城，便是利用了北魏平城宫城的旧城垣。到了清代考述古迹颇有功力的史志，均未言“南之半”的历史情况。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大同县条记：“今府城，洪武五年大将军徐达因旧土城增筑”，“在府北门外，后魏故宫也……迁洛以后，日渐颓废，今仅有二土台，东西对峙，盖故阙门也。”以上关于北魏双阙的记载，与《辽史·地理志》虽然记录的对象相同，但由于参照物城址范围的损益，位置就发生了相应变化，由“占城之北面”发展为“在府城北门外”。反映了大同古城建设的历史变迁，证明辽西京城是利用平城的外城和宫城修建的实际。

调查发掘材料也反映了相同的情况，大同府城东、南、西、北四面夯土墙体，均存在早、中、晚三期墙体相互倾斜挤靠叠压的现象，较晚的墙体依次倾斜靠压在较早的墙体上，从早期到晚期为自内而外的方向排列。但北墙中部与操场城南墙在同一位置和同一长度处，却不见上述相互倾斜挤靠叠压的现象，应为一次夯筑而成，夯土特征与明代的夯筑墙体比较接近，时代晚于唐或辽，初步断定为明代的夯筑物。操场城东西夯土墙体的南段，不同于北段早、中、晚三期墙体靠压夯筑，对附近墙体作了解剖，夯筑墙体距现地表深1.8米，墙基底部发现有辽代的火葬墓，夯土中有明显的煤炭颗粒，包含物多为辽代的陶、瓷残片，说明这段夯土墙最早为辽代晚期修筑的。此外，在操场城北魏一号遗址发现许多十分规整的圆形袋状坑，打破北魏建筑基址的现象，表明辽金时期仍有居民在此生活。这些都为辽西京城利用北魏宫城提供了实物佐证。

五、明清时期的重镇

明代称大同府，由于蒙古势力一直是北边大患，便成军事要地，为九边重镇之一。素有“大同士马甲天下”之称的大同，因驻军战马众多，后来又修筑北小城、东小城和南小城，构成了彼此相连的防御性城市布局。清沿用明城，即现在大同旧城区。20世纪50年代拆除城墙包砖，夯土墙体遭到严重的破坏。

明洪武二年（1369年），常遇春攻克大同，改大同路为大同府，隶属山西行中书省，治大同县。据明正德《大同府志》：“洪武五年大将军徐达，因旧土城南之半增筑。”明代府城在辽金时期凸字形城基础上，去掉北面突出的部分，增补了北墙中间缺损的部分，并在旧夯土墙外侧进行增筑，形成了周长13里多，略呈方形的府城城圈。墙体采用规整的石条为基础，外包青砖，高四丈二尺。开四门：东曰和阳、南曰永泰、西曰清远、北曰武定，上建城楼，四门之外筑瓮城，瓮城之上有箭楼。城墙四角各建角楼，西北角楼称“乾楼”，高大瑰丽，为“大同八景”之一。城墙外侧修浚壕堑，宽约10米，深约5米，波光涟漪，环绕古城，结束了大同城仅为土墙的历史。景泰年间，对凸字形城北面的突出部分城垣外侧加厚增筑，同时新筑了南墙，形成了平面略呈方形的北小城，周围3公里，东西北各开一门。天顺又筑了东小城和南小城，周长均为2.5公里，后多次增修，加高增宽，包砖并加筑了女墙。

古城考古调查显示：明代大同府城，东、南、西、北四面夯土墙体，均存在早、中、晚三期墙体相互倾斜挤靠叠压的现象，较晚的墙体依次倾斜靠压在较早的墙体上，从早期到晚期为自内而外的方向排列，最外边的夯土应是明代增筑的墙体。北墙中部与操场城南墙在同一位置和同一长度处，却不见上述相互倾斜挤靠叠压的现象，应为一次夯筑而成，从墙体夯筑情况看，这段夯筑墙体与该城圈最外一层夯土特征比较接近，应为明代夯筑物。北面的操场城，东、西、北夯筑墙体，存在早、中、晚三期墙体相互倾斜挤靠叠压的现象，较晚的墙体依次倾斜靠压在较早的墙体上，从早期到晚期为自内而外的方向排列，最外边的夯土应是明代增筑的墙体。但东西墙体的南段，为早、晚两次夯筑，对附近物资局小区西面墙体内侧作的解剖，夯筑墙体距现地表深1.8米，墙基底部发现有辽代的火葬墓，夯土中有明显的煤炭颗粒，包含物多为辽代的陶、瓷残片，说明这段墙体内侧夯土为辽代晚期修筑的，外侧则是明代的墙体。操场城南墙与该城圈最外侧墙体的夯筑特征相近，也为明代的夯筑物。

综上所述，大致可以梳理出大同古代城址位置、范围及变化规律：大同最早由赵武灵王开辟，约在公元前300年，就成为赵国的边陲要地，大同建立城邑应由此开始，历秦朝，西汉始置平城县。汉高祖六年（前201年），在旧城墙体外侧进行了增筑，位置相当于今操场城北部三分之二的城圈范围内。天兴元年（398年）道武帝迁都平城，在此城圈内大规模营造宫殿，并增筑了城垣；后于宫城南约400米修筑了外城，范围即明代府城的内侧城圈；郭城的考古资料相对薄弱，应该在如浑水以西、宫城和外城西南面去寻找。此后，北齐、北周的恒安镇，隋云内县同样利用了北魏的外城。唐更名云州，位置依然，放弃了周围的郭城和北面的宫城，开元二十九年，在旧土城的基础上进行了修筑，即明代府城墙体中间的一圈。辽初仍沿用唐云州城，升西京后，在旧城的基础上进行扩建，将北魏外城与宫城连成一体，组成了呈凸字形的西京大同城，面积相当于明清府城与北小城之和，金、元沿用未变。明代实际上又将辽金凸字形城，从中间拆开，形成南面呈方形的主城城圈和北面的北小城，天顺年间又筑了东小城和南小城，清因之。总而言之，大同古代城址总体布局和规模都没有发生大的变化。

大同自秦汉建立城邑，确切记载的历史距今已有2200多年，虽经北魏京都、唐代云州、辽金西京、明清大同的历史变迁，但城市的中心位置、范围及中轴线始终没有发生大的变化，这在我国古代城市建设史上是不多见的。但要准确了解各个时期古代城址规模、范围和平面布局，展露其不同时期的文化风貌，仍有待于将来考古发掘来实现。

注释：

① 《北朝研究》创刊于80年代末，相继收录了张畅耕的《水经注平城如浑水疏证》；张增光的《平城遗址辩》，《平城营造始末》；高平的《试探北魏平城》；殷宪的《如浑水考辩》等，有力地推动了平城遗址的研究。

② 北魏平城遗址考古2004年8月正式启动，平城考古队出考古所和博物馆的业务人员组成，刘俊喜担任队长。

③ 据调查，瓦当发现于操场城东北第四中学校门东的楼基中。

④ 《史记·高祖本纪》：“六年冬十月，令天下县城邑”。

⑤ 近年来，配合城市基本建设进行的考古调查和钻探。

⑥ 《魏书·卢鲁元传》：“世祖临幸其第，不出旬日。欲其居近，易于往来，乃赐甲第于宫门南。”《魏书·张佑传》：“太后嘉其忠诚，为造甲宅……进爵新平王，受职于太华庭，备威仪于宫城之南，观者以为荣。高祖、太后亲幸其宅，飨会百官。”

⑦ 清道光《大同县志》载：“文莺湖，俗名小东海，在东郭十里之间，波澄一镜，滨簇千家。”

⑧ 通过大同地区近年出土的唐代墓志，解决了大同军城设置及年代的混乱。

⑨ 宿白《盛乐、平城一带的拓拔鲜卑—北魏遗迹》：平城外城多驻卫军，所以《南齐书·魏虏传》说：“宫城三里内民户籍不属诸军戍者，悉属之。”又记“其郭城绕宫城南，悉筑为坊，坊开巷。坊大者容四五百家，小者六七十家。”悉筑为坊，说明郭城布局与外城相似。（载《文物》1977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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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晋阳学刊》2008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