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有骞：细石器的概念与研究方法

随着旧石器晚期的石器小型化，在北非、欧洲和近东地区出现了几何形细石器，在东亚、北亚和北美地区细石叶细石器广泛流行。在我国细石器的发现已逾百年，目前积累了大量的实物资料和研究成果。细石器的研究与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的环境适应策略和旧、新石器时代过渡等考古学重大课题密切相关，另一方面随着细石器的研究的深入，旧石器考古的研究方法也被不断完善着。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由于各研究者对“细石器”概念和范畴的把握不同，因此在处理具体考古材料和再研究时产生了混乱。这在具有丰富细石器遗存的嫩江流域的石器考古报告和研究中表现得非常明显。为避免今后研究中的不便，本文尝试对细石器的概念与研究方法进行初步的总结和探讨，希望通过这些认识为今后相关地区尤其是嫩江流域细石器的研究提供一定的讨论基础。

一、细石器的概念

1.以形态为中心的定义

细石器(Microlith)的定义最早始于19世纪后半叶的法国，“microlith”直译是“小的石头”，是根据形态特征进行的命名。在20世纪30年代，东亚考古学界开始正式引入这个概念。在我国“Microlith”最初被译为“幺石器”①，这是梁思永在研究嫩江流域昂昂溪遗址和热河地区的林西遗址时所采用的称呼。在日本考古学界，“Microlith”最早被译为“細石器”，这是江上波夫、水野清一在出版“满蒙学术调查”资料时所使用的概念②。后来，日语中的“細石器”被我国学者广泛借用和接受，逐渐成为我国史前考古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

在使用“细石器”概念初期，我国和日本的学者都未对其进行过正式的定义，但在实际操作中均仅把细石核和细石叶，以及用细石叶加工而成的工具称为细石器。较早对细石器概念进行明确表述的是裴文中③，他首先界定了细石器的空间范围为“我国东北、内蒙、及***诸区域”。其次明确了细石器的存续时间“自旧石器时代之末起，经中石器时代及新石器时代，迄于铜器时代止”。最后总结了细石器的形态特征，“石核，约皆微小，形如尖锥，或形状如扁平者；由此种小石核打下之石片，约皆为长方形者，或小方形者，制成之石器，约皆形体狭”。

2.以制作方法为中心的定义

从20世纪50年代起，考古界对细石器的理解发生了变化。比较早的是在1955年，有学者提出“细石器是形状细小的一种打制石器，是中国北部细石器文化中的一种产物，一般的打片工作都是利用间接法”④。这是首次用制作方法对细石器进行的定义，此后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把细石器与打制石器、磨制石器并列起来，强调细石器是间接法和压制方法制成的石器⑤。在此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细石器成了间接法和压制法石器的代名词。在实际操作中，由于缺少对间接法和压制法石器特征的系统认识，往往将其简化成为小型的制作精致的石器，把一些通体修理的石镞、石刃、小石片制成的刮削器、尖状器和钻器等都归入到了细石器的范畴，这造成了对细石器理解的一时混乱。

3.以类型组合为中心的定义

针对当时的混乱局面，安志敏及时地对细石器进行了重新规范：“细石器是一种采用特殊的工艺技术而产生的小型细石核、细石叶和细石叶加工所成的石器，它们是作为装备骨、木等复合工具的石刃而专门制作的。”⑥在这个定义中，“特殊的工艺技术”到底指什么?根据同篇文章下文的解释，应该是间接法。这个表述是对此前以形态和制作方法为中心的定义的综合。实际上，如果把某种石器制作技术与技术产品简单地对应起来是存在很大风险的，例如在周口店第15地点利用盘状石核技术仍可能生产出“勒瓦娄哇尖状器”⑦。最近针对细石叶技术的石器打制实验也证实了这个问题，除了间接法之外，有学者利用直接法生产出了细石叶⑧。换句话说细石叶并非是一定是用间接法或压制法生产出来的，间接法或压制法生产的产品也不一定是细石叶，不能把细石器与间接法或压制法简单地划等号。

4.以“细石叶工艺”为中心的定义

近年来陈胜前关于细石叶工艺的研究对细石器的理解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⑨。“细石叶工艺”在时空上是“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后段开始流行于东亚、东北亚以及北美西北部”。反映在考古遗物上的“细石叶工艺”的种类有“两面器石核毛坯、热处理痕迹、除皮石片、修理石片、打制削片前的摩擦痕迹、削片、第一剥片、修理台面所导致的石渣、细石核和细石叶”。“细石叶工艺”的技术特征是“以间接压制或打击的方法从精细预制两面器毛坯石核上生产规整细石叶产品的技术”。

5.细石器概念的再认识

回顾上述对“细石器”概念定义的历史过程，可以概括为两个重要的角度。第一是形态特征的角度，包括以典型器物为特点的界定；第二是从技术特征的角度，包括制作方法和工艺顺序两个方面。在未来的研究中，对细石器的理解也必须充分考虑这两个因素。从形态特征来看，小型和规整的形状是细石器的最显著的特征，其中最核心的特征是细石叶。学界一般对石叶的定义是，“其长度至少等于其宽度的两倍以上，两边和背面纵脊平行的石片”⑩。学者们一般以宽度来区分石叶和细石叶，但是具体的数值还没有一定的标准。盖培将宽度小于10毫米的称为“典型细石叶”(11)。陈淳、王向前界定二者的宽度为11～12毫米(12)；陈胜前则认为，宽小于7毫米的才能被称为“细石叶”(13)；А.П.杰列维扬科认为细石叶的宽度要小于5毫米(14)。另一方面，在考虑技术因素时，不应该仅突出制作的方法特点，还应该充分考虑细石叶制作的整套过程，从“细石叶技术”的角度进行理解。在考古学遗存中可以观察到的可反映细石叶技术的产品较多，笔者认为除上文陈胜前列举的类型之外(15)，应将除双面器细石核毛坯之外的其他情况也包含在内。这些技术产品在对判断细石叶技术存在与否及细化各细石叶技术类型时具有重要作用，尤其是细石核因为包含的技术信息非常丰富，所以常常得到研究者的格外重视。

二、细石器的研究方法

1.类型学分析

类型学是考古学分析的基本方法之一，在旧石器考古学研究中也具有同样重要的作用。有着从应用初期的分类不规范到目前的规范，同时利用多种分析方法来充分了解石器工业的性质，逐渐弥补纯类型分析不足的发展过程(16)。对细石器的研究也同样经历了这样的过程，尤其是细石核的研究最为明显。早期多依据形态特征对细石核进行划分，例如梁思永在研究林西的发现时划分出了椭圆锥形、桃圆锥形、断尖圆锥形和断椭圆柱形石核(17)。安志敏、吴汝祚在研究大荔沙苑的材料时划分出了圆锥形、圆柱形、扁锥形和石核刮器等类型(18)。王建等人在研究下川遗址的发现时，划分出锥状、楔状、柱状和漏斗状等石核(19)。安志敏在研究海拉尔发现的细石核时，划分出船底形、扁锥形、楔形、圆柱形和圆锥形石核(20)。后来在形态特征的基础上，学者们充分考虑了细石核的工艺技术特点。在我国以盖培对虎头梁细石核的工艺程序复原研究为代表，提出了动态类型学的研究方法(21)，提出了河套、阳原、虎头梁工艺的石核。此外，王建和王益人对下川细石核的台面、剥片面和底部的预制工艺特点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并根据剥片面在石核上的相对位置以及底部特征对细石核进行了划分，区分出锥状、柱状、半锥状、楔状和船形石核(22)。陈淳在进行我国细石核类型和工艺研究时，也区分出了楔形、锥形、半锥形、柱形、船形和漏斗形石核。类似的研究以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最为显著，复原出了许多细石核工艺技法。其中比较主要的有涌别、峠下、忍路子、兰越、西海、幌加、广乡、矢出川等技法(23)。综合各研究结果，目前识别出的主要的细石器工艺如图一。

图一 部分重建的细石叶技法和细石核类型(24) 1.涌别(河套) 2.峠下(阳原) 3.忍路子(桑干) 4.兰越 5.西海(虎头梁) 6.幌加 7.广乡 8.矢出川

2.打制实验

20世纪90年代，陈淳通过对国外石叶和细石叶打制实验史的梳理，详细介绍了胸压法、压制法和间接打击法生产石叶和细石叶的全过程。同时提出直接法也能生产细石叶，并且总结了直接法生产细石叶的特点(25)。赵海龙以东北亚的长白山及周边地区和科尔沁沙地的细石叶遗存为比对对象，应用多种方法进行了剥制细石叶产品的实验研究。实验证明间接法、压制法和直接法均能打制细石叶，不同方法形成的细石叶的台面端的特征存在差异(26)。

3.微痕分析

20世纪80年代，我国学者开始尝试应用发端于苏联的石器微痕分析方法，在最近十年获得了蓬勃的发展。在对细石器的研究中，王小庆对兴隆洼和赵宝沟出土的细石叶进行了高倍法微痕的研究(27)。陈虹对柿子滩、下川、柴寺遗址的部分细石器标本进行了低倍法的微痕分析(28)。方启对吉林省东部地区部分黑曜岩细石器进行了微痕研究(29)。

4.其他方法

崔天兴等人通过环境扫描电镜的观察和X射线能谱分析，对北京平谷上宅遗址出土的骨柄石刃刀的功能进行了研究(30)。陈淳通过对东亚和北美更新世晚期和全新世早期古环境的分析认为，细石叶遗存是一类分布于差异极大的生态环境中的器物(31)。陈胜前从文化过程的角度，对籍箕滩等华北旧石器晚期的细石器遗址的废弃进行了研究(32)。陈虹从文化适应的角度，对柿子滩等华北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细石器遗址进行了综合研究(33)。近些年，日本学者以行动论为指导，以石料的开发利用为切入点，进行了较多细石器人群移动方式方面的研究。

三、讨论

不论对细石器的定义还是各种方法的应用，都与研究的目的分不开，同时受到研究理论的指导。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兴起的“操作链”研究范式，对石制品的研究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最近陈虹和沈辰对“操作链”的概念、理论内涵及实践应用作了系统的讨论，尤其强调了“操作链”与“剥片程序分析”之间的区别。在以往的细石器研究中，对细石器制作工艺的复原属于“剥片程序分析”，为细石器的编年和分布特征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证据。但从操作链的角度审视以往对细石器制作工艺复原的研究还存在一些缺点。第一，现在复原的各种细石器工艺类型，都被看成是一个独立的系统，缺少各工艺类型之间的关系研究，不能重构全方位的技术体系。第二，有些模棱两可的类型、随意加工和未完成的材料常常被排除在研究之外，这些类型也是古代人群活动行为的一部分，因为如果把古代人类想象成为一群与生俱来按照某些固定程式行动的主体显然是错误的。第三，细石器工艺类型的差别除了与文化传统相关之外，还应充分考虑包括石料基础在内的自然环境的因素。

总之，近些年我国旧石器领域的研究开始了通过石器研究完成对人类行为过程的复原和阐述的有益尝试，细石器以其复杂的技术因素、分布极其广泛的特点，为探讨当时人类行为的问题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材料基础。嫩江流域是我国学者最早接触细石器的地区，经过几次大规模的调查，发现上百处细石器遗址，其中一些遗址还经过了正式的考古发掘。但客观地讲，嫩江流域目前的细石器研究才刚刚起步，一方面需要运用更加完善的方法对细石器的制作工艺进行重建，另一方面还需要对细石器的功能和与古环境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只有通过不断的长时间的研究积累，才能对史前人类行为的历史作出准确的回答。如果缺乏对细石器概念的准确理解和研究方法的正确运用，所谓的人类行为的研究也只是空中楼阁。

来源：《北方文物》201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