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为"母亲河"的神话∶兼从人类历史的角度谈石峁群城之谜

静云老师：那么，从全球文明化的视角来看中国文明起源的进程，你们觉得最早文明化的区域是哪儿呢？?

众同学：在中国的北纬24度32度之间。

静云老师：现在学界的主流观点是什么？中国文明化进程最早的区域在哪儿呢？

甲同学：应该是黄河流域吧。我们一直视黄河为中华文明的母亲河，从考古资料也可发现，在距今 6000 年左右，黄河中游的一片广大区域内存在着一批相似度极高，以彩陶和重唇口小口尖底瓶作为特征的遗存，学界将其称为庙底沟文化或西阴文化。而且它还影响到了东北地区的红山文化，红山文化的玉器特别精彩!还有黄河下游大汶口文化和豫西南、鄂西北区域的下王岗文化。所以，韩建业先生认为这里存在一个"早期中国文化圈"，而严文明先生则用"重瓣花朵式"的主次格局来表达早期中国文明化进程。

梓浩同学：我自已很喜欢红山文化，但是我曾经梳理了一些资料，了解到红山文化之后东北地?区有新的族群进来，我们系研究体质人类学的李法军教授也认为，在距今 4000 年左右东北有新的?族群进来，情况很杂，看不出一脉相承发展大国家文明的路线。?另外，我看了韩先生"早期中国"的书，感觉不太满意。一方面，考古层位学与考古类型学是一辆马车的两个车轮，二者不可或缺，否则马车必然倾覆。其中特别需要强调的是，考古层位学是考古类型学的前提。在没有层位学相对早晚关系证据的支撑下，类型学的比较很难让人信服，尤其是容易出现早晚关系的错判。这时则需要有碳十四数据的支撑，来确定二者的早晚关系。韩先生虽?然全面梳理了器物材料，似乎却忽视了对碳十四数据的重新梳理。例如我们拿这次课堂上郭孰知的?彭头山文化与上山文化作比较，在全面梳理其碳十四数据，排除异众值，并用相同的校正法进行校正后，二者的年代上限实质上十分相近，约为BC8000左右。但韩先生书中的碳十四数据却把上山文化定在了BC9000年起，显然是运用了上山文化的异众值作为测年上限。在没有层位学依据时，究竟如何进行跨地区的文化比较，如何确定谁是孙子，谁是爷爷呢？"早期中国"是否真的以中原为核心向外辐射？

另一方面，我对韩先生把考古学文化与古史传说简单地对号入座的方法，也无法苟同。众所周知，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古史是层累地形成的，孙子看到的古史传说比爷爷看到的更加丰富精彩。韩先生未对所引用的古书进行辨析，便用古书中的对象代入考古学文化，让人生疑。

再者，为强调中原在早期中国的核心作用，作者明显带有"中原中心观"的思想。苏秉琦先生曾提出，在我们的历史教育中存在根深蒂固的中华大一统观念，这是一个怪圈∶在潜意识中把豫西或关中地区视为核心地位的中原，难道秦汉相当于"最早中国"吗？

静云老师：梓浩确实对资料很熟悉，提出的问题都有道理！那我们就循着黄河作为"母亲河"想想，其作为中国文明发祥地的可能性有多大？

首先，依照黄河现在的河床位置，其河流发源处的纬度在北纬34度29 分，从河源往北流到纬度北纬40度46分，围绕黄土高原后，又南下到北纬34度50分，其后则东流到出海口，纬度在北纬37度46分。古河道的出海口大概在北纬35度左右，整个黄河流域均未进入亚热带湿润气候的地带。这就违背了世界性原生文明的发展情况，是不是因为中国文明发展的条件非常特殊？或者是我们此前对世界文明发展的认识有误差呢？

其次，东半球的早期原生文明都是以农业为基础的，因此，农作的发祥地是最有可能最早促成某一区域的文明化的。中国最早的农耕起源于一万余年前长江流域的稻作，所以凭什么让我们相信原生文明的起源在黄河流域而不在长江流域呢？

再者，黄河上、中、下游的纬度差距非常大，气候和生活环境往往不一致，这才是重点，气候不一致使黄河流域不具备成为一个大而完整的早期文明轴心地区的条件。所以黄河作为"母亲河"实际上也是后期神话性的概念。

俊伟同学：不好意思，老师。但是黄河流域也存在旱作农业吧，如果说文明是在农业的基础上诞生的，那黄河流域仍然可能是文明的摇篮吧。

静云老师：仔细思考黄河流域粟作和黍作农业的情况，我认为只可以证实黄河流域并非原生农耕文明的起源地。在这里我要补充说明一下，如果从农业的起源来看，我们可以发现世界早期文明发生地区与大规模农作技术的发祥地相距不远。从黄河流域的环境条件看，促使大规模农作形成的因素是不充分的。众所周知，黄河流域的生产作物主要是粟和黍，但是，这两类作物的种植规模往往不大，产量也没办法与水稻相比。虽然，黄土的自肥效应以及粟、黍本身宽松的生长条件，让粟、黍在"看天田"中也能有足够的收成。而正是因为"看天田"的存在，相比起稻作对水利设施的诸多要求，以及对水源管理等麻烦的事，粟、黍作物的生产则显得相当轻松。我们在之前的课上也有比较过水稻和粟、黍的种植情况，在这里就不再重述了。但要强调的是，粟作、黍作农业不需要像水稻那样发展出一些特殊的威权组织来协调宏观的（聚落之间）或微观的（个人之间）社会关系，只需要以家户为单位完成"看天田"的工作就好了。

梓浩同学：如果说黄河流域会表现为众多零散的文化区的话，那学术界公认的在距今 6000— 5000 年左右的彩陶文化群的高度一致性又应该如何解释呢？

诗萤同学：我倒觉得无论是黄河中游的半坡文化、庙底沟文化，还是西北地区的马家窑文化，它们的彩陶图案都没有传承到后期的文化中，对后来的中国青铜文明没有什么影响力。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些曾经盛极一时的彩陶黍作文化群的衰落和灭亡呢？

静云老师：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我们再从世界人类历史的角度来看，在某些北纬32— 37度之间的地区里，新石器时代中期和晚期的气候表现为湿润温暖，因此有些面貌特殊的、发达的农耕文化出现，如安纳托利亚南部的恰塔尔休于文化等（Catal Hüyük），中国东北兴隆洼文化、查海文化和黄河上游大地湾—期文化是与其同时代的暖化期。不过，到了青铜早期，气候变得偏冷与干旱，这些一度辉煌的文化便成为绝响，皆未能进入青铜时代。只是每隔一段不等的时间，便有新族群扩展、迁移至此地区，建立以军力为基础的国家文明。中国渭河流域的早期农耕生活故事也与此雷同。

若从此文化形成规律的背景，来观察中国早期文化的发展，便很容易在实际上发现类似的规律，但是有一个条件∶ 不宜盲目相信晚期才形成的历史神话，黄河为中华文明的"母亲河"便是其中之一。

我们从实际资料来看。刚才诗萤提到的西北彩陶文化地区的范围，在北纬 34 度至 37 度间，这地区在新石器早期几乎没有农作遗迹。但在新石器中晚期，随着气候的变化，确实曾有过相对发达的地域性农作文化，但它们到了青铜早期都已绝传。在距今 4000 年前左右曾有过一波气候冷化和干旱化，这确实导致了华北地区发生了大规模的族群迁移和生活方式的变化，造成早期彩陶黍作文化的解体和消散。因此，我们看到半坡 、庙底沟、马家窑等华北彩陶文化的独特形象，极少传承到后来的中国青铜文明中，这一点诗萤说得很准确。在此地区形成的新文明，并非以农耕的生计模式为基础，反而是一种侧重于发展战争技术的文明，主要依靠贸易和战争促进经济发展。这是上古史演变过程中的一个新时代。经过几波新来族群的掌控，此地成为周这个大国的政权中央。这与同纬度的安纳托利亚南部地区的情况相类似∶恰塔尔休于消失，而经过几波新来族群的掌控，赫梯族群在此建立新的军权帝国。

这些游战的族群有着怎样的生活方式呢？生活在这个地带的族群有很高的流动率，以战争掠夺为生。目前在这个区域内发现的遗址，其粮食似乎不全是本地所种，这也可以表明这些族群来往频繁，文化是多元混合的，并有迹象显示他们的掠夺对象是南方富裕的古文明地带。

同时，这些年轻族群也采用南方以及本地带早期古老文明的技术。在青铜时代，蒙古草原及丘陵地带才开始沙漠化，造就了一条流动族群的交通大道。而流动族群之间的频繁互动和迁徙，又促进了彼此的融合与冲突。

梓浩同学：老师，您可能不知道，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陕北石峁调查发掘，发现面积大约 400万平方米的石城，是最近所见的最大型聚落，里面好像也有农耕的痕迹。

静云老师： 知道，不仅是知道，也去考察过两次。

同学们七嘴八舌地问∶哇!那怎么样？

静云老师：虽然在尚未开展大规模考古发掘研究之前，便已将石峁城址认定为 4000 年前的大型聚落，并由此讨论文明起源的议题，但却有很多考古学家提出质疑。我也完全赞成这些学者们的看法，我们不宜采用农耕文明的古城概念，来讨论石峁城址的历史意义，而需要从时代和地理脉络来进行思考。因为石峁城址所在的位置，属于亚洲南草原通道，所以，对该遗址的研究不仅是中国历史的关键，更加是世界古代史的重要问题，了解该遗址，对世界史的研究亦十分有贡献。

石峁城址地处黄河流域北部的黄土高原地带（我称为"北游"），大概位于黄河"几"字形大转弯的中间，北纬 40度左右，位置相当偏北，经过黄河要道，往西南可通到黄河上游早期的黍作区河湟地区，往东南可通到三门峡：即中原宽阔肥沃的农耕文明区域的西北大门。在距今 4000 年前后，与气候的冷化及干旱化同时，西北地区发生了非常大规模的族群变迁，造成早期彩陶黍作文化的消散。而新来的族群日渐发展起游战的生活方式。

石峁城址紧邻黄河北游的河套地区，该地区是亚洲草原丘陵地带的通道，大约从距今 4400 年之后，从里海到渤海及日本海，在这一通道上出现了甚多中、小型城池，均属于为军事用途而建造的城，是掠夺族群的城邦∶以也里可温（Arkaim）文明为西，以夏家店下层文化为东。夏家店下层文化是什么？就是梓浩刚才说的，冷化期红山文化灭绝后，有新族群到来而建立的文化，核心区与之前的红山文化一样，也是内蒙古的赤峰地区，出土的青铜器（兵器、装饰品）与亚洲大草原是同-类型，如喇叭形的耳珰，从西西伯利亚到中国东北都有，材料有黄金和青铜两种。

钰珊同学：这是黄金做的哇!

梓浩同学：是的。这种样式是很特别的，不是谁都能随意做……原来夏家店下层文化是草原文化群的代表之一……现在我才清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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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云老师：出现也里可温之类文化遗址的地理范围，西到南乌拉，东到阿尔泰、蒙古，南到伊朗山等北纬 40 度左右的低山和山麓地带，北到北哈萨克斯坦草原库斯塔奈州、北哈萨克斯坦州，一路到蒙古，并涵盖中亚草原一带。这一带出现的许多城堡表明此时草原族群间正处于彼此争斗的阶段。在这一类遗址中，几乎未见农具，反而有很多青铜和石制的兵器，并出土了20 多台完整的驾马战车，另外还有很多马具零件以及相关器物。这—带属干用马战争的流动族群的活动范围恰好在河套地区的交界处，并往东跨到东蒙古草原低山地带。纬度相同的东北地区夏家店下层文化，亦发现了很多军用的石城。夏家店下层文化奠基干红山和新乐文化上，保留了一些本地独特的面貌，但夏家店下层文化无疑是由新族群建立的古国。西辽河及周遭地区发现了很多古城，形状有方形、圆形以及其他形状，常有外城与内城结构。不过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古城与同时期农耕地区的古城有非常明显的不同； 中国农耕地区的城均是土城，而夏家店下层文化的都是石城。在燕北地区已发现有 40 余座城址，燕南另发现70处有石城的遗址。城为堡塞区，主要的农作和聚落区在城墙外，另有相当多的聚落没有发现石城，大部分位干城堡遗址一线以南。遗址的密度相当高，显示红山文化的后裔融合到北方族群的大型集团中。

处于不同族群流动路线上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必然面对很多侵略者的袭击。东北石城与长江流域土城的建筑，功能有所不同。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古城没有农作灌溉和防水的作用，或可符合苏秉琦先生定义的"原始长城"，不过徐昭峰先生指出其具有城堡作用，包含贵族居住区、军事防御、祭祀台，并有多重城墙，以及半圆形的所谓"马面"等工程，都显示其军中防御功能很强.是近似汉代居延的要塞防御系统，"由城障、烽燧和坞堡等组成抗击匈奴的防线，而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大、中型石城相当于城障，小型石城无疑相当于烽燧和坞堡，共同构建相互依托的防御系统"。东北地区为何需要这种系统？无疑是因为该地在当时已经是许多族群的流动区，辽西社会不断地发生战争，又吸收同化了许多不同的人种。

夏家店下层古国与汉代北疆建坞堡的情况有很大的不同：汉代居延是大帝国边疆区域的防御设施，而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先民却以此"边疆区"作为全部的生活范围，这是生活在草原边界上的古国，自然也学到很多草原人所流传的知识（草原人流动地域很广，所以能作为知识的传播者），包括草原人最拿手的技术：战争。梓浩，这是你本科论文所缺少的背景。

梓浩同学：对。我本科时写的关于大甸子墓地的论文，分析后可以发现这个社会崇尚军事，就像东非的"马竞人"，他们首先被认为是战士，其后才是农夫。在这个社会中，拥有军事权力的中年男子积累的财富最多，拥有显现身份的限制性物品最多。但当时的分析就到此为止，没办法进一步解释为什么出现这种现象。现在听了老师的分析，有种豁然开朗的感觉。

静云老师：嗯。下一步我们把西边的也里可温和东边的夏家店下层文化的背景，注入到对石峁城址属性的理解中。从时代和地带的脉络背景来看，石峁所发现的石质工程不可能是一座城邦或大型聚落。大约在距 4200—3500 年间，亚洲草原出现了很多石质的军城，亦有军城之区；游战族群在相距不远的地方，修建军用的工事，或重修石城以扩展其功能性的范围。在未系统性地发掘前，石峁的确可能会被认为是一座大城。但有的学者对此提出质疑，认为所谓山头上的建筑，显然并非是作居住区而兴建，而是为袭击和防御所建的战线工事。所谓"外城东门"即是瞭望塔的作用。

立新老师：我们跟几位年轻老师去过石峁，情况比较清楚，这地方有很多冲沟，其中部分是较晚形成的，部分是古老的，从地貌基本上能分得出来。冲沟间有台地，利用城墙隔断台地，且部分利用自然冲沟作保护。

静云老师：该地带的族群流动率高，在止此地早晚修筑和使用军城的族团虽可能有所变化，但生活方式却是相类似的；以战争掠夺为生。我们从陶寺遗址可以看出这些掠夺人群活动。陶寺中期此地有小型古国，但在距今 390年左右遭到毁灭，宫殿、宗庙被破坏，祖陵被资。灰沟中有很多被肢解的人骨，都是成年男性，也有被害的女人，人骨、狗骨成堆。陶寺晚期的大型墓是古国毁灭者的墓葬，墓主无疑就是掠夺族群的西长。该族团以陶寺为据点继续南下掠夺，故能掌握稻谷，且其冢墓能随葬石家河文化的美玉。但这一族团在陶寺兴盛的时段很短，因内部争权或被下一波掠夺者冲击，而很快就失去了自己，的权威。石峁作为军民据点的群城发现后，我们大致上知道陶寺小国毁灭者来自哪里。

石峁遗址中所发现的粮食似不全是本地所种，物品亦表达这些族团来往混合多元的情况，并显示他们掠夺的对象，主要是南方富裕的古文明地带。同时，这文些年轻族团亦采用句括南方以及本地带早期古老文明的技术、形象和人才。从青铜时代早期到周代之前，黄河北游河套地区与燕山之间有密切的来往，相关的证据甚多，曹建恩先生认为，当时陕北地区与内蒙古地区的文化一致性奠基干彼时气候的条件。这个时期，蒙古草原及丘陵地带才开始沙漠化，所以本地带为流动族群的交通大道，在哈萨克斯坦，新疆、蒙古、黑龙江草原及丘陵一带，流动族群频繁互动及迁徙，彼此战争、学习 、吸收、传播等。

立新老师：就以战争为发展重点。有关所谓"外城东门"是在相对最高的位置，符合其作用，从远看周围可以看到几个人工土丘，检查之后发现都是夯土，这也是独立的瞭望塔或小型的坞堡；在东北到西北的方向都有，惟独南边没有，就是因为敌人不会从南边过来，敌人是同类的草原好战族群或集团。因此怪不得陶寺毁灭者自己也没办法在陶寺长期定居，在他们背后，还有其他集团南下掠夺。

静云老师：因为这一地带一直是战争很多的边疆区，属干长城地带，所以我们在周围发现的那些瞭望塔的时代不清楚，未必是早期的，时代甚至到战国、秦、汉都有可能。这里只简单用我们考察时候拍的照片给同学们看一些线索。这是所谓"东门" 瞭望塔石墙。

首先，第一眼就可以看到这座墙补修过好几次，是在已有的基础上再补强一层石墙，且补修的时间不一致，好像一开始时只有两个瞭望塔，然后过了不知多久后才在两者之间决定建墙，之后又在塔上补了一层石头。这是同一个族群修补的，或者是不同的族群在占据这座军城后再补修加强的？同学们觉得哪种可能性比较高？

甲同学：可能是同一群。他们在这里生活，保护自己。周围那些好战的族群很危险，所以要把墙壁加厚。

立新老师：我们先来认识一下一位石峁人。请看下一张图，考古人应该不怕颅骨，而且知道颅骨也会说话，会表达自己的故事。因为我们不是发掘者，所以不能随意碰他，更加不能作科学检测，只是发现之后拍了张照片，但这具颅骨还是告诉我们一个事实。

同学们七嘴八舌地问：这是谁？

立新老师：这就是静云老师给你们看过的多层城墙，从那个位置往南走几步，就在北边的膝望塔的墙下看到他。为什么这个下颌骨一下子就引起了我的注意？看照片还是往往不如看原件。这可能是白种人的下颌骨。据报道，东城门入口处曾发现一处人骨坑，目前还没有见到人骨鉴定报告，不知人种情况。

同学们（惊讶状）：为什么会出现白种人？

静云老师：这一点也不奇怪，那时候欧亚草原是白种人的舞台。新疆的发掘、蒙古国的发掘，俄罗斯的发掘在这方面都一致，内蒙实际上也是。这些白种人的"流氓"互相争战和掠夺，过着攻击和掠夺南方古文明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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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同学（惊讶）：这怎么可能是白种人的舞台？

梓浩同学：确实应该是这样。孙隆基老师上课也说过，草原地带只有到元代才主要成为是蒙古人种的舞台。

诗萤同学：老师，我想问一个问题∶如果没有战争，石墙还需要建那么厚么？

秀美同学：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同一群人补修石墙，或者是另一群人。主要是打仗后谁战赢，谁就能使用这个军城。我应该没说错，这就是军城。

静云老师：这是很典型的军城，与长江中游农耕地区的城完全不同。我们在脑海里比较石城与土城，石城的石墙之间明显可以看到有掷射孔，还有瞭望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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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新老师：石峁不是在短时间内建成的，这不是日本历史传说中的"一夜城"，而是时代早晚有别的群城区。我们目前还不能确定每一城的形状，但可以清楚地发现这些城是配合地形而建的…这不像我们所说的"云梦泽苏美尔"那样的土城，城的结构是按照人们自己确定的规律来建的。石峁这些军城就在冲沟之间选择台地，以石墙隔断台地和冲沟，加强保卫作用。

静云老师：我再给大家看看考察的照片。这是另一个区的城墙，这就是立新老师刚才所说的；石城墙紧挨着冲沟的边上兴建，隔断并保护一块台地。我们再回去看东边的瞭望塔，把这两个城墙作一比较。瞭望塔的石头整整齐齐，尤其是在墙的第二层可以看得到。这些石头肯定是被加工过，而且只有用金属工具才能得到这样的效果。而这一座墙的石头没有被加工，显然是直接用自然石头来建的。但同时也可以看到，先民在建墙之后，使用某种工具在城外的一面砍掉一切凸出来的石头，把它做成平面，可墙内却没有这样做。大家想想这是为什么？

诗萤同学：这很清楚：外面把突出的石头凿平，不能让外面的敌人轻松地爬进墙里，但里面不是平的，是为了自己能爬，能打敌人。

立新老师∶ 说得很准确。就是这样。秀美也说得很好：谁掌握这些堡垒，并继续修建这些石城，就是胜利者。这些族群的主要战争对象就是同类的族群。但是这些族群有同样的目的∶掠夺南方古文明。石峁的位置非常符合实现这一目标，所以互斗掌握据点。还有，从建城墙的不同方法，可以看出该遗址时代的跨度应该不小，早到距今四千二三百年，晚可能到殷商，也不排除部分遗迹的年代更晚。东边瞭望塔，看石头的加工就知道，没有金属工具肯定做不出来，年代肯定偏晚，或许大致上相当于殷墟或略早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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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云老师：嗯，我们从城头山说到石峁了，南北相差上千公里。这很正常，通过比较会更容易了解两边的现象。石峁城址与城头山城址差别很大，后者是原生农耕文明社会漫长发展的结果，而前者是流动、游战族群的战争据点。细数之下，它们共有三个不同：气候、时代和建城目的。这很符合人类历史的基本规律∶ 公元前第四千纪后段在亚热带农耕文明起源地带上，原生文明的城址开始出现，并组成地区的联盟国家体系；公元前第三千纪末在北方草原与山区交界地带的军权社会开始快速发展起来，这些人也建城，但是一般是作为贸易据点，或者作为战争据点。从里海到日本海这一地带，距今4000年前后以来，都是致力于发展战争技术之族团的生活区。

下一张图应该是相对较早的城址遗迹，都是自然未加工的石头。陕西考古所就在这一座墙下发现了玉器。

我们知道，良渚文化的高等级墓中随葬很多玉器，而同一时期的其他文化也有类似的情况，包括石家河晚期。但是陕北地区的玉器发现的地点很奇怪，很多玉器放在地下或石墙缝里。我觉得答案非常简单∶ 这是战利品的宝库。这些玉器并不是这里的人制作的，而是从别的地方抢过来的。

明立同学：原来如此，我本来一直不明自为什么在陕北出十不少与长江流域一样的玉器。原来是抢夺回来的战利品。

乙同学：玉器是很好，但是玉器不能吃。如果他们天天战争，不放牧，不耕地，他们吃什么？万一明天被打败就没有吃的了。

静云老师：这个问题很好。石峁是文化混杂的遗址，既包含本地长居的农耕和渔猎族群的聚落，也包含有数波来自草原的流动的游战族群。这种生活方式不同的族群的"共生"现象，在距今4000 余年前的南草原地带（即欧亚大草原南缘）颇为普遍。

这种"共生"现象起因于游战生活方式的形成。由于气候冷化，在亚洲大草原地带，原本在南缘就很脆弱的少量农耕衰退，采集狩猎者赖以维生的食物资源亦变少，一些原本以游猎为主兼少量农耕的族群转变成以掠夺为生，努力发展战争技术而成为专门的游战族群。游战族群逐渐发展出军力政权，以游战掠夺或远程贸易营生。他们在历史上发展青铜兵器技术，并逐渐掌握驯马交通技术。我认为在石峁遗址将来有发现马匹的可能性。

我们不能以为游战族群只是不停的流动，不定居，而且不会建城。正好相反，他们因以战争为生，一定需要有掠夺后回来的保护区，所以需要在活动范围内建筑几个据点。换言之，他们的生活方式是部分流动，同时亦有定居点或根据地。所以，在从里海到渤海及日本海的广大区域内，在亚洲草原丘陵地带出现了非常多的大、中、小型城池，它们均属于军城，作为掠夺、游战族群的城邦和堡垒。这类族团甚多，但是他们自己不耕地，不养猪、鸡等，不生产定居生活族群的产物，所以其日常所需严重依赖农耕和畜牧的定居聚落，尤其是在建城时，需要与本地原居的农耕或放牧族群建立"共生"关系。

在此要说明的是，这种"游战"族团未必有血缘关系，往往依据某种势力或凭首领感召而混杂组合为一群，群体分合变化纷繁。从青铜早期以来，这类族群组团结合很多，他们不仅依靠掠夺农耕或牧业生产者为生，彼此之间也互相竞争，不断互斗和争战。尤其是在选择栖息地点方面，每一游战族团都会追求尽可能占据有利之处。

这种"有利之处"有几个指标，其中最关键的有二：便利于建堡垒的破碎地形（陡峭山丘与山谷），包括能用作远望塔的地点；周围一定有定居的以农耕和养家畜为生的聚落，能提供部分相对稳定的食物来源。因为当时掠夺族群不少，所以本地农耕聚落也面对必须接受这种共生关系的局面，以免被众多游战族群不断轮番地抢劫，而最好的方式是专门供养一群强人以自保，或许还可以从庇护人的强大与胜利中获得额外收益。

石峁所在的地点和其他一切条件都完全符合游战族团栖息所需，甚至可以说是一种理想的选择。其地点恰好在鄂尔多斯草原与黄土高原交界地带，南下掠夺路线于此开始，当时生态条件比现在好，故周边亦有农耕、畜牧和渔猎聚落存在，山上可狩猎野当，因破碎地形而形成的诸多陡深沟壁等自然障碍成为修建坚固堡垒的自然基础，使工程量大大减少，坚固堡垒的修建成为保护自身安全并存放战利品的据点。因此，当时这里应该是很多族群都希望掌握的地点，应该有很多不同的族群或早或晚地占据过石峁军城，而屡被沿袭使用且不断地补建（石峁群城各段各层的建墙技术屡见不同，且明显可见多次补建的痕迹）。所以它并不是一个大族群的大聚落，而是很多族群在某段时间互相纷斗或被竞争驱赶的中转站和据点。

简单地说，在青铜时代早期，亚洲草原南部与山丘交界之地构成了一个大的文化体系，这是一个定居与流动、农耕与游战"共生"的地带，是游战生活方式的发祥地。石峁遗址的地点恰好在鄂尔多斯草原与黄土高原破碎的蚀沟梁峁地形交界之区，是族群流动、互斗和掠夺并存放战利品最频繁的地带。游战生活方式发展到了殷周时期，生计逐渐转换为以远程贸易为主。黄河水系从北往南下来的部分会有游战族群短期的据点，但是到了后期随着贸易的发展，成为草原与股周贸易的联接地带（如马匹贸易），从事远程贸易的族群与本地农耕、畜牧的居民"共生"（以陕北清涧县的李家崖、辛庄遗址为例）；而黄河水系"几"字形的上段北游是游战族群栖息、建立常用据点的地带（以神木县石峁群城为例）。也就是说，在共生社会中掌握权力的族群，在不同的地带和历史阶段中，或是以战争掠夺为生计的贵族，或是以远程贸易为生计的贵族。

回到黄河流域的问题，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黄河北游属亚洲草原低山地带，在距今4000年前后，开始成为致力于发展战争技术的族群的生活区。而黄河南游，郑州、洛阳则是古老农耕区的北界，也恰好是北方游战掠夺者攻击的前线地带。由此可见，黄河流域地区间彼此的差异性很大，在青铜时代，黄河成为关键的交通线，是那些不从事生产（或较少从事生产），主要以游战为生，四处游动的族群的"生命线"，借助黄河这个交通要道来进入古农耕区。

现在我们可以比较，长江中游古老的农耕区与黄河流域情况的差异。从城头山建城以来。长江中游自 500 多年前开始形成了富裕的联城式国家，共同发展大规模的农业、专业化的手工业，市场与精神文化。他们刚开始建城时应该没有考虑到战争的因素，只是后来因为周围猎民的攻击和内部的一些冲突，才需要逐渐加强城的防御功能，但这种城防御功能之弱，对于那些专门从事战争的草原族群来说，简直是小巫见大巫。黄河流域原本有一些小规模的渔猎兼农畜的本地聚落，到了4000多年前，草原的游战族群开始活动，他们在此区域建设军城据点，同时从本地聚落获取基本食物。他们并没有致力于发展生产和国家生活，而是发展战争技术。只有再过一段时间才进一步转变为发展远程贸易（"丝细之路"的源头）。黄河水道并不是农耕生活的基础，而是远程战争和贸易的交通线。

在这里，我需要再次强调∶ 只有在城头山这类南方农耕城市文明中，我们才可以看到文化内在的系统性和发展的连续性。城头山所代表的是原生文明的兴起，不亚于古埃及和苏美尔。

甲同学：郑洛地区，实际上也属于黄河流域的中心地带，这里也一直有着稳定的农业，也不是游战民族，那郑洛地区也有可能是中华文明起源的中心区域吧，例如二里头遗址，就是一个典型。

静云老师：这不完全准确，在温暖时代，黄河南岸的确有很好的农耕条件，但它的范围并不广大，且明显地限于南岸之地。黄河北岸有中条山、太行山，形成了一堵自然的"墙"。随着冷化、干燥化时代的来临，这地区的农作必然会陷入危机。在我看来，这一带一方面是守护着南方江河文明的北境，另一方面又会做北方游战族群的前哨。二里头、郑州、偃师三城的历史作用就是如此。甲同学∶但是，历史上，殷商、周、秦、汉这几个集权化的王朝却是发展于黄河流域的，这又怎么解释呢？

静云老师：那已经非常晚了，我们在这里谈及的只是早期原生文明发祥地的条件，就此而言，黄河不符合这样的条件，但却是个族群混合的良好媒介及信道。因此自殷商始，北方族群在黄河下游北岸形成了新的活动中心。从此以后，黄河流域长期掌握着政权，中央和边缘的关系也因此发生了变化。黄河作为"华南"与"华北"生活方式的交界地带和交通要道，在南北交流、混合与同化的历程中，发展成为庞大的"中华文明"的"中央"。就此而言，可以说黄河是后期兴起的庞大的"中华文明"的发祥地，如果借用苏秉琦先生的定义，黄河文明应该属于次生文明，是在相对晚一些的阶段由多种文明特别是南方农耕文明和北方战争文明混合而形成的∶ 毋庸否认黄河在中华文明发展历程中的重要性，但并不能因此就说，它是中国境内最早的原生文明发祥地。

【说明】本文摘自《时空之旅：文明摇篮追踪》（上海文化出版社2017年）页104-106，作者郭静云、郭立新、范梓浩、刘丽霞、赵柏熹、邱诗萤、史明立、江俊伟、刘秀美等，欢迎个人转载，机构转载请与本公号联系。转载或引用务请说明作者与出处，若有出入请以原书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