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莹：从美国到全球的考古学

19世纪开始，近代考古学伴随着欧洲学者的身影远渡重洋，来到遥远的新大陆继续成长。今日的美国考古学已经得到了更加如火如荼的发展，并怀揣着经典理论与新生方法，走向了全球，对亚洲、大洋洲、非洲考古学的发展起到了不同凡响的带动作用，由此影响了全世界考古学的发展。1934年，美国考古学会（Society for American Archaeology，简称SAA）成立，编辑出版《美国考古》（American Antiquity）和《拉丁美洲考古》（Latin American Antiquity）两种专业学术期刊，为全世界的考古学研究提供了交流对话的平台。1935年，美国考古学会在马萨诸塞州的安杜佛镇（Andover）召开了第一次学术年会，此后每年在不同城市召开年会，为美国考古学者学术交流的最重要盛会，也成为美国考古学从美洲走向全球的平台。

2010年4月13～18日，SAA第75届年会在美国密苏里州的圣路易斯（St.Louis）举行。美国本土的考古学家、研究世界各大洲考古的美国考古学家、乃至于研究各大洲考古的世界各国的考古学家齐聚于此，展示了大量学术界广泛关注的世界性考古议题的最新研究成果。同时对于影响考古学的社会科学理论与自然科学技术的发展方向做了热烈的讨论。中国及整个东亚地区的考古在年会上也得到了学者们的高度关注。集中体现了美国考古学的全球化、民主化与多样性特点，也体现了世界考古学发展的最新动向。笔者有幸假09／10年度Luce基金访问学人在密苏里大学学习的机会，参加了此次年会。现将点滴观感汇聚于此，错漏之处请读者指正。

一．SAA议题的全球性与多样性

来自世界各地的考古学家，为本届年会自主设计了260个专题。这些专题涉及到了考古学、人类学、民族学及相关学科的方方面面，21世纪考古学的理论、方法与实践被作为年会的开场白，奠定了整个年会的主题基调，几方面的重大议题围绕着这个基调展开。

区域的广泛性和全球性，是本次年会议题的一个重要特点。美洲考古及欧洲、亚洲、大洋洲、非洲考古都有大量的议题，突显美国考古学之美国学者主导的世界考古学的特点。其中美洲考古仍是重点，直接涉及美洲考古的有100多个专题，较为重要的有北美考古，如“早更新世至殖民时期的加利福尼亚考古”、“美国东北部考古”、“美国东南部考古”、“北极圈及临近地区考古”等；中美到南美的考古学文化也被广泛涉及，如“墨西哥考古”、“南美考古”、“新技术在加勒比考古中的应用”、“秘鲁沿海地区的研究近况”、“尼加拉瓜考古”等；另外还有对特定文化的讨论，如“晚期玛雅政治中心的城市生活研究”、“玛雅低地的家庭及村落考古”、“古印第安文化”等。这些方面的问题都在本届年会上得到了系统翔实的讨论。欧洲及欧亚大陆的考古，也有相当惊人的信息量，如“欧洲铁器时代与中世纪考古”、“埃及、近东和海湾地区的研究近况”、“探索欧洲青铜时代”等专题。从东亚陆缘、东南亚到大洋洲，以“南岛语族”的起源、发展、变迁为主线的亚太海洋地带考古的一系列议题也被涵盖其中，如“东亚、西亚与南亚”、“波利尼西亚人的流散：史前石器与新大陆的接触”、“大洋洲研究近况”、“南亚与东亚研究近况”等，展示了世界考古学的又一个新热点。另外还有若干非洲地区的考古专题，如“纳米比亚西部与纳米布中部考古”、“非洲的更新世及早全新世”等。当我们放眼全球的史前、历史时期文化，一些趋同和变异的现象就跃之眼前，这些由来已久的问题——同时期的不同地域文化如何彼此影响乃至替代、同地区不同时代的人群如何进化和发展，诸多的问题都会在纵观全局之后得到至关重要的线索。

自然科学在考古学中的运用，促成考古新技术、方法的开发，同样是本次年会展示出来的特点。二战以后，科学技术手段迅速植入考古学领域，在不同的研究方面显示了惊人的推进作用，科技考古这股新生力量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更多科研机构、高校、实验室开始对考古遗址和出土标本进行定性定量的数理化分析，使得考古学研究更加具有系统性、科学性和历史重建的客观性。本次年会设立的科技考古方面的专题有“残留物分析——考古遗址残留物的埋藏学”、“科学对考古学的支撑作用：什么是最先进手段”、“考古记录的数字化”、“考古中的地图、图像与模型”、“法医考古学专业标准的建立”、“社会科技考古学：人类学中的承诺与展望”、“考古学与动物考古学中同位素分析研究近况”、“宾夕法尼亚西部的地球物理学研究”等，从理论、方法和实践的角度进行了展示和深入讨论。时至今日，考古学研究的确已经无法脱离科技手段，测年技术、同位素分析方法、DNA技术、地理信息系统等都是我们现在耳熟能详的名词，并出现在了所有的考古学专业教科书中。中国的一些高校及科研院所已经拥有了具备一定规模的科技考古实验室，从不同角度推动着中国考古学的发展，这是中国考古学日趋系统化和科学化的一个标志，使得考古学逐步摆脱诞生之初夹带的古物学和金石学的尘烟，已经成长为了一门真正的科学。

环境及生态变化与人类生存演化的关系近些年来已经成为了研究的热点。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会议促进考古学家们进一步思考过去几千年、几万年乃至几十万年、几百万年人类与其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变化之间的关系，因为这些关系直接影响着从史前到历史时期人类的适应行为和生计模式，影响着整个人类的进化和全球性迁徙。本次年会设立了“美国中西部与五大湖地区的遗址与地貌”、“本地与全球变化：欧亚大陆考古学中的地貌、气候、社会政治关系与世界系统分析”、“北半球新旧大陆古人类对新仙女木事件的响应”、“玛雅低地的农业、动物与气候”、“环境的力量：政治生态学框架下的考古学研究”等专题。讨论的时间范围从旧石器时代覆盖至今，地域范围波及全球。人类作为自然界的一员，在生态系统中与其他动植物每时每刻都发生着互动关系，自然环境控制着人类的生活，而人类活动达到一定的规模后又反过来影响了周围的环境，成为环境考古学的理论基础。

地层学、类型学和技术学是与考古学伴生已久的传统研究领域，但是在学科深入发展的今天，这些方法已经显示出了很多的不足。回顾上世纪，在新考古学和中程理论的影响下，考古学家试图在过去的真实历史和今天的考古记录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实验考古学和民族考古学等随之相继产生，考古学理论和方法都日渐纷繁，加之田野工作几何倍数地增加，考古学家有条件游刃有余地将这些新方法新理论应用于实际材料中。而本次年会的主题基调也是对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的讨论，因此期间的很多专题也呼应了这个议题。“美洲中北部互动关系研究中使用的方法与技术”、“玛雅文化的地貌景观分析”、“美国考古天文学”、“植物考古学的问题与方法”、“古食谱分析”、“人工制品研究：模型与实验”、“对Michael B.Schiffer的评价和他的行为考古学”、“三维考古模型：研究、方法与理论的新方向”、“提提咔咔湖盆地动物考古学新进展”等诸多专题，为我们呈现了焕然一新的研究角度。

另外还有与重大遗址的调查发掘及研究有关的专题，如“英属哥伦比亚狩猎采集社会：Bridge River遗址的交叉学科新研究”、“美国墨西哥边界文化资源调查”、“Roc de Marsal旧、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新成果”、“伊利诺斯Orendorf遗址出土器物研究”等；此外，公众对考古的认知和肯定是考古工作的生命力，从标本展陈到文化遗产管理等话题也不乏其中，如“加强地方考古资源的保护”、“Caldera山谷国家自然保护区前10年的文化资源发现与管理”、“数字化展陈问题”、“政府考古——为大众与资源服务”等。

二．美国考古学进步的两大引擎——社会科学理论与自然科学技术的协同发展

考古学产生于欧洲，传播、发展于世界各地，但不管你承认与否，美国考古学都是过去半个世纪以来引领世界考古学进步的火车头。聚落考古学、新考古学、考古科技等现代考古学的新范畴，主要孕育和发展于美国。美国考古学发展、进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社会文化人类学等社会科学理论与自然科学技术的进步，无疑是带动美国考古学发展的两大引擎。本次年会的大多数议题，都不同程度地体现了这两个学术倾向。

上世纪60年代是西方考古学发展的一个转折点，刘易斯·宾福德（Lewis Binford）的旗帜性文章之一《作为人类学的考古学》（“Archaeology as Anthropology”）阐述了将考古学置于人类学的框架下的重要性。“考古学的目的就是人类学的目的，而人类学的目的就是阐释整个时空内人类生存的物质的和文化上的异同”。70年代末，Binford将中程理论引入考古学领域，从此这个理论系统更加严密完善。社会科学理论是美国考古学，或者说是世界考古学重要的一大推动力。张忠培先生也曾指出：“考古学简言之，就是揭示、研究遗存及其呈现的时、空矛盾，并依此探索人类以往社会历史规律的科学”，“考古学属人文科学范畴，研究对象是考古学文化所表象的古代人类社会的历史”，“考古是广义史学中的一个学科，透物见人，研究历史，是考古学区别于狭义史学的主要之处”。中西方学者不同的表述传递了相同的信息，即考古学并不是简单的各种研究方法的汇总，也并不仅是使古代遗物重现天日的工具，而是要以此为基础，再上升到由社会科学理论来解释人类社会的层面。在本次年会上，一场“考古学就是人类学：纪念刘易斯·宾福德从事考古50年”的专题研讨，总结了社会人类学等社会科学理论在考古学中运用的诸多个案，如“宾福德在西南地区”、“理论、方法与实际工作：宾福德理论在田野中的应用”、“关于空间：遗址结构的两个个案”、“宾福德对阿根廷考古的影响”、“刘易斯·宾福德的交叉学科探索：加深民族学、人类行为和生理变异性之间的对话”等。

与之相对，或者说并行的考古学另一大推动力即为自然科学技术。本次年会安排了诸多科技考古方面的专题，以大量的研究实例说明了自然科学技术对考古学的重大影响。以显微技术为例，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发展起来的石制品微痕分析、残留物分析在解释考古标本功能的过程中发挥了革命性的作用，不仅仅体现在得到了新的线索和解释，更修正了以往类型学理论中的偏颇，裨补了其中的阙漏，而这两项技术得以产生和发展的基础就是一台小小的显微镜。伴随着显微技术的进步，高倍金相显微镜、扫描电子显微镜等等高端的精密仪器都被应用其中，使石制品功能学研究发展成为与原料利用、石制品制作技术、类型组合、人类行为阐释等领域并行发展的研究方向。“当前残留物分析在考古问题中的应用”专题中，很多此领域的细节都得到了展现，如“古代葡萄酒的分子证据探索”、“古埃及葡萄酒残留物的化学分析”、“被遗忘的细节：从食物残留物中发现的植硅体”等。另一个良好的例证是测年技术的应用，大尺度的古地磁年代学、钾氩法测年和精细的碳十四测年技术极大程度地弥补了地层学的不足，为考古学家厘定遗址年代框架、探寻时空关系提供了标尺，为一些看似无解的难题打开了门窗。古DNA分析则在人类的起源与迁徙、动植物驯养、农业起源等诸多方面提供了直接的证据，使很多理论模型与假设得到了证实，又为提出新的框架与假说奠定了基础。此类的例子不胜枚举。当人文精神中吹入了自然科学之风，考古学家们受益匪浅。在本次年会上，一场“美国考古学危机”的论坛中，来自哈佛大学、威斯康辛大学、波士顿大学、蒙特利尔大学、多伦多大学、南佛罗里达大学、宾州大学、史密斯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伊利诺斯大学、亚利桑那大学等传统名校及研究机构的考古学者，回顾和检讨了过去半个世纪科技考古的发展所面临的问题，指出了以往传统考古学家们在借用科技手段时的局限与偏颇，评价了先进科技考古发展的良好态势，并对今后的科技考古之路进行了展望和指正。本次年会的其他一些专题也呼应了这场讨论，如“跨越界限：考古学与自然科学的结合”、“加勒比考古中新技术的应用”、“从同位素的观点探讨加勒比文化的移动与起源”、“特里尼达岛人类的定居行为：以沉积中的孢粉为证据”等。

的确，如同任何不同性质的事物互相碰撞融合的过程一样，在自然科学移植入考古学的过程中，难免发生负面的摩擦，在传统的、经典的，在前人看来稳如泰山的已有理论框架被修正、被填补时，冲突也频繁发生。不同的学科背景导致双方各执一词，加之自然科学中也存在着技术层面的诸多漏洞，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科技考古之路并不一帆风顺。由此造成的局面就是，二者成为了一直打斗的连体儿，无法分离却又一路磕绊。半个世纪过去了，很多人无法再坐视这种局面，希望二者能完成这种纠结的融合，成为人类学之下成熟的分支学科。越来越多的从事理论考古学和从事科技考古学的前人后辈意识到，“科技考古学”最终仍落在“考古学”这个关键词上，而考古学又属于人类学的范畴，应该说，三者殊途同归，在追求的最终目的上是同一的，有着同样的待解决的问题，大家何不互相沟通，呈现不同专业背景的优势，使连体儿合为一体，以自然科学的强健躯干同社会科学的深邃头脑齐头并进呢？！

三．美国考古学会上的中国与东亚考古

近些年来，SAA的学术年会一直凸显着考古学现今的国际化趋势，不同国家地区的学者远渡重洋聚集一处，带来不同的信息。中国作为考古资源大国，在遗址的发掘、标本研究、方法与技术的利用上有着迅猛的进步，同时也与西方国家有着空前密切的交流。本次年会上的“东亚史前、历史时期器物生命史”和“中国考古田野工作国际合作新进展新成果”两个专题上，美国和中国的从事中国考古学的学者带来了一系列新的研究成果。

中国疆土上生长的考古学文化在世界考古学文化中的地位是可圈可点的，内陆的古代文明向西辐射至西亚、中东和欧洲，东南部的古代文化除了辐射至东亚、东南亚的岛屿之外，还更通过海运传达至非洲和世界其他地区，这些史前及历史时期的交流和互通都在各地的考古遗址中得到了体现，被考古学家们长期讨论。结束了固步自封、闭门造车的旧岁月后，中国的考古学引进了西方考古学方法及理论的新空气，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兰州大学、厦门大学、吉林大学、山东大学、四川大学等高校及科研院所的学者都对目前与美国、欧洲以及大洋洲进行的合作项目作了翔实的汇报。“黄土高原西部旧石器时代人类行为”、“东亚陶器起源”、“中国国际合作项目中放射性碳测年的应用”、“中国东北部新石器时代的红山文化”、“中国东南部新石器时代的文化、经济方式趋向”、“浙江田螺山项目的新近成果”、“宋家河坝：小型居址的调查、发掘及地球物理学研究”、“从宏观到微观：中澳伊洛河地区项目”、“四川九寨沟国家公园汉代居址考古研究”、“鲜卑、契丹、辽或金？赤峰边缘地区考古学研究”等等报告。除此以外，在“东亚史前、历史时期器物生命史”论坛上，日本、韩国、美国和中国的考古学者更是打破疆域的界限，将目光放置于整个东亚，将这一大地区作为一个文化单元，探讨其与东南亚、南亚、大洋洲文化演变的关系。

美国考古学会立足美国，面向全球。学术年会举办的75年来，每次的规模和所设置议题都超过前次的水平，极大地推动了世界考古学的发展。在学术国际化的趋势下，必将不断地有新鲜血液注入，学会必将继续发展壮大，继续发挥它的推动作用。

来源：《南方文物》201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