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泓：从考古资料看汉唐两朝对古代新疆的管辖经营

一、两汉对西域的管辖和治理

西汉宣帝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匈奴废弃其西域僮仆都尉，汉朝始置西域都护府作为中央派驻西域的最高军政机构，以郑吉为首任都护，府治乌垒，正式确立了汉王朝在西域的主权；同时将原驻西域的使者校尉改为戊己校尉，设于高昌，专司屯田，直属中央。其后通过一系列政治、经济措施，巩固了汉朝对西域的统治。

（一）派官设治，封任诸国

据《汉书·西域传》，自汉宣帝至新莽，先后任西域都护者凡十八人，其姓名见诸史册者有郑吉、韩宣、甘延寿、段会宗、廉褒、韩立、郭舜、杜建、但钦、李崇等十人。沙雅县裕勒都斯巴克发现“李崇之印”即为见证。西汉在西域地区，保留原来诸国名称，封任原有的国王。《汉书·西域传》载：“凡国五十，自译长、城长、君、监、吏、大禄、百长、千长、都尉、且渠、当户、将、相、侯、王，皆佩汉印绶，凡三百七十六人；”并以官爵高下，有金印紫绶和紫印墨绶之别，均由西域都护统领。东汉维持这一赐绶制度。今***沙雅县于什格提汉代遗址发现“汉归义羌长印”，系汉朝赐予羌族首领者。西域都护府下属官吏有当地贵族，也有中央委派的。《后汉书·西域传》记有拘弥王成国主薄秦牧；拜城县刻石《刘平国作亭诵》载有龟兹左将刘平国的业绩。今轮台县乌垒故城发掘不少汉代遗物，进一步揭明西域都护府所在。和田地区两汉遗址，发现大量汉代二体钱，其形制打压和图纹受中亚制币影响，背面有当地国王名称，但其正面铭记和币值皆用汉文，即接受汉王朝的统辖。

（二）屯田戍边，组织生产

1.屯田。西汉昭帝始于轮台、渠犁屯田；宣帝时于车师、楼兰等地屯田；元帝时戊己校尉专领车师境内屯田；东汉明帝时于伊吾屯田并设宜禾都尉；后又置西域长史，经由敦煌太守隶属中央大司农。1959年民丰县尼雅遗址发现东汉管理屯田的“司禾府印”印范。说明这里曾设屯田机构。

今轮台、沙雅、若羌和罗布泊北岸等地，发现两汉屯田遗址。如轮台东克孜尔河畔柯克确尔城故红泥滩沟渠田界（注：黄文弼：《塔里木盆地考古记》，科学出版社，1958年。）；沙雅县东哈拉哈塘汉代古渠、城垒、田埂和汉五铢钱；若羌县米兰汉代灌溉系统，沿古米兰河，修筑有总闸、分水闸、干渠、支渠及汉代文物。罗布泊北土垠遗址，出土汉文木简70多枚，起西汉黄龙元年（公元前49年），迄咸帝元延五年（前8年），大部分与西域屯田有关。简文中多次记载屯田粮仓“居卢訾仓”。如“河平四年……守居卢訾仓，车师戊校”；又“居卢訾仓以邮行”（注：方英楷：《***屯垦史》（上），***青少年出版社，1989年，第69页。）。即居卢訾仓也作传递文书的驿站。罗布泊土垠汉简还多处提到“伊循都尉”、“伊循卒史”、“龟兹王使者”及车师、交河壁、渠犁、敦煌等地。（注：《文物》：1975年第9期。）此遗址尚出土大量汉五铢钱的佉卢文木牍等文物。

2.机构、种类和管理。罗布泊出土的汉简反映出西域屯田由戊己校尉主管，按部曲组织形式管理。据黄文弼《罗布淖尔汉简考释》简8：“君使宣告左右部司马衍”，可知屯军分左右二部；又据黄文弼《罗布淖尔考古记》，左部属高昌戊校尉管，右部属姑墨己校尉管（注：黄文弼：《罗布淖尔考古记》，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1948年，第183页。）故左右部司马为戊、己校尉属官。同时罗布泊汉简记有“左部后曲侯”，“左部左曲侯”，“右部右曲侯”，“右部后曲侯”等，（注：黄文弼：《罗布淖尔汉简考释》，《西北史地论丛》，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说明屯田各部下分曲侯。曲侯又称军侯，是西域各大屯区直接指挥官，常由驻军校尉担任，如伊循校尉，屯田校尉等。按《后汉书·百官志》：“大将军营五部……部下有曲，曲有军侯一人。”罗布泊汉简与此相吻合。罗布泊汉简还记有“从事”、“仓吏”、“令史”、“卒史”等，是屯区具体掌领田卒生产和作战的官吏。反映出西域都护与戊己校尉、司马、曲侯及其属吏多级屯田组织机构。汉简18、19所记“都吏”、“都使者”，为汉中央至西域督察使官。由简27“畜产衣器物籍”，可知各屯区建有诸籍薄制。

汉屯田功能重在戍边，基本由戍卒屯垦，类型以军屯为主，次有犯屯和民屯。军屯的主要劳力是现役戍戌卒，由全国各地征调而来。罗振玉、王国维《流沙坠简·器物类》、《戍役类》仅映出，西域、敦煌屯卒来自河东汾阳、上党屯留、河南洛阳、颍川阳翟、南阳涅阳等地。罗布泊汉简表明楼兰屯卒有自南阳、京兆尹等地，如简34：“士南阳郡涅阳石里宋钧亲。”

汉时的犯屯是政府将大批“弛刑士”遣送边疆屯田，减免刑死。其编入军队，附属军屯和屯卒共垦，非单独组织。《汉书·西域传》载：“汉遣侍郎郑吉、校尉司马熹将免刑罪人田渠犁”（注：《汉书·西域传·车师》，卷96（下），第3922页。）；《汉书·赵充国传》有“留弛刑应募……屯田”。王国维、罗振玉《流沙坠简考释》简文：“西部侯长治所，谨移九月卒徒……当禀者人民各如”（注：王国维、罗振玉：《流沙坠简考释·屯戍类》，第31页。），这里“卒徒”即屯田刑徒。

汉时民屯由政府鼓励、招募内地志愿者迁入，在军屯附近和交通要道组织屯田。《罗布淖尔汉简考释》简30记：“应募士长陵仁里大夫孙尚”，简29记：“霸陵西新里田由”，即为应募士和应募民。民屯的耕地是属于政府的官田或荒地，汉时称天田。《流沙坠简·戍役类》简8记：“若干人画天田，卒人画若干里若干步”；简9：“画沙中天田……卒人画三百步”，画，此为分隔、划分。

汉简还反映屯田经营管理方式。第一，在军事和公益任务重大而集中的屯区，实行包干制。官兵集体劳动，完成大规模屯田、灌溉、修筑城邑烽障的任务，官府统一发给生产生活资料，劳动产品一律交公。《居延汉简》甲303页记：“第十部吏十人，载各州斛致官”（注：《居延汉简》甲乙编，中华书局，1980年。）。可知当时居卢訾仓、交河曲仓所积粮食，皆屯军生产，而非由内地转运或征自西域属国。第二，在军事务较重和驻军校多的屯区、实行轮班制，戍卒分期分批参加屯垦。1976年发现一居延汉简记：“第四长安亲……尽八月戊卒……用积卒二万七千一百四三人，卒百廿一人”。第三，西汉末因西域战事减少，汉朝在军事和公益劳动较轻的、主要是民屯和军屯家属屯区，实行定额租税制。由官方分给每个屯者约20亩地，年终交纳收获量约40%，生产生活资料自筹。《居延汉简》甲225页：“右第二长官二处田六十五亩租廿六石”；甲编1610简：“右五家田六十五亩，取租大石廿一石八斗”（注：《居延汉简》甲编，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年。）。屯田管理的防戍特点渐趋于内地封建土地经营方式。

汉简亦反映对汉朝出屯卒的厚惠政策。政治上对有功的屯民赐予官爵。如《罗布淖尔汉简考释》简27：“公乘史隆家属畜产衣器物籍”，“公乘”为汉时第八等爵，（注：《汉书·百官公妻表》。）史隆带家产应募，被赐予“公乘”，简30：“应募士长陵仁里大夫孙尚”，“大夫”为五等爵。同时屯卒发配武器。《罗布淖尔汉简考释》简52记：“五石具弩一，承弦二……”。

汉朝允许屯卒带家属。罗布泊汉简33有“右六人其二亡士，四士妻子”；《居延汉简》甲275记“第五隧足徐谊，妻大女职年卅五”等，说明屯卒带妻子较为普遍：《居延汉简》甲280有“父大男倡年五十二，母大女请卿卅九”，甲编766有“弟大男辅年十九”等，说明屯卒可带父母兄弟等，且大多为青壮劳力。

汉朝对军屯士卒及其家属予以生活照顾。罗布泊汉简41记：“□□家属六人，官弛二匹，食率匹二升”；《居延汉简》甲280记：“卒李护宗妻大女女足年廿九，用各二石一斗六升大；子使男望年七，用各二石一斗六升大，”即官方提供牲畜、粮食帮助。简49：“为东卿造……醇酒一斗，”说明官方还发给屯卒酒类。屯军工具由政府发给，《居延汉简》甲288：“更钱五千具从农田具”；甲289：“出槟钱万五千给吞远仓。”屯军食盐亦由官方发给，如：“出盐二石一斗三升给今八戍卒七十一人”；甲编1313：“障卒李就盐三升。”屯兵衣服由国家供给，《居延汉简》甲编2035：“田卒淮阳郡长平东洛里公士尉充年卅，袭一领、私单绔一、尤袜一两、绔一两、私袜练、私袜一两”；甲122：“东郡戍卒阿灵里袁鲁衣橐”，即装衣物的衣橐也由公家提供。屯卒病、死由公家医治抚恤，《居延汉简》甲编1649简：“遣尉使承禄，十月吏卒病，九人饮药，有瘳名籍”；《居延汉简》石印本卷二：“戍卒……病死，官袭一领，钱二百卅，官袜一两……居延令史。”屯兵口粮一般集体领用，《居延汉简》甲330有记。而家属多的屯卒也可单独领粮生活，《居延汉简》甲287：“卒张籽粟三石三斗三升少，十一月丁酉自取部。”

3.组织生产。(1)大量培植农作物。屯军的蔬菜是自种自食的。《居延汉简》甲编2001A：“韭三畦，葱七畦，葵七畦……城官中亭治园条，其出入多过条者匆减”；甲编1405：“障卒十人……一人守园一人助。”管理严格有序。屯卒主要栽植粟、麦、稷和葡萄。《罗布淖尔汉简考释》简40有：“食粟四石二斗”等；楼兰遗址有粟的遗物，尼雅遗址有陈积摞厚的小米。另，尼雅遗址有麦籽和麦穗；楼兰古建筑参杂覆盖着大量糜秆，古城塔东有深达70cm的糜子堆；黄文弼《1957～1958年***考古调查附记》文：“可清楚地看到黄米”。同时各屯区还种植葡萄等果树及香料、豆等作物。

(2)推行先进生产技术。汉军屯田传播了内地先进生产工具和技术。西域不少民族早先有冶铁术。《汉书·西域传》记：若羌“山有铁，自作兵；”鄯善“能作兵”；且末西“作兵略与汉同”；“龟兹能铸冶”。然如所见，冶铁主要用作兵器，制铁农具则传自屯区。汉初冶铁专营，铁农具由政府首先发给屯卒，遂渐得推广；与此配套使用的其他工具也相继传播，如铁锛、锯、推磨。尼雅遗址的铁镰与今陕西关中的形制基本相同；昭苏汉墓出土的舌形铁铧犁与敦煌、关中、长安的汉代大铧形制、风格均相同（注：方英楷：《***屯垦史》（上），***青少年出版社，1989年，第99页。）。牛耕技术随屯田而推广。罗布泊汉晋简有：“因主薄奉谨，遣大候究犁与牛谐，营下受试”（注：罗振玉、王国维：《流沙坠简》，上虞罗氏宸翰楼影印，1914年。）。表明楼兰屯区推行牛耕技术并建立考核制。拜城克孜尔千佛洞第175窟二牛抬杠图，与嘉峪关西汉墓牛耕图、内蒙古和林格尔汉墓牛耕图及山西平陆枣园村汉墓二牛抬杠壁画皆近相同。屯军还将代田法引入西域，使垦地沟垄相间，改变了西域绿洲广种薄收的粗放撒种，形成栽培技术的革新。今汉代屯址仍到处可见沟垄成行的田野。

(3)兴建水利。西域大规模水利兴修始于汉军屯田。屯兵运用开渠筑堤和掘井之法修筑了许多灌溉渠道。主要有伊循灌渠；沙雅“汉人渠”，《罗布淖尔考古记》文：“长达二百华里”，“渠旁及遗址中觅出汉五铢钱”；罗布泊东坎尔井，为楼兰屯兵引西汉陕西“井渠”法修建，戍己校尉设于高昌城后进而推广。（注：王国维：《西域井渠考》，《观堂集林》13卷，1959；《史记·河渠书》。）

(4)冶铁业的兼营。冶铁与农具和武器制作直接相关，汉代西域冶铁地点大都在屯区附近。如楼兰、伊循附近的若羌、鄯善等地，北胥鞬屯区附近的莎车，姑墨屯区的姑墨，龟兹屯区的龟兹，交河屯区的山国等地。龟兹是西汉后期西域最大的冶铁中心，今库车附近发现两处汉代矿冶遗址。一是库车县阿艾山冶铁遗址，出土有铁矿石、坩锅、灰陶三耳罐及陶瓴（鼓风管道），此陶瓴与汉代陕西“霸陵过氏瓴”形制同。另一是库车县东北可可沙冶铁遗址；附近并有两处汉代炼铜遗址。一是提克买克炼铜遗址，二是卡克马克铜矿遗址。此外尼雅遗址出土有烧结铁、石凿、铁铲、铁锛、铁镰等；洛浦县阿其克山遗址出土有陶鼓风等。上述遗址均见汉五铢钱，说明其皆为汉代统一西域后兴办。

(5)屯牧：汉政府特殊政略。因关内外战事需大量马匹，国家常令边疆屯军养马。《汉书·食货志》载：“天子为伐胡故盛养马，马之往来食长安者数万匹”；“牧师诸苑卅六所，分置北边、西边，分养马三十万头”；“令民得畜边县，官假母马，三岁而归，及息什一……用充入新秦中。”（注：《汉书·食货志》。）因而汉军屯田西域兼营畜牧，设牧士专事放牧。《罗布淖尔汉简考释》简1记：“都护军侯张□所假官骍牝马一匹，齿八岁，高五尺八十寸”；简22有：“用二私马至敦煌，辄收入，”说明屯军养有官马和私马，均控制甚严。又简41：“官驼二匹，食率匹二升。”马供骑兵驿卒，驼供运输之用。

（三）修筑烽驿，保护交通

保证交通和社会安定，是西域都护府又一大行政职能。汉政府为保证中央政令通达边塞和巩固边防，在西域重要交通线上修筑了延绵的城垒和燧烽台，驻扎戍兵，传递、执行军情政务，兼营交通运输；在商道要邑还设关哨驿站，稽查、接待使者、行旅。汉武帝时烽遂亭障已从敦煌延至盐泽（罗布泊），烽燧线长达1600多里。汉完全统一西域后，烽驿关卡则遍及西域各地。

西汉时西域主要交通线分南北两道。南道自阳关取道基羌，沿古车尔臣河经且末—尼雅大于田—和田—皮山至莎车，越葱岭达大月氏；北道出敦煌越白龙滩，经罗布泊北至今吐鲁番，沿古塔里木河取道焉耆—库车—阿克苏至疏勒，越葱岭达大宛。西汉末又辟新北道，出敦煌直接向北取道哈密，越博格达山，经吉木萨尔沿天山北麓直达乌孙。汉朝的城垒烽燧即分布于上述几条交通线。前101年，汉朝令西域屯军修筑了敦煌一楼兰的烽亭；次年又修筑从楼兰—渠犁连城的烽障，沿途设置许多驿站。这一工程与东起辽东，西至玉门关的汉长城相接，对守卫西北边防起了重要作用。烽障遗址在旧北道保存最多，罗布泊北岸及焉耆至拜城间，有诸多大小不等的汉代城垒和烽燧。如库车县克孜尔尕哈燧烽台保存尚好；罗布泊烽燧遗址中，有前后兵营和烽台下的仓库；库鲁克塔格山麓孔雀河北岸连绵的烽燧线，从东部营盘一直延伸到库尔勒西。奇台县石城子西汉古城遗址，发现绳纹版瓦、简瓦及西汉早期半两钱等，表明这里曾设汉朝官署。汉代西域修筑城垒的一项重要文物，是闻名于世的《刘平国作亭诵》，刻于拜城县喀拉达格山麓岩壁，记东汉桓帝永寿四年（158年），汉龟兹将军刘平国率当地族民，修建城关与边防列亭，是东汉政府在西域施政和各民族共守西域的历史遗存。

交通的安全保障了丝路的畅通与繁荣。两汉时西域同内地商业往来和物资交流密切，绢马贸易由此进行。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时，携币帛价值巨万，“而马之往来食长安者数万织品为大宗，同时带去玉石、毛织品等多种特产；中亚、南亚商人亦经西域与中国内地通商。***出土了大量丝织品，如昭苏西汉乌孙墓，民丰东汉合葬墓，罗布泊汉遗址等。民丰合葬墓主衣衾皆为丝织精制，锦袍织有“万世如意”字样。

在此造纸术的传入尤值一提。1933年黄文弼等在罗布泊西汉屯址发现麻纸，“为初造纸”，“同时出有黄龙元年之木简……当为西汉故物”；（注：黄文弼：《罗布淖尔古考释》，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1984年、第168页。）民丰东汉墓中也发现纸张。汉西域屯兵多自甘陕，西汉长安“霸桥纸”是世界现存最早的纤维纸。即前一世纪造纸术由楼兰屯兵传入西域。因早期麻纸质量低、不易存，使用不普遍，汉魏时书写仍以竹木简和布帛为主。魏晋后纸张见多。

陶器的广泛制作和使用也由内地传入。哈密五堡绿洲出土的彩陶之图绘、S形图案几与甘青陶器和鄂尔多斯青铜器风格相同；罗布泊发现的陶器形制亦同内地。《罗布淖尔考古记》说：“吾人踏查所及，陶片分二类，”“其泥质者疑来自内地，花纹形式均与内地相同。其沙质者……以本地沙土为质”，“然其式样则属内地”。“其他陶片散布地，间有汉铜小件及五铢钱为证者，其陶片……显与内地之传统纹样相同，”“要皆为中原之作风”；“轮台、库车、和田瓦砾之散布及完整陶器，其花纹式样皆不出上举范围，尤其在天山北麓古坟中所出黑陶壶，与内地所出……均同。是可证自汉通西域后，陶工艺之输入极为广泛，竟遍及天山南北。”（页91、90）

商业的发展使汉朝货币大量流行西域。***各地都发现汉五铢钱；奇台石城子古城西汉早期半两钱，是***现存的最早货币。同时，又因汉统一西域和丝路通行，汉文成为西域最早使用的文字，并为各国官方通用。

汉朝通过西域都护府的设置及其军政和经济管辖，有效地守卫了边防，推动了西域经济文化的发展，加强了西域与内地政治、经济、文化的联系。也具体说明了统一对于西域的重要意义。

二、唐王朝对西域的管辖和治理

唐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繁盛阶段，它对全国及西域的统辖、治理日臻完善和成熟，在军政、经济、交通诸方面对西域进行了较系统的管辖。***出土的成千件唐代文书等资料，大多属其所辖西域各级军政机构公文档案，内容涉及府兵、田制、赋制、籍账、法律、馆驿、屯田等各方面，充分证实了唐中央在西域的政权统治。

（一）政治、军事管辖

1.继承汉朝都护府制，建立两大都护府。640年唐在西州设管辖西域东、南部的最高军政机构安西都护府；统一南疆后府治移往龟兹；702年唐为御东西突厥，在庭州置管辖天山及中亚北部的北庭都护府，安西都护府遂成为唐管辖天山和中亚南部的统治机构。1966年吐鲁番出土文书“贞观十九年（645年）行兵请赐物牒”，钤“安西都护之印”；同时出土有“高昌县牒上安西都护府为曹禄山诉李绍谨辞”和“高昌县上安西都护府牒”。在北庭都护府故址出土有“蒲类州（庭州属县）之印”。另，“高昌县上安西都护府牒”记：“从弓月城向龟兹”。弓月，在今伊宁县境（注：岑仲勉：《弓月之今地及其语原》，《西突厥史料补厥及考证》论文集。），是南通安西都护府治龟兹、北通北庭都护府治庭州，西通碎叶的交通要邑，说明唐政权从西域东部至西部都在行使其主权。1968年TAM100号出土“汜德达告身”（任命书）两件，其一：永淳元年（682年）“告飞骑尉汜德达”，使用武周新字；其二延载元年（694年）“告轻车都尉汜德达”中，列于阗、安西、疏勒、碎叶四镇，证实了唐中央对西域的统辖。

2.实行州县制。唐据西域各地不同情况，在两大都护府下，于东疆实行普通州县制，设伊州（置伊吾、柔远等三县），西州（置高昌、交河等五县），庭州（置轮台、蒲类等四县）。在东疆以外的天山南北和中亚北部建诸都督府州，实行羁縻府州制（南疆置焉耆、龟兹、疏勒，于阗四都督府和34州，隶属安西大都护；北疆置昆陵、濛池、金山三都护府，以及昆陵都护府下12个都督府、濛池都护府下11个督都府，隶属北庭大都护府）。1965年吐鲁番出土“上元三年（676年）西州勘放还流人贯疏状”，钤朱色篆文印存“西州”二字；“永淳元年高昌县申太平乡贮粮状”钤“高昌县之印”四方；“神龙元年（707年）高昌县崇化乡点籍录”亦钤“高昌县之印”。1973年吐鲁番出土“蒲昌县注定户等申州状”，钤“蒲昌县之印”五处；同次还出土钤有“天山”、“柳中”等县印的文书多件，以及钤有伊州、瓜州、沙州等印鉴的“过所”数件。1973年TAM509出土文物有功、仓、户、兵、法五曹名，与《唐六典》卷30记都督府置曹名一致。

3.建立军制和府兵制。唐在西域的军制，是在大都护府下设军、守捉、城、镇、烽、戍、道诸层组织。安西都护下主要有濛池军、玉河军，弓月城、塔罗斯城，及葱岭、疏勒、于田坎城、兰城、西州赤亭，伊州罗护，焉耆张三城等14个守捉和安西四镇；北庭都护府下辖庭州瀚海军、西州天山军、伊州伊吾军、轮台静塞军、碎叶保大军、清海军、金牙军，以及庭州沙钵、独山，今玛纳斯乌宰，乌苏黑水、东林、西林，奎屯叶河，阜康冯洛城、耶洛城，昌吉张堡城，米泉俱六城共11个守捉。可见唐军防机构遍及西域各交通要充。同时，唐在西域设南北两路节度使。一为所治龟兹的安西四镇节度使；一为所治北庭，辖瀚海、伊吾、天山三军的北庭一伊西节度使。多由两大都护担任，驻扎重兵。巴楚脱库孜萨来古城的唐文化层内，有不少汉文信函提到“将军”、“守捉”、“镇将”等官称。1972年吐鲁番唐墓出土《天山军牒》等文书；发掘出张怀寂父母张雄夫妇合葬墓，有《唐故伪高昌左卫大将军张君夫人永安太郡麹氏墓志铭》；1973年发掘出张怀寂之子张礼臣墓，有文书43件，其中天授二年一月的官方文书，署有史、参军判仓曹、博士摄录事参军、录事，并有“付司傑示”，傑即王孝杰。而张怀寂、王孝杰、张礼臣均为平定吐蕃叛乱、收复、镇守安西四镇的将帅功臣。

唐在西域也推行府兵制。唐中央建府兵系统，设12个大将军分别直接统辖全国各地府兵。府兵兵农合一，从事生产并期斯宿卫京师或戍边，隶属于军府。唐在西州设军府，吐鲁番文书载有前庭府、岸头府、蒲昌府、天山府。1959年TAM304出土“岸头府队正”墓志（注：《文物》1960年第6期。）；1964年TAM4出土《龙朔元年卖奴契》有“前庭府卫士”“蒲昌府卫士”（注：《文物》1973年第10期。）；1973年TAM508有“大周西州天山县前天山府校尉”，另一天山府帖文上钤“玉钤卫天山府之印”（注：《***考古三十年》，***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56页。）；1969年吐鲁番出土的开元三年（715年）《西州营名籍》，记西州营八队，每队五伙，每伙六驮，至陇西执行运输任务，有押官、“人”（乘骑官）。此皆与府兵制相符。“名籍”一式二牒下发西州营和陇西县，说明西域府兵与内地相同。

（二）唐朝政令的施行

1.均田制的实行

由《贞观十四年安苦延手实》可知，唐对西域各族编户齐民；钤有“蒲昌县之印”的《开元廿一年蒲昌注定户等申州状》表明，唐在西域定户等地，均授田亩；据钤“高昌县印”的《崇化乡神龙三年点样》载：“何无贺一户五口，其中丁女四人，受田五亩四十步；石浮满一户四口，有丁男一人充卫士，受田十亩四十步；白胡仁户五口，丁男一人充卫士，受田九亩卅六步”（注：《文物》1977年第3期。）。说明均田令在西域不仅实行，而且已在兄弟民族中施行；并且对军卒家属有优厚规定。唐均由制下田地有授有还。唐令有“剩田追收”（注：《通典》卷2《田制》下。）和“身死……口分则收入官，更以给人”（注：《旧唐书》卷48《食货志》。）的规定。1973年TAM文书“麟德二年（665年）牛定相辞”中记，口分部田“死退”，即口分田在受田者死后收还官府。关于永业田，唐令规定：“有剩追收”（注：《通典》卷2《田制》下。），即有“剩退”；而永业田的“死退”，按唐令“世业之田身死则承户者便授之”，即“传子孙，不在收授之限”（注：《旧唐书》卷48《食货志》。）；然吐鲁番却发现永业田“死退”文书，如：“焦敬及死退□壹段贰亩永业常田□城西十里”（注：《大谷文书》第2865号，引自《***考古三十年》，第300页。）；“康氎子死退一段贰亩常田□城东廿里高宁□给史尚宾讫”（注:《大谷文书》第2854号，《历史研究》，1962年第4期。），即永业田死退，官收转授。这显然与唐律中关于永业田主死后不必还田的记载不符。那么，永业田在西域置于收授之列而限于买卖，这是唐阶段性的治策？还是区域性、民族性的边疆特殊政措？值得认真探讨和研究。

2.审发过所，稽查交通

过所，是通过关镇戍所的通行证。《唐六典》：“凡行人车马出入往来，必据过所以勘力。”《唐律·上禁律》规定，错发过所者，受严厉处罚。过所制是唐中央政府在全国交通要道设行的具有法律效力的通行令规。据《唐六典》，中央或地方的过所缮写二通，一为正本，由官方盖印发给请过所者；二为副本，经判官，通判官签署作档案保存。过所在中央由尚书省发给，刑部司门司主判；地方由都督府或州发给，户曹参军主判。***出土的唐过所，都由户曹参军主判，与史载相符。如《唐瓜州、西州户曹给石染典的过所》，有所过关驿“悬泉守捉”、“常乐捉官”、“苦水守捉”、“盐池戍守捉”勘过；瓜州都督府签名，西州都督府盖印，并有“伊州刺史张宾押过”。表明不论经过大小关津，都要徼验勘押过所。又如《有关濛嘉琰请给过所的高昌县文书》，答复西州都督府户曹关于麹某请给过所，需高昌县调查的几件事：(1)麹嘉琰去陇后所有户徭，已由其弟答应担负；(2)麹嘉琰所带奴婢、马驴，田保人麹忠诚等证明非诱盗而来；(3)漏报奴婢已补报；(4)保人王贞等非逃兵之类。故西州都督府户曹可据此发给麹嘉琰过所。可见，唐过所制对请发过所者的户徭承接，所携奴婢、牲畜来源、保人的身份等均有严格规定。

西域盛产马，马关系军防之要举，马之交易转运，政府控制更严。《唐律·疏议》：“将马越度、冒度、私度者各减人二等。”因而过所对此盘检尤为周严。如开元廿一年石染典请领过所时附买马契“随牒徼验”，列有马之原主和保人三个：“马主别将康思礼年卅四，保人兴胡罗也那年四十，保人兴胡安达汉年四十五，保人西州百姓石早寒年五十。”又如《康益谦等请给过所的牒文》，详叙“马冒”：

一乌骠草八岁一枣骝父九岁一草八岁

一父六岁一敦六岁一骝父七岁

一骠父二岁 一父二岁[马捌匹]

驴，五头，并青黄父各捌岁可见，马之勘验甚细，要求逐一详述其毛、齿、牝牡。

由上知，申请人领到过所后，途中仍须经严密查核。过所须备出行牒文，若所开事项与实不符或证件不俱，则拘留审查。如《有关蒋明化丢失过所案件文书》及“牒将明化为往北庭给行牒事”。其他发掘的西域给发过所的文书还如：《给康大大往轮台过所》、《天山县张无玚请往北庭过所》、《甘州张掖县人薛光泚请给经玉门往甘州过所》、《给安西镇满放归兵孟怀福往坊州过所》等。唐对边关过所制度的重要目的在于严防盗卖人马，偷漏国税，逃避赋役及境外破坏。对于保障社会安定和经济发展有重大意义。

3.其他法令和政令的实施

(1)力行法治，查获私度等依法处置。如吐鲁番出土《上元三年西州勘放还流人贯疏状》；宝应元年《康失芬行车伤人案卷》；开元廿一年《岸头府界都游奕所为查获无过所人王奉仙等解州状》、《岸头府界都游奕所为查获史计思等人送州状》；而《高昌县牒上安西都护府为曹禄山诉李绍谨辞》所申“借贷不还事”，则涉及不同民族和地区，证明了唐法律在西域的有效执行。

(2)置车坊、立牛籍。唐代设有供役使的车坊。《唐六典》卷23“将作监”文：“凡监置役使车牛……给于车坊”。吐鲁番唐墓文书有《天山县长运坊残状》。而《天山县为申长运坊孳生牛残状》，表明牛生、死要由主管县上报州，置牛籍，各牛烙州印，配专人事理。《关兵曹为天山坊死牛皮事》表明，车坊车牛由兵曹司职。同出文书还见“赤亭坊”等。

(3)设置官市，管理贸易。唐州县治所等城，置市，设市令，丞管理。开元廿年《石染典从瓜州返回安西过所》卷中，在沙州请过所牒上，注有“沙州市勘同。市令张休”。《石染典买马契》注明，其马在西州市有成交。《康谥谦请过所状勘注》中有“市券”、“保白”。市券是官印“红券”；保白是私契（“白契”），由成交双方签订，但须有若干保人。《唐律疏议·杂律》定：“买奴婢、牛马立券”，市价不立市券者，刑笞等。西州开元十九年（731年）《准给唐荣买婢卷》、《开元廿年准给薛十五娘婢卷》，均有市丞签名，并注“同元契”及“用西州都府印”或“用州印”。反映出市易管理的正规。

(4)置水官，修水利。吐鲁番唐墓有关文书《高昌县申修堤堰料工状》、《为行水浇溉致突厥葛腊下游奕首领骨逻佛斯关》等，反映出申修堤堰之频仍及民族交往之频繁。唐在西州设知水官、陶拓所、水子负责水利，文书记西州有“武进渠”、“垒石渠”、“屯续渠”、“东渠”、“西渠”。颇具盛况。

唐中央还常派专使视察西域。《使衙为诸寺观应割附充百姓榜》，即为益民之举。

（三）地方性政措

1.西域屯田。唐代继承前朝在西域屯防，且规模超过以往，屯区遍布伊州、西州、庭州、龟兹、碎叶、焉耆、乌垒、清海、轮台、疏勒、于阗等西域各重镇要地，其中以伊、西、庭州和龟兹、碎叶、焉耆、乌垒屯田为典型。

1972年吐鲁番唐墓出土《伊吾军上西庭支度使纳北庭粮米牒》（《伊吾军纳粮牒》）载：“敕伊吾军，合军卅应纳北庭粮米肆仟硕，壹佰玖拾柒硕纳伊州仓讫。牒上西庭支度使叁仟陆佰肆拾陆硕……，纳军仓讫”。（注：《***出土文物》图版102，文物出版社，1975年。）可见伊吾屯军规模之大，成绩显著。今巴里坤县大河乡干渠村大河古城，为唐伊吾屯军所筑城堡，出土有开元通宝等。吐鲁番哈拉火州出土《伊吾军屯田残籍》记有：“廿亩种麦”，“用水渠灌溉”等，钤“伊吾军之印”。

伊吾军所属各烽戍，为补充士兵给养，减少军粮转运，办有烽铺屯田。烽铺是边防军最基本组织，是唐边塞要隘哨所，分属军镇、州县。TAM226出土《唐开元某年伊吾军典王元琮牒为申报当军诸烽铺

田亩数事》记：“合当诸军烽铺，今年

田总壹顷陆拾□亩；”“速独烽种豆陆亩”，“柽槌烽（床）捌亩”等；同墓还出土《唐伊吾军牒为申报诸烽铺田所得斛斗数事》等，均钤“伊吾军之印”。另，《唐伊吾军诸烽铺收贮粮食斛斗数文》记：“壹硕贰斗陆升肆合床故亭烽”，“叁硕玖斗贰升伍合斗波色多烽”（注：《吐鲁番出土文书》第八册，文物出版社，1987年。）。表明各烽屯收获粮食就地贮存；并反映出烽铺中有当地兄弟民族。

唐西州，有军府管理的大规模天山军屯和州县军镇管理的屯田。吐鲁番出土《西州都督府屯田文书》载：玄宗时西州都督府各镇戍卒共营田一千多亩，有赤亭镇、柳谷镇、白水镇、银山戍、方亭戍等。《唐西州都督府下诸军府主帅牒》记“烽人收贮”，钤“西州都督府印”。TAM78出土《唐西州蒲昌县下赤亭烽贴为镇兵粮事》钤“蒲昌县之印”。亦反映出有烽铺屯田。

庭州，是唐北疆军政、经济中心，有瀚海军兵一万二千人，《唐六典·河西道》记有“北庭廿屯。”唐于北庭设有支度营田使。《唐书·百官志》卷49载：“边州……屯田之州别置营田使。”吐鲁番出土有《唐北庭都护支度营田使文书》记：“节度副大使……检校北庭都护、支度营田使。”庭州也有烽屯。《吐鲁番出土文书》第八册《唐北庭诸烽田亩数事》记：“乾坑烽床伍亩”，“柽林烽床伍亩”。

焉耆，唐时建都督府，设军镇屯驻。1950年后焉耆发现几处唐代屯址，如“唐五城”、“陆式铺古城”；皆有屯军仓库、地窑、农具、粮食及唐代铜钱等遗物。

乌垒，唐时是安西都护府下乌垒州治所。玄宗时垦地一万多亩，今轮台县黑大叶城即唐代屯田城，内在大熔铁炉，唐朝钱币等，说明屯军自制兵器和农具；伊拉苏也是唐军屯区，内有戍楼和唐开元通宝、大历元宝等。

龟兹是唐朝安西都护府驻地，龟兹都督府治所，唐重兵戍屯。《通鉴》卷223云，自唐置安西四镇，“开屯田以供糗粮，设牧监畜马牛，军城戍逻万里相望”。《新唐书·郭虔瓘传》卷133载：安西副都护……劝田训士，府库盈饶。”玄宗时设营田使。《唐六典·河西道》记749年“安西廿屯。”

今库车、新和、沙雅绿洲有不少唐代屯址。如库车渭干河西岸夏克士尔、玉其土尔、库木土尔遗址，皆唐军驻屯城堡。本世纪初法国伯希和在此发掘窃走汉文文书200多件，载唐军屯戍龟兹、兴修水利、管理馆驿等情况。1985年以来，库车文馆所陆续掘出开元通宝、大历元宝、建中通宝等。安西都护府故地，库车皮朗古城亦出土唐建中钱，中字钱，开元通宝、大历元宝及莲纹砖、陶瓦等。

唐代碎叶，在今中亚托克马克，位楚河（即碎叶川）南岸，为唐安西四镇之一，有重兵戍屯。唐碎叶屯田西至塔拉斯河流域。耶律楚材《西游录》有：“数百里皆平川，冈领回护；”“川北头有巨丽大城，城外皆平原可田。唐时凿道南山，夹为石牐以引水……有唐节度使参谋检校……王济之碑”。1953年前苏联考古者在此发现屯田城堡，四周有戍楼，出土唐代钱币、瓷器等。

唐朝屯田管理制度严格。《唐六典》卷7记工部尚书“掌天下屯田之政令”；《新唐书·百官志》记屯田朗中“管全国屯田具体事务”。其下，屯田管理组织分两个系统：一为司农系统，由屯田令使主管官苑屯田，下设诸屯监、屯官，收入归中央政府使用；二为兵部参加管理的边州军镇系统，主管州镇诸军屯田，由其军政长官责管（后称营田使，由节度使兼任），收入支付驻军粮饷和州镇费用。

西域屯田，由安西和北庭两大都护府统镇。玄宗时设节度使（营田使）主管，一般由副都护兼任。都护府下由各都督、刺史、驻军长官掌管，下置屯官负责。管理方式仍以集中型戍卒类军屯为主。如《开元十九年（731年）西州天山县到来符帖目》：“营田使牒，为天山屯车牛、农具，差人领……限牒到日送事。”唐代民屯，不同于汉晋时多自随军家属或附属于军屯，而主要是被政府征发到官府屯地服徭役的屯丁助屯。唐后期因均田制破坏，民屯主要为募民佃种政府屯地，实行租佃分成制。犯屯由军府收编、罪犯及其家属，监垦督屯。唐屯田组织严密，规模空前、成效卓著，保证了驻军供养，减轻了国家运输和财政负担。

2.“缯帛为军资”。西域驻戍部队众多，“大军万，小军千人”（注：《旧唐书·吐蕃传》卷196。）。大量的驻军及其家属的衣装被服都由政府供给。而维持这般大部队的军帛绝非小数。因而唐政府每年从内地调大匹织物运往西域，“缯帛为军资”。唐史籍载供军资的布绢端匹动辄数万、数十万，而西域所占颇大。如《旧唐书·地理志》：“自开元中及天宝，”“给衣则五百三十万”，“伊、西、庭、安西四十万”。并且还有“赐赉之费”，即唐中央政府对边疆都护府、都督府下属“诸驿”，每年“准成例给付赐物”，如吐鲁番唐代文书记：“安、北都护府诸驿赐物于灵州都督府给”。《唐六典·兵部》记募兵制代府兵制后，政府征募“常住边防者，每年加长例给赐”。因此，中原麻、棉、丝织物，以军资、赏赐之径大批入西域。仅吐鲁番阿斯塔那1972～1973年清理墓葬，所见唐代有墨书题记和朱、墨篆印的布绢，即涉及今河南、陕西、湖北、湖南、四川、江苏、浙江诸省区，如“河南府长水县”、“宣州溧阳县”、“梁州都督府”、“湖州安吉县”、“婺州兰溪县”、“澧州慈利县”、“益州都督府”、“陵州”等（注：王炳华：《丝绸之路考古研究》，***人民出版社，1996年。）

另，从这些布绢可看出，其多是各地上徼唐政府的庸调布。1972年TAM157号麻布墨书有“庸调布一端”，钤朱色篆印三方；68TAM108开元九年题记有“庸布一端”，钤朱色篆印“郧县印”三方；72TAM226细绫墨书题记为“景云元年折调细绫一匹”。题记中有纪年，有鉴押，或草或楷，墨迹不同，官印两色，表明是按规定层层检核。朱印为州县收敛庸调和逐级上缴的手续鉴证；墨印是唐中央收纳庸调的左藏署勘验之证（注：《大唐六典》卷20，《大府寺·左藏署》。）。又，吐鲁番出土麻市中还见“租布”。如72TAM167麻布墨书题记“租丁杜相国布一端”，朱印四方；“祝伯亮租布一端”等（注：斯坦因：《亚洲腹地》N附图127。）。此为唐租税制在边疆的变通。开元廿五年一敕文规定：“关辅地区……有不通水利，宜折租造绢，以代关中调课”（注：《唐会要》卷83《租税上》。），即以布代租。由上资充西域戍兵的军帛，从侧面反映了唐租庸调制的施行。而转其作军资，优待戍军的政措，起到安定兵心，巩固边防和统一的巨大作用。

唐中央政令和地方性政措在边疆有力施行，其对西域的有效经营，带来了西疆的稳固和发展，也使唐王朝成为中国历史和世界中世纪史上盛荣、强大的朝代和国家。

综上，汉唐两朝政权机构在西域的建立，军政官员的任命、封授，政令政措的实施执行，军事、经济的治略、经营，使西域始终在中国中央王朝及其政权的统辖之下。汉朝中央政府在西域的机构，其军事职能非常突出，屯田附于戍边，民屯归于军屯，交通从属烽邑。即经济依从军务，生产只为解决驻戍供养，经济活动包容于边防守卫功能，而少独立的内容。唐朝在西域的执政，有地方性体制，更有全国性政令的实施，说明西域已具备此基础；其驻戍虽以军屯为主，但民屯不再全属于军屯或以军属为主，而是徭户丁夫之屯与租佃分成。生产活动有了较独立的社会经济成份和开发边疆的因素与意义。这与国家的稳固、民族的聚合、社会经济本身的发展是相联系、同步和一致的。

来源：《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