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健才：公元前3—公元前2世纪古朝鲜西部边界的探讨

关于古朝鲜领域的问题，过去中外史学界发表了许多论著，通说认为古朝鲜指箕子朝鲜和卫满朝鲜，在以今朝鲜平壤为中心的朝鲜半岛的北部（以下简称平壤说）。国外部分学者则认为古朝鲜在渤海北岸的辽宁地区（以下简称辽宁说）。

关于古朝鲜的位置，最早的文献记载是先秦古籍《山海经》。《山海经·海内北经》：“朝鲜在列阳，东海北，山南。列阳属燕。”《山海经·海内经》：“东海之内，北海之隅，有国名曰朝鲜、天毒。”通说（平壤说）和反对通说（辽宁说）者，对这两条记载的解释不同，因而结论也不同。

韩国尹乃铉据《山海经》的记载，认为古朝鲜不在朝鲜半岛的北部，《山海经》所说的东海即今黄海，朝鲜半岛在东海的外侧，不在东海的内侧。又据《方言》中的郭璞注“洌水在辽东”的记载，认为古朝鲜的中心在渤海的北部，其疆域西起今滦河，东到朝鲜清川江的广大地区（注：韩国·尹乃铉：《民族のふるさと、古朝鲜を行く》（上）（下），载于《ァジア公论》1987年7月号。原文载于《朝鲜日报》1986年11月5、7、8、12、13、14、15（上）、16、22、23、27、28、29、30,12月6日（下）。）。

朝鲜学者则把燕、秦、汉初的辽水指今滦河，辽东指今滦河以东，列水指今辽河，沛水（浿水）即今大凌河。因此认为古朝鲜疆域在西起大凌河，南到礼成江一带的广大地区（注：朝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著、李云铎译、顾铭学校：《朝鲜全史》卷二，第五章。载《历史与考古信息、东北亚》1994年1期。）。

由上述可知，如何理解《山海经》等文献所载有关古朝鲜境内的山川地理位置，是推定古朝鲜位置的关键。

从《山海经》所载古朝鲜周围的自然环境，以及郭璞注所说的“朝鲜，今乐浪县，箕子所封也。列，亦水名，今在带方，带方有列口县”的情况来看，当是指古朝鲜都城周围的自然环境，而不是指整个古朝鲜周围的自然环境。在《山海经》所载古朝鲜周围的山海河水中首先应搞清的是列阳的方位问题。

一、列阳是地名还是水名？在辽东还是在带方（即原乐浪郡内）

在朝鲜和辽东，均无列阳的地名，而在朝鲜只有洌（列）水的河流名，因此，列阳当为列水之阳（北），而不是地名。从扬雄《方言》记载“燕之外鄙，朝鲜洌水之间”，以及《史记·朝鲜列传》中的《裴骃集解》引三国魏人张晏所说“朝鲜有湿水、洌水、汕水，三水合为列水”等记载，可知洌（列）水在朝鲜境内，而不是在燕的辽东境内。这和郭璞关于列水今在带方，即原乐浪郡境内，亦即古朝鲜境内的注释是相符的。《后汉书·郡国志》也把“列水在辽东”的郭注放在乐浪郡列口县下，而不是放在辽东郡县之下，可知“列水在辽东”的注释是不可信的。郭璞注云：“《山海经》曰：列，水名，列水在辽东”。但《山海经》本文并无此言，而是误注。如果列阳是地名，当读为“在列阳东”，如列水、列阳在辽东，则朝鲜当在辽东之东，也不是在辽东。

有的认为列水即今辽河，列口即辽河口（注：韩国·尹乃铉：《民族のふるさと、古朝鲜を行く》（上）（下），载于《ァジア公论》1987年7月号。原文载于《朝鲜日报》1986年11月5、7、8、12、13、14、15（上）、16、22、23、27、28、29、30,12月6日（下）。），这是古朝鲜在辽宁说的根据之一。其提出的论据是《史记·朝鲜列传》：汉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天子募罪人击朝鲜。其秋，遣楼船将军杨仆从齐浮渤海；兵五万人，左将军荀彘出辽东；讨右渠。右渠发兵距险。左将军卒正多率辽东兵先纵，败散，多还走，坐法斩。楼船将军将齐兵七千人先至王险。右渠城守，窥知楼船军少，即出城击楼船，楼船军败散走。”“楼船将军亦坐兵至洌口，当待左将军，擅先纵，失亡多，当诛，赎为庶人。”

这一记载明确指出汉军分水陆两军进攻朝鲜的都城——王险城。楼船将军杨仆率齐兵，从齐（今山东）出发（并无向北航行的记载），渡渤海到达列口进攻朝鲜。左将军荀彘率辽东兵出辽东，即从辽东出发进攻朝鲜的王险城。有的认为从水路进攻朝鲜的汉军，从今山东出发，“向北方的渤海进攻”，因此认为渡渤海到达的列口必在渤海北岸，朝鲜的王险城当在辽水（今辽河）的入海口附近。从山东渡渤海到达的列口，没有根据说列口必在渤海北岸的辽河口，而不在朝鲜的大同江口。请注意原文是“从齐浮渤海”到列口，并没有说“从齐（今山东）出发，向北方的渤海进攻”，这是在篡改原文的基础上为列口在渤海的北岸（今辽宁）提出的所谓论据。还有原文是“左将军荀彘出辽东，讨右渠”，篡改为“出击辽东”。左将军荀彘所率领的军队，是在辽东征调来的兵，如果说出击辽东，就等于说在朝鲜的辽东境内征兵打朝鲜，这是说不通的。特别是列水是西流入海，而今辽河则是南流入海，两水的流向不同。怎能以西流入海的列水推定在南流入海的辽河呢？由上述可知，以篡改《史记·朝鲜列传》的原文做为古朝鲜在辽东的论据是难以令人信服的。

从《史记·集解》引张晏所说的“朝鲜有湿水、洌水、汕水，三水合为列水”的记载可知，列水在朝鲜境内，是由洌水等三条河流会合而成的，列口即洌水等三条河流汇合后的入海口。关于列水记载较详的是《汉书·地理志》乐浪郡吞列县下班固注：“分黎山，列水所出，西至黏蝉入海，行八百二十里。”列水流经带方、黏蝉、列口三县。中外通说认为乐浪郡内的带方县的治所即后来带方郡的治所，在今朝鲜黄海道凤山郡土城内（唐土城、古唐城），乐浪郡的黏蝉县在今朝鲜平安南道龙冈郡西于乙洞古城，带方郡的列口县在今朝鲜黄海道殷栗郡。上述三县位置的推定（注：《中国历史地图集》释文汇编东北卷，第37-39页。），不但符合文献记载，而且也有可靠的考古资料证实，因此被中外史学界视为定说。带方、黏蝉、列口三县位置的推定，为列水当今何水提供了可靠的根据。如把列水推定在辽东即今辽宁境内，无论从文献记载，还是从考古资料方面，都找不到这三县的位置。从三水合为列水，列水在带方，以及列水“西至黏蝉入海”的记载来看，列水即今载宁江，而列口即今载宁江、大同江、黄州川三水合流后的入海口。因此，有的把列口推定在今大同江或载宁江的入海口都是正确的。但从列水在带方来看，列水当指今载宁江而不是大同江。浿水（西汉初指今清川江，汉初以后指今大同江）、列水（今载宁江）流域均在汉代乐浪郡的辖境内，汉式古城、古坟、遗迹、遗物较多，是古朝鲜经济文化的中心地区。

平壤市西南土城里土城，在大同江东岸，因大同江在这里是从东北向西南流，故亦称南岸。土城在今载宁江和大同江合流后入海的河流即列水之北，这和《山海经》所说的“朝鲜在列阳”的记载相符。土城东西约710米，南北约600米。土城附近有许多汉式墓葬，在土城和古墓内都出土过大量的有关汉代乐浪郡的遗物，特别是在土城内出土了二百多枚有关汉代乐浪郡及其所属各县的封泥。乐浪郡所属二十五县几乎所有的令、长、丞、尉等封泥，均有发现和出土。因此，中外史学界均认为土城里土城即汉代乐浪郡的郡治所在地。这一看法也和文献关于朝鲜的都城“王险城在乐浪郡浿水（这里所说浿水指今大同江）之东也”（注：《史记·朝鲜列传》〔索隐〕引“臣瓒云”。）的记载相符。

把列水推定在今太子河或辽河，把古朝鲜的中心推定在今辽河下游以东之地，这里迄未发现和古朝鲜王险城以及和乐浪郡县有关的遗迹、遗物。而且辽河下游是南北流向，和“朝鲜在列阳”，即列水北的记载不符。辽河下游地区是一大平原，其南虽有海（渤海），而北却无山，和“朝鲜在列阳，东海北，山南”的记载也不相符。

二、朝鲜南临海、北依山，当今何海、何山

如前述，《山海经》所载朝鲜周围的自然环境当是指古朝鲜都城周围的自然环境，而不是指整个古朝鲜周围的自然环境。《山海经》所说的“海北”、“东海北”当指今黄海的北部，山南当指今清川江南岸的妙香山和今平壤市北面的山。

《吕氏春秋》卷1，原道：“非滨之东，夷秽之乡。”高诱注云：“朝鲜，乐浪之县，箕子所封，滨于东海也。”《史记·秦始皇本纪》：秦“地东至海及朝鲜”。《史记·太史公自序》云：卫满“厥聚海东，以集真番，葆塞为外臣”。《汉书·天文志》：“朝鲜在海中。”都说明古朝鲜在东海（今黄海）之滨。特别是《后汉书·王景传》所载，王景之祖王仲是琅玡不其人，公元前180年，吕后殁后发生内乱，“王仲恐祸及身，浮海东奔乐浪山中，因而家焉。”从今山东半岛南部沿海的琅玡浮海东奔，而不是北奔，当是今朝鲜半岛，而不是今辽宁地区。因为今辽宁地区在汉代并无乐浪的地名，只有在今平壤，在汉代才有乐浪的地名。这也是古朝鲜在今朝鲜半岛的北部而不在今辽宁地区的根据之一。

三、古朝鲜在辽东之东，而不是在辽东

齐桓公问于管子曰：“燕有辽东之煮”（注：《管子》地数篇·轻重篇。）。说明早在春秋时已有辽东的地名，并为燕的领地。又从燕“度辽东而攻朝鲜”（注：《盐铁论·伐功》。），而不是“攻辽东和朝鲜”的记载来看，说明早在燕攻朝鲜以前已据有辽东。《战国策·燕》苏秦北说燕文侯曰：“燕东有朝鲜、辽东，北有林胡、楼烦，西有云中、九原，南有呼沱、易水，地方二千余里。”燕文侯时的燕国，在战国七雄中还是弱国，这时尚未开疆扩土，这里所说的燕国的疆域四至，还不是燕昭王强盛时期的版图。所谓“燕东有朝鲜、辽东”，绝不是说燕东先有朝鲜，而后才有辽东。从“燕度辽东而攻朝鲜”的记载可知，朝鲜在辽东之东，而不是在辽东，更不是在辽西。

有的把“燕东有朝鲜、辽东”，断句读为“燕东有朝鲜之辽东”（注：韩国·尹乃铉：《古朝鲜の位置とその境域》载《ァジア公论》1987年，原文载《军史》第8号，1984年，149-178页。）。把两个并列的地名读为“朝鲜之辽东”，这是对原文的曲解，不符合原文前后的文法。以此曲解作为辽东属于朝鲜的依据，其错误是明显的。

也有的把《盐铁论·伐功》“度辽东而攻朝鲜”，断句读为“度辽，东而攻朝鲜”。认为“度辽，意即渡辽水，并非过辽东地区”，“如理解为过辽东，那么以满潘汗为界，取地二千余里就无着落了”（注：张博泉编：《东北地方史稿》第42页；第37页；第45页。吉林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尽人皆知，所谓“取地二千余里”，是燕昭王遣将秦开，破东胡、攻朝鲜后，攻取土地的总数。所谓“至满潘汗为界”，是燕昭王新开辟的疆界，它不是春秋或战国初期燕国辽东的东部边界。当然满潘汗（即汉代在沛水流域的番汗县）以西之地，也不都是燕昭王以前的辽东辖境。《盐铁论·备胡》桑弘羊御史大夫曰：“往者四夷俱强，并为寇虐，朝鲜踰徼，劫燕之东地。”金毓黻先生说：“朝鲜盛时，斥地广远，必不能以鸭绿（江）限其西界，明甚。且燕欲东略之地，亦当指在鸭绿江西部而言。”“在燕辟辽东以前，必有一部属于朝鲜”（注：金毓黻：《东北通史》上编第55页，社会科学战线翻印本。）。把燕的东界满潘汗推定在今鸭绿江下游之地，把沛水推定在今鸭绿江（注：金毓黻：《东北通史》上编第59页，社会科学战线翻印本。），都是不正确的。随着研究的深入和考古资料的新发现，中外史学界的通说皆以汉初的浿水（即沛水）在今朝鲜的清川江，满潘汗在今清川江以西的大宁江流域的博川郡境内的博陵古城为正。因此，朝鲜盛时，必不能以清川江（不是鸭绿江）限其西界。燕昭王时东略之地，亦当提清川江以西的一部分土地而言。如果燕昭王未攻取朝鲜以前，其东界已到满潘汗，则无法理解燕昭王遣将秦开，“攻其西方，取地二千余里，至满潘汗为界，朝鲜遂弱”（注：《魏略》。）的记载。

汉武帝灭朝鲜，置乐浪、玄菟、临屯、真番四郡。初置的四郡即古朝鲜的领域。从四郡中并无辽东的史实来看，辽东并不在朝鲜领内。又从“上谷至辽东，地广民希，数被胡寇，俗与赵、代相类，有渔盐枣栗之饶”，以及“玄菟、乐浪，武帝时置，皆朝鲜、

貉、句丽蛮夷”（注：《汉书·地理志》下。）的记载可知，朝鲜、辽东两地的居民和风习各不相同，也是辽东并非朝鲜领地的根据之一。

四、古代辽水即今辽河，而不是今滦河

有的认为西汉初的辽水即今滦河，是辽东西南部的边界，也是古朝鲜的西部边界。又认为，汉武帝灭朝鲜置四郡以后，西汉的疆域才到达今辽河，辽水的名称从今滦河转到今辽河，此即《汉书·地理志》所说的辽水（注：韩国·尹乃铉：《古朝鲜の位置とその境域》载《ァジア公论》1987年，原文载《军史》第8号，1984年，149-178页。）。这与古文献的明确记载是大相径庭的。

桓宽撰《盐铁论·险固》中，对战国全燕时东北的疆域有极为简要而准确的记载：“燕塞碣石，绝邪谷，绕援辽。”燕国强盛时期的东北边界是由碣石、邪谷、援辽三部分形成。碣石、邪谷的位置详见后述。其中“援辽”的援是指戈的横刃，“援辽”是指东西横流的辽水，即“自塞北东流”（注：《淮南子·地形》后汉高诱注。）的辽水，亦即今辽河上游的西辽河和西拉木伦河。“援辽”不包括折而西南流的辽河。有的不理解“援辽”的本意，把“援辽”说成是辽水，又把辽水说成是指今滦河，都是错误的。今滦河东南流入海，没有在塞外东西横流的部分，即“援辽”的部分。这是早在战国时代的辽水不是指今滦河的有力证明。

刘安《淮南子·人间》关于秦长城“西属流沙，北击辽水，东结朝鲜”的记载，明确指出秦长城的东北部分北接辽水，今辽河上游东流的南部有东西走向的燕、秦、汉长城的遗迹（详见后述），证实了所谓秦长城的“北击辽水”也是指今辽河上游，即东西横流的部分。这些，都证实了燕、秦时代的辽水指今辽河，这是对所谓汉武帝以前的辽水指今滦河一说的有力否定。

辽东之名始见公元前247年秦·吕不韦撰的《吕氏春秋·有始览》。关于辽水记载较详的是《山海经·海内东经》：“潦水出卫皋东，东南注渤海，入潦阳。”潦阳即辽阳，在今辽宁省辽中县茨榆坨乡浑河（小辽水）北岸的偏堡子汉代古城。关于辽水的流向和流经的郡县，记载最详的是《水经注》卷14，大辽水条引《水经》云：“大辽水出塞外卫白平山，东南入塞，过辽东襄平县（今辽阳）西，又东南过房县（今辽宁省盘锦市大洼县清水农场小盐滩村汉代古城）西（当为东之误），又东过安市县（今辽宁省营口县汤池堡北英守沟汉城）西南入海。”《水经注》云：辽水“出砥石山，自塞外东流，直辽东之望平县故城（今辽宁省铁岭市南30里新台子战国、汉代古城）西，……屈而西南流，迳襄平县故城西，……又南迳辽队县故城（今辽宁省海城西60里西四方台汉代古城）西，……辽水又南历县，有小辽水（今浑河）西南流柱之。”从辽水流经的潦阳、望平、襄平等县来看，均在今辽河流域，而不在今滦河流域，这是古代辽水即今辽河，而不是今滦河的有力证明。

从辽水的流向来看，有“东南注渤海”（《山海经》）、“直至辽东之西南入海”（《吕氏春秋·有始览》高诱注）、或云“南入海”（《淮南子·地形》高诱注）等不同流向的记载，和今辽河东流、东南流，又西南流、南流入海的流向完全相符。《山海经·海内东经》所谓辽水“东南注渤海”，当为辽水东流，又屈而东南、西南、南流入海之意。不能理解为辽水从发源地一直东南流入海。有的认为《山海经》所说的辽水“东南注渤海”的流向和今滦河东南入海的流向相符，而和今辽河西南流入海的流向不符。因此认为古代文献所说的辽水是指今滦河，而不是指今辽河（注：《朝鲜全史》卷二，第五章。韩国·尹乃铉：《古朝鲜の位置とその境域》，载《ァジア公论》1987年。原文载《军史》第8号，1984年，149-178页。朝鲜·姜仁淑著，李云铎译：《燕辽东郡的位置》，载《东北亚历史与考古信息》1986年3期。译自朝鲜《历史科学》1985年2期。），这种看法是片面的。如上述，辽水有“援辽”，即东流的部分，今辽河有东流部分，而滦河则无；辽水流经的辽东郡县均在今辽河流域，而在今滦河流域一个也找不到。只抓住辽水“东南注渤海”这一点，而对辽水还有东流、东南流、西南流、南流的记载则视而不问，其结论当然是难以令人信服的。

以今滦河为辽水者提出的另一根据是认为“辽水出卫皋东”，卫皋是地名不是山名。卫皋即卫白平之误，而卫白平即右北平之音转。辽水从右北平流出，“流向东南，在碣石山附近注入渤海的辽水，只能是今天的滦河，而绝不可能是别的什么河流”（注：《朝鲜全史》卷二，第五章。韩国·尹乃铉：《古朝鲜の位置とその境域》，载《ァジア公论》1987年。原文载《军史》第8号，1984年，149-178页。朝鲜·姜仁淑著，李云铎译：《燕辽东郡的位置》，载《东北亚历史与考古信息》1986年3期。译自朝鲜《历史科学》1985年2期。）。

从辽水的发源地来看，有卫皋、卫白平、砥石山、碣石山的不同记载。砥石山即卫皋、卫白平的另一名称，右北平则是郡名。而碣石山在今滦河下游，不可能是辽水的发源地，也不是今滦河的发源地。所以辽水出碣石山即砥石山之误是可以肯定的。从辽水出塞外的记载来看，辽水的发源地卫皋、卫白平、砥石山均记载在塞外，而右北平则在塞内，两者不能混为一谈。而且辽水发源于右北平郡的塞外，今滦河则是发源于渔阳郡的塞外，怎能把辽水和今滦河混在一起呢？

主张辽水指今滦河者又说：“《山海经》中所说的从卫皋东流出，流向东南，在碣石山附近注入渤海的辽水，只能是今天的滦河。”但是《山海经》只记载“辽水出卫皋东，东南注入渤海。”并没有说辽水“在碣石山附近注入渤海。”这是主张辽水指今滦河者后加的。以此作为辽水指今滦河的论据，其误可知。《水经注》卷14：“濡水又东南至累县碣石山”，正是指今滦河而不是辽河。

主张以今滦河为辽水者提出的又一论据是《说苑》卷18辨物篇所载齐桓公北伐孤竹，经过所谓辽水的问题，认为这一辽水即今滦河。是否如此？请看原文：“齐桓公北征狐竹，未至卑耳谿中十里，阘然而止，瞠然而视。有顷，奉矢未敢发也。喟然叹曰，事不济乎，有人长尺，冠冕，大人物具焉，左祛衣，走马前者。管仲曰：事必济，此人知道之神也，走马前者，导也；左祛衣者，前有水也。从左方渡行十里果有水，曰辽水表之。从左方渡至踝，从右方渡至膝，已度，事果济。”有的认为“齐桓公到达孤竹之前，渡过流入卑耳溪谷中的河流叫辽水”（注：《朝鲜全史》卷二，第五章。韩国·尹乃铉：《古朝鲜の位置とその境域》，载《ァジア公论》1987年。原文载《军史》第8号，1984年，149-178页。朝鲜·姜仁淑著，李云铎译：《燕辽东郡的位置》，载《东北亚历史与考古信息》1986年3期。译自朝鲜《历史科学》1985年2期。）。但在《管子》卷16《小问》等篇中，在记述春秋初期（公元前7世纪）的齐桓公北伐孤竹国，“未至卑耳之谿十里”时，并没有谈到有辽水的问题。到西汉刘向在其《说苑》中才补入辽水的河流名。因此，认为“从战国到西汉初，滦河称为辽水”（注：《朝鲜全史》卷二，第五章。韩国·尹乃铉：《古朝鲜の位置とその境域》，载《ァジア公论》1987年。原文载《军史》第8号，1984年，149-178页。朝鲜·姜仁淑著，李云铎译：《燕辽东郡的位置》，载《东北亚历史与考古信息》1986年3期。译自朝鲜《历史科学》1985年2期。）。并说：“孤竹国在今河北省卢龙县，卢龙县在滦河下游东部沿岸。从这一地理关系可知，齐桓公征孤竹所说的辽水即今滦河”（注：《朝鲜全史》卷二，第五章。韩国·尹乃铉：《古朝鲜の位置とその境域》，载《ァジア公论》1987年。原文载《军史》第8号，1984年，149-178页。朝鲜·姜仁淑著，李云铎译：《燕辽东郡的位置》，载《东北亚历史与考古信息》1986年3期。译自朝鲜《历史科学》1985年2期。）。从齐都到孤竹，要经过许多河流，卑耳之谿当今何谷何水并不清楚，是否是滦河的支流也没有搞清。至于“从左方渡行十里有水曰辽水”，这一辽水当今何地、何水，是否是今滦河或其支流均无法考知。就算是滦河的支流，也不能以其支流的名称来证实滦河也叫辽水。今滦河古称濡水，从无称辽水的记载，其支流也没有称辽水的记载。因此，以方位不明的卑耳之谿附近的小溪即所谓的辽水当今滦河，实属牵强附会。

有的说《水经注》载：“围绕在肥如县附近的山上有关祠堂的传说，其附近有称为辽水的河流名。由此可知，《水经注》作者郦道元也以今滦河为辽水。肥如县在今滦河下游。因此，结论是今滦河，从战国初到汉初称为辽水，它是辽东西南部的边界线，正是古朝鲜的西部边界”（注：《朝鲜全史》卷二，第五章。韩国·尹乃铉：《古朝鲜の位置とその境域》，载《ァジア公论》1987年。原文载《军史》第8号，1984年，149-178页。朝鲜·姜仁淑著，李云铎译：《燕辽东郡的位置》，载《东北亚历史与考古信息》1986年3期。译自朝鲜《历史科学》1985年2期。）。但是在肥如县南孤竹城附近根本没有称为辽水的河流名，郦道元也没有以今滦河为辽水的记载。为了弄清事实真相，今将《水经注》的有关原文列出，供研究讨论。

《水经注》卷14，濡水条：“《地理志》曰：‘卢水南入玄’。玄水又西南，迳孤竹城北，西入濡水。故《地理志》曰：‘玄水东入濡’，盖自东而注也。《地理志》曰：‘令支有孤竹城’，故孤竹国也。《史记》曰：孤竹君之二子伯夷、叔齐让于此，而饿死首阳。汉灵帝时，辽西太守廉翻梦人谓己曰：‘余孤竹君之子，伯夷之弟，辽海漂吾棺椁，闻君仁善，愿见藏覆’。明日视之，水上有浮棺，吏嗤笑者，皆无疾而死，于是改葬之。《晋书·地道志》曰：‘辽西人见辽水有浮棺，欲破之，语曰：我孤竹君子也，汝破我何为？因为之立祠焉’。祠在山上，城在山侧，肥如县南十二县，水之会也。又东南，过海阳县西南入于海。”从这一记载可知，孤竹城附近有濡水的支流玄水（今青龙河）、卢水（今沙河），而无辽水。在孤竹城（玄水与濡水合流处，今河北青龙县）山上建有叔齐的祠堂，是根据民间传说建立的。在传说中，一云后汉灵帝时，辽西太守梦见“辽海”上漂流着叔齐的棺椁，改葬之。一云“辽西人见辽水有浮棺”，为孤竹君之子的棺椁，因立为祠堂。所谓辽海、辽水，都是辽西民间传说中的河流名称，不是史实。而且是辽海，还是辽水，也没有搞清，便把传说中的辽海、辽水推定今滦河，其论据牵强附会，难以令人信服。同时，如以今滦河为辽水，则和孤竹城在辽西令支县即今河北省迁安县在滦河东的记载不符。

由上述可知，以古代辽水当今滦河者提出的论据并不可靠。因此，以今滦河为从战国初到汉初的辽水，并认为这一辽水“是辽东西南部的边界线，正是古朝鲜的西部边界”的结论，是在错误论据的基础上做出的错误结论，故为史学界所不取。

五 浿水是今清川江，还是今大凌河或滦河

燕、秦和汉初，东与古朝鲜邻接，因此，燕、秦和汉初的东界，也就是古朝鲜的西界。战国燕强盛时期，东“至满潘汗为界”（注：《魏略》。），而满潘汗即汉代辽东郡的番汗县，在沛水流域（注：《汉书·地理志》辽东郡番汗县班固注。）。秦统一全国后的东界“东绝沛水”（注：《盐铁论·诛秦》。）。汉初，东与古朝鲜的界河为浿水（注：《史记·朝鲜列传》。）。由此可知，搞清沛水、浿水当今哪一条河流，是搞清燕、秦和汉初东与古朝鲜的边界，以及古朝鲜方位的关键。

有的认为沛水当今朝鲜境内的大宁江，而汉初的浿水当今清川江，但从近年来朝鲜在大宁流域的考古调查资料可知，在大宁江的东岸有燕、秦、汉长城（见后述），大宁江在这一长城之西，即塞内，而且基本上是东南流，最后才西南流入海，和“沛水出辽东番汗塞外，西南入海”（注：许慎：《说文解字》卷11。）的记载不符。笔者认为燕、秦的沛水即汉初的浿水，是在长城番汗塞外，西南流入海的一条水。中外通说认为汉初的浿水指今清川江，汉武帝以后直到隋、唐时代的浿水则指今大同江，这是符合文献记载的。

推定汉初浿水（即沛水）位置的可靠根据是《史记·朝鲜列传》。汉初，燕人卫满，自辽东“东走出塞，渡浿水”，到箕氏朝鲜。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汉使涉何从卫氏朝鲜的王险城西行，渡浿水后进入塞内。由此可知，浿水在燕、秦、汉长城塞外，亦即塞东，而且长城和浿水相距不远。又据《说文解字》载：“沛水出辽东番汗塞外，西南入海”。沛水即汉初的浿水，而不是汉武帝以后在今大同江的浿水。番汗县即满潘汗，是在沛水流域的一座边界上的城镇。文献所载沛水（汉初的浿水）在塞外，即辽东郡番汗县附近的长城边塞的塞外，而不是其它地方的塞外。因此，推定满潘汗即番汗县的位置是推定沛水（汉初的浿水）当今哪一条河流的重要根据。近年来，朝鲜在大宁江东岸发现了一道总长120公里的长城（注：朝鲜·孙永钟著，顾禹宁译：《关于大宁江畔的古长城》，载《博物馆研究》1990年1期。原文载朝鲜《历史科学》杂志1987年第2号。）。这一长城和在鸭绿江西岸，从宽甸县到长甸口北部山区发现的燕、秦、汉古长城（注：王德柱：《鸭绿江畔发现燕、秦、汉长城东段遗迹》，载《中国文物报》1991年5月24日。）东西相连。宽甸境内的长城和大宁江畔的长城，即燕、秦、汉长城的东段。通说认为满潘汗即番汗县在今朝鲜平安北道博川城南10里的博陵城。今清川江西南流入海，而且正是在这一长城的番汗塞外（即塞东）。把汉初的浿水（即沛水）推定在今大陵河或滦河者，首先是在这两条河流的西岸或不远处，迄未发现燕、秦、汉长城障塞的遗迹。而且这两条河都不是西南流入海。特别是在今辽河东西，即辽东、辽西的北部，以及朝鲜大宁江畔发现的燕、秦、汉长城和古城、古墓、古遗址，是否定以今大凌河或滦河为沛水即浿水这一说法的最有力的物证。今清川江南岸有东北西南走向的妙香山脉，江北岸有狄踰山脉，清川江在两山之间，是一条自东北向西南走向的斜谷，形势险要，自古以来的天然分界线。战国燕在东北的边界是“燕塞碣石，绝邪俗，绕援辽”（注：《盐铁论·险固》。）。其中的斜谷（邪谷）即今清川江两岸的山谷。燕东与古朝鲜的边界就是以这一斜长的山谷隔绝着。古朝鲜就在今清川江以东之地。

六 燕、秦长城东端的碣石在哪里

通说认为燕、秦长城东端的碣石在乐浪郡遂城县境内，即平壤西南沿海的龙冈附近的山（注：拙稿：《秦长城东端的碣石考》载李健才、刘素云主编：《东北地区燕秦汉长城和郡县城的调查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7年出版）。冯家升：《周秦时代中国经营东北考略》，载《禹贡》2卷，11期，1935年。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38“遂城废县在平壤南境”。《新增东国舆地胜览》第1册卷52，龙冈烽燧。）。反对通说者则认为在辽东郡境内，即今山海关附近（注：朝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著、李云铎译、顾铭学校：《朝鲜全史》卷二，第五章。载《历史与考古信息、东北亚》1994年1期。），也有的认为在今河北省昌黎县境内的碣石山（注：韩国·尹乃铉：《民族のふるさと、古朝鲜を行く》（上）（下），载于《ァジア公论》1987年7月号。原文载于《朝鲜日报》1986年11月5、7、8、12、13、14、15（上）、16、22、23、27、28、29、30,12月6日（下）。）。

《史记·朝鲜列传》载：“自始全燕时，尝略属真番、朝鲜，为置吏，筑障塞。秦灭燕，属辽东外徼。汉兴，为其远难守，复修辽东故塞，至浿水为界，属燕。”可知燕曾在朝鲜境内设置官吏、修筑障塞。秦灭燕以后，沛水以东的朝鲜属辽东外藩之地。朝鲜“自全秦时，内属为臣子”（注：《史记·律书》。）。汉初，卫满“东走出塞，渡浿水，居秦故空地上下鄣。”“辽东太守即约满为外臣，保塞外蛮夷无使盗边；诸蛮夷君长欲入见天子，勿得禁止”（注：《史记·朝鲜列传》。）。满，即卫满，他亡命到箕氏朝鲜以后，就居住在秦时修筑的障塞之地。这说明燕、秦长城障塞，确曾到达朝鲜境内。

《史记·夏本纪》〔索隐〕引《大康地理志》云：“乐浪遂城县有碣石山，长城所起。”《通典》明确指出：“碣石山在汉乐浪郡遂城县，长城起于此山。今验长城，东截辽水而入高丽，遗迹犹存”（注：《通典》卷186，边防2，东夷高句丽。）。可知秦长城到唐代在高丽（即高句丽）境内还有遗迹可寻。

反对通说者认为秦长城东端的碣石在辽东。其根据是《史记·匈奴列传》载秦长城“起临洮，至辽东万余里。”《史记·蒙恬列传》亦载秦长城“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余里。”又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载：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春，派李斯等到碣石刻始皇功德碑，“遂至辽东而还”。根据这些记载认为秦长城东端的碣石在辽东，并认为这一碣石即今河北省昌黎县境内的碣石山（注：朝鲜·姜仁淑著，李云铎译：《燕辽东郡的位置》，载《东北亚历史与考古信息》1986年3期。译自朝鲜《历史科学》1985年2期。韩国·尹乃铉：《汉四郡的乐浪郡和平壤的乐浪》，载《历史与考古信息、东北亚》1990年2期。）。也有的认为这一碣石在今山海关附近（注：朝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著、李云铎译、顾铭学校：《朝鲜全史》卷二，第五章。载《历史与考古信息、东北亚》1994年1期。）。

首先应该明确的是，在山海关附近的碣石是秦皇、汉武、曹操东巡的碣石，不是秦长城东端的碣石。

东巡的碣石在哪里虽然其说不一，但都不出今滦河下游以东到山海关之间的沿海一带。近年来通过考古发掘资料的证实，碣石在昌黎的旧说已为新说所取代。在新说中，一是认为东巡的碣石在今河北省北戴河的金山嘴一带（注：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等：《金山咀秦代建筑遗址发掘报告》，载《文物春秋》1992年增刊。《河北省秦皇岛发现秦汉时期建筑遗址》，载《北方文物》1993年1期。）。一是认为在今辽宁省绥中县万家乡墙子里秦、汉建筑群遗址中的石碑地、黑山头及其对面海中的礁石——龙门石、“姜文坟”（注：陈大为：《碣石考证》，载《中国考古学会第六次年会论文集》（1987年）。）。这两说都有说服力，目前虽然还难以肯定一说，但东巡的碣石在北戴河、山海关这一带是可以肯定的。这一碣石（东巡的碣石）又是汉、魏以至隋、唐时代通往辽西、辽东的交通要道，即辽西傍海碣石道，因此，东巡的碣石频见于史册，但它不是秦长城东端的碣石。秦长城东端的碣石在乐浪郡遂城县境内，而东巡的碣石则在辽西郡而不是在辽东境内。

有的根据秦二世派李斯等到碣石刻始皇功德碑“遂至辽东而还”的记载，认为碣石在辽东。这一看法，和其它文献记载不符。汉武帝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东巡碣石，“自辽西，历北边九原，归于甘泉”。汉·文颖在碣石下注云：“在辽西累县，累县今罢，属临渝，此石著海旁。”《水经注》卷14：“濡水又东南至累县碣石山。”这是东巡碣石在汉代辽西郡的可靠证明。秦、汉的辽东、辽西两郡皆先后沿用，东巡的碣石在秦、汉时代都在辽西郡境内，而不在辽东郡境内。反对通说者以东巡的碣石当成秦长城东端的碣石，以在辽西的东巡碣石说成是在辽东，不但和文献记载不符，而且也和在东北发现的燕、秦、汉长城遗迹的考古调查资料不符。

东巡碣石之地，在秦、汉时代是内地，距匈奴较远，不是和匈奴接近的边境地带，因此，东巡碣石之地，从无有关秦筑长城的记载，至今也未发现秦、汉长城的遗迹。根据文献记载和考古调查得知，在今山海关和河北省抚宁县的东北部，发现北周在大象初（公元579年），为防御故北齐营州刺史高宝宁的南犯，而修筑“西起雁门，东至碣石”（注：《周书·于翼传》。）的土筑长城。从当时北周的辖境并未超出平州的管辖范围来看，这一平州境内的碣石当是东巡的碣石，而不是远在乐浪郡遂城县境内的秦长城东端的碣石。隋代，为了防御高宝宁和突厥的联合侵犯，在北周长城的基础上又继续补修了从今北京东北到山海关的这段长城（注：康群：《秦皇岛市境内古长城考》，载《辽海文物学刊》1990年2期。）。山海关一带的砖筑长城，是明代为了防御蒙古而修筑的，因已有详细的调查报告（注：罗哲文：《山海关长城的布局与建筑勘查记》，载《中国长城遗迹调查报告集》，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罗哲文：《万里长城——山海关、居庸关云台和八达岭、嘉峪关》，载《文物》1977年8期。），不再重述。北周和隋代的土筑长城，以及明代的砖筑长城，均较燕、秦、汉长城内移很多，两者不能混同。尤其不能以明代长城的东端，当成秦长城的东端。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对东北的燕、秦、汉长城进行过多次调查（注：载李健才、刘素云主编：《东北地区燕秦汉长城和郡县城的调查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7年出版）。），对辽西地区的燕、秦、汉长城的方位和走向，大体上可以说已经搞清。辽东地区近年来也进行了一些调查，在抚顺的浑河北岸调查发现二十余座汉代烽燧遗址（注：孙守道：《汉代辽东长城烽燧遗址考—兼论辽东郡三部都尉治及若干近塞县的定点问题》，载《辽海文物学刊》1992年2期。）。在鸭绿江西岸，发现一段从宽甸到长甸口北部山区的燕、秦、汉长城遗迹（注：王德柱：《鸭绿江畔发现燕、秦、汉长城东段遗迹》，载《中国文物报》1991年5月24日。），和在鸭绿江东岸即朝鲜大宁江东岸发现的古长城东西相连（注：朝鲜·孙永钟著，顾禹宁译：《关于大宁江畔的古长城》，载《博物馆研究》1990年1期。原文载朝鲜《历史科学》杂志1987年第2号。）。通过在辽西、辽东的长城考古调查可知，燕、秦、汉长城在东北的分布和走向是：“当由独石口北、滦河南的大滩一带，东经围场、赤峰、敖汉，由奈曼、库伦南部，进入阜新，又经彰武、法库、开原一带，跨越辽河，再折而东南，经新宾、宽甸，向东至当时国境”（注：李文信：《中国长城沿革考》，载《辽宁省博物馆学术论文集》第1集（1949-1984年）。冯永谦：《东北古长城考辨》，载《东北历史与文化》，辽沈书社1991年版。），由宽甸东过鸭绿江与今朝鲜大宁江畔的长城相接。这一长城的走向和文献关于辽水“自塞北东流”（注：《吕氏春秋·有始览》，高诱注。）、“夫余在长城北”（注：《三国志·魏书·东夷传·夫余》。）、高句丽县（今辽宁省新宾县永陵东苏子河南岸的汉代古城）境内有小辽水（今浑河），“又有南苏水，西北经塞外”（注：《汉书·地理志》玄菟郡、高句丽县注。）的记载完全相符。

燕、秦、汉长城在东北的分布情况，更进一步证实，在辽西郡境内的东巡碣石不是秦长城的东端。

综合上述，关于列水、辽水、浿水（沛水）、碣石位置的推定可知，古朝鲜在辽东即今辽宁说并无可靠的根据，因此，为中外史学界所不取。

关于古朝鲜的都城在哪里的问题，现在朝鲜学者根据新的考古发掘资料提出新的认识，已经修改了过去认为古朝鲜的中心在今辽河下游的说法，认为“平壤是古代文化的中心”，“古朝鲜的首都和檀君的定都之地是平壤”。朝鲜学者认为，这一看法“可以说是实现于我们古代史领域中的一次事变”（注：黎允夺译，孤鸣鹤校：《关于檀君陵的发掘》，载《历史与考古信息、东北亚》1994年1期。摘自1993年10月朝鲜《劳动新闻》。）。

来源：《社会科学战线》1998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