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硕：论夏末早商的商夷联盟

学术界一般认为夏王朝是被商族人推翻的。毋庸置疑，以商汤为首的商人在灭夏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非商族人在灭夏战争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通过对考古材料和文献材料的分析、研究可知，在夏代末年，商族与东夷诸部已形成一个反对夏王朝的政治、军事联盟。商夷联盟同心协力，一举灭掉了夏王朝及其属国。令许多学者费解的河南杞县鹿台岗遗址、郑州南关外遗址、偃师二里头遗址皆存在下七垣文化（先商文化）与岳石文化（东夷文化）遗存共处的现象，以及山东等东方地区不见二里岗下层文化遗存的现象，这正是当时存在商夷联盟的具体反映。在商代早期100多年间，商王朝与东夷各部和平相处，直至仲丁时期，商夷联盟始才破裂。本文拟就此观点做一论证。

一、商人与夷人结盟的缘由

夏代晚期，夏王朝之东境分布着夷、商诸部族。从古文献来看，夷是对东方居民的统称。《说文解字》云：“夷，从弓从大，东方之人也。”《礼记·王制》云：“东方曰夷，披发文身。”《后汉书·东夷列传》记载：“东方曰夷。”夷人分布在今黄河下游和淮河流域，包括今山东全部和江苏北部、安徽北部以及河南东部等地。商族在经历多次迁徙之后，夏代晚期主要在夏之东部活动，且与东夷诸部毗邻。文献记载夏都在商汤亳邑之西。《礼记·缁衣》云：“惟尹躬先见于西邑夏。”郑玄注：“夏之邑在亳西。”《博物志》卷十记载：“夏桀之时，费昌之河上，见二日。在东者烂烂将起，在西者沉沉将灭，若疾雷之声。问于冯夷，曰：‘何者为殷，何者为夏？’冯夷曰：‘西夏东殷。’”这里说的是“天象”，实喻地理，即夏在西方而殷在东方。

有夏一代，夏王朝与东夷诸部交往频繁，关系时好时坏。早在夏王朝初年，夷、夏之间就已产生矛盾。古本《竹书纪年》载：“益干启位，启杀之。”《战国策·燕策一》云：“禹授益，而以启为吏，及老，而以启为不足任天下，传之益也。启与支党攻益而夺之天下，是禹名传天下于益，其实令启自取之。”《韩非子·外储说右下》、《史记·燕召公世家》、《楚辞·天问》等也有类似记载，皆言启与伯益争夺领袖之位，伯益被启杀掉。伯益是何许人也？《国语·郑语》曰：“赢，柏翳之后也。”韦昭注：“柏翳，舜虞官，少嗥之后伯益也。”一般认为，伯益为夷人，善于畜牧与狩猎，舜任其为“虞”，负责管理山泽，后佐禹冶水。“益干启位”即是夷人妨碍夏人建立政权。这场争斗虽然夏启取得了胜利，但传至启子太康之时，夏、夷矛盾又起，这就是历史上的“太康失国”和“后羿代夏”事件，夷人在一个时期几乎完全掌握了夏政权。直至少康之时，夏王朝又重新建立起来，此即“少康中兴”。经历后相、少康等的征伐，少康之后至夏桀之前，夏、夷关系处于较为稳定的时期，夷人多宾服于夏，甚至受其爵命。古本《竹书纪年》记载：“少康即位，方夷来宾。”《后汉书·东夷列传》曰：“自少康以后，世服王化，遂宾于王门，献其乐舞。”

到了夏桀时，夏王朝与东方诸部族之关系始逐渐恶化。一方面，夏王朝与东夷诸部发生磨擦与冲突。《后汉书·东夷列传》云：“桀为暴虏，诸侯内侵。”《史记·夏本纪》云夏桀时“诸侯多畔夏”。《国语·晋语一》记载“夏桀伐有施”。古本《竹书纪年》又云“后桀伐岷山”。岷山即缗山，亦即有缗氏。《韩非子·难四》云：“桀索缗山之女……而天下离。”《左传》昭公四年云：“夏桀为有仍之会，有缗叛之。”《韩非子·十过》又载：”昔者桀为有仍之会，而有缗叛之。”《左传》昭公十一年又云：“桀克有缗，以丧其国。”今本《竹书纪年》云：“桀十一年，会诸侯于仍，有缗氏逃归，遂灭有缗。”案：有缗氏在今山东金乡县东北。从这些记载可知，位于东方的有施、有缗氏发动了对夏王朝的叛乱，夏桀对其进行了征伐。另一方面，夏王朝与商族也积怨颇深。夏桀之时，商人势力逐渐壮大，对夏王朝的统治构成一定的威胁。据《史记·夏本纪》记载，为了遏制商族势力，夏桀“乃召汤而囚之夏台”。虽然后来夏桀又释放了商汤，但夏王朝与商族之间的矛盾已不可调和。正如《尚书·汤誓》商汤所云：“有夏多罪，天命殛之……夏氏有罪……不敢不正。”

由于夏代末年东方诸部族与夏王朝关系恶化，为了共同对付夏王朝，保卫本部族的生命、财产不受损害，迫使商族及东方其他部族不得不进行联合，从而形成商夷政治、军事联盟。

二、商夷联盟的形成与反夏举动

从文献材料推知。夏代末年商夷联盟确曾形成。《北堂书钞》卷十引《尚书大传》云：“桀无道，囚汤，后释之，诸侯八译来者六国。”《墨子·非攻下》云：“汤奉桀众以克有夏，属诸侯于薄（亳），天下诸侯莫不宾服。”《史记·夏本纪》记载：“汤修德，诸侯皆归汤，汤遂率兵以伐夏桀。”《史记·殷本纪》记载：“汤乃兴师率诸侯，伊尹从汤……遂伐桀。”“既绌夏命，还亳，作《汤诰》……告诸侯群后。”《逸周书·殷祝解》则云：“汤放桀而复薄（亳），三千诸侯大会。”从这些记载可知，商汤伐桀之役有许多“诸侯”参加征伐，诸侯曾会聚于汤之亳。这些诸侯原本宾服夏桀，夏代末年已归顺商汤，夏桀已不能驱使这些诸侯，此即《说苑·权谋》所云：夏桀欲“起九夷之师，九夷之师不起”。尽管关于汤亳之地望学术界有争议，但言其在夏都之东方当无疑义。准商汤在夏之东方活动说，在夏代末年的交通、通讯条件下，与商汤结盟的“诸侯”必然是与商人相毗邻的，即这些“诸侯”也应属于东方之人。从文献记载又知，商汤与“诸侯”曾举行两次会盟，其会盟地皆在夏之东方，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商汤的确是与东方诸部结盟。这两次会盟，一是伐桀之前的“景亳之会”。《左传》昭公四年载：“夏启有钧台之享，商汤有景亳之会，周武有孟津之誓。”《尚书大传》也提到商汤有“景亳之命”。今本《竹书纪年》明言“商会诸侯于景亳”。关于景亳之地望，《史记·殷本纪·正义》引《括地志》云：“宋州北五十里大蒙城为景亳，汤所盟也，因景山为名。”《帝王世纪》亦云：“蒙有北亳，即景亳，汤所盟处。”据此可知，景亳大约在今山东省曹县境内。张学海先生认为，景亳是商汤灭夏前与东方势力集团会盟的地点，而不是亳都，亳都应为今郑州商城[1]，这个论证是有道理的。商汤时期的第二次会盟是灭夏之后的“泰卷之会”。《尚书序》记载：“汤归自夏，至于大坰，仲虺作诰。”《史记·殷本纪》也有类似记载：“汤归至于泰卷陶，中作诰。”《集解》引徐广曰：“一无此‘陶’字。”《索隐》云：“邹诞生‘卷’作‘坰’……则‘卷’当为‘坰’，与《尚书》同，非衍字也。其下‘陶’字是衍耳。何以知然？解《尚书》者以大坰，今定陶是也，旧本或傍记其地名，后人转写，遂衍斯字也。”据此可知，《殷本纪》所谓的“泰卷陶”当为“泰卷”，即《尚书》所说的“大坰”，在今山东省定陶县境内。笔者曾撰文认为，“汤归至于泰卷陶”与商汤和东方诸侯会盟有关，汤在这里发布诰词，意在安抚、宣威诸部族[2]。现在看来，“泰卷之会”也应有庆贺灭夏之捷、加强商夷联盟之目的。定陶一带位于鲁西南地区，这里为考古学上的岳石文化分布区，夏末商初为东夷控制区。在定陶周围，分布着与夏王朝有矛盾的有缗氏以及有仍等东夷部族。商汤选择非商族固有控制区的东夷诸部分布区举行“泰卷之会”，只能说明商族与这些东夷诸部族原本有着良好的关系。

为了促成和加强商族与东夷联盟，商汤采取一系列措施，其中包括与东夷联姻。施与恩惠等。史载商汤曾与有莘氏联姻。《史记·殷本纪》云伊尹为“有莘氏媵臣”，《集解》引《列女传》曰：“汤妃有莘氏之女。”《楚辞·天问》云：“成汤东巡，有莘爱极……媵有莘之妇。”这就是说，商汤曾娶有莘氏之女为妃。关于有莘氏之地望，一种说法是有莘氏在今豫东。《史记·殷本纪·正义》引《括地志》云：“古莘国在汴州陈留县东五里，故莘城是也。”另一种说法是有莘氏在鲁西南曹县境内。《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记载：“晋侯登有莘之墟。”杜预注：“有莘，古国名。”《左传》桓公十六年杜预注：“莘，卫地。阳平县西北有莘亭。”《元和郡县图志》卷十六魏州莘县条云：“莘亭在县北十三里。”今曹县境内尚有“莘冢集”之地名[3]。尽管存在以上两种争议，但开封、曹县皆位在夏之东方，言有莘氏故地在东方当无疑义。那么，有莘氏居地当与同样在东方活动的商人毗邻或相距不远，有莘氏当属东夷分支之一。此外，为争取各方国的拥护和支持，拉拢更多的“诸侯”归附自己，商汤“布德施惠”于诸侯，效果明显。《史记·夏本纪》云：“汤修德，诸侯皆归商。”《史记·殷本纪》记载：“诸侯闻之曰：‘汤德至矣，及禽兽。’”《墨子·非命篇》说汤时“诸侯与之，贤士归之”。但是，也有一些东方诸侯，如葛伯，对汤的恩惠无动于衷，且对汤非礼。《孟子·滕文公下》记载：“汤居亳，与葛为邻。葛伯放而不祀……汤使遗之牛羊……汤使亳众往为之耕，老弱馈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夺之，不授者杀之。有童子以黍肉饷，杀而夺之。”对此，商汤只好对其征伐。

从商汤所用大臣的族属我们也可推知夏末商初商族与东夷有着良好的关系。伊尹名阿衡，又名伊挚，是商初著名大臣，曾辅佐商汤灭夏，商汤死后他又辅佐外丙、仲壬、太甲等商王。史载伊尹来自于东夷有莘氏。《墨子·尚贤中》云：“伊挚，有莘氏女之私臣，亲为庖人，汤得之举以为己相。”《孟子·万章上》则云：“伊尹耕于有莘之野，而乐尧舜之道焉……汤三使往聘之。”而《史记·殷本纪》明言伊尹为有莘氏“媵臣”，后来汤“举任以国政”。重用来自有莘氏的伊尹，说明商人与有莘氏关系密切。商汤时期另一著名大臣仲虺也来自东夷。《尚书序》记载：“汤归自夏，至于大坰，仲虺作诰。”这里是说仲虺在商汤灭夏之后举行“泰卷之会”时参与制定诰词。关于仲虺，《左传》定公元年云：“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为夏车正……仲虺居薛，以为汤左相。”《孟子·尽心下》云：“孟子曰：若伊尹、莱朱则见而知之。”赵岐注：“莱朱亦汤贤臣也。一曰仲虺是也。《春秋传》曰‘仲虺居薛，为汤左相’，是则伊尹为右相，故二人等德也。”《史记·殷本纪》引孔安国曰：“仲虺，汤左相奚仲之后。”《汉书·地理志》鲁国薛县条云：“汤相仲虺居之。”以此可知，仲虺与伊尹并为商汤左、右相，同为后人所称颂。仲虺为“薛之皇祖奚仲之后”，且“居薛”，而薛之故地在今山东省滕州市张旺镇古薛河之西岸[4]，正处东夷腹地。之所以商汤选择仲虺在泰卷“作诰”，是由于仲虺是东夷人，此举有利于商夷联盟的团结。

参加夏代末年商夷联盟的东夷诸侯当较多，《逸周书·殷祝解》称有“三千诸侯”，但目前所知的主要有有施、有仍、有缗、有莘、薛、卞等。《国语·晋语一》记载：“昔有夏伐有施，有施人以妹喜女焉。妹喜有宠，于是乎与伊尹比而亡夏。”韦昭注：“有施，喜姓之国，妹喜之女也。”这里指出夏桀曾讨伐有施，有施人被迫送美女表示臣服，但暗地妹喜与伊尹串通从事灭夏活动。据此可知，有施参加了商夷联盟。有施当为东夷部族。《楚辞·天问》曰：“桀伐蒙山。何所得焉？末（妹）喜何肆，汤何殛焉？”王逸注：“桀伐蒙山得妹喜。”这里把“蒙山”与有施之女妹喜相联系。案：蒙山当即《诗经·鲁颂》“奄有龟、蒙”之蒙山，在今山东省蒙阴县南。关于有缗，其故地当在今山东省金乡县境。古本《竹书纪年》等记载夏桀曾对其征伐，但夏王朝为此也付出了较高代价，《左传》昭公十一年云“桀克有缗，以亡其国”。关于有仍，文献记载夏代末年夏桀曾在有仍居地举行“有仍之会”，且与“有缗叛之”相连，说明有仍当与有缗氏居地相距不远，也应在鲁西南地区。由于夏代末年的“景亳之会”及商代初年的“泰卷之会”皆在鲁西南一带举行，故有理由认为有仍参加了商夷联盟。至于有莘、薛，前文已指出，商初大臣伊尹、仲虺分别来自此二方国，二者参加商夷联盟当无疑问。此外，卞也可能为商之盟邦。《吕氏春秋·离俗览》云：“汤将伐桀，因卞随而谋。”类似记载见于《荀子》、《庄子》等。卞之地望，《左传》僖公十七年载：“夫人姜氏会齐侯于卞。”杜预注：“今鲁国卞县。”《路史·国名纪》卷一云：“卞，卞明国，汤伐桀有卞随。”案：卞为汉县，在今山东泗水县城东。

建立商夷联盟的目的是共同对付夏王朝。从文献材料可知，商夷联盟的活动主要有三项：一是离间夏王朝。史载伊尹曾到夏都与妹喜一起搞离间活动。古本《竹书纪年》云：“末喜氏以与伊尹交，遂以间夏。”《国语·晋语一》记载：“妹喜有宠，于是乎与伊尹比而亡夏。”《孙子·用间篇》云：“昔殷之兴也，伊挚在夏……故明君贤将能以上智为间者，必成大功。”《吕氏春秋·慎大》云：“（汤）欲令伊尹往视旷夏，恐其不信，汤由亲自射伊尹。伊尹奔夏三年，反报于亳……汤与伊尹盟，以示必灭夏。伊尹又复往视旷夏，听于末嬉。”《史记·殷本纪》记载：“伊尹去汤适夏，既丑有夏，复归于亳。”二是消灭与商夷联盟为敌的夏王朝方国。史载商汤曾举行多次征伐，其征伐的第一个夏方国是葛。《孟子·滕文公下》云：“汤始征，自葛载，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史记·殷本纪》载：“汤征诸侯。葛伯不祀，汤始伐之。”见于史载被征伐的夏方国还有韦、顾、昆吾等。《诗·商颂·长发》云：“九有九截，韦、顾既伐，昆吾、夏桀。”《史记·殷本纪》记载：“当是时，夏桀为虐政淫荒，而诸侯昆吾氏为乱。汤乃兴师率诸侯，伊尹从汤，汤自把钺以伐昆吾。”商夷联盟可能还征伐了有虞。虞为夏代方国，与夏王朝关系密切，少康中兴全赖虞之力。夏代末年，虞国灭亡。《逸周书·史记解》载：“君娱于乐，臣争于权，民尽于刑，有虞氏以亡。”虞在今河南省虞城县。《左传》哀公元年杜预注：“梁国有虞县。”《水经·水注》云：“水又东，径虞县故城北，古虞国也。”既然虞位居东方，其理应被商夷联盟所灭。三是伐桀灭夏。《史记·夏本纪》云：“汤修德，诸侯皆归汤，汤遂率兵以伐夏桀。”《史记·殷本纪》云：“汤乃兴师率诸侯……遂伐桀。”傅斯年先生曾高度评价商夷联盟的作用，认为“商人虽非夷，然曾抚有夷方之人，并用其文化，凭其人民以伐夏而灭亡，实际上亦可说是夷人胜夏”[5]。

三、商人与夷人结盟之考古学佐证

历年来的考古发掘材料为夏末商初存在商夷联盟的立论提供了佐证。豫东、鲁西南考古表明，这里是夷、夏、商三种文化交汇地带[6]属于东夷文化的岳石文化，其分布范围西渐至鲁西南地区和豫东杞县以东一带，菏泽安邱堌堆[7]和杞县鹿台岗[8]为这一地区岳石文化的典型遗址。属于先商文化的下七垣文化，其分布范围除豫北、冀南地区以外，也曾南下至杞县一带。而属于夏文化的二里头文化主要局限于杞县—鹿邑一线以西地区。从对鲁西南、豫东的岳石文化以及对豫东、豫北的下七垣文化进行文化因素分析可知，二者之间相互影响，文化交流频繁：豫东、鲁西南地区的岳石文化存在一定数量的属先商文化特征的细绳纹作风以及卷沿鬲、卷沿鼓腹细泥盆、花边罐、束颈鼓腹瓮等遗物或文化因素[9]：而豫东杞县的下七垣文化也有夹粗砂红褐陶作风以及素面甗、浅盘豆、尊形器、夹砂罐等岳石文化遗物或文化因素[10]。从某种意义上讲，人们甚至可以将这两种遗存视为岳石—先商或先商—岳石“混合型文化”[8]。值得注意的是，杞县鹿台岗遗址先商文化和二里头文化在二里头文化第四期阶段是共存的。具体来说，先商文化可分二期：第一期以H39和H9为代表，年代约当二里头文化三期偏晚阶段：第二期以H35和F1为代表，年代约当二里头文化四期中、晚段。岳石文化也可分二期：第一期以T27第5层为代表，年代相当于二里头文化三期的中段：第二期以T24第4、5层为代表，年代相当于二里头文化四期中、晚段[8]。两种性质不同的考古学文化共存一个遗址，这在考古发现中是少见的。说明这两种考古学文化，既有密切的关系，又能保持各自的文化特性。这样的关系，只能是不同族属之间的联盟关系，而绝非敌对关系。此外，下七垣—岳石文化与二里头文化大约以今惠济河为界，以东属岳石文化分布区，以西属二里头文化分布区。这种商夷文化与夏文化的东、西对峙现象，为商夷组成联盟共同对付夏王朝的立论提供了实物依据。

郑州南关外期遗存及二里岗下层遗存的发现，为我们研究商夷联盟提供了又一实证。南关外遗址位于郑州商城东南，1955年，考古工作者对此遗址进行了发掘。根据地层关系和各层包含物特征的不同，可把该遗址分为上、中、下三层。其中上层相当于二里岗上层，中层属二里岗下层，下层被称作“南关外期”[11]。发掘者认为南关外期与二里岗下层及洛达庙二里头文化有着显著差异，这无疑是正确的。关于这一类遗存的来源、性质等，学者们相继发表了一些看法。邹衡先生认为其与漳河型关系密切，时代与二里岗下层早段相当，属先商文化的一个类型[12]。而李经汉先生认为其具有较浓的豫北和豫东某些特征[13]，孙飞先生推测其来自豫东的商族[14]，安金槐先生认为它来源于淮河中游一带[15]，李伯谦先生认为它可能是夏之某一与国的文化[16]，栾丰实、杜金鹏等先生认为其与豫东、鲁西南地区的岳石文化有密切关系[17]。总之，大家较一致认为南关外期是外来文化，南关外期略早于二里岗下层一期或与下层一期年代接近。通过分析可知，此遗存文化因素颇为复杂，有中原地区二里头文化四期阶段的遗物或文化因素，如素面敞口斗

、有流无尾爵等；但与杞县鹿台岗遗址一样，也有下七垣文化的遗物或文化因素，如卷沿细绳鬲、细绳纹甗等；还有岳石文化遗物或文化因素，包括出土较多的夹砂红褐陶，器表有刮抹痕，器胎较厚，器形有罐、鼎形鬲、卷沿鼓腹盆、腰饰附加堆纹甗等。因此，很难把南关外期遗存归入与之相关的任何一支考古学文化，其理应属于以岳石文化、先商文化为主体的混合型文化。值得注意的是，郑州地区目前所见的南关外期遗迹主要是壕沟而少见居址，壕沟内常见人骨架和凌乱人骨。有人据此认为南关外期作为一种外来文化进入郑州，带有明显的军事色彩[13]。此外，郑州地区其它夏末商初遗址也发现有岳石文化遗物或文化因素。早在20世纪50年代，考古工作者在发掘郑州二里岗文化遗址时，就已发现该遗址下层包含有红褐陶等岳石文化因素[18]，只是当时还不知岳石文化为何物。相同的岳石文化遗物或文化因素在郑州化工三厂[19]、郑州电力学校[20]、黄委会青年公寓[21]等属南关外期或二里岗下层一期阶段的遗址中也有发现。与二里岗C1H9年代接近的郑州化工三厂商文化第一段，陶器明显可分为A、B二群，其中B群大都是二里岗商文化常见器形，而A群明显具有岳石文化的作风。当然，这里的岳石文化作风与山东地区的岳石文化也有一些不同之处。正如张立东先生所言：“A群陶器虽然深受岳石文化的影响，但已不是原生的岳石文化因素，而是岳石文化与二里岗文化等有机融合的产物。其中起主导作用的是二里岗文化因素而非岳石文化因素。”[22]从上可知，在二里岗商文化分布区中心地带的郑州一带，存在着商族文化和岳石文化的遗物或文化因素共存的现象，这充分说明夏末商初商人与夷人在今郑州一带关系仍然融洽。

二里头遗址第四期也有商夷联盟的迹象。二里头遗址一至三期不见或少见下七垣文化和岳石文化的文化因素，但至二里头四期，岳石文化及下七垣文化因素在这里皆有所反映。赵芝荃先生曾指出：“豫西地区二里头文化四期曾出现一部分夹砂瘦腹罐、侈口鼓腹平底盆，形态与冀南豫北地区的同类器完全一样。”[23]袁广阔先生认为：二里头遗址陶器存在着A、B、C三组，其中A组属本地二里头文化系统，B组来源于下七垣文化，C组来自东方的岳石文化[24]。夏桀之都在今偃师二里头一带，这几乎已得到学术界的公认。在夏桀之都出现下七垣文化和岳石文化遗物或文化因素，说明这时夏人与商人、东夷人之间发生了文化上的相互影响和激烈碰撞，这种现象应为商夷联盟间夏、灭夏等一系列举动在文化面貌上的具体反映。

需要指明的是，以上所言下七垣文比与岳石文化遗物或文化因素在豫东鹿台岗、豫中南关外、豫西二里头等遗址的存在，正合于文献记载商夷联盟灭夏由东向西的灭夏路线。

四、商代早期商夷联盟的延续与终结

商人与东夷联合攻灭夏王朝之后，商夷联盟曾在今鲁西南地区举行“泰卷之会”，商汤又在“还亳”之后作《汤诰》，告诫“诸侯群后”要“毋不有功于民，勤力乃事”[25]。随后，东夷各部回到各自的领地，分别治理自己的辖土。整个商代早期，商王朝与东夷的关系是融洽的，商夷联盟得以延续。东夷人在商代早期的政治生活中仍扮演重要角色。商汤死后，来自东夷的伊尹辅佐外丙、仲壬、太甲等商王。直至沃丁时，“伊尹卒”[25]。伊尹死后，其后人可能继续辅佐商王朝。《史记·殷本纪》云“帝太戊立伊陟为相”，并“赞伊陟于庙”，伊陟“作《原命》”。《集解》引孔安国云伊陟为“伊尹之子”。查伊尹相汤，至太戊时，商王朝已经历5世9王（不包括太丁），伊尹、伊陟如此长寿可能有点儿疑问，但既然称“伊陟”，应不排除其为伊尹后辈的可能性。此外，来自东夷薛的仲虺是商汤的“左相”，在商代初年的政治生活中也居于重要地位。仲虺在政治上有一套自己的见解，《左传》襄公三十年记载仲虺的治国之道：“乱者取之，亡者侮之，推亡固存，国之利也。”这里讲的“国之利”，即《左传》宣公十二年仲虺所云的“取乱、侮亡、兼弱也”。

商夷联盟在商代早期继续存在，这从考古发现上也能得到验证。商代早期，商族势力大增。《诗·商颂·殷武》云：“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诗·商颂·玄鸟》又云：“古帝命武汤，正域彼四方，方命厥后，奄有九有……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四海来假，来假祁祁。”从考古材料来看，商王朝是以今郑州、偃师一带为其统治中心，其控制范围存在着北、西、南三方扩展而惟独东方收缩或滞展的现象。在西方，商代早期文化已分布至今关中地区及商州地区。《后汉书·西羌传》云：“后桀之乱，畎夷入居邠、岐之间，成汤既兴，伐而攘之。”此项记载得到考古上的印证。老牛坡遗址商文化可分前后两段六期，其中“一、二期在地层上基本与郑州二里岗下、上层相对应”，即“老牛坡商文化早期与郑州二里岗商文化基本相同”[26]。此外，位于秦岭山脉以南的陕西商州市东龙山遗址，也发现有商代早期的文化遗物[27]。在北方，商代早期文化已深入到晋南地区。在今山西省垣曲县古城镇，考古工作者发现一处商城遗址。其始建于二里岗下层时期，毁于二里岗上层时期[28]。在山西省夏县东下冯，考古工作者又发现一处商代早期城址，并出土大量属于二里岗下层的文化遗物[29]。在南方，成汤时期商人就已征服了江汉平原地区。《吕氏春秋·异用篇》云：“汉南之国闻之曰：汤之德及禽兽，四十国归之。”在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盘龙城，发现一处始建于二里岗下层时期的商代城址[30]，其文化面貌与二里岗十分相似，说明商文化势力已深入这一地区。但是，原本起于东方地区的商族，商代早期的文化分布东向仅局限在今河南省境内，而山东西部、苏皖北部不见此阶段文化遗存，甚至河南东部的一些地区也不见二里岗下层时期的文化遗存。如杞县鹿台岗遗址发现的商代前期文化，其年代只相当于郑州白家庄期。菏泽安邱堌堆遗址商代前期文化的年代相当于郑州二里岗上层的偏晚阶段。山东省泗水县尹家城[31]、济南市大辛庄[32]等遗址的商代前期文化，其年代也都应在二里岗上层之后。这就产生一个疑问：为何四处扩展的商代早期文化并未波及东方呢？从情理上讲，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有两种可能性：一是商代早期军事力量较弱而夷人力量较强，二是商人与夷人有良好的同盟关系。从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来看，第一种可能性不符合实际情况。商代早期的军事力量十分强大，诸侯“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尽管有大河、山脉阻隔，商族势力仍然顺利进入山西南部、陕西关中甚至秦岭以南地区，可谓势不可挡。豫东、鲁西、苏北、皖北等地皆属平原地貌，没有可凭借的自然军事屏障。依靠商人强大的军事力量，完全有能力占领这些地区。因此，商文化势力未能进入东夷地区的原因。只能是由于商族与夷人关系密切，二者之间是政治、军事同盟关系。正是由于商、夷之间是同盟而非臣属关系，故东夷各部有较强的自治性，商文化没有取代东夷文化。

商代早期的商夷军事联盟终结于仲丁时期。从文献材料可知，商王朝与东夷之间在仲丁时期发生了军事冲突。古本《竹书纪年》记载：“仲丁即位，征于蓝夷。”《后汉书·东夷列传》云：“至于仲丁，蓝夷作寇，或畔或服。”“蓝夷”是东夷之一支，丁山先生考证其居地在今山东省滕州市东南[33]（P29）。这场商、夷战争至少延续至河檀甲时期，且商王朝与另一支夷人也发生了冲突，此即古本《竹书纪年》所云：“河亶甲整即位……征蓝夷，再征班方。”“班方”之居地，丁山先生考证在山东省东南部[33]（P30）。从考古材料来看，仲丁时期相当于二里岗上层二期（即白家庄期），这个时期商王朝确实对东夷进行了征伐。证据是岳石文化（属东夷文化）的方孔石器（或曰圭，属礼器）在郑州小双桥这个与商王室生活有关的遗址中也有较多出现，而这些石器应为战利品性质[34]。从商文化的分布范围来看，仲丁时期是商文化东向大扩展时期，白家庄期遗存东向分布于山东济南市至滕州市一线，整个泰沂山脉以西的山东西部地区皆已纳入商文化的分布范围，商文化在这些地区取代了东夷文化。显然，这种文化上的取代应与商夷关系恶化、商夷联盟终结有着直接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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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郑州大学学报：哲社版》200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