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卓异：一份难被遗忘的考古学讲义——赵光贤《中国考古学大纲》

赵光贤先生(1910～2003)是20世纪著名历史学家，公认的先秦史研究领域的权威学者，在学术上自成一家，成就卓著，学术界早有公论。赵先生先后在辅仁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执教60余年，培养和影响了一大批学者。笔者在2014年于旧书肆中偶见赵光贤先生于20世纪50年代编纂的《中国考古学大纲》油印本，购回之后请赵先生的学生，也是笔者业师晁福林先生鉴定。晁先生细审该书中红笔批注的笔迹，确定为赵光贤先生亲笔所书。经察，《中国考古学大纲》并未公开出版，为赵光贤先生因教学需要自编而成，作为油印本讲义在北师大历史系行用的时间也不长①，加之赵先生并无以此书显名于世之心②，故长期以来湮没无闻。赵先生的旧友门人讨论赵先生的治学经历及学术成就时，也未见提及这部《中国考古学大纲》。③但此书在赵光贤先生的学术体系中实际占据重要位置，在先秦史和考古学研究领域亦有其独到价值，而且，由此书反映出的赵先生治学与育人的基本观念，深刻地影响了他的学生。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重点介绍此书，考察其学术价值，阐发其在当时与今日的考古学与历史学研究中所给予我们的启示。

一 《中国考古学大纲》的体例与内容

《中国考古学大纲》按页码计至少有182页，但笔者购回的这一本第19～22、25～44页缺失，且从体例和内容上看，第182页之后应当还有内容。全书有四种不同的书写笔迹，应当是由四人分别誊写进而油印。但全书页面排版风格一致，文字较为密集，每页约有26～27行，每行26～27字，估算已知182页的字数约在12万～13万字，全书完整版的篇幅还在此之上。这在20世纪50年代的油印讲义中应属篇幅较大者，与赵先生已出版的其他学术论著相比，其篇幅仅次于《周代社会辨析》④，大致与《中国历史研究法》⑤相当。长期以来，学术界一般认为赵光贤先生尤重考证，长篇幅成体系的专著较少，仅有《周代社会辨析》与《中国历史研究法》两部，《中国历史研究法》还是在课堂讲义的基础上由赵门弟子整理而成。《中国考古学大纲》重新发现后，赵先生的专著数量至少应当增加至三部。而且，该书完稿年代最早，又是由赵先生本人亲自编撰而成，在赵光贤先生个人学术史上当占据重要地位。

《中国考古学大纲》采用章节体，分为五章，每章下分若干节，每节下又分若干小节。笔者将现在可见的各章节目录整理如下。

第一章 绪言

一、考古学在历史科学中的地位及其任务

二、考古学的对象、范围与分类

三、考古学与金石学、古器物学的关系

四、考古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

五、中国考古学的过去和现在

六、资产阶级反动理论的批判

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对于考古学的意义

八、今后中国考古学应走的方向

九、本课的目的、范围与重点

第二章 缺⑥

第一节 缺⑦

第二节 中国旧石器时代的初期及中期

一、周口店遗址与中国猿人的发现

(此后缺)

第三章 中国的新石器时代(一)

第一节 细石器文化

一、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的过渡

二、新石器时代概况

三、中国的细石器文化

四、从渔猎到原始农业与畜牧业

五、细石器文化与北方部落的关系

第二节 中国的彩陶文化

一、彩陶文化或仰韶文化的意义

二、几个重要的彩陶文化遗址

甲、豫晋地区

仰韶村

西阴村

半坡村

乙、甘-青区

马家窑

齐家坪

寺洼山

罗汉堂

马厂沿

沙井村

沙锅屯

红山后

雅尔崖

三、彩陶文化中的陶器

(一)种类

(二)形式

(三)制法

(四)纹饰

四、彩陶文化的年代与分期问题

第三节 中国的黑陶文化

一、黑陶文化与龙山文化的意义

二、几个重要的黑陶文化遗址

城子崖

两城镇

不召寨

良渚镇

三、黑陶文化中的黑陶

(一)种类

(二)器形

(三)制法

(四)纹饰

四、黑陶文化的分期与年代

第四节 小结

一、中国新时期时代的其他文化

二、新石器时代居民的生活

三、资产阶级反动理论的批判

第四章 中国的铜器时代(商至春秋)

第一节 概说

一、中国铜器时代自何时开始?

二、尚待发现的夏代与商初的遗址

三、从考古学上看商代文化的来源

第二节 商代中期的郑州遗址

一、二里岗遗址

二、人民公园遗址

三、手工业作坊遗址

(一)制陶遗址

(二)炼铜遗址

(三)制骨器遗址

(四)酿酒遗址

四、居住基址与墓葬

五、出土遗物

第三节 商代晚期的安阳遗址

一、“殷墟”的发现与发掘

二、穴窖与建筑基址

三、墓葬

四、人殉与人祭

五、青铜器及其它工艺品

青铜器

(1)种类

(2)纹饰

(3)制法

六、甲骨文

第四节 西周至春秋

一、古史争论的焦点

二、遗址与墓葬

(一)西安

(二)洛阳

(三)浚县

三、青铜器与陶器

甲、青铜器

乙、陶器

四、金文与石刻

甲、金文

乙、石刻

五、从考古学上看商周文化的关系

第五节 小结

一、地下材料所反映的商代社会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

二、地下材料所反映的商代社会的上层建筑

第五章 中国的铁器时代(战国至汉末)

第一节 概说

一、中国铁器时代自何时开始?

二、铁器使用的社会意义

第二节 战国

一、几个重要遗址

兴隆县

二、建筑基址与墓葬

Ⅰ建筑基址

Ⅱ墓葬

竖穴墓

洞室墓

木椁墓

《中国考古学大纲》除第一章为基本概念和理论的介绍外，二至五章是按照历史阶段的早晚依次对各时期中国考古学的基本状况进行介绍和分析。阶段划分采用石器时代(旧、新)—铜器时代—铁器时代的分法，并将铜器时代对应商至春秋，铁器时代对应战国至汉末。归纳起来，这四章的基本体例是：概说→典型遗址→小结。“概说”部分比较倾向于理论，从宏观的理论性的视角对该阶段进行梳理；对典型遗址的介绍有横向、纵向两条线索，不仅包括对重要发掘地点的介绍，还包括对重要遗迹、遗物及其年代、分类、分期的介绍；“小结”部分是结合理论与资料，对当时的社会形态和文化面貌等“上层建筑”进行分析和介绍。可以说，作为讲义，《中国考古学大纲》在体例安排上是很科学的，在内容组织上是很合理的。

二 《中国考古学大纲》的特点

1.内容兼具理论性与资料性

从整体上看，全书的体例安排和内容设置都体现了理论性与资料性兼备的特点。

在章的设置上，第一章“绪言”中几乎所有的论题都是理论性的，如考古学的地位、任务、对象、范围、分类、与周边学科的关系，都是在学科学理层面的分析；所谓“资产阶级反动理论”和马列主义理论，都是直接或间接指导考古学研究的方法论；“今后考古学应走的方向”部分，也是在归纳总结的基础上对中国考古学的未来发展作了展望。20世纪50年代编纂的高校使用的考古学教材“绪论”大抵都是近似的结构，这一模式一直到《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编纂时仍然沿用。夏鼐先生和王仲殊先生为之撰写的“绪论”部分结构安排为：1.考古学的定义与特点；2.考古学简史；3.考古学方法论；4.考古学的分支及其与其他学科的关系。⑧与之相比，曾昭燏先生《考古学通论》⑨的“引论”部分的结构与之极为相似，而《中国考古学大纲》的“绪言”理论性更强而方法介绍稍略。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几十年来中国考古学者与历史学者对理论探索重视程度的差异。

与“绪言”部分相对，第二章到第五章分别对石器时代、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的考古发掘情况进行介绍，主体部分由若干具体的考古发掘资料组成，以具体阐述为主。

在主体部分的每一章之内，开头的“概说”是理论性的，中间主体部分的遗址介绍则是资料性的，结尾的“小结”则是理论与资料结合的产物；在遗址介绍的部分里，既有典型遗迹、重点遗物的资料性介绍，也有对陶器、铜器及其他各类遗物遗迹分类、分期的理论性梳理。

以第三章为例。该章第一节的重点是介绍新石器时代、中石器时代的概念与特点，并用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观点对新石器时代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生产方式进行解释。从这一节的理论阐释可以看出，赵光贤先生对当时考古学体系是有自己的思考与想法的。在当时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水平下，赵先生侧重以典型器物划分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即将中国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主要分为细石器文化、彩陶文化和黑陶文化三类。⑩第二、三节的结构基本一致，分别介绍彩陶文化(仰韶文化)的典型遗址和陶器、黑陶文化(龙山文化)的典型遗址和陶器。第四节重新回归对生产力的探讨，并在此基础上对当时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进行推测。最后对20世纪上半叶颇为流行的中国文明“西来说”进行了批判。

该章的第二、三节以介绍各遗址的考古发掘情况为主，分别介绍了仰韶文化的仰韶村、后岗、西阴村、荆村、半坡村、半山、马家窑、辛店、齐家坪、寺洼山、罗汉堂、马厂沿、沙井村、沙锅屯、红山后、雅尔崖等遗址和龙山文化的城子崖、两城镇、后岗、不召寨、良渚镇等遗址(11)，虽然对每个遗址的介绍都比较简约，但基本包括了当时考古学的最新发掘动态和研究成果。在逐一介绍典型遗址前，这两节的开头部分用了一定的篇幅对“彩陶文化”与“仰韶文化”、“黑陶文化”与“龙山文化”的概念进行了辨析，分析考古学文化的典型器物命名法与小地名命名法的优劣。在介绍典型陶器时，赵先生避开了繁复的型式分类，而是用种类、形式、制法、纹饰四条比较容易掌握的线索对仰韶文化与龙山文化陶器的整体状况进行介绍。在这两节的最后，都对年代和分期做了较为直观的介绍。很显然，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尽可能与历史学联系起来，使考古资料能够更方便地为历史教学所用。

第四章的结构与第三章有异曲同工之处，第五章后半部分残缺，但从现存的部分看，也大体是“理论—资料—理论”式的撰写方式。考古学有其迥异于传统历史学的学科体系与研究方法，对于历史学专业的本科生而言，过分纠缠于理论或过分沉溺于细碎材料，对于他们真正理解考古学的方法、有效运用考古学的资料等，都是较为困难的。《中国考古学大纲》这种深入浅出的叙述模式，更容易被学生接受。

2.注释体系较为完备

《中国考古学大纲》虽属讲义性质，是为配合北师大历史系本科生的考古学课程而编撰，但全书所采用的注释体系非常完备，不亚于任何前沿学术论著。正文中的直接引注大多采用节后注的形式，即在每一节结尾处统一出注(12)，而且每一节都标明“参考文献”。虽然现存本书的第一、二、五章均有不同程度的残缺，难以窥视其全貌，但仅从第三、四章的引注情况，就可以看出该书的注释体例：第三章第一节有注释6条，列参考文献5种；第二节有注释17条，列参考文献15种；第三节有注释21条，列参考文献11种；第四节列参考文献10种。第四章第一节有注释2条；第二节有注释7条，列参考文献9种；第三节有注释7条，列参考文献15种；第四节有注释70条，列参考文献12种；第五节有注释1条。排除重复的参考文献和常见历史典籍，仅第三、四章的参考文献就有约70种。其中不仅有中文的论文和专著，还包括6种英文论著(13)，此外还有日文论著。这种完备的注释体系的方便之处在于：首先，书中使用资料基本都可以查到原始出处，严谨性和权威性大大提高；其次，如果有学生愿意进行更深入的学习，可以按照讲义中的注释和参考文献查阅资料，获得更丰富的学术信息；最后，有利于区分前人成说与个人思考，既不会有据他人之说为己有的诟病，也不会让自己思考的闪光点淹没于讲义之中。

与《中国考古学大纲》相比，同时期的其他考古学教材对于注释和参考文献的标注的完备性似乎缺乏重视。譬如中国科学院考古所的考古学家裴文中、夏鼐等先生编写的《考古学基础》(14)，是一部面向一线考古工作者的专门著作，该书几乎略去了所有的注释和参考文献；中山大学的人类学家梁钊韬先生编纂的《考古学通论》(15)，作为当时“高等学校交流讲义”的一种，供中山大学及全国高校的学生使用，书中的注释也非常稀少；夏鼐先生为北大考古专业学生编写的授课讲义《考古学通论》(16)，仅有少量注释；南京博物院副院长、考古学家曾昭燏先生给南京大学历史系讲授考古学时编纂的讲义《考古学通论》(17)，于全书结尾处近列参考文献77种，但基本不见注释。这些20世纪50年代的考古学教材都有筚路蓝缕之功，因受众不同，故侧重各异，譬如面向考古一线工作者的教材，从实用性出发略去注释是很合理的。但面对高校历史系学生的通论性考古学教材，有着更为丰富全面的注释和参考文献显然是十分必要的，也更利于教学和学习。上述各种教材的学术价值，笔者绝无评判高下之意，但仅从注释体系严谨和全面的角度上看，赵光贤先生的《中国考古学大纲》即使按照今天的学术标准和规范来看，也是完成度极高的。作为面向历史系学生的考古学教材，这应当是较为优长的一种编纂形式。

3.考古资料与历史研究相结合

赵光贤先生不是专业的考古学者，他研究考古学的目的是为了辅助古史研究。关于考古学对古史研究的重要性，赵光贤先生在课堂上和著作中曾多次强调。在《中国历史研究法》第一章第三节“辅助学科”中，排在第一位的就是考古学。显然，赵先生认为考古学是历史学研究最需倚重的辅助学科：

考古学对于历史学的关系特别密切和重要，因为它给历史研究提供地下埋藏的原始材料，而这些材料往往能补文献资料的不足。当然，考古材料不限于地下出土的东西，地面上的古迹或石窟之类也属于考古范围。不论地下或地上的古迹、古物，最后都要和历史联系起来，才能发挥它们的作用，体现考古学的价值。这样看来，说考古学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也不为过分。

……这些新发现大大增加了中国史前史的科学内容，它完全扫除了过去讲三代以前的历史只讲些神话传说的不科学的讲法。(18)

对于古史研究者和教学者而言，考古学新发现带来的是建立科学可信古史体系的材料，利于填补了被“古史辨”学者打破的“三皇五帝”古史体系后所造成的“空白”。可以说，在历史学诸多分支中，中国古史研究尤须重视考古学材料，因为“在先秦史方面，由于留下来的古书不多，不够用，必须另辟蹊径”，故而“学历史的必须有考古知识，否则免不了学识浅陋”。(19)

古史研究是赵先生考古学研究与教学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赵先生研读和整理考古资料，并不是为了成为考古学专家或培养专门的考古学人才，而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和研究中国上古历史。这一点在《中国考古学大纲》的字里行间都有体现。无论是对理论的辨析，还是对材料的介绍，最终都要落脚于历史学研究。

譬如在第三章的小结部分，赵先生大胆地推测“在中国传说上中国文明的开创者黄帝及其后裔或许就是使用彩陶的人们”(105页)，“创造这个黑陶文化的人们可能是中国史书所载的夷族”(107页)。长期以来，很多考古学者避免将考古学文化同历史文献中记载的传说时代的王朝或部族对应起来，这固然是严谨的学术态度。但学术的进步也离不开“大胆地假设”，赵先生的这两个推测虽然大胆，但很有启发性。中国学者浓厚的古史情结并不因材料的多寡而改变，古史研究者永远希望能够确立科学可信的古史体系，那么，将考古学文化与传说时代的王朝部族相对应就是不可避免的。从目前的材料看，赵先生的推测于文献和考古资料都具有相当的合理性。

第四章论述的时段是商代到春秋，已经进入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时期，考古资料与历史研究相结合的特点尤为明显。但赵先生仍然谨慎地克制了历史学者对文字与文献资料的偏爱，在资料介绍的部分保持了考古学教材应有的均衡，对商周青铜器的介绍重形制、纹饰而轻铭文，介绍甲骨卜辞、金文与石鼓的篇幅与介绍遗址、墓葬、陶器的篇幅相当，且最大限度略去了甲骨文、金文、石鼓文的内容介绍，而是以器物学的视角重点介绍其字体特征和字形变化。这体现了赵先生编纂讲义时对不同学科不同性质的材料的全盘考虑。在小结部分，赵先生才利用考古资料对这一历史时期的生产力和上层建筑进行推测，并提出了“商周文化关系”这一大论题，使此前对考古资料的介绍落脚于对宏观历史问题的思考上。

考古学在赵光贤先生古史研究中的重要性，从其早年发表论文的情况也可看出。赵先生最早从陈援庵先生治明清史，后转西洋上古史，1947年因教学任务骤然转入中国上古史的研究。现在所见赵先生在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发表的与上古史相关的论文，有不少是直接与考古学相关的。譬如《文化遗存与种族迁移问题》(20)《论黑陶文化非夏代文化》(21)等文章，撰写和发表的时间与《中国考古学大纲》的编纂时间基本一致，应当是编纂这部考古学讲义的学术积累和思考成果。

4.闪耀学术思考的结晶

作为一部撰写于1955年前后的著作，《中国考古学大纲》中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今天看来稍显教条的论述。但这是时代特征，不能对当时的学者苛责求全。而教条也不等于没有学术价值、没有智慧结晶。虽然是一部讲义，但在《中国考古学大纲》简练的论述中仍可看出赵光贤先生鲜明的学术观点和深入的思考论证。

譬如第四章小结部分的“地下材料所反映的商代社会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对商代的政权性质和生产关系都提出了在当时较为客观、较少教条的看法。当时一些学者通过商代和西周没有大量使用金属生产工具断定商代生产力低下(22)，进而认定商代和西周的君主并不是“王”，而只是部落酋长。赵先生驳斥了这种教条主义的观点，提出“从商代没有发现铜制农具耒推论商代生产力低下”是错误的。几乎在同时，童书业先生也对这种将商王认定为“部落酋长”的观点进行了反驳。(23)

对于商代的奴隶制，赵光贤先生的观点也与当时主流的看法有所不同。自郭沫若先生始，马克思主义史家多认为商代为典型的奴隶制社会，20世纪50年代初颇有影响力的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24)、吴泽《中国历史简编》(25)、翦伯赞《中国史纲》(26)等著作均持此说。赵光贤先生虽未直接否定商代是奴隶制社会，但认为“在商代的生产关系中，奴隶主和奴隶的对立至少是其中一种”“这种奴隶生产……尚未达到发达的奴隶制的阶段”(171页)。赵先生熟悉西洋上古史，对古希腊罗马的发达奴隶制有深入的认识，对商代卜辞材料也很熟悉，所以他对商代已进入典型奴隶制社会的观点持保留态度，认为商代的奴隶生产并未达到像希腊罗马那样的发达奴隶制阶段。在20世纪50年代能够有这种认识，是非常难得的。在当时特殊的环境下，赵先生无法明确表达他的学术观点，但这种保留和疑虑让我们很清楚地看到他内心的想法。到了20世纪80年代，“无奴派”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赵先生的鼓励和启发。(27)

此外，在某些广为争论的焦点问题上，赵先生以其敏锐的学术感觉，做出了较为精准的判断。譬如，第四章第一节中涉及“夏墟”的问题，自来众说纷纭，赵光贤先生综合各种记载判断，“可能夏代后期的都邑在今河南中部洛阳一带”(113页)。四年后的1959年，徐旭生先生进行了著名的豫西夏墟调查(28)，随后二里头遗址的发掘展开。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主流观点认为二里头遗址时早商都城(29)，但随着80年代初偃师商城的发现，认为位于洛阳东约20公里的二里头遗址为夏代后期都城成为主流观点。(30)

综上所述，《中国考古学大纲》虽然在性质上属于讲义或教材，但在诸多方面都大大超出一般教材的水准。理论性与资料性兼备决定了这是一部成熟优秀的讲义，注释体系的严密决定了这是一部具有高度学术严谨性的著作，考古资料与历史研究结合则奠定赵光贤先生思考和撰写的先进方法，最终闪现的众多学术思考的光芒则确定了这部书的学术高度。

三 赵先生的考古学情结

赵光贤先生关注考古学，始于20世纪40年代初。赵先生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承担辅仁大学的西洋史教学任务。在西洋史教学中，赵先生阅读了大量西方学者的通史论著，发现早期西方历史学者在讲述古代埃及、两河流域以及希腊、罗马远古时期的时候，同样是神话传说与历史纠缠杂糅，到了19世纪以后，由于在考古学方面取得了的重大进展，加之严密化和科学化的文献考证，才建立起可信的上古史撰述体系。(31)在中国，疑古思潮兴起后，打破了旧有的古史撰述体系，但并没有确立新的可行的上古史尤其是殷代以前历史的撰述体系。运用考古学资料撰述商周以前历史的尝试，萌发于徐旭生先生的《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但该书仅零星运用了少量考古材料，整体框架仍然是依靠文献搭建起来的。赵先生对此书极为重视，并高度评价，但仍然提出“无考古学的证明而只是用纸上材料作工夫，等于纸上谈兵，无大是处，一定免不了多少矛盾”。(32)从教授西洋上古史到教授先秦史，赵先生始终高度重视考古学，并对利用考古资料建构科学可信的上古史撰述体系抱有信心。

由于对考古学的关注与重视，赵先生积累了丰厚的成体系的考古资料，并将之运用在教学中。1947年，由于张星烺先生病倒，赵先生接替他讲授先秦史。基于多年的思考与积累，赵先生整体革新了讲述体系，既不采用旧的三皇五帝传说体系，也没有直接跳过殷代以前的未发现文字时期，而是利用考古文化序列讲授殷代以前的历史。20世纪40年代末，赵先生这种讲授上古史的方式已经定型成熟，影响到当时听课的学生。著名考古学家赵芝荃先生1949年进入辅仁大学历史系学习，在大一时听赵光贤先生利用考古资料讲授史前史，给他留下的印象极深，深刻地影响了他此后的考古事业。赵芝荃先生晚年回忆，他对考古学的兴趣就是由赵光贤先生那里来的。(33)

1952年，高校进行大规模院系调整，辅仁大学并入北京师范大学。赵光贤先生仍讲授先秦史课程，他每年都组织学生参观周口店遗址，与一线考古工作者交流，近距离观察考古发掘材料。(34)自己更是经常亲自去最新的考古发掘现场考察。根据《中国考古学大纲》中反映的信息，赵先生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开始紧追考古新发现，吸收最新的考古资料。该书第118页介绍的二里岗时期一个埋有九具人骨的灰坑，赵先生自注“这是我亲自看到的，材料尚未发表”(见于119页)。另外，122页、123页均有赵先生去考古现场考察时得知的新材料。

这一习惯在处境艰难的“文革”时期仍未改变。20世纪60年代末，北京师范大学在山西临汾建立分校，随后即成为北师大五七干校。1971年，历史系的几位老先生被下放至临汾劳动，除赵先生外，还有何兹全、李雅书、王桧林等先生。几位先生经常要去附近的高堆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却意外在此发现了大量红陶片和两个体型巨大的石犁头。询问村民后，赵先生判断这是一处新石器时代到战国时期的文化遗址，但已遭到严重破坏。为保存标本，赵先生在从临汾返京时带回一大包陶片进行研究。2001年，由于修建大运高速公路，当地考古工作者对高堆遗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35)，对遗物的描述和时代的判断与赵先生30年前的论断基本一致。由于对考古学的高度关注甚至痴迷，考古学已经成为赵先生除先秦史之外的第二专业，何兹全先生就曾评价赵先生是“研究先秦史兼作考古的”(36)。

“文革”结束后，赵先生多次带着自己的研究生去考古新发现的现场考察。自1979年开始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赵先生不顾高龄，每年都带着学生参观安阳、郑州、洛阳、西安、周原、宝鸡、太原等地的考古发掘现场。赵先生在考古工地挥汗如雨、高低攀爬、长须飘动的形象，在当时考古学界和历史学界不少学者口中传为美谈。赵先生常说一句话“考古工作者是站在第一线，古文字学家和古器物学家站在第二线，历史学者站在第三线，没有考古学家的不断努力，我们研究先秦史就很难办了”。(37)笔者跟随晁福林先生学习后，仍数次听到赵门诸先生提起这段话。

这部《中国考古学大纲》，就是赵先生的考古学情结在教学方面的集中体现。这是一部面向历史学专业学生的考古学教材，避开了类型学与地层学，以介绍考古学理论和资料为主，建构起能与历史分期分代相对应的考古文化序列。赵先生一生都致力于考古学和历史学的融合，非常注重指导学生充分利用考古学资料进行历史学研究。这种方法在古史研究领域至今仍然极具价值，有很多仍然活跃在学术一线的大家对年轻学子都有类似的呼吁。但由于考古学与历史学的学科体系、话语体系和研究方法迥异，当下通行的各种考古学教材对历史学专业的学生而言显得十分隔膜，难以充分理解学习。编写一部适合历史专业学生学习和使用的考古学教材，显得十分必要和迫切。而赵先生的《中国考古学大纲》早在60多年前就做出了有益的尝试，这一方面的价值也值得我们重视。

赵光贤先生素来以历史考证著名，其先秦史和明清史研究的成就在学术界早有公论。笔者认为，赵先生在历史教学和教材编纂上的贡献也值得大书特书。赵先生在辅仁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任教长达60年，培养的研究生基本都成为学术界知名的专家，受赵先生影响而走上学术高峰的学子更是不计其数。

在漫长的教学生涯中，赵光贤先生不仅讲授过中国史的课程，也讲授过西洋史和考古学的课程。更让人惊叹的是，赵先生还编纂过中国史、世界史和考古学三个学科的基础教材。

1961年，中宣部、教育部组织召开全国高校文科教材计划会议，历史学教材的编纂工作在翦伯赞先生的统筹下展开。其中《中国通史参考资料·古代部分》第1册(38)就是在赵光贤先生的主导下完成的。但由于赵先生当时已被划为“右派”，被剥夺了署名的权利，所以该书由何兹全先生署名。多年之后何先生在其自传《爱国一书生》中澄清了这段公案，还给赵先生一个公道。(39)我们今天再看《中国通史参考资料·古代部分》第1册，依然能够感觉到这部书中蕴含着浓厚的赵光贤先生的学术风格——全书240页的篇幅，有90页都用来介绍考古资料。

赵光贤先生1940年从辅仁大学研究生毕业留校后，教务长荷兰人胡鲁士要求赵先生教授历史系的西洋上古史和外语系的世界史，长达七年之久。为了配合世界史的教学，赵先生与胡鲁士合编了世界史教材《西洋上古史》，此书作为辅仁大学历史系的教材使用多年。这部《西洋上古史》至今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资料室里仍能看到。

《中国通史参考资料·古代部分》第1册、辅仁大学版《西洋上古史》，加上赵先生自撰用于1956年上半年考古学课程的讲义《中国考古学大纲》，是赵光贤先生一生中编纂的三部基础课教材。按照当下的学科划分，大历史学科分为中国史、世界史和考古学三个一级学科。能够兼及中国史和世界史的学者已经是凤毛麟角，昔者周谷城先生以一人之力著《中国通史》《世界通史》而闻名于世。而于中国史、世界史、考古学均有涉猎乃至于都曾编著教材和授课者，在近世以来的中国历史学界是极为罕见的。遗憾的是老辈学者素有述而不作之高风，赵先生的这些成就或未能署名，或未刊行于世，或刊印而仅于内部使用，以致长期不为人所知。我辈后学，当有责任恢复历史原貌，不使前辈大家的成就湮没于历史。

注释：

①该书自题“一九五五学年下学期用”，即1956年上半年开课时使用。赵光贤先生《我的自述》也提到，“关于考古学，我特别注意，记得在1956年开过一个学期的考古学课”(见《亡尤室文存》，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第6页)，赵先生开设考古学课程，仅此一次，两年后因为政治运动，赵先生被剥夺了给学生上课的权利。

②赵先生在该书首页正题下注明“初稿尚待修正，请勿外传”。以今日之标准审视，此书体例完备，内容丰富，理论性与资料性兼备，已属较成熟的讲义。特意注明“请勿外传”，体现老辈学者严谨之态度与淡泊之精神。

③《赵光贤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汇集了赵先生旧友门人对赵先生的各类回忆文章，对赵先生的学术研究和教书育人进行了全面评价，但并没有人提到赵先生早年编纂的这部《中国考古学大纲》。

④赵光贤：《周代社会辨析》，人民出版社，1980。该书约18万字。

⑤赵光贤：《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青年出版社，1988。该书共16万字，但后面超过1/4的篇幅都是摘录的前人著作，属赵先生本人所著的当在12万字以内。

⑥据第三章标题和本章残存部分的内容，可知此章标题或为“中国的旧石器时代”。

⑦据此后几章的体例，此节标题或为“概说”。

⑧中国大百科全书编纂委员会《考古学》编纂委员会《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考古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第1～21页。

⑨曾昭燏：《考古学通论》，收入《曾昭燏文集·考古卷》，文物出版社，2009，第293～296页。该讲义系1952年下半年为南京大学历史系授课时所用。

⑩这种划分在今天看来是较为粗线条的，但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国考古学尚处在草创阶段，新石器时代考古文化谱系远没有搭建起来。按照当时考古资料的积累程度，这种粗线条的划分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11)随着考古资料的积累，学术界对部分遗址已经有了新的认识。这里保持原书原貌，不做删改。

(12)仅第四章第一、二节采用段后注的形式，或与抄写者不同有关。

(13)赵光贤先生英语水平很高，可用英语为学生授课，这在早年间的辅仁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非常著名。因此，赵先生直接引用英文文献时会自己翻译，这在本书的注释中有所体现。譬如第83页注9云：“安特生：《甘肃考古记》，七—八页，译文是我的，与原书译文有不同”。

(14)中国科学院考古所：《考古学基础——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人员业务学习教材》，科学出版社，1958(该书于1958年正式排印出版，但在1956年就已经油印使用)。

(15)梁钊韬：《考古学通论》，中央人民政府高等教育部代印，1953。

(16)夏鼐：《考古学通论》，收入《夏鼐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该讲义于1954～1955年已经使用，1956年由北大印刷出排印，正式作为教材发放给学生。

(17)曾昭燏：《考古学通论》，收入《曾昭燏文集·考古卷》，文物出版社，2009。

(18)赵光贤：《中国历史研究法》，第29～31页。

(19)赵光贤：《我的自述——学史贵有心得》，《亡尤室文存》，第6～7页。

(20)赵光贤：《文化遗存与种族迁移问题——与岑家梧同志商榷》，《光明日报》1956年7月5日。

(21)赵光贤：《论黑陶文化非夏代文化——与吴恩裕同志商榷》，《光明日报》1957年1月17日。收入《古史考辨》时自题写定于1956年8月20日。

(22)赵先生没有指出具体是哪位学者。笔者所见当时的论著中，持“商王为部落酋长”说者较著名的是尚钺先生的《中国历史纲要》(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第14页)。该书系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人民大学中国通史课讲义，1952～1953年在校内印刷使用，1954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23)童书业：《关于“中国历史纲要”先秦史及宋史部分的意见》，《文史哲》1955年第3期。

(24)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华北新华书店，1948，第36页。

(25)吴泽：《中国历史简编》，峨眉出版社，1947，第61页。

(26)翦伯赞：《中国史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0，第210页。

(27)张广志：《赵老对史学理论建设的关注和对“奴隶社会并非人类社会发展必经阶段说”的鼓励和支持》，收入《赵光贤百年诞辰纪念文集》；沈长云：《认清中国古代非西方历史发展道路的特色》，《历史研究》2000年第2期。

(28)徐旭生：《1959年夏豫西调查“夏墟”的初步报告》，《考古》1959年第11期。

(29)中国科学院考古所二里头工作队：《河南偃师二里头早商宫殿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74年第4期。

(30)参见杨锡璋、高炜主编《中国考古学·夏商卷》第一章“夏文化探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31)刘家和：《赵光贤先生的古史研究与求真》，《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2期。

(32)赵光贤：《评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大公报》1947年2月11日第11版《图书周刊》第6期。

(33)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记忆——北大考古口述史(一)》，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第165～166页。

(34)赵光贤：《我的自述——学史贵有心得》，《亡尤室文存》，第6页。20世纪50、60年代，赵先生几乎每年都带领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大一本科生参观周口店遗址，甚至在他被剥夺给学生上课的权利之后仍然坚持不辍。大一学生参观周口店遗址的传统在北师大历史专业一直延续到今天，是赵光贤先生为代代学子留下的宝贵财富。

(35)马昇、王京燕：《临汾高堆：劫后余生的“唐尧聚落”》，《文物天地》2002年第11期。

(36)何兹全：《爱国一书生》，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第325页。

(37)赵光贤：《我的自述——学史贵有心得》，《亡尤室文存》，第7页。

(38)何兹全主编《中国通史参考资料·古代部分》第1册，中华书局，1962。

(39)何兹全：《爱国一书生》，第272页。

来源：《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1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