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伯谦：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起源——崧泽文化大型墓葬的启示

崧泽文化以20世纪60年代初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对上海青浦崧泽遗址的发掘而得名。①迄今在上海、江苏、浙江等地调查、发掘过的含崧泽文化遗存的遗址已有几十处，青浦崧泽、吴县草鞋山、②吴兴邱城、③湖州毘山、④嘉兴南河浜⑤等多处遗址的地层关系表明，崧泽文化晚于马家浜文化，早于良渚文化，三者之间是连续发展演变的关系；崧泽文化本身也可分为连续发展的三期，根据C14测定，其年代跨度约为距今5800年至5300年。崧泽文化经发掘的主要是墓葬遗存，已发表的资料主要有崧泽遗址148座、南河浜遗址92座、毘山遗址61座。这些资料表明，崧泽文化像马家浜文化一样，仍流行氏族公共墓地，在氏族公共墓地内部，可以分出若干墓葬相对集中的区块，各区块之间留有一定的空隙，表明不同区块就是同一个氏族内不同家族成员的葬处。崧泽文化墓葬，不论是早期还是中晚期，都发现在同一墓地内，有的墓有随葬品，有的墓无随葬品，有随葬品者也有多少之分的现象。例如，根据崧泽墓地1976年以前发掘资料的统计，在属于早期的8座墓葬中，有两座即M23、M28是没有随葬品的；有随葬品的墓中，M24只有1件石锛，M26只有1件陶盆，而M21则随葬釜、豆、壶等陶器8件和斧、锛、凿等石器9件；⑥说明从距今五千七八百年前的崧泽文化早期开始，氏族成员之间已出现贫富分化，但从随葬品最多的M21除日常生活陶器便是斧、锛、凿等石质生产工具的情况来看，当时氏族中的富有者尚未脱离日常劳作，虽存在分化，但似乎并不严重。这和与其大体处在同一时间段的北方红山文化早期、中原地区仰韶文化中期、山东半岛大汶口文化早期、长江中上游大溪文化中期等呈现出的面貌没有太大的差别。但不久前江苏省张家港市东山村崧泽文化早中期大墓的发现，却向世人展现了一幅全然不同的图景，令人惊异，引人遐想。

该遗址位于张家港市区西边约18公里的金港镇东山村，北濒长江，距离江边只有2公里；西边紧临香山，遗址即坐落在香山东脊向东延伸的缓坡上。土地肥沃，交通便利，风景宜人。1989年发现，1989年至1990年苏州博物馆作过两次小规模发掘，2008年、2009年南京博物院联合张家港市博物馆等单位又做了两次较大规模的抢救性发掘。经调查勘探得知遗址略呈圆形，南北、东西各长约500米。2008年和2009年的发掘，除发现11座马家浜文化墓葬和少量马桥文化及更晚时期的遗存，主要是揭露出一处崧泽文化时期的聚落。发掘时自东向西所分的1、2、3区内，2区处于聚落中心，主要是房屋建筑区，迄今已发现房屋基址5座；1区位于偏东部位，主要是小型墓葬区，迄今已发现早、中、晚期墓葬27座，墓葬长2.2米、宽0.8米左右，每个墓葬的随葬品一般10件以上，多的达26件，少的有2件至3件；3区位于偏西部位，主要是大型墓葬区，现已发现10座，有8座都是大型墓，有早期的，也有中期的，墓坑长度多在3米左右，宽度多在1.6米左右，随葬品数量多在30件以上，其中玉器多在10件以上，属于早期的M90是迄今所知崧泽文化墓葬中随葬品数量最多的一座，据报道有56件之多，包括大型石钺5件，大型石锛1件，镯、璜、玦、管、耳珰、饰件等玉器19件，鼎、豆、罐、鬶、壶、盘、缸等陶器26件，有一件石钺上发现有朱绘痕迹；属于中期的M91是迄今所知崧泽文化墓葬中墓坑规模最大的，墓口长3.15米、宽1.76米，随葬鼎、豆、罐、鬶、缸、觚形杯等陶器23件，石钺等石器2件，玉钺、镯、环等玉器13件，总数达38件。东山村遗址现存面积约2.5万平方米，经发掘的2000平方米，还不到现存面积的十分之一，今后还可能会有重要的发现。发掘过程中，承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所长林留根先生的美意，2009年11月笔者曾有幸赴现场参观考察，2010年1月6日在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的考古论坛上又听过发掘主持人南京博物院周润垦先生的报告，后来又拜读了他们发表在1月29日《中国文物报》上题为《张家港市东山村遗址抢救性考古发掘取得重大收获》的详细报道，笔者认为，正像大家公开或私下议论的那样，这无疑是迄今为止崧泽文化最重要的发现，无论是对崧泽文化本身的研究，还是对中国文明化进程的研究，都提供了极为难得的崭新资料和多方面的宝贵信息。发掘工作还将继续一段时间，考古报告正式出版发行还须待以时日，不过仅以目前披露的材料，我们即可从中得到许多有益的启示。

一、崧泽文化早中期大墓的发现证明，长江下游地区较其他地区为早，在距今五千七八百年以前，已存在明显的社会分化，初级王权已经产生，社会已进入苏秉琦先生所称的“古国”阶段。东山村遗址崧泽文化聚落暴露出来的分化，已不是青浦崧泽遗址墓葬区看到的氏族内部并不突出的贫富分化，而是以3区墓葬为代表的富裕权势氏族和以1区墓葬为代表的平民氏族之间的分化。富裕权势氏族成员的墓葬不仅有丰富的日用陶器，还有丰富的用作装饰的玉器以及象征军权、王权的大石钺；平民氏族成员的墓葬一般虽也有几件日用陶器和玉器，但较少见到有象征军权、王权的大石钺。聚落的结构布局表明，在同一个聚落内部，富裕权势氏族的墓地和平民氏族墓地两不相涉，两者以房屋建筑区为中心，一西一东，泾渭分明。如果没有较长时间的发展演变，这样的格局是难以形成的。在东山村遗址发掘以前，研究中国文明化进程的学者，包括笔者自己在内，一般都把距今5500年至4500年的仰韶文化晚期看作中国古代由相对平等的社会向不平等的分层社会过渡的社会结构重大转型时期。东山村遗址的发现，至少将原来估计的开始转型的时间提早300年，如果考虑到形成东山村遗址现在呈现的这种格局需要较长的时间，那么将这一转型的时间推测开始于大约距今6000年前也不是没有可能的。

二、崧泽文化早中期大墓的发现证明，不同地区社会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在中国古代文明演进过程中，率先开始社会重大转型的不是黄河中游的中原地区，也不是以古长城地带为中心的北方地区，而是崧泽文化所在的长江下游地区。苏秉琦先生将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分为六大区系，⑦即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中心的北方，以山东为中心的东方，以关中(陕西)、晋南、豫西为中心的中原，以环太湖地区为中心的东南部，以环洞庭湖与四川盆地为中心的西南部，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一线为中轴的南方，有的学者分得更多。考察每一区系可以看到，各区均有自成系列的发展系统，但发展速度不一，以往都认为中原地区发展程度最高、最先开始转型进入文明，后来红山文化以牛河梁、⑧东山咀、⑨胡头沟⑩等遗址发现的坛、庙、冢遗迹为标志，多数学者倾向于认为红山文化所在的北方地区最早出现文明，其后依次是大汶口文化所在的黄河下游山东地区、良渚文化所在的以环太湖为中心的东南地区，而关中、晋南、豫西为中心的中原地区不仅社会转型开始较晚，而且可能还是在其他文明影响下出现的次生文明。材料最能说明问题，材料是最过硬的证据，当河南省灵宝西坡遗址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大墓被发现以后，(11)人们对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发展程度偏低的估计已有所调整，而张家港东山村崧泽文化早中期大墓的面世，则以崭新的材料证明，最早开始发生社会转型的的确是在长江下游，但不是作为崧泽文化后续文化的良渚文化，而是作为良渚文化先行文化的崧泽文化，到良渚文化时期，作为判断文明形成标准的标志性因素更为充分，其社会发展阶段很可能已进入苏秉琦先生所说的“方国(王国)”阶段。

三、崧泽文化早中期大墓的发现证明，在文明化进程中，中国古代最早出现的所谓“古国”，其性质和表现形式并不完全一样，有的是神权至上，有的是王权至上，从而导致其发展方向和发展前途的不同。对于中国古代文明的进程，过去较多研究者，包括笔者自己在内，比较认同神权国家—王权国家—帝权国家的三阶段说，河南灵宝西坡仅随葬玉钺和陶器的仰韶文化大墓的发现，促使我重新思考这一观点，通过对红山、良渚、仰韶大墓三者随葬玉器的比较，发现它们“时代基本同时，规模也大体相当，但在用玉器随葬等方面却有着各不相同的特点”，红山大墓除用作装饰的管、珠、坠、镯、环等，主要是箍形器、猪龙、勾云形器、龟、鸟、蝉、蚕等充满宗教色彩的用作通神工具的玉器；良渚大墓随葬的琮、璧等大部分玉器也与宗教祭祀有关，也是通神的工具，但也有较多象征军权、王权的钺、戚等玉器；仰韶大墓除一些陶器，则只有极少量作为军权、王权象征的玉钺、玉戚。由此表明，“红山文化古国是以神权为主的神权国家，良渚文化古国是神权、军权、王权相结合的以神权为主的国家，仰韶文化古国是军权、王权相结合的王权国家”。(12)当社会开始出现转型时，最早产生的“公共权力”并不都是以神的面貌出现的神权，而也可能是以军权为支撑的王权。应该说较红山、仰韶、良渚大墓年代都早的崧泽文化早中期大墓的发现已完全证明这一判断，因为在这几座大墓中出土的玉石器，除装饰品和生产工具外，最引人注目的便是作为军权、王权权力象征的形体硕大、制作精致、有的还有涂朱痕迹的石钺，根本不见作为崧泽文化后续发展的良渚文化中最有特色的象征神权的琮、璧一类东西。笔者记得2010年1月6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举办考古论坛，当张家港东山村遗址考古发掘主持人周润垦报告之后讨论时，考古研究所李新伟研究员的发言就明确指出这一点。

四、多个遗址地层关系证明崧泽文化早于良渚文化，而通过两者内涵的比较研究也已证明崧泽文化与良渚文化之间有着紧密的继承发展关系。但对比崧泽文化大墓和良渚文化大墓随葬的玉石器便会发现，两者在种类和组合上却有明显的差异，崧泽文化大墓以《中国文物报》报道的东山村M90、M91等为代表，可分为璜、瑗、镯、玦、环、坠等各种装饰品，锛、凿、锥等生产工具、用具和作为军权、王权象征的钺等兵器。良渚文化大墓以反山南北两排大墓为例，玉器品类繁多，据考古发掘报告(13)表1“反山南北两排9座墓葬出土玉器统计表”，“器物名称”一栏即列51项，与东山村崧泽文化大墓相比装饰品种类更多，锛、凿等生产工具基本不见，作为军权、王权象征的权杖、玉钺、石钺占有突出位置，新出现的作为神权标志的琮、璧、三叉形器等最为引人注目，有的还镂刻有神鸟、“神徽”图像，更增加了其神秘色彩。良渚文化是继承崧泽文化发展而来的，按崧泽文化大墓随葬玉器表现出来的突出军权、王权的情况分析，如果正常发展下去，很可能也会像中原地区仰韶(以灵宝西坡大墓为代表)—龙山(以襄汾陶寺大墓为代表)—二里头(以随葬玉器、铜器的墓葬为代表)系统那样继续走强化王权的道路，从而保证社会机体良性运转，不断向更高层次发展，但实际情况是，良渚文化却因过度崇尚神权、无节制消耗社会财富，盛极而衰，乃至消亡。实际情况表明，社会的发展不是直线的，文明演进的模式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任何地区，任何文化，在其文明演进过程中，由于社会内部或外来因素的影响，选择不同于以往的发展模式，改变原来的发展道路，从而导致不同的结果的例子，在历史上屡见不鲜。至于从崧泽文化发展到良渚文化是什么原因导致其发展模式的改变，因不是本文主要研究的内容，容以后有机会再作讨论。

五、考古学研究的对象是人们自身和人类社会在生产、生活等活动中遗留下来的各种遗迹和遗物，因而以往的研究比较注意考古遗迹、遗物的形态及组合的变化，构建物质文化发展演变的历史，有的也会进而接触到由此反映的社会结构的研究。但从现代考古学传入中国以来的考古学历史来看，我们不得不承认，对考古遗迹、遗物蕴含和反映的思想观念的研究注意不够。人类社会，不论是处在哪一个发展阶段上，它都是依附于特定的自然地理环境，由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构建而成的，而思想观念这类意识形态的东西正是上层建筑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只有对考古遗迹、遗物蕴含和反映的思想观念进行深入研究解析，才能更全面和深刻地认识这个社会，把握社会的本质。从崧泽文化到良渚文化，其遗迹、遗物尤其是遗物的物质形态演变，有清晰的轨迹可寻，两者具有一脉相承的发展演变关系，在学术界是没有疑义的。但若从其墓葬随葬玉器反映的思想观念来看，从崧泽文化到良渚文化，其文明演进的模式却发生重大变化，如果只是单纯从两者遗迹、遗物的物质形态着眼，而忽视对其蕴含和反映的思想观念等更深层次的东西的研究，这一重大变化便难以揭示出来。张家港东山村遗址尤其是早中期大墓的发掘，提出许多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发掘工作还在继续，随着发掘面积的扩大，随着发掘报告的发表，一定还会有不少新的发现，一定会掀起讨论的热潮。

以上所言，皆为有感而发，并非经过深思熟虑的结论，写出来只求抛砖引玉，恳请批评指正。

注释：

①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崧泽——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年。

②参见南京博物院：《江苏吴县草鞋山遗址》，《文物资料丛刊》1980年第3期。

③梅福根：《浙江吴兴邱城遗址发掘简介》，《考古》1959年第9期。

④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州市博物馆：《毘山》，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年。

⑤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南河浜》，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年。

⑥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崧泽——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

⑦苏秉琦：《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文物》1981年第5期。

⑧郭大顺：《中华五千年文明的象征——牛河梁红山文化坛庙冢》，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与玉器精粹》，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年；魏凡：《牛河梁红山文化第三地点积石冢石棺墓》，《辽河文物学刊》1994年第1期；辽宁省考古研究所：《辽宁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庙与积石冢群发掘简报》，《文物》1986年第8期。

⑨郭大顺、张克举：《辽宁省喀左县东山咀红山文化建筑群址发掘简报》，《文物》1984年第11期。

⑩方殿春、刘葆华：《辽宁阜新县胡头沟红山文化玉器墓的发现》，《文物》1984年第6期。

(1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一队等：《河南灵宝市西坡遗址2006年发现的仰韶文化中期大型墓葬》，《考古》2007年第2期；《河南灵宝西坡遗址墓地2005年发掘简报》，《考古》2008年第1期；马萧林、李新伟、杨海青：《河南灵宝西坡第五次发掘获重大收获》，《中国文物报》2005年8月26日，第1版；《灵宝西坡仰韶文化墓地出土玉器初步研究》，《中原文物》2006年第2期。

(12)李伯谦：《中国古代文明演进的两种模式——红山、良渚、仰韶大墓随葬玉器观察随想》，《文物》2009年第3期。

(13)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反山》上，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年。

来源：《历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