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幼平：砾石工业传统与华南旧石器晚期文化

我要新鲜事2023-05-25 23:25:580阅

本文讨论的华南主要是指北纬28度线以南，以南岭山地以南为中心，东至闽浙丘陵，西到云贵高原东南部。该地区属于南亚热带到热带气候环境，在第四纪更新世全球性气候变迁的大背景下，与其北邻的中国南方北部及北方地区相比，所受波及有限，仍能够保持早期人类生存发展的良好条件。正因为如此，早更新世晚期以来，以砾石为原料，主要采用修形策略直接加工重型工具为特色的砾石工业传统，得以在该地区长期延续，甚至到现代人已经出现的晚更新世后期，砾石工业传统依然持续发展，明显有别于东亚其他地区同时代的古人类文化。当前，对华南地区砾石工业传统与晚更新世后期古人类文化关系的厘清，特别是对该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发展进程影响的认识，已经成为探讨华南现代人的出现，以及狩猎采集向农业社会的过渡等史前考古重大课题的关键。

一、早期砾石工业传统

早在20世纪30年代裴文中先生即在广西武鸣等洞穴遗址发现了用砾石打制的石器①。20世纪70年代李炎贤先生等在百色上宋的右江阶地露天遗址再有发现②。随后到70年代末，曾祥旺先生在百色盆地内多处地点发现数量更多的砾石石器③。差不多同时，在秦岭南侧的汉中盆地，也发现砾石石器④。百色与汉中砾石石器的发现揭开了中国南方砾石石器发现的序幕，在北起陕南汉水流域，南到广西百色盆地数量众多的露天遗址或地点发现大量砾石石器遗存。砾石石器以其应用独特的原料来源、简单的生产操作链，及以重型工具为主体的组合面貌引起研究者的关注，并由此提出中国旧石器南北二元结构的认识⑤。

从已经发现的考古资料看，包括华南在内的中国南方砾石工业至少在距今百万年前后的浙江长兴⑥、安徽宣州陈山⑦与湖北郧县曲远河口⑧等遗址已经出现。华南百色盆地砾石石器的年代亦可以追溯到距今80万年或更早⑨。进入21世纪以来，为配合高速公路建设等工程，百色盆地内新发掘数量众多的砾石石器遗址。近年来学术目标明确的发掘项目如广西田东高岭坡⑩与广东郁南磨刀山(11)等遗址的发掘，更进一步揭示出华南地区早期砾石石器遗址的平面布局，石器组合的完整面貌，以及从早到晚历时性的发展过程。

最早出现的砾石石器主要是以砾石做加工石器的素材，采用修形方式，直接在砾石的侧边剥下石片，形成可以用于砍砸或切割的刃口来使用。这一阶段可以划分出的石器类型不多，仅有砍砸器、单或多台面石核、修制砍砸器等产生的副产品，以及这些副产品如石片等再加工或直接使用。这一阶段采用砾石原料、直接修型加工石器的简短操作链，以及以砍砸器为主体的简单石器组合，构成了砾石工业传统初期阶段的面貌。该阶段的典型石器组合在长江下游的浙江长兴七里亭和银淀岗下层、安徽宣州的陈山下层，以及汉水流域湖北郧县的曲远河口遗址中下文化层皆可见到(12)。

稍晚至早期砾石工业的发展阶段，主要表现在石器生产操作链的多样化，修形工具中有两面修制的手斧、手镐；还出现剥取大石片做毛坯，再继续修理成型的薄刃斧与石刀等。然而这一阶段直接修型加工的各类砍砸器仍占据主导地位，以砾石为素材直接修形的重型工具仍是石器组合的基本成分。不同地区和时代虽有变异，但本阶段仍然保持着上述砾石工业传统主要特征。这一阶段已发现的遗址分布密集，旧石器遗存数量最多的是广西百色盆地。除了早期砾石石器组合的基本类型外，百色盆地此阶段新出现最具特色的石器类型是大型尖状类，或称手斧和手镐。关于百色的手斧，除了两面加工的基本特点外，多保留着很厚重的未加工的尾部。因此研究者将其称为类阿舍利手斧(13)，但也有学者认为是石核斧(14)。在百色盆地内已发现多处与手斧共存的玻璃陨石，其同位素年代测定结果为距今80万年左右(15)。类似百色手斧的发现在华南及东南亚地区分布较广，其特点也是大部分为地表采集，只有少数出自原生地层，也有与玻璃陨石的共存的情况(16)。尽管对这类手斧与典型阿舍利技术之间关系，及其确切年代尚有不同认识，但对其在华南及东南亚地区砾石石器发展过程中的相对年代位置并无争论。时代较晚的这类砾石工业则一直持续到晚更新世晚期，与旧石器时代晚期之初洞穴内的发现已无明显区别(17)。

华南早期砾石石器绝大部分出自露天遗址，分布在古代河流两旁或湖滨周边。多数遗址发现石制品的密度都很低，显示当时人口数量很少，流动性强，很少在同一地点长时间停留并遗下较丰富的石制品。洞穴遗址则很少发现，相较之下，福建三明万寿岩的灵峰洞则是一处难得的发现。虽然该遗址出土石制品数量不是太多，但其有清楚的地层关系和明确的测年数据，属于距今20万年左右的旧石器时代早期较晚阶段(18)。由于热带、亚热带环境条件所限，华南露天遗址只能够保存石制品等遗物，动物化石等有机质遗存多荡然无存，既不能利用生物地层学方法判断这些发现的相对年代，也难于找到合适的测年样品。因此，灵峰洞保存有完整的旧石器时代早期石器组合和动物化石，则可以更清楚展现该地区砾石工业的技术特点与发展脉络，也有助于认识当时人类利用动物资源等活动特点与行为特征，以及古环境和年代背景。灵峰洞石器组合显示在旧石器时代早期较晚阶段的福建地区，虽然仍保留着典型砾石工业的特点，但已开始出现较多石片及片状毛坯加工的工具，呈现出砾石工业石片化的新趋势。

时代更晚的洞穴遗存当属近几年在云南西南部距中缅边境近数十千米的沧源县硝洞遗址。该发现对华南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以及东南亚和平文化的研究都十分重要。硝洞遗址是一处巨大的岩厦，保存了丰富的晚更新世晚期文化堆积(19)。已试掘部分距地表深0.25米的碳14年龄为距今2.3万年左右，最下部距地表1.7米处，碳14年龄则早到距今4.3万年左右。距今4万年多年的原生堆积中出土两件石核斧(Core-axe)，连同其他采集的石制品，都展示出与东南亚晚更新世晚期至全新世初所流行的和平石器工业相近的技术与组合特点。因此研究者将这批材料归类为时代最早和平工业，并据此进一步探讨和平文化起源及现代人迁徙扩散等热点问题。硝洞遗址出土的陡刃砍砸器等，则与华南更新世晚期的砾石石器组合表现出高度一致性。这一组合在东南亚大陆区亦有广泛分布，有学者将其称为山韦文化(Sonvian)(20)。尽管中外学者对其命名有所不同，但对这个砾石石器组合的技术特点及相对年代位置则趋于一致。将硝洞新近发现的石器组合与华南地区时代稍晚的发现相比较，无论是原料选择、加工技术特点或是石制品类型也都很相近，显然是联结华南砾石工业传统早晚不同阶段的关键环节。

二、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开端

旧石器时代晚期是古人类发展历程中非常重要的阶段。始自欧洲的传统旧石器时代的三分法，晚期开始出现的标志是石叶与骨角器技术的广泛流行应用(21)。这一阶段与早、中期相比发生非常显著的变化，以至于被称作为“旧石器晚期革命”(22)。然而，在中国境内特别是华南地区，则很难见到石叶技术存在迹象，骨角器出现的情况也相对少见，给如何界定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出现带来困难。尽管早年也曾有学者建议，华南划分旧石器时代晚期与中期(或早期)可以采用古人类体质形态变化特点作为标志，即与现代人化石共存的文化遗物划为旧石器时代晚期；与古老型的智人同出者为中期或更早(23)，然而由于人类化石在旧石器时代考古遗存中的稀缺性，这一标准很难广泛应用。随着近年来关于现代人起源与发展研究的深入，对人类行为现代性或复杂化的认识的增加，则另为华南旧石器时代晚期开始的界定开辟了新视角(24)。

世纪之交发掘的万寿岩船帆洞遗址上、下两个文化层的发现，为认识华南旧石器时代晚期初始阶段的特点提供了非常难得的资料(25)。从旧石器文化发展角度来看，距今4万年左右的船帆洞下文化层的石器组合，很显著地展示出与华南地区砾石工业传统的技术联系。以砾石为原料，采用简单锤击剥片技术的石器加工方法，砍砸器数量较多，仍含有手镐等特点，均显示出与本地区更早期旧石器文化的密切关系。但刮削器数量明显增多，特别是利用片状毛坯修制的工具等存在的特点，则显示出有别于早期的新发展。还有巨大石铺地面的揭露，更清楚地展示当时人类已经具备有意识安排居住场所的复杂行为与能力。如果单就砾石工业特点以及尚未见骨角器等技术特点来观察，船帆洞下层尚不具备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典型特征，但大型石铺地面的存在等则明显是行为现代性或复杂化的发展趋势。

船帆洞上文化层时代距今3万多年，其石器工业整体也保留着砾石工业传统的浓郁风格，但从技术到组合都有明显的时代特点。锤击技术仍然是剥片与二次加工的主要方法，但有零台面石核和石片发现，则显示锐棱砸击技术已开始应用。后者是旧石器时代晚期从云贵高原猫猫洞等遗存到海峡对面台湾岛上长滨文化皆可见。其在船帆洞的出现，更为探讨华南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这项标志性技术的出现与发展提供了关键证据。石器组合与下文化层比较，砍砸器等重型工具的比重明显增加，这恰恰与华南地区晚更新世早期以来砾石石器中出现石片化发展的趋势相反，揭开华南旧石器晚期文化“非典型砾石工业”出现的序幕。更直接反映人类行为复杂化或技术创新的则是骨角器的发现。骨角器制作是旧大陆西侧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标志性技术，也曾经被列为辨识现代人行为的关键证据(26)。船帆洞上层骨角器的制作技术典型、形制独特，尤其是不经过制坯环节而直接磨制成型的操作链特点，虽与旧大陆西侧同类制品迥然有别，但并不妨碍其仍可视为华南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出现的关键证据。

这一阶段的砾石工业在广西桂林市区的宝积岩遗址也有发现(27)。宝积岩也是一处洞穴遗址，但发现时已被严重破坏，仅保留下少量的堆积。与石制品同时发现的还有现代人类的牙齿，数量较多的哺乳动物化石，皆属于华南更新世常见的大熊猫-东方剑齿象动物群成员。碳14的年代测定数据可早至距今3万多年(28)。石制品的数量虽不多，但仍保留着典型的砾石工业传统。石器原料为砾石，用砾石为素材加工的边刃或端刃砍砸器与本区时代更晚的同类发现，无论是器物形态，还是加工操作链均无明显差别。在典型的砾石石器保留的同时，也出现应用石片毛坯加工的形体较小的刮削器。后者在年代与出土遗存均相近的百色盆地的田东定模洞发现更多，说明在以修形为主的石器生产系统外，又增加剥坯环节的石器生产操作链，也已成为本阶段石器工业的显著特点(29)。

在洞穴遗址以外，本阶段露天遗址的广泛存在，随着年代测定技术的发展也得到进一步确认。其中最重要的进展是近年来对田东高岭坡遗址的重新发掘(30)。这次工作对高岭坡遗址地层剖面的系统划分并提取年代测定的样品，加速器碳14与光释光两种方法的测定结果显示，该遗址不仅保存与陨石玻璃同层，距今80万年以上的旧石器时代早期遗存，还存在数量更多的旧石器时代晚期石制品。晚期石制品且明显可以划分早晚不同阶段。出自第7层的石制品有采用砾石素材，加工成舌形与锐尖的手镐、边刃或端刃砍砸器等本区早期砾石工业常见的石器类型。该层上部释光年龄大于距今3.7万年，下部的年龄则大于距今4.8万年。其上的第6至4层的碳14年代数据，皆分布在距今万年前后。按照这两组年代数据，第7层应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之初或更早，第6-4层则已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之末。期间虽有很明显的较长时期的间断，但一直到晚期万年前后，砾石石器面貌仍无明显变化，典型的陡刃边或端刃砍砸器，单面加工的手镐等主要石器类型一直存在，形态与加工技术皆无明显变化，为认识本区砾石石器工业传统的发展提供了非常确切的证据。

三、石片工业的出现与发展

与开始进入旧石器时代晚期阶段的砾石工业相比，在距今3万年前后开始，一直到距今2万年左右，华南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面貌发生比较明显的变化。最突出特点是这一阶段石器工业，与前相比砾石石器在石器组合中所占比例明显降低，石片石器的大幅度增加。有些遗址甚至很少或不见典型砾石石器。这种情况在较早发掘的岭南柳州白莲洞和鲤鱼咀等遗址皆可见到。向北到南岭以北的江西万年吊桶环，向南到东南亚大陆区的越南与泰国等地，也都可以见到。

白莲洞是最早发现石片石器的华南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该遗址发现于20世纪50年代，经过多次发掘，至90年代中期完成发掘资料的整理与综合研究(31)。白莲洞下文化层(或称I期)主要发现于西7和5层。此阶段的石器组合中用砾石加工的砍砸器类仅占整个石器组合的26.7％，刮削器与尖状器等片状毛坯加工的轻型工具则占73.3％。加工石器的副产品中，石片的数量更多。与较早阶段即已开始的砾石石器石片化的趋势不太一样，这一阶段的石片原料很少采用遗址附近加工砾石石器的同类砾石原料，而是专门挑选的硅质岩，如燧石、石英等。典型砾石石器的原料主要是就近取材，用本地砾石原料加工重型工具。而本阶段的石片石器则专门选取、多是远距离运输的优质硅质岩原料。这一变化既说明此阶段人类活动的范围扩大，也说明对小型利刃工具需求的增加。后者更显示这一阶段人类流动性增强，且可能是更依赖狩猎活动来维持生计所致。这种变化发生的时代大致为距今3-2万年，经历了MIS3阶段暖期结束，开始进入MIS2阶段，一直到最后冰期的最盛期。最后冰期最盛期是全球性气候变迁的结果，这一变化在高、中纬地区尤为明显，导致寒冷气候带南移，植被与动物群也随之移动，同时也会促使原来生活在北方地区的人群发生南迁的情况(32)。这当是促使白莲洞下文化层小型石片石器剧增，砾石石器占比下降的主因。

类似白莲洞下文化层的情况，在柳州市区的大龙潭公园的鲤鱼咀遗址也有发现(33)。该遗址也已经过多次发掘，但主体部分可分为上、下两期，早期的时代为距今2万年以上，略晚于白莲洞下层，但仍处在末次冰期最盛期阶段。石器组合同样是燧石加工的小型石片石器为主，类型为刮削器、尖状器等。虽然仍可见到砾石加工的砍砸器，但所占比例很有限(34)。

与白莲洞及鲤鱼咀下层的石片石器组合相近的情况，再向南到近年来新发掘的隆安娅怀洞也有发现。虽然这个遗址的详细发掘资料尚未发表，但就初步报道的地层、年代与石制品特点来看，均与前两者很相近(35)。娅怀洞也是以燧石等硅质岩类原料加工的小型石片石器为主，石制品的种类主要是石核、石片及刮削器等。虽然也可以见到砾石直接修成的砍砸器等，但数量也很少。类似的发现一直向南到东南亚的越南等地亦可见到，从地层序列、年代测定结果到石制品组合，均与上述几个石片石器组合很相近(36)。

这一阶段从砾石石器工业到石片石器工业的变化到南岭以北地区也可以见到，如江西万年的仙人洞和吊桶环遗址的发现。仙人洞遗址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即已经过发掘，当时的发现主要是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1990年代仙人洞遗址的发掘与稻作农业起源研究项目的工作，还扩大到附近的吊桶环遗址。在吊桶环的厚层堆积中发现多层时代更早的旧石器晚期遗存(37)。虽然在华南及北邻的长江中、下游地区早在晚更新世初期甚至更早，砾石工业已开始出现石片化的趋势，即早期流行的以砾石为素材、通过修形生产重型工具为主的石器组合，逐渐出现越来越多的片状毛坯加工的各类轻型工具(38)。但尽管如此，砾石工业传统的基本面貌，特别是依靠遗址附近砾石原料的传统，在华南地区旧石器晚期之初的几个遗址仍很清楚，其对随后出现的石片石器的影响也可见到，反映出较明显的连续发展态势。这种情况在吊桶环遗址却发生变化，吊桶环遗址最早出现的是典型的石片石器，如靠底部的L层发现10余件石片石器，均为硅质岩原料，不见砾石石器。稍晚的K层，发现的石片石器数量更多达数百件。这些石片石器的形体均很小，是利用远距离运至遗址的燧石等优质原料加工，类型有石核、石片、刮削器等。K层石器组合同样没有见到本地原料加工的砾石石器。同层还发现有加工精美的鹿角斧等骨、角器。该层的碳14年代为距今2万多年，与白莲洞下文化层相近。

从以上两种情况来看，华南旧石器时代晚期出现石片石器是较为普遍的情况，甚至到相邻的东南亚地区同时期也发生同样的趋势。然而就其石器组合的内容来看，在南岭两侧却有所不同。岭南以南地区的石片石器组合中仍保留着较明显的砾石工业传统的影响，如可见到少量的砍砸器等砾石工业的典型工具，以及与砾石工业相关技术的存在等。但到南岭以北，如吊桶环遗址的发现，则表现出更接近同期北方地区流行的小石片石器工业的特点，从原料选择、到加工技术与工具组合，皆见不到本地更早的砾石工业传统的影响。这种差别很可能与后者的地理位置有关。离北方地区更近的吊桶环遗址，显然更容易受到北方地区同时代人群迁徙与技术交流的直接影响或替代(39)。而随着地理距离的增加，直接影响则可能会减弱，而本地原有的技术传统也更容易保留，所以可以见到带有砾石工业传统的石片石器在岭南地区的存在与发展。

四、晚期砾石工业

到距今2万年之后，华南旧石器晚期文化发展到全新阶段。首先表现在遗址堆积逐渐增厚，螺壳等遗存开始增多，堆积的颜色渐变灰色，显示此阶段人类在洞穴遗址居住时间增长，生计方式也发生变化。尤其是陶片遗存开始在南岭南北两侧陆续出现，标志着制陶技术已经形成。还有穿孔及局部磨制的石制品也已出现，展现石器技术的变化。不过就石器组合的整体情况看，本地区长期流行的砾石工业传统仍未消失，以陡刃加工技术为特色的边刃和端刃砍砸器等形态稳定的石器类型更大量出现，显示砾石石器技术发展到新阶段(40)。

这些变化在前述白莲洞等保留了早期人类长期占用，留下厚层堆积的洞穴遗址，可以找到很清楚的连续发展的轨迹。白莲洞遗址下文化层(西5、7层)的石器组合如前所述，是以石片石器为主，硅质岩类加工的各类石制品占主导地位。但到距今1.8万年前后，在西2、3层发现的石制品则发生明显变化，砍砸器等砾石工业传统所占比例已接近一半，刮削器、尖状器等石片石器则较早期明显减少(41)。特别引人瞩目者是穿孔与磨制石器开始出现。到时代更晚，距今1.4～1.1万年前后的东3、4、6层阶段，砍砸器的比例已占到整个石器组合的2/3以上，刮削器等小型石片石器则仅有2成左右，穿孔与磨制石器的比例也逐渐增加(42)。上述情况显示，该遗址旧石器晚期石器工业的发展虽受外来因素及时代变化等影响，但与本地区砾石工业传统仍有十分密切的关系。

与白莲洞下文化层石片石器主导到砾石石器重新回潮的发展过程很相近者，在鲤鱼咀遗址也同样可以见到。该遗址虽经前后几次发掘，对地层堆积与文化分期有不同意见，但对前述最下层首先出现小型石片石器组合，其上才出现较多的砾石砍砸器等变化过程则无不同意见(43)。前者的绝对年代应为距今2万年以上，后者显然是2万年之后的晚更新世之末。除了从石片石器再向砾石石器的转变、磨制石器的出现外，在鲤鱼咀还发现早期陶片遗存，证实了制陶技术的存在(44)。与鲤鱼咀类似的地层关系、石器工业的发展，以及早期陶器的发现，在广西境内还有桂林庙岩(45)与大岩(46)，广东阳春独石仔(47)、封开黄岩洞(48)，湖南道县玉蟾岩(49)以及前述的江西万年仙人洞与吊桶环等。

由于有陶器与磨制石器等发现，以及大部分堆积都与丰富的螺壳等水生生物遗存共存，尽管石器工业的主体仍是打制的砾石与石片石器，但很多研究者对这一阶段的文化性质长期存在争论。部分学者强调这类发现中陶器与磨制石器的出现，因而主张将其归入早期新石器。由于距今2万年到距今1.2万年仍处在晚更新世末期，文化遗存中主体部分仍是打制石器，其生计方式也仍是狩猎采集，因而很多研究者仍将其视为旧石器时代遗存。与前两者不同的意见，是更强调这一阶段的过渡性特点，强调其既不同于典型的新石器文化，也不应属于旧石器时代，而主张将其划分为中石器(50)，或称为旧新石器时代过渡阶段(51)。

近年来随着测年技术的提高，多学科综合研究的加强，尤其学术目标明确的专门发掘与研究，如广东英德青塘黄门岩遗址等发掘，为观察这一阶段的发展特点提供了更详细的资料(52)。以黄门岩2号洞为例，最初进入此洞穴活动的是持石英等原料加工的石片石器人群，仅留下薄层堆积与少量的石片石器遗存。时代为距今2.3万年前后。到距今2万年前后，2号洞占用时间明显增长，留下厚层堆积。更重要的是形态稳定的陡刃砾石砍砸器开始出现，并成为石器组合的主导。在其后，早期陶片及磨制石器等也相继出现。类似的情况在南岭以北地区也可以见到，如万年仙人洞与吊桶环，在距今2万年前后，随着砾石石器重新占据石器组合的主导地位，并逐渐增长居住在洞穴的时间。更引人注目的是发现了距今2万年的陶片，成为迄今为止环南岭地区时代最早的记录(53)。这些新发现更完整地展示出华南地区从狩猎采集到农业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

五、余论

如前所述，华南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发展至少可以分为三期，即初期以砾石石器占主导地位阶段，时代从距今4万年前后开始，持续到距今3万年左右；第二阶段从距今3万年前后开始，以远距离输入的硅质岩原料加工的小型石片石器为石器工业的主要成分，砾石石器很少或不见；第三阶段从距今2万年左右开始，则是以形态稳定的陡刃砾石砍砸器等重新成为主导石器类型，随后相继出现磨制石器以及陶器等全新文化因素。华南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发展虽然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点，从早期的典型砾石石器到石片石器，再重现回到以砾石石器为主导的时代，但在此发展进程中，砾石石器技术传统则始终保持显著影响。这一特点明显有别于中国北方，甚至与相邻的南方北部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发展历程，也有很清楚差异。

对华南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发展阶段性的认识十分重要。首先，从区域旧石器时代文化发展角度来看，近年来华南地区新发现的旧石器文化遗存，从早期的典型砾石石器工业，再到晚期的三阶段发展，无论是地层、年代与古环境研究成果，还是石器原料、工具组合与技术特点等文化传统的认识，皆为全面确立华南旧石器时代文化发展系列增添了非常清楚的资料与证据。广西百色盆地、广东郁南磨刀山到福建三明灵峰洞等系列发现，清楚展示了华南早期砾石工业发展轨迹。砾石工业的传统一直延续到旧石器时代晚期之初，从广西的宝积岩、定模洞，到福建船帆洞，乃至云贵高原西南端的云南沧源硝洞(54)，华南砾石工业的传统皆清晰可见。然而到距今3万年前后，华南各地石器组合呈现石片化的趋势非常明显。从岭南的白莲洞、鲤鱼咀、娅怀洞到南岭以北的吊桶环、仙人洞等，华南地区这一阶段的旧石器遗存皆由小形石片石器主导。甚至到东南大陆区也可以看到同样情况。然而到距今2万年前后，华南各地却又普遍发生砾石工业的回潮。不过晚期的石器工业已明显有别于长期流行在中国南方与东南亚地区的典型砾石工业传统，已属于华南与东南亚地区广泛分布的晚期或“非典型”砾石工业，在局部地区或被称为“山韦”与“和平”工业传统等(55)。这一发展趋势亦证实，华南旧石器文化，尤其是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远非“简单石核石片技术”或称“石器技术模式一”所能概括，明显有其独特发展轨迹和复杂性。

北纬28度线以南的华南到东南亚地区，受热带、亚热带环境与更新世气候变迁的影响，砾石石器成为这种环境中维持生计的狩猎采集人群的主要工具，也因此形成中国旧石器文化南北二元结构的南方传统。砾石工业不仅在华南，且更广泛流行于东南亚广大地区，在时间方面则几乎是从更新世早期一直流行到晚更新世末，甚至到全新世。砾石工业长期持续与广泛流行，给研究该地区的史前考古研究者带来难题与困惑。华南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发展三阶段及其与该地区长期流行的砾石工业传统之间关系的厘定，不但为重新认识中国境内旧石器技术发展复杂性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为研究东南亚地区更新世人类与文化提供了可资对比的框架。

华南旧石器时代晚期之初的多个重要遗址如船帆洞与硝洞等旧石器遗存的发现与研究，不仅直接展示了这些遗址居住者的活动与行为特点，也为探讨华南与东南亚地区现代人来源问题提供了新证据。从船帆洞下文化层的大面积石铺地面，到上文化层骨角等有机质材料工具制品等出现，皆反映出人类行为复杂化或现代性的特点，证实现代人在该地区已出现。硝洞最早和平工业遗存的发现，更显示出华南至东南亚地区长期流行的砾石工业传统与该地区旧石器晚期文化发展的密切关系，为探讨中国与东南亚地区现代人来源等问题提供了十分重要的新证据。而从白莲洞、鲤鱼咀、仙人洞与吊桶环等早期工作的多学科研究成果，到近年来娅怀洞、青塘黄门岩等考古新发现，则更完整展示出华南地区晚更新世末从狩猎采集向农业社会迈进的历史进程。

注释：

①Pei,Wen-Chung,On a Mesolithic(?)industry of the Caves of Kwangsi.Bull.Geol.Soc.China,1935,14(3).

②李炎贤、尤玉柱：《广西百色发现的旧石器》，《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75年第4期，第225～228页。

③曾祥旺：《广西百色地区新发现的旧石器》，《史前研究》1983年第2期，第81～88页。

④阎家琪：《陕西汉中地区梁山龙岗首次发现旧石器》，《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4期，第1～5页。

⑤张森水：《管窥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的重大发现》，《人类学学报》1999年第3期，第193～214页。

⑥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长兴县文物保护管理所：《七里亭和银淀岗》，科学出版社，2009年。

⑦房迎三：《长江下游地区的旧石器时代考古》，《中国考古学研究的世纪回顾——旧石器时代考古卷》，科学出版社，2004年。

⑧李炎贤等：《郧县人遗址发现的石制品》，《人类学学报》1998年第2期，第94～120页。

⑨(13)Hou Y.et al.,Mid-Pleistocene Acheulean-like stone technology of the Bose Basin,South China.Science,287(5458):1622-1626.

⑩(30)谢光茂等：《广西百色田东高岭坡遗址的地层与年代》，《人类学学报》2020年第1期，第106～117页。

(11)刘锁强：《广东郁南县磨刀山旧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考古》2017年第5期，第3～13页。

(12)王幼平：《中国远古人类文化的源流》，科学出版社，2005年。

(14)林圣龙：《评科学发表的中国南方百色盆地中国更新世似阿舍利石器技术》，《人类学学报》2002年第1期，第74～82页。

(15)广西壮族自治区自然博物馆等：《百色南半山旧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广西考古文集》(第四辑)，科学出版社，2010年。

(16)西村昌也：《2006,Chronological framework from the Palaeolithic to Iron Age in the Red River Plain and the sur-rounding》，《华南与东南亚地区史前考古——纪念甑皮岩遗址发掘3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2006年。

(17)(55)陈晓颖等：《百色大梅遗址第一地点发掘简报》，《人类学学报》2017年第3期，第289～303页。

(18)福建省文物局等：《福建三明万寿岩旧石器时代遗址1999～2000年、2004年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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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周国兴等：《再论白莲洞文化》，《中日古人类与史前文化渊源关系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