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淳：疑古、考古与古史重建

在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史上，古史辨运动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崇尚科学和民主的大背景下，继承与结合了乾嘉学派的求实精神和今文经学的辨伪精神，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派运用近代史学的科学思辨方法对中国上古史进行了无情的检讨。由于无论是疑古学派还是传统学派都拿不出一部“上古信史”来，中国学界于是认识到真正的古史重建只有从实物上着手这一条路。正是由于这场运动，使得西方科学考古学能够在20世纪初疑古思潮最为汹涌澎湃时进入中国。

20世纪末，我国学界对疑古思潮的历史地位和影响进行了回顾。在基本肯定了疑古思潮的历史地位和积极意义的基础上，一些学者认为疑古时代已经结束，现在应该是“释古”和重建古史的时候了。提出这种见解的学者主要是认为考古发现和研究已经为这种历史重建提供了基础，并且认为考古学和文献学的结合是中国考古学的特色，考古学研究应该和文献学联系在一起，发掘出来的东西要用文献资料来说明才有价值。但是，有学者也坦言对考古学的失望，认为考古学和历史学是两张皮，考古报告搞历史的人没法看，两者无法契合。

认为疑古时代已经结束，我们现在应该进入释古和古史重建的时代，这种心情虽然可以理解，但我们还是需要审慎考虑这样的提法是否现实，可行性究竟有多大。第一，疑古辨伪应该被看作是一种科学思辨方法，还是仅仅具有时代特征的思潮和事件？认为我们现在的古史重建无须怀疑精神和科学思辨，把疑古和释古割裂开来，这显然不是一种科学的态度。第二，如果认为我国考古学的进展已经为释古和重建古史奠定了基础，可能有点过于乐观。考古能够发现的地下文献资料毕竟有限，并且大部分都是无言的物质遗存。在尚未能够充分解读出古代社会文化信息的情况下，文献和考古发现根本无法契合，何况大段的史前史和上古史是没有或仅有少量文献可供借鉴。许多历史学者坦承他们无法读懂考古报告，在历史学者无法利用绝大部分考古学成果的情况下，可信的历史重建又从何谈起？

在回顾疑古思潮的讨论中，有人指出中国学者的看法得不到国际同行的认同，认为这是外国学者不开窍，不了解中国的考古发现和学术进展。李零提到，西方学者对巫鸿的批评实际上是针对整个中国学术传统与学术训练的。其实我们不太了解国外学者的想法，所以需要沟通和对话。于沛也呼吁将疑古思潮放到世界学术背景这样一个更广阔的背景上去分析可能会得到不同的结果，可能更全面一些。而我认为中外学者看待古史辨的立场既有科学价值观的差异，也有学术传统的不同。西方学者特别难以接受中国学者那种只重材料、不讲理论、缺乏批判意识，以及“凭主观判断来解释历史的作风”，他们也无法接受以文献为导向的古史重建方法。由于大部分倡议走出疑古、进行古史重建的学者是历史学家，他们对文献资料情有独钟，认为考古发现中有文字的东西比没有文字的东西负载的信息更多、更有价值。他们对考古学的作用、特别是当代国际考古学理论、方法和实践的进展并不十分了解。大部分人对考古学的作用还局限在20世纪初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认识上，以为考古学家可以为他们挖到古代的文字资料，有了这些佚籍，他们就能据此重建古史了。其实，这种对考古学作用的认识已过于狭窄。纵观考古学的发展史，其理论方法发展的精髓就是超越文献资料，从无言的物质遗存中提炼社会文化信息。因此，我们有必要深刻反思和检讨我国古史重建中的一些基本问题，以及考古学如何才能真正为历史重建提供材料的问题。本文试图对疑古、考古及古史重建的关系进行一番思考和梳理，并从国际学界的科学价值、科学思维以及学术发展现状的角度对我国这项研究课题提出一些粗浅的看法，比较中外学界在认识论和方法论方面的差异，介绍科学范式变革和学科交叉所带来的课题重心转移，以期能为我们讨论和评估疑古思潮提供一种比较广阔的世界背景。

一、考古学史的背景

疑古思潮对中国考古学的起步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也对中国考古学的学术定位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这种被认为对考证古史有用的方法，使得中国考古学成为历史学的分支。加上史学在国学中的至尊地位，使得中国考古学被认为只有依附于历史学才有意义，只有用来重构国史才有价值。正是对考古学作用和地位的这种褊狭认识，才会有学者提出发掘出来的东西只有用文献解释才有意义这样的见解。这些学者可能没有意识到，文字记载的历史不到人类历史的百分之一，难道考古的发现因为没有文献可以解释就没有意义？研究两河流域和墨西哥文明的资深美国考古学家、The Evolution of Urban Society一书的作者罗伯特·亚当斯（R.McC.Adams）指出，文献资料作为社会机构和事件的标识对于我们分辨其分布和特点是至关重要的，但是早期文明和国家的文字记载一般局限于贵族的观点和活动，几乎很少提供社会信息，更不用说生态的过程和背景了。如果考古发现只有用文献解释才有意义，那么是否意味着考古材料中只有贵族的观点和活动才有价值？其中蕴含的大量生态环境、社会、经济、技术、艺术、信仰和平民文化的信息就没有意义？

中国考古学的特点与它被接纳的历史和社会背景有很大的关系，这种背景与西方科学考古学的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和社会条件差异很大。可以这样说，现代科学考古学的诞生是在理论方法上摆脱和超越文献记载的局限上来体现其科学价值的。但是，中国考古学却是通过在证经补史中的作用来体现自身科学价值的。这种迥异的社会文化背景，导致了中国考古学和欧美考古学十分不同的发展轨迹。从积极方面而言，中国的古史研究有了一根弥补文献不足的拐杖。但是从消极的方面而言，中国考古学没有能够充分利用出土材料的潜力来全面重建影响社会演变的各种条件。考古学家在解读历史文化信息能力上的欠缺，直接影响到考古报告的科学性和可读性。换言之，历史学家无法充分利用考古发掘的原始资料来重建古史。他们至多只能根据出土的一些青铜铭文和简帛的文字资料来补充他们的信息，面对出土的大量物质材料只能表现出对考古学“本位主义”的浩叹和与考古学难以沟通的无奈。

19世纪科学考古学在欧洲的诞生有几个关键的条件。第一是18世纪末启蒙运动带来的思想解放。启蒙思想本质上是思辨性的，它提倡社会和技术进步的法则，对于民众世界观摆脱宗教束缚和促进自然科学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一步。第二则是欧洲古物学的基础。与中国金石学依赖文字不同，从很早起，一些早期欧洲古物学家就开始尝试和创造独特的方法来研究古物，如从器物形制和建筑风格来分析它们的时代和源流，这些方法都对后来科学考古学方法的诞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第三是自然科学、特别是地质学和生物学发展的影响。英国考古学家丹尼尔说过，欧洲古物学向考古学发展有赖于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自然科学的进步。在地质学出现之前，在均变论被广泛接受之前，不可能有真正的考古学。

科学考古学诞生的标志是丹麦古物学家汤姆森三期论的确立。三期论的意义在于它创造出了一种完全不求助文字记载的年代学方法来独立研究古物的方法，成为古物学和考古学的分水岭。丹尼尔在评价三期论时就论及考古学超脱文献资料进行研究的重要性，并说，汤姆森没有陷入关于凯尔特人、古不列颠人和日耳曼人的迷茫和想入非非之中，而是根据器物石、铜、铁的材质变化，提出了三阶段的分期学说，创立了相对年代的思想以及理论基础。没有这种相对年代的思想，史前考古学就绝对跳不出古物学的窠臼。由此可见，不依赖文字材料，从物质遗存本身来研究历史是科学考古学的精髓。正是汤姆森的系统理论满足了这种要求，使得三期论被誉为“史前学的基础”和“现代考古学的柱石”。

在汤姆森从三期论来建立考古学的理论方法的同时，将出土文物与历史传说和文献记载的民族相对应的方法也十分流行。汤姆森的助手、丹麦考古学家沃尔塞运用考古材料来研究丹麦的古代史，但是他反对将考古学上分辨出来的古代群体与历史传说中的民族挂钩。他认为，史料中不可能全面保留了最初居住在北欧的所有民族；面对少得可怜又似是而非的材料，也就犯不着执意将它们和史料上记载的古老民族拉上关系。历史学家对他的观点持批评态度，认为他的做法对史学研究毫无助益。但是他反驳道，如果接受这种批评，那么全部的史前学将在史学研究中变得毫无意义。

不可否认，文字释读对于重建历史具有重要的意义。商博良和罗林生分别对埃及象形文字和两河流域楔形文字的释读，延长了两地3000年的文明史。但是倘若依赖文字记载来解读古物以重建古史，马上就会因文字记载的缺乏、内容的含糊不清，以及文献记载与出土文物难以对应而变得困难重重。比如，地中海东部的早期考古研究就彰显了史学家的痼癖，学者们努力用历史名称来命名史前文化和重建区域历史，将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的考古发现贴上腓尼基人文化、利古里亚人文化、伊比利亚人文化、凯尔特人文化和条顿人文化等标签。后来，这种研究方法被斥为完全的虚妄之谈，被视为根本无法证明的问题。虽然谢里曼的考古发掘始于对荷马史诗的向往得益于历史的启发，但是其贡献却完全超越了文献的范畴。他起初打算用考古发掘来证实荷马讲述的历史事实，但是结果却表明，所有文字记载的历史都存在局限性。他的发掘把史前考古学真正提高到一个显要的地位，并且旗帜鲜明地向全世界宣明，考古发掘与对非文字材料的研究同样可以建立起现代化的古史体系。换言之，谢里曼发现古希腊的奥秘，是用考古学方法将历史学从文献探索的油灯下解放出来，将其置于古希腊灿烂的阳光下。

中国考古学的产生背景和科学考古学在欧洲诞生的背景十分不同。中国虽然没有宗教思想的禁锢，但是却有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和价值观。中国有发达的经史学传统，却缺乏产生自然科学的土壤和条件。中国虽然有悠久的金石学根基，但是却没有从文字释读转向对器物进行独立研究的探索动力。所以，科学考古学在中国的出现是被作为一种有助于获取“地下之材”的掘地技术而引入的。一些至关重要的理论方法，包括三期论的相对断代思想在像西阴村和殷墟发掘等考古学处女航中几乎没有体现，田野工作完全是以考证古史和文献为出发点的。李济发掘西阴村，是因为他推测夏县可能是夏王朝的所在地。对于殷墟发掘，张光直指出它完全是由对甲骨文的寻求而促成的，而甲骨文研究更是文献史学的延伸。因此殷墟发掘的主要收获还是体现在“累集史料”上，它的方法体系仍然没有摆脱传统史学的窠臼。在殷墟出土遗存的处理中，对甲骨的整理和研究无论在操作上还是在重视程度上，都远远超出了殷墟其他相关材料，成为安阳发掘的“关键珍品”。李济将1936年夏第十三次发掘所发现的H127甲骨堆积称之为“明显居于整个发掘过程的最高点之一，它好像给我们一种远远超过其他的精神满足”。

由此可见，科学考古学从欧洲移植到中国的土壤中后，社会环境有了很大的不同。中国学者将考古学仅仅看作是挖掘“地下之材”的有用方法，使得孕育科学考古学的思想精髓没有和操作技术一起输入，而科学考古学的要义就在于摆脱文献来独立研究物质遗存。令人困惑的是，李学勤对中国考古学的最大缺点是过分与历史学相结合、呼吁考古学应该超越文献才能吸收新东西的看法不以为然，坚持认为只有考古学和历史学相结合才是中国考古学的特色。从上面介绍的考古学发展史可见，这种所谓的中国考古学特色，在本质上是与科学考古学的宗旨相抵牾、并早在谢里曼时代就已被证明存在重大缺陷的研究途径，是考古学发展的最大障碍和古史重建的最大误区。

二、认识论与方法论

虽然中国考古学的出土材料激增，但是具体研究还没有给古史重建带来一片灿烂的阳光。究其原因，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咎于我国学界只把考古看作是掘地技术，是历史学的附庸，而不是一门独立提炼信息的学科。中国考古学的这个缺陷显然是在它被引入中国时的定位和期待所决定的，一些学者信奉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认为考古发掘为文献研究提供材料才应该是中国考古学的特色。殊不知，像甲骨和金文简帛这样的地下之材毕竟有限，大量无言的物质遗存如果无法转化为有意义的社会历史信息，中国的上古史将仍然是一片迷茫。长期以来，中国考古学将原始材料的积累视为第一要务，而对材料的信息解读则不重视，使得这门学科的成就主要体现在材料积累，而不是对材料的信息解读上。这正是许多历史学家对考古学感到十分困惑和隔膜的原因。因为考古学家津津乐道的类型学和地层学只是整理材料的分析概念和方法，大量考古报告的器物罗列和描述并不能提供历史学家所能理解和利用的历史知识。19世纪的法国哲学家、数学家、天文学家和物理学家庞加莱（J.H.Poincare，1854～1912）曾经说过：“科学由事实所构建，正如房子由石头筑成一样；但是一堆事实不是科学，正如一堆石头不是一座房子一样。”而这正是中国古史重建目前存在的最大问题：一大堆出土材料如果要成为一门科学，并转化为历史学家所能利用的具体知识，那么考古学除了类型学和地层学之外，还需要其他理论方法的开拓与帮助。

这里有必要探讨一下认识论的问题。在中国，考古学被认为是一门实践性或实证性的学科，主要凭借发掘材料来了解人类的过去和重建历史。中国传统史学强调“无征不信”，这种认识论与1949年以来大力提倡的唯物史观也十分吻合，即提倡研究的客观性。但是中国治学传统也有重视主观性的一面，即“心知其意”。张光直先生将中国学者的治学方法形容为：一方面表现为特别重视客观史实的记载，另一方面又以史实的描述和选择来表明自己价值观的主观判断，也就是凭主观判断来解释历史。这种治学方法在考古研究中表现为特别重视材料的获取和考证，而不信任主观的理论，认为理论只不过是一种成见。对认识论中主客体关系认识的欠缺，难免使我们常常把增进对过去的认识寄希望于材料的积累，而不是持续反思和提高自己的观察和研究能力。

为此，我觉得中国的古史重建和文明起源研究不能再闭门造车，不能再局限在文献学范畴内来进行了。其实，以文献学为基础的史学研究和考古学研究是两个独立的研究领域，它们的目标相同，但各自的研究材料和方法却有很大的差异。即便是王国维“二重证据法”提到的地下之材，也仅仅是指出土的文字资料，而大量的物质文化所能提供的信息是区区文字资料所无法比拟的。因此，重建远古文明史需要更多地依赖考古学的探究。其他文明古国由于文献资料不如中国丰富，所以考古学家们努力发展各种方法以从考古资料中独立提取信息。中国有丰富的文献资料，这是我们的福气和有利条件。但是，文献和考古研究应该作为积极反馈的两个独立研究领域来进行操作，不能将考古看作是史学的附庸，有文献帮助可以使我们的古史重建和文明探源工作做得更好更细致。不然，从文献出发进行研究会严重限制考古学的视野和它的探究潜力。考古学最大的优势就在于能从生态环境、生存方式、技术经济、社会结构乃至意识形态等各个层次来全面分析原始社会在长时段中的历时演变，并梳理影响社会文化复杂化的各种因素，如环境、人口、技术、经济、宗教等与文明演变至关重要的变量以及它们所起的作用。只有深入了解这些变量互动和文明发展的进程和轨迹，我们才能真正重建古史和完成中华文明探源的任务。

20世纪30年代，英国牛津大学考古学家罗宾·科林伍德（R.G.Collingwood）对如何从考古发掘和研究来了解历史进行了深刻的哲学思考。他指出，成功发掘的一个最重要的条件就是，一项发掘无论其大小，发掘者应该明知其发掘的理由，必须知道他想找什么，然后决定怎样发掘才能找到。这就是科林伍德的“问答逻辑”的中心原则。他说，早期的考古发掘都是盲目的，没有寻找答案的明确问题。虽然后来考古发掘从18世纪的挖宝转向19世纪的求知，但是在操作上基本也是盲目的。这一时期的考古发掘仍以遗址而非问题为导向，即选择一个遗址进行系统发掘，在完整发掘后，再选择下一个遗址。这种发掘的结果是，博物馆堆满了出土文物，但是对于遗址的历史仍所知甚少。

科林伍德指出，探索过去不只取决于探方里出些什么东西，也取决于我们想解决什么问题，对于询问不同问题的人来说，出土器物的含义各不相同。比如，那些倾心古董的人可能只关注出土文物的市场价值；关注类型学的考古学者可能主要留意出土遗存的年代和文化谱系；对于历史学者来说，文字资料才是他最关心的内容，其他东西则毫无意义；而关注社会发展和文化适应的学者则会留意许多生态环境和生存方式的迹象；而对于没有想法的人来说，这些东西可能什么都不是。因此，他认为，认知思维并不是一种被动的感知过程，而是积极的探究。科林伍德还指出，即使是最简单的感知也只能来自于观察者脑子里固有的概念。人们无法感知自己经验之外的现象。虽然像时空等概念与生俱来，但是人类大部分认知概念是习得的。不管这些概念来自何处，如果没有这些习得的概念，任何观察都将毫无意义。

此外，科林伍德还认为，考古学家研究的历史并不是死亡的过去，它仍然存活于今天。因为我们有关于过去的了解都来自于遗留至今的文献和器物。考古学家只关心那些他们习惯思考的东西，除此以外都没有意义。因此，对考古学家来说，真正有意义的东西只是他们脑子里的想法。他们复原的历史，只不过是将过去残留至今的材料在与过去有别的条件下用本人思想的再造。由于每个历史问题都来自于现实生活，我们研究历史是为了更清楚地了解我们今天所面对的情况，因此这种历史的探究所获得的知识只不过是学者将工作与自己感知结合而已。

今天的考古学家也越来越意识到，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会影响他们探询的问题和他们所认为是合理的答案，这种影响包括民族意识、政治导向、经费资助以及权威学者的观点等。为此，加拿大考古学家布鲁斯·特里格（B.G.Trigger）说，考古学阐释受现代社会的左右不会随学科的进步而减弱，它是世界考古学的一项永恒特点。从最坏的情况而言，这意味着没有真实的过去可以被研究，考古学家没有办法来证明他们重构的历史是真实的。因为我们今天阐释的对象只不过是“过去留在今天的印迹”，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无法证明他们重构的历史就是真实的历史。由于考古记录作为过去的产物是由完全独立于我们信仰之外的力量所塑造的，从这个意义而言，真实的历史独立于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所给予的重构和解释之外。但关键的问题在于，如果带有价值观倾向的判断左右着我们的解释时，我们如何才能明白我们重建的历史是真的？因此特里格认为，希望利用考古材料作为一种宣传工具为政治和社会服务，其结果对我们是有害而无益的。

目前我国一些学者在对古史辨的评价上，虽然口头上肯定其时代意义，但是又以指责其怀疑过头、造成古史的空白为由加以贬低。于是，20世纪90年代初便有学者提出了“走出疑古时代”的口号，认为疑古造成的负面影响太大，应该走出这种阴影。其理由是，考古出土的文献表明许多古籍不可轻易否定，疑古搞了许多冤假错案。还有学者指出，虽然疑古派的观点在表面上似乎贯串了一种对待史料的合乎现代史学规范的要求，但实际上它本身是非常不严谨的，因为他们从未提出过任何关于这些传说是由某部文献或某个古代学者编造出来的直接证据，在方法上的不严密是显而易见的。这些批评的片面之处在于：刻意纠缠于疑古辨伪之太过，完全不顾及其求真的一面，而疑古辨伪的目的正是为了求真。

傅斯年当年曾说：“史学便是史料学。”他进而将史料分为两类，一是直接的史料，二是间接的史料。比如，像《周书》和《明史》是间接的史料，而毛公鼎和明代档案是直接的史料。直接的史料比较可信，间接的史料因转手的缘故容易被人更改和加减。但是直接史料也许是孤证或例外，有时间接的史料可能为前人精密直接归纳所得。所以要获得历史的真实面貌，需要随时随地分别看待。傅斯年的看法体现了现代科学的理性思辨，是历史学和考古学进行历史重建时所必须慎重考虑和对待的问题。他这样评论历史记载的可靠性问题：“一件事经过三个人的口传便成谣言，我们现在看报纸的记载，竟那么靠不住。则时经百千年，辗转经若干人手的记载，假定中间人并无成见，并无恶意，已可使这材料全变一番面目；何况人人免不了他自己时代的精神：即免不了他不自觉而实在深远的改动。”

傅斯年的见解其实代表了古史辨学派的精髓，也是任何从事科学探索的人们所必须遵循的基本理念。吕振羽指出，伪造历史是剥削阶级的传统。由于当时科学知识的水平，大家不但竞相从历史上找根据，且不惜托古以加强自己的论证，因而演成伪造历史的风气。正如地下考古一样，从地层的分析上，分别出同时代的遗物，和因地层的变动或其他原因而杂入不同时代的东西。所以我们在中国史的研究上，对古书中的材料，也必须经过一次开挖的手续，才能正确引用。

遗憾的是，疑古辨伪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在中国学界似乎一直很不吃香。古史辨派的代表人物顾颉刚虽然被人尊重，但是因为挑战传统，从来不被看作是学界的主流。以批评疑古派怀疑过头或怀疑方法很不严谨来否定史料梳理的必要性，集矢于材料梳理过程中出现误判这种正常现象，借此来否定对文献资料进行科学梳理的必要性，本质上是维护和回归传统的一种辩解。殊不知，怀疑精神正是科学最基本的精神，真正有见地的科学家都提倡并强调怀疑精神。古人云，于无疑处见疑，方是进展。朱熹说，学贵善疑。明代学者陈献章说，疑者觉悟之机也。李四光说，不怀疑不能见真理。爱因斯坦说，科学家很难察觉他们训练中所习得的概念会存在问题。所以，为了科学就必须反反复复评判这些基本概念，以免我们会不自觉地受它们支配。欧洲谚语说，怀疑是智慧之母。伟大的革命导师马克思的座右铭就是“怀疑一切”。由此可见，怀疑不仅是一个学者必须具备的特质，也是进行科学探索的首要环节。这种怀疑不是无端的猜疑，更不是否定一切，而是建立在对事实和知识进行分析基础之上的怀疑。人的认识发展就是一种由疑而信，由信而疑的过程。初看起来怀疑是一种消极的行为，它似乎是要否定一种知识，但实际上是一种积极的行为，它常意味着思维的进展和认识的提高。科学问题通常是以否定的形式向当代的科学理论提出疑难和诘难，这种疑难和诘难有时带有极大的挑战性，动摇了那一时代的科学根基，实际上正是这些疑难和诘难，推动了科学的进步，甚至造成了科学的革命。在科学的思辨方法中，“疑”和“思”是推动科学发展的原动力，可以说，有条理的批判性思维不仅是科学的基本方法，而且也是所有科学研究的基本特点。

虽然人们不否认科学需要怀疑精神，但是传统观念却不但不鼓励怀疑，甚至经常扼杀科学中可贵的怀疑精神。据此，我国一些学者以疑古辨伪中出现错判和怀疑过头为由，否定这种科学精神和作为研究方法的必要性，这从科学发展观而言不能不被看作是一种维护传统的倒退，从方法论而言则有悖于起码的科学精神。令人惊讶的是，这种传统观念竟然以一种政治立场来证明自己的正确性。有人说，对于备受外国霸权欺凌和压迫的中华民族，疑古思潮是对民族精神和民族自信心的打击。因此，即使从政治层面上来评价古史辨运动，也不能只对它做正面的肯定。从中国传统史学中表现的道德价值取向和民族主义情结来看，这种言论显然难以被看作是一种学术观点。由此推理，认为古代史料可以增强民族精神而不宜对其中掺杂的有伪成分进行辨析和梳理，那么这与英国人用伪造的皮尔唐人头骨和日本人用假石器来推前本民族的历史、弘扬狭隘的民族主义精神有何本质区别？

疑古辨伪的意义被人刻意贬低，也和考古学在中国的处女航——殷墟发掘结果有密切的关系。殷墟发掘是标志着中国考古学起步的一项重要成就，但是在解决传统学派和古史辨派之间的争论上，却成为一个十分不幸的开端。正是殷墟发掘与典籍的吻合，使得这一成果变成了对疑古思潮的嘲讽，客观上为维护传统提供了科学依据。其结果便在学界产生这样的想法，即典籍中的记载基本是可信的，怀疑精神不但多余，而且反会造成混乱，造成政治上的负面影响。所以，殷墟的发掘成果不只是对疑古辨伪的一个重大打击，也是对倡导科学精神的重挫，它支持了史籍的可信度并巩固了饱受诘难的传统学术的地位。于是，被傅斯年赞誉为“如牛顿之在力学，达尔文之在生物学”的古史辨，虽没有被否定，至少被排斥到边缘的地位。结果，本来就缺乏科学思辨的国学方法又重新巩固了自己的地位，这也使得中国考古学在后来的半个多世纪里，没有再在完善理论方法上下功夫，把自己紧紧依附在传统史学上，成为证经补史的工具。

中国传统认知体系中缺乏自然科学方法，特别是逻辑和抽象思维的因子，其中对传统知识体系崇尚有余而批评不足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中国的价值体系中，历史被看作是代代相传的知识和经验积累，传统被赋予了民族的价值观，因此对历史和传统的怀疑和批评自然被视为居心叵测，怀疑精神也就被蒙上了一层消极的阴影。另一方面，这也可能和我国历史和考古学者主要受传统国学熏陶，受传统思想的潜移默化影响有很大关系。于是在面对新思维和新理念与传统方法发生冲突或产生怀疑时，常会不自觉地站在传统立场来加以评判。正如有学者指出，中世纪的欧洲，“进步”和“不道德”几乎是同义词。一百年前的中国大体也一样。新旧是有道德意义的，新的东西很危险，被称为“奇技淫巧”，旧的东西倒是几千年来一直宣扬的东西。这种认识论的道德价值观，在我国人文学者中是否仍然存在，显然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认知因素最终会影响到研究中具体问题的选择和方法论的采纳，从而决定我们研究成果的科学性和可信度。

传统史学中对史料的重视也对考古学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在我国的考古研究中有这样一种倾向：学者们将发掘材料等同于文献资料，把材料积累等同于知识积累，把考古资料的累积看作是史料累积的延伸。如李济将殷墟发掘的主要成就看作是“累集史料”，是“地下材料”的增加，并将其誉为中国史学界革命性的变化。于是，中国考古学的治学方法继承了传统史学的精神：以中国为对象，以新的春秋大义为目标，以文化个案为基本资料，以对现代群众的教育为目的。然而，被忽视的一个关键问题是，考古发现的物质材料不等于史料，没有经过考古学理论方法详细而严谨的分析研究，出土材料本身是无法提供有意义的历史知识的。由此可见，没有正确的科学态度，缺乏理性的思辨精神，没有独创的理论方法来提炼各种信息，“走出疑古”和重建信史只不过是一厢情愿的奢望。

三、范式的变革

对于提出“超越疑古，走出迷茫”、强调用“二重证据法”重建古史的学者而言，他们的思维和研究方法仍停留在20世纪初的水平。一个多世纪以来，科学研究的对象没有变，但是科学研究的理论方法却日新月异。那些坚持文献学和考古学相结合的学者可能没有意识到，当今的历史学和考古学早已不是20世纪初那种治学方法，中国目前的研究现状已经远远滞后于国际水准。因此，我们有必要谈谈科学范式变革的问题。

美国哲学科学家托马斯·库恩对科学范式（paradigm）的变更和科学革命做过著名的精彩论述。——所谓范式就是学术界公认的研究模式和规则。库恩将范式定义为一种公认的科学实践规则，包括定律、理论、应用和实践，它们为科学研究特定的连贯的传统提供了模式。他还提出了科学革命的概念，将科学研究分为“常规科学”和“科学革命”两种状态。“常规科学”是指坚实地建立在一种或多种过去科学成就基础之上的研究，这些科学成就被某个科学共同体在一段时间内公认是实践的基础。然而科学的发展往往不在于常规科学的完备，而是在于科学革命。随着新范式的确立，一些老问题会转移给别的学科去研究，或被宣布为完全“不科学”的问题。以前不存在的或认为是无足轻重的问题，随着新范式的出现，可能会成为导致重大科学成就的基本问题。

20世纪上半叶，西方的考古学和历史学都发生了科学范式的变革，产生了新考古学和新史学的新范式。由于历史原因，中国学者的治学方法一直停留在史料学和编年学的传统模式上，对国际上科学范式的变更感到十分陌生。因此，了解一下科学范式的变更和国际考古学、历史学在理论方法上的研究现状十分必要。

1．新考古学。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考古学像其他门类的社会科学一样迅速变得面目全非了。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电脑的普及、广泛应用统计方法以及科学哲学的影响，使得考古学从古代遗存中提取信息的能力迅速提高，它的技术手段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广泛，分析的种类也越来越多。在这种背景下，理论研究也随之蓬勃兴起，不但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流派，并促成了分析方法的分化和探索领域的扩展，考古学已从一门大致上的描述性学科发展成更为严谨的探索性学科。

20世纪60年代首先在美国兴起，同时在英国独立发生的新考古学运动，成为考古学发展的一个转折点。新考古学又被称为“过程考古学”（processual archaeology），这里的“过程”一词与“动力机制”同义，意思是其主要宗旨是研究社会演变的动力或原因。新考古学抛弃了文化历史考古学中将文化看作是一批典型物质遗存的集合，而将其看作是人类对环境的超肌体的适应方式，并将环境、人类及其文化看作是一种相互作用的系统，而这种系统的运转并不取决于人类适应的生物学过程，而是取决于其拥有的文化亚系统的功能。新考古学还重新定义了学科的研究目标，将其概括为三个范畴。第一是复原文化历史，第二是复原人类的生活方式，第三是研究文化的进程。文化进程是指“阐释考古遗存产生、发展和传承的原因”。

在美国新考古学兴起的同时，以英国剑桥大学为代表的一批年轻考古学家也开始以批判的眼光对传统考古学进行反思，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是戴维·克拉克（D.Clarke）。他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十年里是考古学学科环境和内容急剧变化的时代，相邻学科在互相碰撞中改变自己，出现了一系列崭新的探索领域。这期间重大的技术进展为考古学提供了崭新的手段，从大型挖土机到新式的航空及水下设备，从运筹学、原子物理到计算机电子学，一场质和量的技术和社会革命正慢慢地改变着全世界的考古学。

新的研究体系产生了许多新的观察结果，了解到了以前根本无法知道的原因和复杂情况，进而从根本上震撼了整个学科体系。这些新的结果可能完全改变了在旧学科研究体系中所得到的成果和定型认识，从而必须对这些认识进行重新修整。克拉克进而指出，新考古学就是新环境当中新方法、新观察、新范例、新哲学和新思想体系的相互渗透和交融。对考古材料和现象的解释存在各种不同的目的和层次，因此考古学家必须整理出一套明确的程序规则，以检验和判断解释的正确性、中肯性和合理性。对考古现象直接原因的解释与对现象更深层次的动力机制的解释，往往被搞混。所以，考古学必须完善它的理论体系，它既要有负责解释考古现象相互关系的那些低层次的理论，还要有一种领统全局的总体理论。克拉克最后呼吁，田野考古学家应当更加认识到理论对于实践的指导作用。有了明确的理论意识，他的贡献就不只是考古资料数量上的增加，而且可以达到质量上认识的深化。

新考古学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是人们意识到仅仅采集材料是远远不够的，因为考古材料本身的具体性无法告诉我们有关过去的事实，考古学必须摆脱那种经验和直观的分析和常识性的推断来研究考古材料，应该引入各种精密科学方法进行量化分析，然后对考古现象和社会文化发展的原因做出理论的阐释。对传统方法的不满浓缩成一句话就是，“我们应当更加科学化和更加人类学化”。

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一批考古学家对新考古学日益不满，他们特别是对从环境决定论来解释人类行为和社会发展的局限性提出质疑，批评新考古学在解读和阐释人类的认知因素和世界观方面的无能。于是，剑桥大学一批考古学家开始从人的意识形态和认知角度来研究考古材料，关注人的能动性对社会文化发展的影响和作用。他们认为，人类文化并非一种只对环境起作用的适应系统，人类思想和他们的生存环境同样重要。人类的物质文化是由人类的思想所积极操纵，物质现象不只是对生存环境和社会结构的被动反映，而是特殊社会策略的一部分。这一进展导致了考古分析如何来看待人类本质问题上发生了许多重大变化，出现了多样化的考古学思潮和流派，形成了一个松散的学术群体，被考古学界称为“后过程考古学”。

后过程考古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关注意识形态对社会演变所发挥的作用，关注文化现象所蕴含的“思维”和“价值”。比如，象征考古学希望了解器物的纹饰和设计在哪些方面反映了当时人们的宇宙观，贵族如何应用奢侈品的象征性来操纵社会信仰和运用他们的权力。结构考古学试图分析考古材料之间在结构上的关系，解读背后蕴含的规则。结构考古学认为，许多信息并不反映在个别器物的特征上，而是保存在一组器物和遗迹现象共生的结构关系上。马克思主义考古学则将利益关系和冲突看作是社会发展的动力，认为是矛盾、冲突和竞争促进了社会的进步。在社会发展中，人类的思想也能被用来改造世界。

2．新史学。1900年，法国学者亨利·贝尔在《历史综合杂志》的发刊词上指出，传统史学以政治事件为唯一内容，以考证文字为唯一方法，以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为唯一线索，以叙事式为表达研究成果的唯一方式，只强调历史事件的独特性和个性，因此缺乏科学性，应当创立一种新型的“综合历史学”来取代它。他指出，没有抽象就没有科学，更没有历史学。只有当历史学不停留在描述而是开始做出解释时，才是科学的历史学。

1929年《经济和社会史年鉴》提出了“总体史”的口号，要求把经济、社会、文化、思想乃至心理和下意识的领域纳入历史研究的范畴。1949年，年鉴学派第二代领导人布罗代尔提出了新史学的理论纲领，即关于“历史时间”的“长时段”理论。他认为，历史学家的任务是要采用结构－功能方法，应用系列数据去研究社会中各种传统的功能作用。他把历史时间比作“三层楼”的大厦，底层是“地理时间”，是人类与地球环境进行斗争的历史。第二层是“个别时间”，是传统的“历史事件”研究的领域。第三层是“结构和势态的历史”，也就是长时段的历史。新史学就是“结构”和“势态”的历史，旨在揭示制约政治事件的社会结构和势态。

新史学的变革带来了历史研究重心的转移：（1）传统史学认为历史研究的本质是叙述事件，而新史学则把结构的分析看作主要的任务。（2）历史学领域的扩大带来了史料和史料处理方面的新问题。传统史学是以考证文字资料为唯一的历史研究方法，把官方的档案看作唯一可信的证据。新史学选择新的研究对象，改变观察历史的角度，不仅利用文字史料，而且还使用新的史料，包括口述史料和统计数据来复原普通民众的活动和思想。（3）传统史学的考证方法在处理新型史料上表现出它的无能，新史学面向社会科学的其他学科，利用经济学、人口学、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从它们当中去寻找理论、问题和方法。（4）新史学和传统史学在历史解释的准则上有根本不同的标准，新史学更多的关注集体的行动和社会变化趋势，而非传统史学关注的个人因素。（5）新史学主张用厚今薄古的思想进行研究，从人类的角度去研究历史学，从普通民众的新角度去解释历史事件，也被形容为“自下而上”的历史学。新史学的变革还体现在历史研究的计量化上，成为当代史学的重要特征之一。计量史学是指自觉地、系统地运用数学和统计学的理论和方法进行历史推理的研究活动。因此，计量史学既是历史研究的一种方法，也是一种新型的历史学。

20世纪初，随着西学东渐的潮流，中国史学界也开始注重方法论的改进和对历史发展规律的重视。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两篇文章中，要求史家从传统的以王朝为中心的族类记忆、国家记忆，转向近代民族、近代国家记忆，并引导人们关注世界记忆。他认为，一种学术之发达，其第一要件，在先有精良之研究方法。他号召运用近代西方的“科学方法”来进行“史之改造”。章太炎在《中国通史略例》一文中对中国古代学术、政治、法律及风俗习惯历史发展作了系统的反思，开创了后来中国学术史、社会史、政治制度史、法制史、文化史研究之先河。王国维提倡的思想和方法，体现了一种会通中西、贯通新旧的特点。胡适也在方法论上提出了疑难发生、指定问题、假设、推理、证明五个步骤，并将其概括为“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这种方法的特点是实事求是，无证不信，广参互证，运用归纳、演绎、推理的逻辑方法追根穷源，建立了一种现代史学的范式。而顾颉刚领导的古史辨运动更是功不可没，这场论战促使史学家进一步从传统史学中解放出来，把史学研究向科学化的道路上推进了一大步。然而令人困惑的是，这些五四运动所触发的学术改革与创新在我国后来的古史重建和文明探源课题上几乎没有什么反映，究其原因可能与1949年后史学领域强烈的政治导向和意识形态至上的风气有关。1949年后，新史学的一些代表人物如胡适、顾颉刚和傅斯年等人，都因为政治原因而被边缘化，他们的学术观点和方法常常被从负面来加以评判。平心而论，就开拓性、创新性和科学性而言，我们今天的学术视野似乎还不及这些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

从学科范式的变更上，我们看到，欧美的历史学和考古学都发生了向社会学和人类学的转变，提倡超越政治史和贵族史的范畴，采取一种自下而上的视野来研究整个社会的各个层面。由于中西学界之间过长的历史和学术暌隔，使得中外学者在文明探源和古史重建的研究目标、科学思维、理论方法、学术语汇和解决的问题上都存在很大的不同，表现出较大的差距。从科学范式变革所造成的差距上，我们可以理解西方学者为何会对我国学术传统、学术训练和研究成果持如此尖锐的批评态度，以及中外学者之间难以沟通的原因所在。

四、古史重建与文明探源

我国目前的古史重建主要体现在以文明和早期国家探源为中心的重大工程上，从“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成果来看，这项研究的目标还是集中在文献学和年代学上。考古学、天文学和测年技术等多学科的参与也被用来解决史籍中漫漶不清的王朝年代问题。

从国际学科发展的历史来看，文明探源工作一直在两种主要形式之间变换。一种是关注个别事件和具体特征的历史学和个案研究，一种是关注社会文化一般发展趋势和规律的研究。19世纪70年代，摩尔根在他的代表作《古代社会》里最早提出了三阶段的文化进化模式，使学界对社会发展的一般趋势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并激励马克思和恩格斯构思促使人类社会发展的主要原因和最终发展方向。20世纪上半叶，博厄斯学派的历史特殊论在社会科学领域占据了主导地位。这和当时考古学盛行的文化历史研究的宗旨正好不谋而合，无论在埃及、中国，还是在其他文明中心，追溯文明和早期国家的独立起源，构建历史具体轨迹成为国际学界的主流。20世纪中叶，美国新进化论再次强调研究社会发展规律的重要性，使得学界对于文明和早期国家起源的研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特别是新进化论建立了游群、部落、酋邦和国家的四阶段社会进化模式，为探究文明起源和阐释社会演变的动力和规律奠定了理论基础。新考古学提倡文化生态学理论，从环境、人口、资源、权力、宗教等各个方面来分析社会复杂化的过程和特点，聚落考古、环境考古和人地关系互动的研究将文明和早期国家研究推进到一个全新的层次。自20世纪下半叶兴起的后现代主义思潮，除了强调检验有关早期国家起源一般性理论模式外，开始转向更加关注特定社会文化发展轨迹的历史学分析，使文化人类学与历史学的关系日趋紧密。复杂社会被看作是一种多功能的实体，其中意识形态、权力关系与社会经济群体文化上的特殊形态相互结合，在塑造特定政体的进程中发挥着关键的作用。

在最新发表的总长达92页、引用文献计1083条的两篇综述性文章中，美国学者史密斯（M.E.Smith）和施赖伯（K.J.Schreiber）对近十年来美洲复杂社会和早期国家研究的成果与进展做了回顾。在第一篇回顾早期国家经济和社会结构研究的论文中，涉及的领域和课题包括强化农业生产、手工业、交换与贸易、家居考古、家庭与社会消费、不平等和阶级、群体合作、性别考古、民族身份。在第二篇回顾政体、宗教和都市化研究的综述中，他们介绍了有关早期国家的政体与权力、都市化、聚落形态、宗教（纪念性建筑、献祭和地形）、墓葬与人牲、家庭祭祀、历史演变与动力、语言与迁徙、气候与生态环境等探索领域与最新成果。他们将这些课题从考古材料、方法论的进展和理论阐释等方面进行综合评述，为我们提供了当代美洲早期国家研究现状的详尽概况。这些领域和课题体现了当代学科重心转移后早期国家研究的广度与深度。将它们与中国的研究现状进行比较，我们可以发现其中绝大多数领域和课题在我国的文明探源工作中不是极其薄弱就是完全空白，这种差距可能正是我们的文明探源成果难以获得国际同行认同的主要原因。

面对中外治学方法的差别，我们常常可以听到这样的反应，即西方学者那套东西不一定适用于中国，他们并不了解我们工作的成就和意义。我国学者的这种态度和反应，在前面已经提及，实质上是科学范式变革造成的结果。对于仍然习惯于用传统方法进行研究的中国学者而言，面对完全陌生的当代理论、方法和实践，只能以不适用自己来加以掩饰。而在西方学者眼里，中国学者考虑的问题和研究的方法已经过时，他们认为我们仍然在做不恰当、不值得做或已被证明是无法做到的事情。正如库恩所指出的，范式一变，科学研究的世界也随之改变。在革命之后科学家们所面对的是一个不同的世界，他们在新范式的指导下运用新的方法，注意新的领域，关注新的不同的东西，好像整个学术圈搬到了另一个星球上。范式的改变使得科学家对他们研究所及的世界的看法变了。如果有一些人固守这种或那种旧观点，干脆会被逐出这个行业，此后没有人再理睬他们的工作了。为此，如果我们希望自己的研究成果达到国际水准，还是应该加强与国际学界的沟通，虚心了解学科的进展，不宜再用国情不同的理由来漠视或掩饰这种差距了。

人类学取向的文明探源不但要求了解历史事件的经过，而且还要解释社会演变的原因，了解主导文明起源的动力。这种研究与注重文献的历史学研究并没有抵触，而是能够强化历史重建的深度和广度。考古学从生态环境、生产技术、经济形态、人口压力、社会结构、聚落形态、权力形式和意识形态来了解影响社会复杂化进程活动中主要制约因素的作用和互动；人类学理论解释社会演变的因果关系和潜在规律；历史学的文献研究可以提供相关政体、贵族、经济和宗教等活动的细节。比如，美索不达米亚的文献研究表明，在乌鲁克至早王朝时期的上半叶，泥板文字都被用作会计目的，统计和记录庙宇贵族之间的谈判和交易，配给、施主、产量和销售所记录的账单是主要内容。此后，文字也用到了管理和立法等其他事务上。到了早王朝时期的下半叶，文字才被用来记录历史事件、统治者名字、文书交流和口述文献。在埃及古王朝时期初，文字主要被王室用来记载人名、地名、日期、容器中的物品。连续记载的表述一直要到第二王朝晚期和第三王朝初才出现。古典玛雅的文字主要是铭刻，主要记录了国王和朝代的历史、行政资料、年历和宗教经文。中国商、周的甲骨文和金文主要记载了王室贵族占卜、祭祀和军事等活动。在印度河谷，早期文字主要出现在商品和宗教物品上，其功能很可能像今天的信用卡和身份证，是较高地位人士的标记。此外文字还被刻在陶、石质的书版上，很可能是账册，证明当时的城市是商贸中心。

从世界几个文明古国来看，文字系统的起源和应用各有特点，而且其内涵和提供的历史信息具有明显的局限性。因此，早期的文字资料充其量只能为我们提供社会某些特定方面的局部知识，不足以用来构建完整的古代史。在今天的国际学界，文献研究只是文明探源中的一小部分，大量的信息都要靠考古学来进行独立的提炼和解读。虽然中国拥有可观的文献资料，但是这些对于了解和重建上古史来说还是非常单薄的。与其强调考古发现只有用文献来说明才有意义，还不如说文献只有在考古学全面解读了物质材料后才能发挥最大的作用。

五、小结

从对疑古辨伪、考古研究、古史重建及文明探源的思考与讨论中，可以得出以下三点认识：

第一，美国文化唯物论学者哈里斯（M.Harris）指出：“科学是西方文明的一项独特与宝贵的贡献，这并不否认其他文明对科学知识的贡献。但是只是在西欧，科学方法的独特规则被最早确立和予以清晰的表述，并系统地应用于整个无机的、有机的和文化的现象。我们也应该认识到，这不是从种族优越感来肯定科学是一种认知方法，它对全人类都具有卓越的价值。在整个人类史上，只有一种认知方法鼓励其本身的参与者怀疑自己的前提，并系统地将自己的结论呈现给怀疑者进行有敌意的审视。”这种科学态度和思辨精神，要求学者们不但要重视对研究客体真实性的梳理，而且还强调对研究者本人立场、知识背景、学术能力以及各种影响主观判断的社会影响和价值观进行严格审视的必要性。因此，“善思”和“善疑”应该是我们从事研究必备的基本科学素质。

第二，我们应该超越传统学术方法，从国际水准来审视我们这项工作的差距。考古学探索的范围远不止文化和事件的历史编年。从某种意义而言，考古学的历史重建处于一个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汇合的聚合点。考古学本身的发展和提高越来越依赖其他社会科学的理论和自然科学手段的帮助，而它也成为其他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全方位研究人类发展的一个信息库。考古学的学术定位应当是整个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组成部分，它和历史学不是依附的关系，也不是仅仅为编史学服务的工具，而同是以了解人类自身历史和社会发展历程的独立研究领域。

第三，我们的古史重建和文明探源应该超越三代国家的纪年、地点和文献记载的真实性，来探索文明和社会发展具体轨迹并阐释其原因。我们还要了解中国文明起源的动力是否和其他文明古国有类似之处，或寻找我国文明起源与其他国家不同的原因和动力机制。只有在对中华文明起源具体过程和规律认识的基础上，我们才能构建一部科学的古代史，才能使我国的文明探源跻身世界学术之林。

来源：《文史哲》2006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