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峰：西周末日的开始

由于对西周灭亡的传统阐述长期以来一直被褒姒这一神秘的角色所掩盖，因此在解决这一时期其他所有的问题之前，我们必须首先廓清褒姒之谜。褒姒身世故事中的内在矛盾早在两百年前便由焦循指出，我们不必在此赘述。从另一方面看，我认为，证据显示后世史学家所描述的褒姒这一角色其实是中国古代史学领域长期发展的一个结果。因此，我们这里的任务是论证褒姒的故事是如何一步步发展起来的，以及在后世的历史记录中它又有着怎样的描述形式。如果我们能够从这个传说中分辨出后世添加的层次，并将后世的臆造与故事的原始内核相分离，那么我们就可能还原她真实的历史作用，或者说这个角色是否真正存在过。对褒姒的正确理解将为我们重新解释西周的灭亡开辟一条新的道路。

让我们从《国语·郑语》中的一段叙述开始，据说出自周幽王的太史史伯之口：

且宣王之时有童谣曰：“檿弧箕服，实亡周国。”于是宣王闻之，有夫妇鬻是器者，王使执而戮之。府之小妾生女而非王子也，惧而弃之。此人也，收以奔褒。天之命此久矣，其又何可为乎？《训语》有之曰：“夏之衰也，褒人之神化为二龙，以同于王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也。’夏后氏卜杀之与去之与止之，莫吉。卜请其漦而藏之，吉。乃布币焉而策告之，龙亡而漦在，椟而藏之，传郊之。”及殷、周，莫之发也。及厉王之末，发而观之，漦流于庭，不可除也。王使妇人不帷而噪之，化为玄鼋，以入于王府。府之童妾未及龀而遭之，及笄而孕，当宣王之时而生。不夫而育，故惧而弃之。为弧服者方戮在路，夫妇哀其夜号也，而取之以逸，奔于褒。褒人褒姁有狱，而以为入于王。王遂置之，而嬖是女也，使至于为后而生伯服。天之生此久矣，其为毒也大矣，将使候淫德而加之焉。毒之酋腊者，其杀也滋速。

上面这篇文字出自史伯批评幽王的昏暗统治的段落中。在这段叙述中史伯征引了两份资料：一首童谣和已经佚失的《训语》。但这两条引述本身似乎与褒姒并没有太大的关系，并且它们也不能支持史伯将褒姒描绘成一个邪恶女子。从另一方面来看，很可能是史伯（如果他真是这个故事的讲述者），或者说是《国语》这部书的编纂者，将这两份资料编联起来创造了一个引人入胜但却自相矛盾的故事。

不过，另外还有一段文字中也提到了褒姒，叙事者是史苏，篇幅较短，载于《国语·晋语》。与《郑语》中将褒姒记述为褒人为一次可能的败诉而支付给幽王的抵偿品不同，《晋语》中谈到了幽王对褒国的一次讨伐，根据叙事者的观点，这与献公伐骊戎十分类似；褒人将褒姒献给幽王以换取和平。史苏继续说道，褒姒得宠，生了伯服。随后她与奸臣虢石父勾结，驱逐了王位的继承人宜臼。史苏版本的不同之处不仅仅是它的简单，更在于它潜在的哲学：褒姒是被征服者向征服者实施报复的工具——“雌性杀手”。但在史伯的版本中，她却是一位古代邪神的转世，奉上天之命前来惩罚周王的倒行逆施，并且将周王朝引向灭亡。有些学者认为，《郑语》的成书年代可能要比《晋语》晚。如果此点属实，那两个版本之间的差异可能反映了战国时期的史学家和哲学家对西周灭亡之认识的一种转变。但它们也可能只是代表了褒姒身世故事的两个并存传统。

这两个版本自然都为司马迁所熟稔，但在《史记》中，他显然将史伯对褒姒身世的详细叙述与史苏关于褒姒导致西周灭亡的说法结合了起来。事实上，司马迁不仅复制了史伯的版本，而且还添加了在某种程度上可谓整个故事中最著名的一部分。这个特殊的部分极可能来源于《吕氏春秋》，但太史公对其做了一定的修改。《吕氏春秋》的成书年代甚至比《郑语》还要晚，大约在公元前239年：

周宅酆镐近戎人，与诸侯约为高葆，置鼓其上，远近相闻。即戎寇至，传鼓相告，诸侯之兵皆至救天子。戎寇尝至，幽王击鼓，诸侯之兵皆至，褒姒大说喜之。幽王欲褒姒之笑也，因子击鼓，诸侯之兵数之而无寇。至于后，戎寇真至，幽王击鼓，诸侯兵不至，幽王之身乃死于骊山之下，为天下笑。

在《史记》中，这个故事变成了：

褒姒不好笑，幽王欲其笑万方，故不笑。幽王为烽燧大鼓，有寇至则举烽火。诸侯悉至，至而无寇，褒姒乃大笑。幽王说之。为数举烽火。其后不信，诸侯亦不至……申侯怒，与缯、西夷犬戎攻幽王。幽王举烽火征兵，兵莫至。遂杀幽王骊山下，虏褒姒，尽取周赂而去。

“烽火”之说显然是司马迁的虚构，因为《吕氏春秋》中仅说到了“鼓”；我们几乎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烽火”这种报警系统在先秦即已存在，自不必提西周时期了。更重要的是司马迁为褒姒添加了一种更为神秘的特征：她不爱笑，甚至连话都不说。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她邪恶的力量“驱使”幽王费尽心思去取悦于她。这种特征并非《吕氏春秋》或《国语》中的褒姒所有。在《吕氏春秋》中，这个故事只是向我们展示了一位不计后果的统治者如何戏弄他的臣子，而司马迁却利用它来显示邪恶、心怀鬼胎的褒姒是如何引起西周王朝灭亡的。鉴于《史记》对后世历史著述有着巨大的影响，《史记》版本因此晋升为褒姒故事的主流。然而，这个故事的发展并不止于《史记》；到公元10世纪，褒姒又被附加了另一个癖好：爱听丝裂之声。据《通志》：

褒姒好闻裂缯之声，王发缯，裂之以适其意。

我怀疑这次新的发展可能与鄫国的名字有一定关系，“鄫国”之“鄫”在《国语》和《史记》中均作“缯”，根据《今本竹书纪年》，公元前780年，鄫遭到周王师的讨伐。很可能这次新的创作是基于对“缯”字的误读和曲解。正如附录三中表明的，这个被进攻的小国在古墓本的《竹书纪年》中可能被写作“鄫”；而《国语》中却是“缯”（有“丝”的意思），“缯”随后被复录入《史记》，很显然这是“鄫”字在不同的文献传统中书写发生了变化。到了中古时期，古墓本《竹书纪年》最初的“鄫”字已经被错误地引成“鄶”字，同坐落在不同地区的另一个名为“郐”的诸侯国产生了混淆。“鄫”与“缯”之间的联系也因而丧失，而后一个字“缯”所具有“丝”的意思从而导致了“褒姒好闻裂缯之声”这个故事的出现。我认为此处细致的文本分析能够清晰地解释《通志》所传递的这一新的虚构描述的来源。

褒姒故事的持续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妖女祸国”这个古老的信仰。虽然邪恶的男人更容易毁掉一个王朝，但当一个女人卷入到王朝的纷乱中去时，即便她在整起事件中是个无关紧要的人，她的角色依旧会被夸大其词，并且在历史上可能会被妖魔化。上面揭示的褒姒故事的发展就属于典型的将褒姒逐渐妖魔化的一个长期过程。对女性的这种成见在由男人统治的世界中并不是短时间内形成的，这主要是男人反对女人干政这一传统偏见所致。在《尚书·牧誓》中，武王誓师时引述了一个古代谚语：“牝鸡无晨；牝鸡之晨，惟家之索！”在《诗经·瞻卬》中诗人断言：“乱匪降自天，生自妇人！”值得注意的是，邪恶的女人妲己将商朝引向灭亡的神秘故事与褒姒故事的发展轨迹简直如出一辙。

从更深层的意义上来看，或许只有将褒姒妖魔化，西周王朝的声望与其耻辱的结局之间的矛盾才可以得到适当的调和。找到了西周灭亡的替罪羊，后世的史学家和政治家们就能够求得一种心理平衡，从而他们也就有理由继续视西周王朝为模范王朝。我们在后面的讨论中将进一步说明，诸如褒姒的身世、神秘的行为以及其诱使幽王欺骗诸侯，从而导致周王朝灭亡的一系列臆造，都是围绕着《诗经》中的某些核心信息构建起来的。这些信息表明她也许在幽王统治时期扮演着一个政治角色，从而使其成为担当王朝灭亡罪责的理想对象。如果她的名字确是褒姒（这一点其实我们没有必要怀疑），那么她很可能来自陕西南部山地，因为褒就坐落在今天汉水上游的勉县境内。不过，为了理解西周灭亡的真实历史，我们必须首先从传说的影响中摆脱出来。

周王室的派系和政治斗争

传统史学同样将一些不祥的征兆归置到幽王身上。据《太平御览》中引用的一个故事，幽王之母不恒期月而生之，生而几乎被其父宣王遗弃，只是因为宣王年长而未有子，幽王才有幸被留下，并且继承了王权。幽王统治的十一年是中国历史上变故不断、殊不平静的一个时期。王室的政治斗争交织着王室与一些地方诸侯国之间的冲突，同时再加上政治危机和自然灾害之间的相互作用，幽王时期的整个情况显得错综复杂。但最终引起西周王朝崩溃的政治混乱之根源却是在宣幽两世的权力交替。

幽王掌权后的最初五年间，周王室的政治牵涉到一位叫“皇父”的重要历史人物。根据《今本竹书纪年》，幽王元年（前781），“王锡太师尹氏、皇父命。”这段记载显示皇父可能同时对周朝军队和王室行政拥有权威。不过重要的是应该提到，皇父的权力和威望可能早在幽王继位之前即已建立，因为在宣王二年（前826）时，他就已经被册命为“太师”，四十四年后，他再次被授以同样的职位。宣王六年（前820），《今本竹书纪年》记载，在宣王帅师伐淮河地区的徐戎时，皇父担任了军事将领。这场战役也是《诗经·大雅·常武》的主题。皇父非比寻常的地位我们亦可从“皇”这个头衔中窥见；在整个西周金文中，除皇父外，只有在成康时期地位已极为显贵的召公被赋予过这个称号。

皇父这个人物的历史真实性在西周金文中可以得到充分的证实，因为他显然是1933年在岐邑地区发现的一批青铜器的作器者（图31）。鉴于他在宣王时期长期的任职以及显赫的地位，到幽王重新册命他为“太师尹氏”时，皇父可能至少已近古稀之年。并且根据他长达四十四年担当“太师”的资历和早先的荣誉，毋庸置疑，皇父是幽王继位时西周王室的一位核心人物。

《今本竹书纪年》载：“（幽王）五年，皇父作都于向。”皇父在洛邑北面的向（今河南济源）为自己营建新邑，并且永久性地离开宗周去那里度其余生。这个记录也可以在《诗经·小雅·十月之交》中得到印证。显然，这是一件很不寻常的政治事件，这并非因为一个年长的官员必须要退休，而是因为，由于某种原因，他都必须离开陕西王畿地区，将自己的住所永久地迁往遥远的东部。西周历史上唯一一次与此类似的事件可能是王朝建立之初，周公因为与年轻的成王（背后得到召公的支持）之间的政治嫌隙而择居东方。有趣的是，正如附录三中的年代学分析显示的，同一年，王位的正当继承人宜臼也被迫离开都城，前去申国避难。这又是一次极不寻常的政治事件。我认为这是幽王统治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西周末日的开始。皇父隐退东部是否标志着这位受人敬重的王室大员平和而体面地让出权力呢？抑或只是他屈辱地败于政敌之手呢？遗憾的是我们的历史著作没有提供有关皇父隐退的详细内容。但在周人的文学作品中，我们看到了一些重要的线索，这些线索有助于我们理解那些在历史著作中只是一笔带过的事件描述。我们的资料显示，后一种情况可能更属实情。皇父隐退东方是《诗经·小雅·十月之交》的主题：

1十月之交，2朔日辛卯。

3日有食之，4亦孔之丑。

5彼月而微，6此日而微。

7今此下民，8亦孔之哀。

9日月告凶，10不用其行。

11四国无政，12不用其良。

13彼月有食，14则维其常。

15此日而食，16于何不臧。

17烨烨震电，18不宁不令。

19百川沸腾，20山冢崒崩。

21高岸为谷，22深谷为陵。

23哀今之人，24胡憯莫惩。

25皇父卿士，26番维司徒。

27家伯维宰，28仲允膳夫。

29棸子内史，30蹶维趣马。

31楀维师氏，32艳妻煽方处。

33抑此皇父，34岂曰不时。

35胡为我作，36不即我谋。

37彻我墙屋，38田卒污莱。

39曰予不戕，40礼则然矣。

41皇父孔圣，42作都于向。

43择三有事，44亶侯多藏。

45不慭遗一老，46俾守我王。

47择有车马，48以居徂向。

49黾勉从事，50不敢告劳。

51无罪无辜，52谗口嚣嚣。

53下民之孽，54匪降自天。

55噂沓背憎，56职竞由人。

57悠悠我里，58亦孔之痗。

59四方有羡，60我独居忧。

61民莫不逸，62我独不敢休。

63天命不彻，64我独不敢效我友自逸。

如本书前言所述，我们并不知道究竟是何人、何时创作了这首诗。然而，既然所有的学者都一致同意《诗经》中最晚的部分（主要指《国风》）时代在公元前6世纪中期，以及那些年代稍早的诗中（特别是《雅》和《颂》部分）至少有一部分是属于西周时期，这就给这首诗提供了一个大致的年代框架，其创作与它所讲到的西周最后一个王朝应该相去不远。事实上，上面的这首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它提到了一大串官职名称（25-31行），这些名称精确地总括了我们从金文中所能了解到的西周晚期中央政府中最重要的职位；实际上，在西周中期以前“宰”并不重要，“膳夫”也是到西周晚期才变得突出。诗中对西周晚期政治制度的描述有力地说明，不管这首诗为何时何人所作，作者必定是一个对西周晚期政治和人事特别熟悉的一个人。在皇父隐退的这一年里，周都地区并没有发生大地震。但根据《今本竹书纪年》和《国语》的记载，幽王二年（前780）确有一次；在同一年或早一年的时候，正如一些现代科学研究显示的，周都地区确实出现过一次日食，这再次说明了这首诗的历史价值。

对这首诗的传统解释一直都遵循《诗序》，传统上认为是孔子的门徒子夏所作，并且汉代郑玄注也假定这首诗是对幽王统治时期政治的全面批判。把这首诗放到相关的历史背景中来看，我认为诗的主题显然与皇父的隐退有关，而不仅仅是谴责幽王统治的腐朽。这首诗实际上揭示了地位显赫的皇父与新近即位的幽王之间严重的政治裂痕，并且这一政治冲突最终迫使皇父离开周都。诗人将皇父隐退以前发生的自然现象，如地震、日食，同其隐退联系起来，在他看来，皇父的隐退是与地震一样悲惨的事情。诗人抱怨皇父，因为在他看来，皇父不负责任地离开王都，使周王身边少了保护之人，并且他的东迁造成了都城地区的骚乱和资源的流失。同时，诗人对皇父也明显抱有同情之心，认为他是政敌诽谤（52-56行）及周王猜忌（11-12行）的牺牲品。更重要的是，第42-48行显示，许多王室元老都追随皇父从周都撤离，一同迁往东部，这似乎暗示了宣王朝的老一代官员与幽王刚刚培植的新派系之间的一次决裂。第45-46行，“不慭遗一老，俾守我王”一句尤见皇父离开王都之时的愤懑之情。

在人物描述方面（25-32行），诗中共提到六位官员，它们分别是番、家伯、仲允、棸子、蹶以及楀，这是这首诗与诗人讲述的故事之历史背景之间的一个重要联系。除皇父是函皇父器的作器者外，引人注目的蹶可能就是本书第二章中讲到的蹶父，他曾在宣王四年出使冀北韩国，并且在《诗经·韩奕》中也曾被提到。仲允可能与曾经奉宣王之命出使山东齐国的仲山父有关或同人。番可能是宣王时期的一位重要官员番生的后代，著名的番生簋（JC：4326）便是由番所作。我认为这些官员中的大多数均为皇父的政治盟友，而并非如郑玄注中所言是褒姒的追随者（按郑玄的说法，皇父也成了褒姒的追随者）。在这份人员名单的最后，诗人提到了“艳妻”，毫无疑问，正如所有的注疏者都同意的，指的正是在这时声誉日隆的褒姒；这与我们的年表中褒姒在早两年之前，即公元前799年赢得幽王的宠幸也是相一致的。

我以为这一新的释读最能合理地解释这首诗的内部逻辑，并且与这首诗的历史背景也相吻合。在人类历史上，新上台的统治者用自己的亲信来更替那些地位显赫的老一代官员的现象可谓层出不穷。在与皇父的政治争斗中，幽王可能得到了他年轻妃子褒姒的协助，而后者也可能正觊觎着王后之位。进而，这一新的释读也得到另一首诗，即《诗经·小雅·节南山》的支持，这两首诗的内容明显是有关联的。事实上《小雅·节南山》是《诗经》中少有的几首提到诗人名字的诗之一，在这首诗中，诗人的名字叫作“家父”。我们有理由认为，家父亦即《十月之交》中的“家伯”，官职是“宰”，可能是皇父的盟友之一，因为金文中的诸多例子表明一个人是可以同时有这样两个称谓的。如果“家父”确实是“家伯”，那么说明这首诗可能创作于西周王朝灭亡之前（即为皇父派系的人所作）。当然，一位后来的诗人借一位早期政治家之口吟诵了这首诗也不无可能。关于这一点，我们先不做答案，但问题的关键在于，无论创作者是谁，诗人显然是站在皇父一派说话的，他尖锐地批评与幽王一派的反对政党：

1节彼南山，2维石OO。3赫赫师尹，4民具尔瞻。5忧心如惔，6不敢戏谈。7国既卒斩，8何用不监。9节彼南山，10有实其猗。11赫赫师尹，12不平谓何。13天方荐瘥，14丧乱弘多。15民言无嘉，16憯莫惩嗟。17尹氏太师，18维周之氐。19秉国之均，20四方是维。21天子是毗，22俾民不迷。23不吊皇天，24不宜空我师。25弗躬弗亲，26庶民弗信。27弗问弗仕，28勿罔君子。29式夷式已，30无小人殆。31琐琐姻亚，32则无膴仕。33昊天不佣，34降此鞠讻。35昊天不惠，36降此大戾。37君子如届，38俾民心阕。39君子如夷，40恶怒是违。41不吊皇天，42乱靡有定。43式月斯生，44俾民不宁。45忧心如酲，46谁秉国成。47不自为政，48卒劳百姓。49驾彼四牡，50四牡项领。51我瞻四方，52蹙蹙靡所骋。53方茂尔恶，54相尔矛矣。55既夷既怿，56如相酬矣。57昊天不平，58我王不宁。59不征其心，60覆怨其正。61家父作诵，62以究王讻。63式讹尔心，64以畜万邦。

这首诗在传统解释中被认为是对皇父的政治讽刺，并且因此连带对幽王也进行了批评（因为是他册封了皇父）。这非但是一种误解，更是完全忽视了这首诗的历史背景。将“家父”与“家伯”视为同一人，无论他是不是这首诗的作者，本身便是对这种观点的一种驳斥，因为同样是这种观点将“家伯”和“皇父”均视为褒姒的同党。在我看来，第1-24行再明白不过地强调了皇父对维持西周国家稳定的重要性，并且也表达了对皇父失势的同情和悲哀。第25-36行谴责皇父的政敌蒙蔽周王，在政府中随意安插自己的亲信。第37-48行抱怨幽王无视民众愤怒与憎恨心理的增长，允许邪恶之人操纵权力。诗的最后一部分（53-64行）或许是最重要的一部分，诗人呼吁皇父与周王和解，这正是本诗的主旨所在。“家父”，即这首诗的提名作者，本人可能也未能幸免这次政治争斗（如49-52行所暗示的），但他还是试着规劝皇父与周王妥协，并留在王都。

毋庸置疑，“节南山”这首诗向我们呈现了西周晚期政治中一种激烈的派系之见。这种观点甚至在《正月》中表现得更为明显，它直接对褒姒进行公开和尖锐的批评。诗人显然是站在皇父这派人的立场上说话的（他原先可能是皇父的盟友之一），在无法同新的派系相处的情况下，被迫离开王室。

1瞻彼阪田，2有菀其特。3天之扤我，4如不我克。5彼求我则，6如不我得。7执我仇仇，8亦不我力。9心之忧矣，10如或结之。11今兹之正，12胡然厉矣。13燎之方扬，14宁或灭之。15赫赫宗周，16褒姒灭之。17终其永怀，18又窘阴雨。19其车既载，20乃弃尔辅。21彼有旨酒，22又有嘉肴。23洽比其邻，24婚姻孔云。25念我独兮，26忧心殷殷。……

简言之，虽然传统注疏者所遵循的《诗序》所讲讽刺功能可能并不正确，但上面这些诗的政治倾向却是十分清晰的。这些诗的创作明显不是出于纯粹的文学乐趣或审美情趣，而是有着明确的政治意图。它们共同提及了一个潜在的历史背景或过程，并且这些背景或过程同样得到了其他历史著作的证明；因为这个潜在的历史背景或过程的存在，我们可以实际上将他们当作一组诗来加以释读。不过与其他历史著作（比如《竹书纪年》）通常只是粗略地描述不同，这些诗有着深刻的政治观点和历史现实意义，而这都已经成为周人文化记忆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们显示了幽王早年西周王室中曾经有过的一次激烈的政治争斗，结果皇父被迫隐退东部。这场争斗可能是围绕着王室政策的控制权而展开的，争斗的双方是年轻的幽王与宣王时期留下的前朝元老，同时还纠缠了两个女人为她们的儿子争夺王位的争斗：一个是正统的周王室王后申后，另一个则是势力逐日上升的褒姒。需重点回顾的是，根据《今本竹书纪年》，王权的合法继承人宜臼在皇父隐退的同一年也被迫出逃。我认为这两起事件必定有联系，俱源于皇父集团败于幽王-褒姒集团的政治争斗。在这种情况下，远离纠纷对于一个老人来说或许是最明智的选择。而失去了皇父集团的政治支持，王子的唯一选择也就只有出逃了。

从历史文献记载来看，从幽王五年到幽王八年（前777-前774），周王室经历了一次重要的权力重建和政府改组。《国语·郑语》提及一位叫虢石父的幽王派大臣，他是虢氏的族长，幽王晋升其为“卿士”，而这个职位原本是属于皇父的。我们不知道这次册命的精确日期。但根据《今本竹书纪年》，幽王七年（前775）虢人灭焦，很可能在皇父离开后不久，虢石父便开始在周宫廷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我们同时还了解到，在幽王八年（前774），正如《周语·郑语》结尾处的一条记载告诉我们的，郑桓公被册命为司徒。更重要的是，公元前774年，也就是王权合法继承人宜臼出逃三年之后，褒姒的儿子伯服（或伯盘）正式被立为太子。附录三中的年表显示，从褒姒在公元前779年受到幽王宠幸算起，伯服正式成为王室继承人时可能仅仅是个三四岁的孩童。很可能立伯服为太子就是为了巩固褒姒的政治地位。

我们在此所讨论的历史著作虽然主要来自于战国时期的文本，但在讲述西周王室发生的一次较大的政治过渡时，却与早些时候的《诗经》中的描述颇为吻合。从这些历史著作来看，至公元前771年，西周王室已经诞生了一个新的权力结构，它由四个主要人物组成：周王、褒姒、虢石父以及郑桓公。根据《吕氏春秋》，与虢石父一同提到的祭公敦可能也是这个新政府中的一员，不过目前尚无其他资料可以证明这个说法。由前朝元老所组成的反对政党已被完全排除在外，周幽王由是赢得了对周王室政策的完全话语权。对幽王政治的一份全面批评在《国语》中可以找到，那是史伯为郑桓公论兴衰的一部分。除了对褒姒及虢石父的个人抨击外，史伯还提出了一个关于“和谐”与“同一”关系的哲学问题。根据史伯的说法，幽王排斥异议，抛弃和谐，专喜同一。这在史伯看来，是很不好的现象，会导致西周的灭亡。这一饶有兴味的观点至少反映了后西周时代的政治家和史学家是如何看待幽王宫廷中的政治问题的。

总括起来，上文对幽王朝中政治发展的分析与谷口義介的简单推测（认为虢氏支持的褒姒家族与申氏支持的申后家族之间有一场斗争）有着显著的不同。它同样异于沈载勋所划分的幽王、伯服和虢石父一派同王子宜臼、申、郑、鲁还有西戎一派之间全面的政治分界。我的解释意在从西周最后两个王世的权力交替中寻找这种政治对抗的起源，正是它扰乱了幽王的朝廷，并且最终将王朝引向灭亡。这是一次分别以皇父和幽王为核心的政治派别争斗，同时，两个王室女人及其儿子围绕王位继承的争端也牵涉其中。随着斗争中皇父集团的失败，西周政府的权力结构也逐渐按照一条完全由周幽王掌控的政策路线进行重建。但周幽王对政敌的胜利不仅为王室权威的重建创造了机会，同时也开启了西周王朝灭亡的大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