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定陵发掘往事，郭沫若当年秘书说出挖陵起因，与所传完全不一样

明定陵发掘往事

本文作者 倪方六

这篇“梧桐树下戏凤凰”头条号，来说个老话题，关于明十三陵中定陵的考古发掘。因为，现在网上所传、甚至一些书籍中，讹传多多，人云亦云。

说到明定陵，关注考古的网友应该再熟悉不过了，这是1949年后国家主动发掘的第一座帝陵，也是迄今唯一一座主动发掘的帝陵。

当初怎么想起发掘明定陵的？

众所周知的说法是，原定发掘明十三陵之首陵——成祖朱棣的长陵，出于稳妥，决定先试掘一座规模小点的明陵，以摸索和积累经验，于是阴差阳错地选中了神宗朱翊均的定陵。

这个说法没错。但是，决定先试掘的明陵最初并不是定陵，而是世宗朱厚熜的永陵。在吴晗给国务院秘书长的信中，他给出了这样的理由：

“根据勘测结果和我们所掌握的资料，先在永陵（规模比长陵小，一部分地下门道已露出地表）进行部分试掘，深入了解陵墓结构、地形和安全情况，取得经验，以便拟定开发长陵的详细计划和编制概算，经国务院批准后，再正式进行长陵的发掘工作。”

从吴晗的信中可以看出，试掘永陵的理由有两点：一是规模比长陵小，二是地下墓道已暴露。

实际上，永陵的规模很大的，并不小，且并没有暴露墓道。

尔后，改试掘定陵——定陵仿永陵而建。

而改掘定陵，也是吴晗的“误判”。

时北京市文化局组织考古人员，对长陵及整个十三陵区进行了一番调查。在勘测定陵时，发现封土围墙南侧外墙皮有几层砌砖塌落，里面有砖砌券门的迹象。这一重大发现，被误认为是定陵的墓道。

吴晗获悉后信以为真，决定试掘定陵，并于1956年4月2日写信给郭沫若，汇报了此事。

1956年3月28日，吴晗代表中国科学院郭沫若院长，召集有关部门会议，讨论了明十三陵开发的问题，指定北京市文化局文物调查研究组先行调查，选定试掘对象。

调查组派人了3天，在进行了两天的调查后，北京市文化局给北京市政府出了份《北京市文化局关于开发明十三陵的试掘意见》，报送时长陵发掘委员会成员之一的王昆仑副市长。

“意见”并不支持试掘定陵。

理由归纳起来有这么三点：

一是定陵墓道并没有暴露，虽然定陵封土围墙西南隅露出有券门，但并不是墓道，很可能是运土的券门。

二是神宗统治最久，长达48年，其陵墓规模很大，不适于试掘。

三是定陵距长陵较远，又隔一道河滩，如果夏季山洪暴发，交通不便。

北京市文化局建议试掘明仁宗朱高炽的献陵。

理由也有这么三点：

一是献陵营建时间离长陵最近，陵墓内部建筑结构和祭祀制度变化较小，对长陵的开发可提供正确

的材料。

二是明仁宗在位时间很短，陵墓不大，便于发掘。

三是用工方便，献陵距长陵最近，便于和十三陵管理处联系，将来正式发掘长陵方便。

最后还特别强调 了一点——“十三陵中（长、景、永除外）明楼、方城、围墙的保存，献陵比较完整（定陵情况和献陵差不多），发掘后，修复开放，所费不大。”

这份“意见”当时抄送给吴晗办公室。

为什么不直接报送力主试掘定陵的吴晗？主要吴晗当时不是党员，系民主人士，按组织原则要先报给王昆仑。

但是，最后还是决定试掘定陵，这又是为什么？与周恩来的指示有关！

这里有个时间差，北京文化局的“意见”是1956年4月14日上报北京市政府的，而周恩来已在1956年4月11日批准试掘定陵。

周恩来为什么这么快就批了？这里又与郭沫若有关。

郭沫若收到吴晗4月2日的信后很激动，心急的郭沫若很快将吴晗的来信转交给了当时任国务院秘书长，就试掘对象定为定陵一事，请示了周恩来总理，周总理签字同意了。

事已到此，没有人再提出异议，定陵被挖了，这就是所谓“阴阴差错”——改错献陵的意见与周恩来的批示仅相隔差天，如果周恩来晚批3天，大家现在看到就是献陵地宫了！

为了发掘长陵，定陵被试掘来。那么，又怎么想起发掘长陵的？

一直到40年后，这个谜团才揭开，与外界所传完全不一样！

在此之前，大家仅知道是吴晗和郭沫若两人提出来的，对事件的最初起因并不了解。直到1999年，郭沫若的秘书王廷芳，在当年第二期《文物天下》上撰文《郭沫若与定陵发掘》，外界才知道真相。

王廷芳为什么要写这篇回忆性文章，这里面又有原因了。

当年《北京晚报》连载杨仕、岳南的报告文学《风雪定陵》。因为《风雪定陵》有很多不实之处，甚至编造《关于发掘长陵的请示报告》，把当已改称国务院仍说成是“政务院”，引起了当年定陵发掘亲历者和知情者的反感。

王廷芳文章最后质问作者：“请教杨仕、岳南先生，你们的那份报告是从哪里来的？总不会是你们杜撰的吧?对于这样一个十分严肃的问题,你们有义务也有责任加以说明。”

其实，王廷芳较真了，《风雪定陵》是“报告文学”，是文学作品，小说一样的，出现文学虚构和想当然是可以理解的，不过借纪实之名行文学之实，确实容易迷惑读者，至今很多网友信以为真。

正是因为带着这种情绪情绪，王廷芳把发掘定陵的最初起因交代了——这是一次秋游野餐引起的，最早口头同意的是最高领导是邓小平和李富春。

当时野餐聚会地点选在长陵边上，吃饭时，吴晗突然来了灵感，提议挖长陵。

这里原文抄录王廷芳《郭沫若与定陵发掘》部分内容——

1955年10月9日，星期天，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余心清局长，邀约了邓小平、李富春、郭沫若等同家人一起，到十三陵郊游。同时还邀约了其他一些人，我只记得有吴晗先生和新凤霞女士，大概连同工作人员有三四十人。

10月上旬的十三陵，秋高气爽，气候宜人；点缀在群山绿树中的一座座红墙黄瓦的明皇陵，景色宜人。国务院膳食科的科长带着几名工作人员，开来一辆大卡车，为大家准备了丰盛的野餐。

参加郊游的人先后到达长陵后，或一家人，或三五结伴，主要在长陵漫游参观；有些人还参观了附近的陵墓。中午所有的人都集中到长陵东侧的地上野餐。

这里遍地都是硕果累累的柿子树，柿子已开始泛黄。人们有坐有站，边吃边谈，欢声笑语，气氛很是热烈。大家自然地谈论起十三陵，尤其是长陵。

吴晗作为明史专家、北京市副市长，谈得最多，情绪也十分激动。谈着谈着，他突然当着邓、李两位副总理的面，大声地和郭老说：“郭老，长陵这样雄伟，里面一定很宏大，肯定会有很多珍宝陪葬，说不定还会有很多壁画和绝版的古书，咱们把它发掘开，搞个地下博物馆好不好?”郭老表示完全赞成，两位副总理和在场的其他的人也都表示拥护。

郭对吴说，你就负责起草一份报告给总理请求批准吧。吴爽快地说：“好，好。”

……

上述便是考古发掘明帝陵的起因和背景。

从王廷芳的文章中可以知道，发掘明陵不过是吴晗的“一时兴起”。而吴晗这一时兴起，不只造成了发掘后巨大的无可挽回的文物损失，也给他自己带来了不幸，留下人生重大而无限的遗憾。

对于发掘明陵，郑振铎、夏鼐等考古专家是坚决反对的。

郑振铎是时文化部文物局局长兼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郑振铎，夏鼐是副所长。听说吴晗要挖明陵，他们两人非常“震惊”。

当时共和国建国只有6年时间，发掘手段和文物保护技术非常落后，均不能承担发掘和发掘后的文物保护问题，郑振铎和夏鼎他们直接找到吴晗，希望能改变和放弃发掘明陵的主张。

但其时的吴晗“正是人生得意时”，风光无限，根本不认为有不妥。一直在1966年那场史无前例的运动兴起以后，在明神和他的两皇后尸骨被当作批斗对象焚烧后，他才知道自己错了——严重地错了。

1968年，吴晗以极其悲伤的心情、含着泪对夏鼐说：“作铭（夏鼐的号），在定陵发掘这件事上，到现在我才明白，当初我们的论争，你和老郑（郑振铎）是对的，你比我看得更远!”

说了这话的第二年，即1969年10月11日，吴晗在狱中被迫害致死，死前头发都被拔光了，其骨灰至今下落不明。

可以想见，吴晗死前应该怀着无尽的悲愤和悔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