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源中华文明 倾听燕赵跫音

追寻人类历史足迹，探索中华文明源流。

经过几代学者接续努力，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工程的研究成果，实证了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河北，作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区域，在这些阶段均有体现。

旧石器时代，是人类史前史的第一篇章，终止于距今一万年前后。这一漫长阶段占人类历史99.9%以上。泥河湾，是除非洲之外，最完整连续记录人类演化进程的区域，被誉为“东方的奥杜韦峡谷”。迄今，该区域旧石器考古调查发现遗址380多处，基本构建起近200万年人类发展演化时空框架。

距今一万年左右，人类进入新石器时代，但这个过渡阶段，始终存在诸多谜题。近年来，冀西北一带新石器考古取得重大收获——距今8600年至7000年的康保兴隆遗址，距今7720年的尚义四台遗址，填补了河北北部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空白……

直立行走、打制石器、嵌石为刃、制陶垒房、农耕畜牧……在河北考古人执着的寻根溯源下，这一区域的重要考古发现层出不穷，研究成果惊喜不断，逐渐勾勒出一幅远古先民的画卷，揭示出中华大地上远古人类生存演化的印记。

聚焦燕山以北，探索北方地区旧、新石器过渡

在国际考古学界，有一个令古人类学家、考古学家和第四纪地质学家共同关心的热点问题，那就是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问题。

1926年，英国考古学者布基（注：引自贾兰坡先生的文章）在其所著的《我们的先祖》一书中，把农耕、饲养家畜、制陶术和磨光石斧，作为新石器时代的四个特点。布基的观点也被我国的学者们所沿用，有所不同的是，把四个特点之一的“磨光石斧”，扩大为“磨光石器”。

按照这四个特点，在中华大地上，江西万年仙人洞发现陶器年代距今20000—19000年，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陶制品。湖南道县玉蟾岩发现了1万年前一种兼有野、籼、粳综合特征的特殊稻种，体现了从普通野生稻向栽培稻初期演化的原始性状。浙江上山遗址发现距今9400年处于驯化过程中的水稻。而磨制石器，最早出现于山西吉县柿子滩，距今20000年，可能用于研磨颜料。在我省南庄头遗址，发现狗等动物骨骼，是最早的家畜饲养动物，距今10500年。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问题上，南方新石器时代发展轨迹比较清晰——从浙江上山（10000年）到湖西（9000年）、跨湖桥（8000年）、田螺山（7000年）、马家浜（6000—5000年），再到良渚（5300—4500年），文化谱系一脉相承，完整阐释了从万年文化向5000年文明发展的进程。

这些年来，围绕我国北方（主要指华北地区）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的考古研究，我国的考古学家持续进行着不懈的探索，取得了丰硕成果——

2022年，山东临淄赵家徐姚遗址发现我国北方最早的陶器，距今13500年。河南新密李家沟遗址发现石片石器文化层、细石器文化层、李家沟文化层、裴李岗文化层等旧、新石器时代连续的文化堆积，实现了旧、新石器时代过渡时期年代链接，其中，李家沟文化层测年为距今9000年。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沟遗址发现8000年前碳化粟黍颗粒；河北磁山遗址发现近8000年碳化谷物窖穴。在南庄头遗址发现10500年前家养动物狗的骨骼。更为重要的是在阳原泥河湾盆地，发现距今176万年到1万年人类文化遗存，基本建立起距今176万年到1万年人类发展年代框架。

尽管研究成果不断，但按照石器时代过渡四个特征来看，我国北方地区在这一领域的研究仍显薄弱。在笔者看来，这或许与我国北方地理环境南北差异较大有关，而这种差异在燕山南北两翼体现得尤为明显——

燕山—长城沿线，是我国地理上第二阶梯和第三阶梯的分界线，也是历史上农耕文明、游牧文明的分界线。因此，石器时代过渡学术研究上，不得不考虑这种地理环境的差异性。换言之，在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问题上，可能存在着不同的发展轨迹，华北南部的石器过渡时间可能早于华北北部地区。

在华北南部，李家沟遗址呈现出了明确的早晚叠压的文化堆积和清晰的过渡轨迹，但缺乏农业起源的直接证据资料。磁山遗址发现的谷物窖穴，说明农业已经达到成熟阶段，在此之前，还应该有一个农业孕育、发展和形成的过程。在燕山以北地区，除阳原于家沟遗址外，还缺乏和于家沟遗址相连接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遗存，在石器时代过渡方面存在明显的年代缺环，也难以找到文化堆积叠压的证据。

因此，这就使得我们不得不借助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开展综合研究，探索燕山以北地区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的路径。

扎根冀西北，收获新石器时代重要发现

对于河北考古来说，燕山以北是个广袤区域。

这些年的考古表明，燕山以北地区发现的距今1万年的遗址，较多集中在阳原泥河湾盆地。在这里，发现近百处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存，其中较著名的遗址有虎头梁遗址、籍箕滩遗址、于家沟遗址等。考古界学术研究，需要打破地域界限，进行整体性的分析和梳理。

籍箕滩和虎头梁遗址，发现较多锛状器和细石器。这个地区最早的陶器，发现在于家沟遗址，距今11600年。在燕山一带出土了陶器残片的，还有北京怀柔转年遗址，距今9600年前后。但是，由于缺乏早于8000多年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资料，所以制约了燕山以北地区石器时代过渡和农业起源的研究。

一代代考古人没有放弃，他们在更为广袤、纵深的领域“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围绕这些谜题，近些年间（2015年至今），在内蒙古高原南部地区发现了化德县裕民遗址、四麻沟遗址，在河北张家口发现了兴隆遗址、尚义四台遗址等，这些考古发现为解决上述问题提供了重要线索。2020年，国家文物局发布五项考古新成果，其中就有河北康保兴隆遗址。

那么，从这片区域来看，这几处遗址的诸多发现为何令人振奋呢？

裕民遗址，发掘面积3150平方米。发掘清理房址14座，灰沟1条，墓葬1座。房址分圆形和椭圆形两种，为半地穴式，个别房址发现斜坡式门道。出土陶器器型有尖圜底釜、圜底筒形罐、平底筒形罐、板状器、杯等。石器多为打制石器，有少量磨制石器，器物种类丰富，器型有镞、钻、锛、斧、凿、锄、刀、石球、杵、磨盘、磨棒、磨石、整直器等。其他为细石核、细石叶、石片等。骨器多用动物肋骨、肢骨或肩胛骨制成，器型有锥、刀、铲、刀柄、标枪头柄、匕、针、笄等。

四麻沟遗址，发现21座房址，分圆形、圆角长方形、长方形三种。房址均为半地穴式，绝大部分房址有门道。出土陶器全部为手制，器型有饰麻点纹筒形罐、敞口小底罐、板状器、圜底杯、纺轮、陶饼、饰件等。打制石器占多数，磨制石器种类增加，器型有磨盘、磨棒、磨石、铲（锄）、犁、镢、镐、斧等。细石器有石核、石叶、石片等。骨角器多用动物肋骨、肢骨或肩胛骨制成。

兴隆遗址，位于张家口康保县，共发掘14座房址，3座墓葬。该遗址文化堆积复杂，文化延续时间长。共分为五个时期：第一期文化遗存，陶器以大口圜底釜和板状器为主；第二、三期文化遗存，以饰麻点纹平度筒形罐为主；第四期，发现的陶器为素面圜底釜，以及石磨盘，石磨盘上残留红色颜料；第五期，发现2座圆形土坑墓，圆形土坑墓为蹲踞葬，随葬品丰富。

四台遗址，位于张家口尚义县，发现8座房址，呈方形或长方形半地穴式。文化遗存分为两期。第一期，陶器为素面大口罐和小平底筒形罐。石器多为磨制石器，打制石器较少。主要器型有铲（锄）、磨盘、磨棒、斧、锛、带齿器、穿孔石珠、饼形器、整直器、圆饼状穿孔石器等。细石器有石核、石叶、刮削器等。还出土了骨、角、牙、蚌器。第二期，出土夹砂大尖圜底罐1件。

历史告诉我们，人类演进中的一小步，往往意味着整个文明进程的一大步。

梳理和研究这四处遗址会发现，裕民遗址、四麻沟遗址、兴隆遗址的出土器物，是以饰麻点纹、编织纹圜底釜、筒形罐等陶器为代表的裕民文化，距今8600—7000年。四台遗址出土器物，是以素面大口筒形罐和小平底筒形罐等陶器为代表，年代距今7720—7630年。它们与周边发现的同时期文化遗存考古学文化内涵明显不同，为我国北方新石器时代中期考古学文化研究增添了新的元素。

而从出土遗物反映出的共性特征来看，当时获取食物的主要工具是石器，包括打制石器、磨制石器和细石器。打制石器主要用于砍伐物体；磨制石器主要用于研磨食品或锤击果核；细石器主要与其他棍棒类物体组成复合工具，用于狩猎或剥（刮）取动物皮毛。三种石器在构成比例上的变化，意味着人类生业方式发生的变化。而陶器的出现，则意味着蒸煮食物出现，除烧烤熟食制品外，增加了熟食物品的种类，说明人类饮食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在这里，远古人类的鲜活面貌和生存场景，变得愈加丰富清晰。

立足文明起源，探寻文化传播路径

满天星斗，照耀远古先民之路。新旧石器过渡研究，要从大视野中去剖析路径。

内蒙古和河北毗邻。内蒙古高原，位于阴山山脉之北，大兴安岭以西。海拔1000米至1200米，南高北低，北部号称“瀚海”，南缘已到达张家口坝上地区。而张家口地区，我国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称之为中原与北方古文化接触的“三岔口”，又是北方与中原文化交流的双向通道，重要性不言而喻。

文明起源中，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农业起源。人类学家普遍认为，陶器的出现，促进了农业的产生和发展，促进了人类居住方式的改变，由狩猎流动性向群体栖居形态转变。而这片区域上，这几处遗址和周边一些遗址，共同为破解石器过渡时代的农业起源提供了重要信息。经统计学分析，可得到这样的演进信息：

距今8600年的裕民一期文化中，打制石器占绝大多数，少见磨制石器，细石器占较大比重；陶器只有圜底釜、板状器、陶杯几种类型。

距今8000年的裕民二期文化中，打制石器仍占主体，而磨制石器种类增加，尤其出现了石磨盘和石磨棒组合工具，还有磨制的饼形研磨器，细石器比重明显减少；陶器则受周边兴隆洼文化影响，出现了多种形制的平底筒形罐。

距今7720年的四台遗址时期，磨制石器占绝大多数，石磨盘和石磨棒在房址内成为常见器物，而且磨耗程度较深，石磨盘磨成了凹形；石铲作为锄土工具磨制更加精细化，便于装柄使用的有肩石铲、亚腰石铲、双亚腰石铲、双孔石铲等；细石器比例严重偏低。陶器器型变大，出现深腹大口筒形罐。

尤为重要的是，上述变化也反映在出土动物骨骼和植物种类方面。

根据动物骨骼鉴定和植物浮选得出的结果，裕民一期文化发现的植物包括小麦族，黍亚科以及百合、天花粉、香蒲等块茎类植物。植物种子有粟、水棘针、繁缕、藜、大籽蒿、猪毛菜等。动物种类有蚌、雉、鸟、狗、狼、马鹿、梅花鹿、狍、野兔、野马、野驴、野牛、野猪等，其中狗为驯养家畜。有较多大型动物，说明人类狩猎和植物采集占主导地位。裕民二、三期文化遗存，浮选出栽培作物粟、黍以及山杏、大籽蒿、藜等野生植物。四台遗址还发现粟、黍和小麦族等植物遗存。

进一步分析发现，裕民一期文化中，先民以狩猎和植物采集为主，经过浮选，发现粟的种子，或处于粟类作物孕育阶段。裕民二期文化遗存、四台遗址、敖汉旗兴隆沟遗址发现碳化粟颗粒，这几处遗址都已形成群体聚落居住方式，出土了大型研磨类磨制石器。四台遗址磨盘、磨棒和石铲类掘土工具数量急剧增加，还出现了较大型蒸煮类陶器，说明在这一时期，人类经过长期摸索，已认识到粟黍类等农作物具有食用和种植价值，粟黍类等农业种植或已趋于成熟。

从这一区域来看，这几处文化遗存出土的石器类型与阳原泥河湾盆地虎头梁、籍箕滩和于家沟遗址都表现出文化传承性特点。这些石器，能够把这一区域新石器中期文化遗存与旧石器晚期文化遗存有机连接起来，为石器时代过渡研究提供重要信息。

仅仅如此吗？人类文明源远流长，把目光投向更广阔时空，会有更惊人发现——

这片区域上，裕民一期文化出土的麻点纹圜底釜，所体现出的文化特征与贝加尔湖洪格尔卡出土器物存在相似性。裕民二期文化出土的平底筒形罐，又明显受到来自东部区域的兴隆洼文化因素强烈影响。四台遗址出土的素面平底筒形罐，又与崇礼邓槽沟梁遗址出土筒形罐具有相似性，反映了二者之间存在某种联系。四台二期文化出土的大口尖圜底罐，与俄罗斯贝加尔湖地区卡林加河口、叶尼塞流域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大口圜底罐器形、纹饰、制法十分相似。

这些考古学文化上的相互关系，充分反映了内蒙古高原南部和冀西北地区，在东西南北文化交汇中的重要地理位置。譬如，我们所熟悉的“万里茶道”。其中，张家口以北线路有东、中、西三条路线。清代李桂仁在《明清时代我国北方的国际运输线——张库商道》中说：“这条商道作为贸易之途，大约在汉唐时代已经开始。出现茶的贸易，大约不晚于宋元时代。”而今，从阳原泥河湾盆地和内蒙古高原考古调查及考古发现来看，张家口以北地区这条人类通道，可以追溯到万年前或者更早。

譬如，阳原于家沟遗址，发现的楔形石核和柱状石核、细石叶等细石器，广泛分布于内蒙古高原，最远到贝加尔湖周围地区。这些文化遗存反映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来自贝加尔湖的一些居民不断沿这条通道南下，抵达内蒙古高原南部——有的在河流阶地或湖泊周围定居下来，与生活在附近的人们交流融合，从狩猎采集到种植农业，繁衍生息，融入当地文化系统；有的则成为匆匆过客，仅留下一些生活遗迹或遗物；当然，也有来自于我国内陆的一些居民沿着这条通道北上，将我国内陆的文化因素传播到贝加尔湖及周围地区。

一幅远古先民迁徙和交流图景，在考古人的抽丝剥茧中徐徐呈现。

基于这些重要发现和成果，2021年9月，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组织邀请全国十余家考古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的专家学者们，在康保县召开“冀蒙晋交界地区新石器时代早中期遗存考古研究座谈会”。

专家们认为，近年在冀西北坝上及内蒙古南部地区发现的新石器时代考古材料，文化面貌新，年代早，范围覆盖广，学术意义重要，为冀蒙晋交界地区的新石器文化研究注入了新的文化因素。围绕这些文化遗存的研究，对新石器时代早期中期北方族群迁徙、文化交流与融合、聚落和生业、环境变化和农业起源等课题研究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整合学术目标，开展区域联合考古研究已势在必行。

“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考古学不仅是一门脚踏实地的学科，也是一门仰望星空、探索未来的学科。

如今，考古工作者们依托这些遗址，以考古发掘为基础，正致力于联合开展“蒙古高原南缘新石器早中期（BC10000—7000）考古研究”，努力推动构建该地区新石器时代早中期考古学文化序列、年代框架，探索该地区聚落与社会发展历程，以及环境变迁等课题研究。未来，河北的新石器考古研究将持续推进，继续探寻人类历史星空中那缕熹微的文明曙光。

来源：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作者：张文瑞

文章发表于《河北日报》2022年12月09日 09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