裘锡圭：董作宾小传

董作宾，字彦堂，又作雁堂，别署平庐；清光绪二十一年二月二十四日(1895年3月20日)生于河南省南阳县，1963午11月23日卒于台湾省台北市；是一位在甲骨学上有重要贡献的学者。

董氏出生在一个商人家庭，幼读私塾，1915年春考入南阳县立师范讲习所，次年冬以第一名毕业。1918年春赴开封，考入河南育才馆(培养县政府工作人员的学校)，1919年冬毕业。毕业后留在开封与友人一起办报。

1921年冬董氏赴北京求深造。次年在北京大学作旁听生。1923至1924年在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作研究生，兼任国学门歌谣研究会的刊物《歌谣周刊》的编校。1925至1927年先后任福建协和大学国文系教授、中州大学文学院讲师、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干事、中山大学副教授等职。1927年下半年任职于中山大学时，与傅斯年相识。傅氏是为中央研究院筹建历史话言研究所(下文简称“史语所”)的主要人物，对董氏的学术生涯有重要影响。

1928年春“史语所”筹备处在广州成立，聘请当时因母病回南阳的董氏为通信员。8月董氏赴安阳小屯，为筹备处调查殷墟甲骨出土情况。l0月“史语所”正式成立，聘董氏为编辑员。同月，由董氏主持在小屯进行试掘，获有字甲骨800余片及其他器物多种，是为“史语所”第一次殷墟发掘。1932年“史语所”改聘董氏为研究员。从1928年l0月至1937年6月，“史语所”共进行殷墟发掘15次。由于抗日战争的爆发，这项考古工作被迫中止。董氏是第一、五、九等三次发掘的主持人，第二、三、四、六、七等次发掘的参加者，并受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委托，监察第十一、十三两次发掘。此外，他还参加过城子崖的发掘工作(1930年)，主持过滕县的发掘工作(1933)，并调查过登封的周公测景(影)台古迹(1936)。

董氏在“史语所”成立至抗日战争爆发这一时期中的主要学术工作，是整理、研究“史语所”发掘所得的殷墟甲骨。董氏的甲骨文断代学说就是在这一整理研究过程中形成的。1933年董氏发表著名的《甲骨文断代研究例》一文(载《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上册)，奠定了他在甲骨学界的地位。

抗战期间，董氏随史语所内迁，大部分时间生活在昆明和四川南溪。抗战胜利后，在1946年冬回到南京。1944至1946年，董氏曾代理“史语所”所长职务。董氏在抗战期间的主要学术工作，是根据甲骨文资料研究殷代年历。其研究成果《殷历谱》由董氏手写成清稿付石印，出版于1945年。

1947至1948年，董氏应美国芝加哥大学之聘，任中国考古学客座教授，讲授甲骨、金文等课程。1948年底返国。是年，董氏被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董氏所编的著录第一至九次殷墟发掘所获甲骨文的《殷墟文字甲编》，以及著录第十三至十五次殷墟发掘所获甲骨文的《殷墟文字乙编》的上辑，也都于是年出版(《乙编》中辑于1949年出版，下辑于1953年在台北出版)。《甲编》早在1936年就已编成付印，由于战争的影响，拖延到l0余年后才得以出版。《甲编》、《乙编》二书共著录甲骨13000余片，“史语所”发掘所获有字甲骨绝大多数已包括在内。

1949年，董氏随“史语所”迁至台北市，除任“史语所”研究员外，还被聘为台湾大学教授。195l至1955年8月，任“史语所”所长，同时仍兼台湾大学教授。1955年8月赴香港，任香港大学东方文化研究院研究员，以后又在香港大学、崇基书院、新亚书院、珠海书院等校任历史学或甲骨钟鼎文教授。1958年秋返台，仍任台湾大学教授和“史语所”研究员。1963年11月23日病逝于台湾大学附属医院。董氏治学的晚期致力于古史年历的研究，所著《中国年历总谱》1959年由香港大学出版。董氏赴台后比较重要的著述，还有《西周年历谱》(1952，载《“史语所”集刊》23本下册)、《甲骨学五十年》(1955，后由严一萍扩编为《甲骨学六十年》)等。此外，董氏还创办了《大陆杂志》和《中国文字》期刊。

建立殷墟甲骨文断代学说，是董氏在学术上最重要的贡献。董氏在1931年发表于《安阳发掘报告》第三期的《大龟四版考释》一文中，第一个指出殷墟甲骨卜辞中记“贞人”之名的现象以及“贞人”名在甲骨断代上的重要作用。他指出很多卜辞开头一句中的“卜”下“贞”上一字，是记占卜时命龟者之名的，并将这种命龟者定命为“贞人”。他认为殷墟甲骨卜辞是200余年间七世十一王的卜辞，应该根据坑层、同出器物、占卜事类、所祀帝王、贞人、文体、用字、书法这八种标准来加以断代。在1933年发表的《甲骨文断代研究例》中，董氏全面论证了他的断代学说，把断代标准定为世系、称谓、贞人、坑位、方国、人物、事类、文法、字形、书体等十项，并将殷墟甲骨文的时代划分为五期：盘庚、小辛、小乙、武丁为第一期，祖庚、祖甲为第二期，廪辛、康丁为第三期，武乙、文丁为第四期，帝乙、帝辛为第五期。断代学说大大提高了甲骨文作为历史和语言资料的价值，把甲骨文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具有极为深远的意义。但是董氏似乎认为同一时期的甲骨文基本上应该有同类的书法、字形、文法、事类等等(实际情况与此有颇大出入)，因此把本应分开的为甲骨文分类(即按照字形、书法等方面的特点把全部甲骨卜辞分成一些不同的类型)和为甲骨文断代(即根据甲骨卜辞中出现的对先王的称谓等线索确定各类卜辞的时代)这两个步骤混同了起来，这是不妥当的。这种简单化的做法导致了董氏分期上的一些失误。

在《殷历谱》中，董氏又提出了分派的学说，作为分期学说的补充。他根据甲骨卜辞所反映的礼制等方面的情况，把祖庚以前诸王和武乙、文丁划入旧派，祖甲、廪辛、康丁和帝乙、帝辛划入新派；认为武乙、文丁卜辞，尤其是所谓“文武丁(即文丁)卜辞”具有复古倾向。据近人研究，董氏所谓具有复古倾向的武乙、文丁卜辞，多数可能是武丁时代和武丁至祖庚时代的卜辞，只是跟其他武丁时代和祖庚时代卜辞属于不同类型而已，复古之说恐不可信。不过分派的学说不管其具体结论是否可信，确实揭示出了甲骨卜辞中一些需要加以解释的重要现象，对于甲骨文的断代研究和礼制等方面的研究是起了推进作用的。

总的来看，董氏的断代学说尽管有不够精确和错误之处，但其主流显然是正确的。董氏在甲骨断代方面的开创和奠基之功，是为学者们所公认的。

董氏在《殷历谱》中大量使用把见于同一片和不同片甲骨上的很多有关卜辞按占卜日期排列起来进行综合研究的排谱方法，并从“新派”的卜辞中整理出了商王按照严格规定的日程逐个祭祀先王、先妣的“五种祀典”(后来的研究者或称为“周祭”)的制度，这些对于甲骨文研究也都起了较大的推进作用。但是董氏在研究殷代年历方面所得出的结论，并没有得到大多数学者的承认。

董氏所著单篇文章颇多，内容涉及甲骨学、古文字学、殷商文化与历史、古史年历与历法、民俗与歌谣、古代艺术以及语言学等很多方面。其文集有1962年世界书局出版的《董作宾学术论著》和1963年艺文印书馆出版的《平庐文存》。董氏卒后，其弟子严一萍搜集其著述，编成《董作宾先生全集》，由严氏所办的艺文印书馆于1978年出版。全书共十二册，董氏的专著和绝大部分文章都已收录在内。

来源：裘锡圭：《文史丛稿 上古思想、民俗与古文字学史》，上海远东出版社 , 201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