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元以前木构建筑分布及区域特征

上图 牛力 绘制

山西，

是中国文物大省，

所遗存的古建筑序列完整、品类众多，

现存元代及以前木结构建筑518座，

居全国之首，

一定程度上反映了

我国古建筑的发展演化过程。

这些建筑遗产分布全省各地，

形成了不同区域的文化特征。

本期推出的是，

山西省古建筑与彩塑壁画保护研究院李会智

撰写的文章：

山西元以前木构建筑分布及区域特征

文章对山西元代及以前木构建筑

数据及分布进行统计，

并粗略分析其区域性文化特征，

为业内提供比较可靠的研究数据和基础资料。

山西地处黄河中游，太行山之西，历史久远文化厚重，现存古代建筑遗产遍布全省各地。柴泽俊先生在1989年根据文物保护单位及现场考察，确定了山西宋金木结构建筑106处，占全国同期的72.6%。

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下简称“三普”）数据公布后，元代及以前的建筑遗产数量大幅度增加。基于“三普”数据，国家文物局网站2012年7月24日在《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圆满完成》一文中，公布了全国不可移动文物总量为766722处（不包括港澳台地区），新发现登记不可移动文物536001处，复查登记不可移动文物230721处，新发现登记占登记总量的69.91％，其中古建筑类263885处。

在这之前，山西文物局网站在《山西省向国家文物局数据中心正式移交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电子数据》一文中，也发布了2010年6月10日山西省文物局向国家文物局移交山西不可移动文物电子数据，称全省“共登记不可移动文物55575处，其中新发现37824处，复查17751处；从文物类别上看，古遗址11205处，古墓葬4249处，古建筑28640处，石窟寺及石刻3365处，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7640处，其他476处；登记消失文物2588处”。新发现登记占登记总量的68.06％。其中古建筑占全国10.85％。

本文通过对“三普”相关数据的年代和分布进行筛选，并对现场遗构逐一考察研究，经核对后统计出山西迄今保存元代及以前木结构建筑最为翔实的数量，并从建筑所承载的文化内涵角度对其进行简要分析，以供学术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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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古建筑得以保留的因素

山西省遗存的时代序列完整、品类众多且地方特征显明的古建筑，得以保留至今主要取决于山西优越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

1.1 自然环境

1.1.1 古代的茂密森林及黄土带

山西省位于黄河中游，黄土高原东部。古代的茂密森林和山脉，以及适应土木工程的黄土，为先民们营造活动“就地取材”提供了丰富的土、木、石等建筑材料资源。地史时期的远古时代，山西地区茂密的森林形成了丰富的大煤田。距今250多万年的第三纪上新世末至第四季初的更新世之交，山西形成了疏松深厚的黄土堆积层。新生代第四纪，进入人类时代，人类先是栖居于森林，围猎而生，继而猎、耕并重，毁林垦殖现象始现。当时山西地区的森林仍遍布山地、丘陵和平川，估测山西地区森林面积约占总面积的90％之多。

据《我国森林资源的变迁》记载，新石器时代晚期山西森林覆盖率达到63％，战国后期下降至50％，秦汉至唐宋时期下降至40％；清初下降至18.8％。据翟旺《山西森林变迁史略》约略统计：夏商以前山西森林覆盖率高达70％以上；西周至战国（公元前11世纪—前212年）时期，为60％~50％之间；秦汉至隋朝（公元前221—公元168年）时期，为50％ ~40％；唐至元（公元618—1368年）时期，为40％~30％；明初为30％左右，明代中叶后突降至15％以下；清朝5％~10％；民国4％~5％；1949年的森林覆盖率2.34％。

森林覆盖逐代减少的主要原因，除干旱、严寒，土壤盐碱化，雷电引起火灾等自然因素外，还有毁林拓田、建筑用材和畜牧业，以及国防军事等人为因素。古代社会掠夺式地从自然中获取资源以求发展，导致资源日益减少，其中以大兴土木耗费森林资源尤甚。

山西地区茂密的森林为历代建都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建筑材料。据有关资料记载，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兴建宫殿便取材于中条山和太行山。秦统一后，兴修阿房宫，取材于山西中条山及蜀山等地。北魏最初建都平城 (今山西大同市东北)，其宫室住宅建筑所需之木当来自附近山区；迁都洛阳后，在平城废墟上大建宫殿、佛寺，所需木材数量惊人，皆来自吕梁山区，并由黄河、汾河漂流抵运洛阳。东魏在邺（河北临漳）建都，取材上党。隋、唐都长安，建宫殿，其树木采伐扩大至晋北宁武县芦芽山和吕梁山岚州一带。北宋在开封修建宫殿，所需木材也取材于吕梁关帝山一带。元代建西安王府，取材于吕梁山、芦芽山，顺汾河、黄河运出，有“万筏下汾河”之盛况。明代北京修建紫禁城及宫殿、王府、陵寝等，取材于雁北。

有关应县木塔的建造，民间有“砍尽黄花梁，修起应县塔”的传说。这些都充分体现出古代山西地区的森林和黄土地为先民们营造活动提供了“就地取材”的优越条件。

1.1.2 “ 表里山河”的地理环境

“表里山河”的山西，受来自海洋温湿的夏季风影响较小，受大陆内部冬季风影响较大，气候干燥，有利于古建筑的保存；而环山带河及古代森林得天独厚自然环境，赋予了山西深山藏古刹的优越条件。

山西地形复杂，是一个由许多复杂山脉构成的高台地，山地占全省总面积的70％以上。东界太行山天然屏障，西、南以黄河为堑，《左传·僖公二十八年》形容为“表里山河”。就在这约占全国总面积1.6％的土地上，保留了如今占全国10.85％的古建筑。

1.2 人文环境

1.2.1 兼容并蓄的文化，蕴含着敬畏之情和传承之意

山西，华夏文明古老的发祥地之一。东邻河北，西界陕西，南接河南，北连内蒙古。相传史前人文始祖尧、舜、禹先后在此建都立业。《帝王世纪》记载，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春秋时期，大部分属晋国领地，简称“晋”；战国时期，韩、赵、魏三家分晋，得名“三晋”。

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的碰撞与融合形成了厚重的三晋文化。兼容并蓄的三晋文化，培育了山西人敦厚朴实、勤劳节俭、崇礼守信、崇尚正义的品质，也孕育了持重守成、墨守成规、故步自封的地域文化。三晋文化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哺育了生长在这块黄土地上的人们对道德、良知及对自然和祖先的敬畏之情、信仰之意。这种“敬畏和信仰”，贯穿在传承和保护文化遗产的思想意识和所有实践中。

1.2.2 培育了一批能工巧匠

古代山西工匠在15.63万km2地形复杂的三晋大地上创造了不同类型的建筑作品。考察山西各地寺观庙宇题记及碑碣，多有“本村木匠、石匠”等记载。因对此未进行专项考察整理，故无准确数据。

从佛光寺东大殿的题记中可推断，这座唐代大殿是宁公遇从京都长安带来督工与当地工匠共同建造的。陕西西安市蓝田县王顺山下的明代水陆庵前殿释迦牟尼佛莲花台，发现“佛像士乔仲超等山西四人造”题记，证明山西工匠明代已走出山西发挥技能。传承至今的山西工匠主要分布于晋南万荣，晋中榆社，晋北定襄、五台，近年来晋东南也组建了一些古建筑施工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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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元以前木构建筑区域分布

2.1 古建筑区域划分

考察山西木结构建筑技术、手法和文化特点的地域性，大体可划分为4个区域：北部区域，包括忻州、大同、朔州；中部区域，包括太原、吕梁、晋中、阳泉；东南部区域，包括长治、晋城；南部区域，包括临汾、运城。

2.2 元以前木结构建筑数据统计

北部区域30座，中部区域89座，东南区域274座，南部区域125座，共518座（表1）。

表1 山西唐至元木结构建筑区域分布

及占全国比例统计表

表1数据来源有二：一是山西本地的数据，以三普统计的数据为基础，依据一至八批国保名单、山西省一至五批省保名单及省保第六批公示名单，并是现场逐一核查的结果；二是其他省的数据，根据一至八批国保名单数据，并对个别省现场及网络资料核对形成的结果。

在核对已公布的山西文物保护单位时，发现部分建筑有与实物遗存时代不符的现象，对此进行调整后按实物遗存时代统计入表。如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平遥金庄文庙，公布为“元至清”。现场核查脊檩下东、西端分别遗有“大元延二年修造”和“大明万历四十四年四月初四日重建”，随檩枋下有“民国六年旧历六月初六日发起”题记。脊檩下题记书写风格及陈旧程度相同，为同期所题。与此相同的祁县东观兴梵寺大雄宝殿，公布为“宋”，脊檩下东、西端分别题有“大宋天圣叁年始建”和“大清康熙二十六年移建”，亦同期所题。

结合山西中部区域同期建筑梁架结构及制作手法分析，金庄文庙为民国遗构、兴梵寺大雄宝殿为明代遗构。故此次没有录入本表。1988年1月公布为唐代的第三批国保单位平顺天台庵弥陀殿， 2014年修缮时发现，在脊与替木间遗有“长兴四年九月二日……造建”之题记，结合山西现存唐至宋代木结构建筑构架体系及营造手法分析确定为五代遗构，故列入五代栏。

表中全国存储唐至元木构建筑数量中，敦煌莫高窟、唐代196窟檐、宋代窟檐、河北正定开元寺钟楼暂未统计入表1。查莫高窟196窟檐有关资料，为唐景福二年（893年）遗存，被认为半座唐代木构建筑。正定开元寺钟楼，柱顶石刻有唐大中十年（856年）字迹，清代重修时改变了上层结构，1988年钟楼落架重修时，参照下层唐代遗构和山西五台南禅寺大殿予以复原为唐代构架。正定府文庙戟门，实物考察，梁架结构及铺作等构件明代特征显明，2006年列入国保单位，公布为元代遗存，故记录本表内。

2.3 山西有年代可考的元以前木构建筑

山西现存518座元以前木结构中，有直接或间接年代（文字记载）可考的244座。其中,所遗3座唐代和4座五代遗构均有题记记载；宋代34座遗构中，有年代记载的26座；辽代3座遗构中，有确切年代记载的2座；金代120座遗构中，有年代记载的70座；元代354座遗构中，有年代记载的138座。其中有24座宋、辽建筑早于宋崇宁二年（1103年）《营造法式》刊行之年。这些遗构历经不同时代的修复，留下了不同时代的历史信息，形成了不同时代的建筑文化层（图1），详见表2。

表2 山西省唐至元代木构建筑分布统计表

从这些遗构中总结类比分析研究，不但可得出山西唐至元代古木构建筑发展的4个时期，即唐代技艺成熟期，五代转型时期，宋、辽完善发展期，金、元继承和多样化探索期；同时可类比出山西木结构建筑4种结构特征，即梁驼峰式、梁驼峰铺作式、梁蜀柱式、梁蜀柱插梁式。更加重要的是，本研究为探讨山西古建筑发展史和各时代的古建筑修复理念以及预防性保护提供了基础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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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宗教建筑

突出的区域性文化特征

山西遗存的古建筑文化内涵丰富多彩，其所承载的文化内容共性与个性特征异常明显。所谓共性特征，是指寺院、道观及城隍庙、文庙、关帝庙等聚落性宗教建筑，它们分布于各区域城市中，文化内涵统一，是一个城市必有的文化音符。所谓个性特征，是指不同历史时期匠师们在各自不同地理环境和社会人文环境中所创建的带有强烈的区域性文化特质的宗教建筑。这一文化特质，反映出不同民族的生活习俗和在文化交融中所形成的各自突出的民俗信仰。

根据不同区域文化的突出性，可将山西古建筑划分为4个个性区系（图2），即北部区系的雁门佛教建筑区，是以佛教为主流形成的“佛教建筑”区；中部区系的并州多教建筑区，是以多教信仰为特质形成的“多神崇拜建筑”区；东南部区系的上党诸神建筑区，是以地方神教为主流形成的“太行山诸神建筑”区；南部区系的河东祭祖建筑区，是以耕读文化为主流形成的南部“祭祖建筑”区。

3.1 雁门佛教建筑区

山西省北部地区，是中国古代中原农耕文化与北方游牧文化的交界地，是山西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搏击和民族大融合的前沿阵地，形成了以佛教为主流的“佛教建筑”区。

两汉之际，佛教由古印度经西域传入中国内地，此时大同地区开始建有佛寺，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得以盛行、发展。十六国时期，西域僧人佛图澄（龟兹人）来华传播佛法，波及大同地区。东晋道安率众徒北上雁门弘法建寺。北魏时期，大同作为当时北方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佛教艺术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平城模式”的艺术风格，对当时中原地区佛教艺术的发展起着引导性的作用，形成了雁同地区的北方佛教中心。隋唐佛教蓬勃发展，至明清大同经久不衰。据记载：北魏平城京都内有寺院百所，僧尼2000人；平城周围有寺6 000余所，僧尼近8万人。

五台山是忻州佛教文化的代表，与四川峨眉山、安徽九华山、浙江普陀山共称“中国佛教四大名山”，且居其首，是我国唯一兼有汉地佛教和喇嘛教的佛教道场。

古籍记载，东汉永平年间已有佛寺建筑。北齐时有200余座，唐大中年间可查到名寺64座，宋嘉年间可查到名寺72座。明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碑刻记载90座，其中大寺12座，五顶寺5座，诸山中小寺39座，诸山丛林寺34座。北魏孝文帝，隋炀帝，宋太宗，元成宗、英宗，清康熙、雍正、乾隆、嘉庆等都曾驾幸五台山，自北魏到清朝历朝皇帝、皇后下诏、遣使朝拜从未间断。

山西现存寺院规模之大、单体量之宏伟、时代之早，以北部大同、朔州、忻州为最。如大同华严寺、善化寺，应县佛宫寺、朔州崇福寺，忻州五台山佛教建筑群等。

3.2 并州多教建筑区

山西中部地区，是华夏民族与草原民族交往和冲突的中心地带融合之地，也是各种思想剧烈碰撞和社会变革的前沿平台。从夏商周到宋元明清，先后有群狄、诸戎、匈奴、鲜卑、羯、氐、羌、突厥、回纥、女真、契丹、蒙古、满等民族在此与汉民族进行过激烈的冲突和斗争，历史上该地区多种宗教相容并存，形成了“多神崇拜建筑”的“并州多教建筑”区。

所遗多神崇拜的建筑到处可见，除佛教及城隍庙、文庙、关庙等聚落性文化建筑外，尤以圣母、狐突、台骀、龙王、五岳及春秋时晋国上卿赵武庙为多，介休祆神楼是古代波斯帝国国教“祆教（拜火教）”建筑。遗存于太谷、祁县、平遥、灵石等县的明清历史商业街区、院落，是明清时期形成晋商建筑文化的代表性区域。

3.3 上党诸神建筑区

晋东南，“居太行山之巅，与天为党也”，故古称上党。该地区历史悠久、地理环境独特，人们勤劳和智慧造就了厚重而优秀的民族文明和历史，积淀了我国深厚的史前神话。其密度之集中、内容之详备遍及上党地区各村落。华夏文明典籍中记载的“精卫填海”“女娲补天”“羿射九日”“神农尝百草”，以及二仙、崔府君、灵泽王等神话故事，均起源于太行山上党区内。

清初学者毕振姬在《四州文献》中记述，“神农之兴，百兽滋阜，羊头黍为律，上党禾为书……稻粱麦菽，粒我蒸民，逐为先代饮食之人”。《泽州府志》载，“炎帝尝百草至羊头山得秬黍”。《长治县志》《山西通志》《大清一统志》中对羊头山和神农炎帝均有记载。诸多神话传说，凝结并升华为中华民族不畏艰险、顽强拼搏的精神。这些神话的物质文化形态，形成了太行山“上党诸神建筑”。

3.4 河东祭祖建筑区

河东，即山西晋南一带，秦时始置河东郡，包括临汾盆地和运城盆地，是华夏传统文明起源的中心。关于“中国”一词的来源，有学者认为，夏代以前尧、舜、禹的活动中心在晋南一带，故为“中国”；也有学者认为《禹贡》分天下为九州，平阳为冀州之地，冀州处九州之中央，故称“中国”。

我国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认为，史有“中国”之称，正当尧、舜、禹之时。尧、舜、禹建都在今河东境内，故河东是最早称“中国”的地方。《世本》《帝王世纪》等典籍都有“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的记载。

人们在厚重的文化积淀的影响下，形成了对皇天后土的崇拜，对造福人类的君王及民间杰出人物的敬畏和信仰，故历代建庙而祭之。晋南遗存的道教宫观与祭祖宗庙之多、规模之大，为山西之冠。既有全国性祭祖之庙，也有当地祭祀神祠。所遗存的尧庙、后土庙、稷王庙、商山庙、荀大夫（荀息）祠、东岳庙等诸多祭祖、祭祀庙祠中，尤以尧庙、后土庙和稷王庙最具代表性。这些祠庙的物质文化形态，形成了晋南“河东祭祖建筑”。

（附记：笔者1979年知青回城，工作于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1980年成立山西省文物事业管理局，分配在山西省古建筑保护研究所工作，只作零散研究。1991年调入山西省文物技术中心，开始对山西境内元以前木构建筑系列考察，尤其是2002年就任于山西省古建筑质量监督站工作，与同人们共同拓展考察的宽度和深度，基本摸清了山西省域元代及以前木构建筑资源情况。经对这些木构建筑分布数据进行梳理研究，初步总结出山西古建筑的区域分布及区域性营造技术、文化特征，深度研究将在今后研究中逐步展开。本文主要是将笔者所在团队多年来考察结果以列表形式公布于众，旨在为同人们研究山西木构建筑提供参考。）

作者简介

1957年生，辽宁瓦房店人。研究馆员。曾任山西省古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工程师，山西省古建筑维修质量监督站站长。一直从事文物保护、管理、施工、研究工作，主持10余项文物保护工程，完成文物保护及仿古建筑设计近100项，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合著《山西古建筑》（上、下）。

来源：“文博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