荐书：孙庆伟：追寻中华文明的价值 重读张光直《考古学专题六讲》

1984年8月22日至9月7日，哈佛大学教授张光直在北京大学考古系连续做了九次讲演。作为该系成立之后邀请的第一位演讲者，张光直为此做了充分的准备。经听课的研究生整理，并由他本人审定，讲稿的核心内容以《考古学专题六讲》为题，于1986 年由文物出版社出版。

六讲的内容分别是：“第一讲　中国古代史在世界史上的重要性” “第二讲　从世界古代史常用模式看中国古代文明的形成” “第三讲　泛论考古学”“第四讲　考古分类” “第五讲　谈聚落形态考古” “第六讲　三代社会的几点特征——从联系关系看事物本质两例”。张光直的六讲主要包含了两个主题，一是考古学的属性与基本方法（第三、四、五讲）；二是中国古代文明的形成及其特征（第一、二、六讲）。虽然张光直自谦他“所讲的题目和内容是一小篮子大杂拌”，但其实是把毕生所学所思的精髓倾囊相授了——即从中国考古材料出发，融合中西考古学方法，对中国古代文明的特点与价值作出恰当认识与公允裁断。

张光直的“考古学专题六讲”影响深远，这不仅是因为直到“20 世纪末，既懂中国历史学和考古学，又了解世界文明史和考古学的学者，仅有他一人”，更在于张光直当年所谈的话题在今天不但没有过时，而且焕发出新时代的光辉。今天我们重读《考古学专题六讲》，依然能够获得很多启示与收获。

1 考古学的属性与基本方法

考古学是什么？这是考古学科的基本命题。中国学界对“考古学”的权威解释是：

考古学属于人文科学的领域，是历史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任务在于根据古代人类通过各种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以研究人类古代社会的历史。实物资料包括各种遗迹和遗物，它们多埋没在地下，必须经过科学的调查发掘，才能被系统地、完整地揭示和收集。因此，考古学研究的基础在于田野调查发掘工作。

张光直对此基本认同，但他也充分估计到发掘材料的复杂性与多样性，并将考古学研究对象分为五类：一是古代人工制品的遗存，二是古代工业制造过程中的废弃品，三是古代遗址垃圾堆里的动物骨骼、牙齿和植物的茎秆、籽实，四是通过实验手段获得的各类物资如孢粉，五是古代遗存中的文字资料。针对研究对象的不同，张光直又对考古学进行了“两分”——“考古有广义的，也有狭义的；有有史时代，有史前时代的”。

张光直所说的广义考古学，是“指对考古调查、发掘所产生的一切遗物、遗迹的分析和研究，包括对动植物、矿物等各种资料的分析研究”。而狭义的考古学，“指专对人工产品或文化遗物的分析和研究”。对于那些非人工制品的研究，则形成了动物考古学、植物考古学、土壤考古学、金属考古学等，它们可以总括为“科学考古学”。张光直强调人工制品或文化遗物在考古学研究中的突出意义，是因为他主张“考古学从实质上说就是历史学”，但他同时也指出，考古学“有独特的对象和独特的技术、方法，是一种特殊的历史学”。

张光直对考古学的上述理解与定义，并非是为了标新立异，而是为了厘清“资料”（data或information）、“技术”（technique）、“方法”（method或methodology）和“理论”（theory）等几个关键概念，并由此深入探讨考古学研究的基本逻辑与基本方法。

张光直指出，考古学研究的主要对象是遗物、遗迹和遗址三大类，这些遗存本身固然是资料，但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包括时间关系和空间关系，也同样是资料。时间关系主要是三者之间的绝对年代和相对年代，空间关系就是所谓的聚落形态，既有遗物在遗迹中的分布情况，也指遗迹在遗址中的分布态势以及遗址之间的相互关系。

在考古学上，技术就是产生资料的手段——从地底下挖出新资料的手段是技术，从旧材料中挤出新资料的手段也是技术。比如，田野发掘直接产生新资料，而对传世铜器的成分分析，则是从旧资料中获取了新信息，它们都属于考古研究中的技术。 张光直之所以要细究这些概念，是因为当时国内很多研究者常常混淆了技术和方法，错把资料的累积等同于研究的深入。张光直对此忧心忡忡，他说，“技术为我们提供了资料，但资料并不等于历史；‘资料主义’无论如何不是推动历史研究和促进了解历史的最终手段”。对于技术和方法之间的联系和区别，张光直是这样理解的：

比如器物的发掘和实验室内的分析属于技术，而通过器物的分类来求得古代遗存的年代或求得古代文化的生活方式则属于方法；用雷达来了解地下遗址的分布情况属于技术，而分析遗址的分布形态，分析不同遗址群与自然环境和古代部落、民族间的相互关系，就属于方法。换句话说，如何将资料加以解释，以求得文化生活本质的了解以及历史发展规律的手段，是考古方法。

张光直认为考古学的基本方法是分类。这是因为田野考古获得的材料是海量且零碎的，研究者不可能对此一一描述，因此需要对其进行分类。分类的目的是“用分出的类别，构成文化社会系统的框架及其内容”。比如研究者可以把陶器、石器、房屋、墓葬等材料分为若干不同的类，然后可以按照更高级的分类标准分为更大的类，由此搭建文化史、社会史的时空框架及其内容。这里所说的时空框架，就是确定一个文化的空间上的分布范围及其内部的若干群落，以及这个文化的年代范围及其发展阶段。

在建立各个文化社会的框架之后，就可以将不同地区、不同时代的框架按照年代先后加以比较，来考察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考察它们变异、发展的情况及其规律。 经过逐级的分类研究，研究者就能够对古代的文化社会得出一些带有规律性的认识，将这些认识加以总结，就形成对社会、历史、人类、世界及宇宙的“规律性与动力的看法”，这些看法也就是考古工作者得出的理论性认识。 因此，张光直对上述四个概念的结论性认识是：

资料是研究历史的客观基础，技术是取得资料的手段，方法是研究资料的手段，理论是研究人类历史的规律性认识的总结，并反过来指导具体的研究工作。

张光直特别强调，一般而言，技术和方法都是工具，是中立而没有阶级性的。但理论则不同，不同的考古工作者因不同的社会环境、不同的看法或不同的民族而常常有不同的立场，并最终决定了方法的选择与运用。 鉴于分类对于考古学研究的极端重要性，所以张光直专门设置了“考古分类”一讲来加以阐述。

张光直指出，分类不是基于考古研究者的主观想象，而是古代文化生活中的客观现象，所以考古学家才有可能通过分类来研究人类活动。语言是分类的重要标准，张光直以商周青铜器上的铭文为例，讨论了分类的科学性，但他更关心的是：“怎样在没有文字的条件下，复原古人自己的分类?”因为已经有研究表明，“如果知道语言，就可以根据语言构成一个很有意义的分类；如果没有语言，仅研究表面上形态的差异，并不能使我们得到可靠的、有助于我们认识事物本质的线索”。很显然，张光直这段话是专门针对中国考古学界流行的类型学而讲的。在张光直看来，无论是他的老师李济，还是新中国考古同行们所进行的陶器分类研究都存在明显瑕疵。

张光直强调，考古学上的分类应该是去寻找具有文化社会意义的分类，因为只有具有文化意义的分类，才不会随着创造这种分类的人一起死亡，才能够代代相传，并且从一个社群传到另一个社群去。因此，分类的基础和目的是它的社会意义，不能离开社会意义“为分类而分类”。 与分类一样，聚落形态研究也是考古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在美国人类学界和考古学界尤甚。美国的聚落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摩尔根对北美印第安聚落的分类，1953 年戈登·魏利发表的《维鲁河谷聚落形态之研究》则是这一领域里程碑式的成果，真正从考古学上确立了聚落形态的研究方法。张光直本人对考古学理论充满了兴趣，早在1958 年就发表了《新石器时代的社会组织研究：新大陆的例子》一文，“率先提出遗址中的房屋布局与社会组织中的世系相关联的观点，促进了方兴未艾的聚落形态考古学研究”。

甚至有人认为，“此文奠定了张光直在聚落形态理论研究方面仅次于Willey的领导地位”。1960 年，在魏利的指导下，张光直完成了博士论文《中国史前聚落：考古学理论和方法研究》，此论文后扩充为《古代中国考古学》于1963 年出版，此后二十多年间先后四版，始终是西方学界运用聚落形态方法研究中国古代文明的经典著作。毫不夸张地讲，在很长的时间内张光直几乎是将聚落考古理论和中国考古材料有机结合的唯一学者。

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考古学界一直在探索如何摆脱“见物不见人”的困境，对此，张光直自然是洞若观火。而聚落考古的关键就是把考古学的“资料”转化为人类学的“现象”，从而实现“透物见人”，这正是中国考古学界所急需的良策。在中国考古学界，受苏联学者对乌克兰境内特里波列文化研究的影响，在20 世纪50 年代就已经有了聚落考古的最早萌芽，其中最典型的代表就是1954—1957 年对西安半坡遗址的发掘。 但在当时，文化谱系的构建仍然是中国考古学的主要任务，聚落形态研究只是极少数学者的偶发行为，尚未成为学界主流，自然也就缺乏深入的讨论。张光直对于新中国考古学的发展状况了如指掌，深知中国大陆的考古学者与国外考古界几乎没有接触，对西方考古界的理论方法知之甚少。

他甚至认为，即使是当时唯一的指导理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史观，实际上也很难说在考古研究中真正发挥了效用。 张光直在讲演中用尽量概括的语言将聚落形态研究归纳为以下四个步骤：1. 聚落单位的整理；2. 同时各聚落单位的联接；3. 各聚落单位在时间上连续成串；4. 聚落资料与其他资料关系的研究。为了加深听众的理解，他又对前三个步骤的具体操作进行了解释。

如果说中国学者对于分类学并不陌生，那么，有关聚落形态研究的这一讲则几乎是给当时的中国考古界以具体示范，从而极大地推动了聚落考古在国内的发展。 在“考古学专题六讲”中，张光直用了将近一半的时间来讲述考古学的属性与基本方法，可谓是用心良苦。一方面，他见证了美国新考古学派对传统考古学的挑战，并对考古学理论进行过积极反思与多次交锋；另一方面，他对当时中国大陆考古学界的状况有着精准把握，并对中国考古学的未来发展充满了憧憬与希冀。

张光直目光如炬，他清楚地知道中国考古学有着无与伦比的宝贵资料，但中国的考古同行们却“一直满足于继续采用李济及他那个时代的中外考古学家们的方式来处理考古资料”，如此鲜明的对比简直就是“捧着金饭碗讨饭”。张光直的自身经历告诉他，空谈理论方法，或只摆材料不讲方法，或材料与理论两张皮，都不是正确的研究途径。所以在若干年之后，他在出面调停俞伟超、张忠培关于“新考古学”之争时，就说了如下一段肺腑之言：

美国考古界在60 年代和70 年代所犯的最大的错误，是让宾弗的“新考古学派”唯我独尊，排除异己，自认全国考古界的惟一的正确路线，……值得提出的一点所谓覆辙的教训，是美国新考古学派对资料本身鄙视态度和对所谓“程序”（或社会科学的一般适用性的原则）的过分强调。…… 这30 来年美国考古学最丰富的收获，照我个人的意见，是许多非新考古学派和不断采用日新又新的技术和方法的考古学者积累的许多新资料和用新旧资料研究所得的对古代社会文化及其发展的新看法。

张光直本人是这一过程的见证者和参与者，所以他特别希望自己和中国的同行们能够走出一条新路来。他尤其相信，在中国这样一个有历史深度的国度，利用其文献资料来研究文化社会变迁的问题，一定能够做出崭新的、有创造性的贡献。因此，在系列讲座的另一半时间里，张光直将试图证明只要把中国考古学的好材料与考古学理论方法恰当地结合，就一定能够获得对中国古代文明的若干新认识。

2 中国古代文明的独特价值

张光直初到哈佛的时候，是在莫维斯教授的指导下从事旧石器时代考古研究的，但张光直最终还是转向了中国材料，特别是运用在哈佛学到的人类学方法来研究古代中国的社会与文化。他的这个选择，无疑是缘于中国学者对于中国文明与生俱来的情感。在来北大讲座之前，张光直已经完成了他一生中有关中国考古学最主要的著作，包括：《古代中国考古学》前三版（1963、1968、1977）、《商周青铜器铭文的综合研究》（1973）、《早期中国文明：人类学的透视》（1976）、《中国青铜时代》（1982）以及《神话、美术与祭祀：古代中国通往政治威权的道路》（1983）等。

特别是后者，原本是他在哈佛给本科生授课的讲义，虽然只是一本简单易读的小册子，但却“凝聚了他数十年来从人类学的角度解释中国考古学材料的研究精华”，张光直本人也直言这是他诸多著作中“自己最为喜爱的一本”。对于张光直来说，能够登台讲述的内容真是太多了，但他以“中国古代史在世界史上的重要性”为开篇第一讲无疑是深思熟虑的结果——既可以最大限度地照顾到听众的知识结构，又能契合听众的心理需求，还可以充分展示张光直本人在知识体系上的优越性和理论方法上的先进性，堪称完美。

张光直十分注意演讲的技巧。讲座一开始，张光直就抛出一个问题，即“什么是中国古代研究的世界性？”对于绝大多数中国同行来说，此时尚专注于具体的考古学文化谱系构建，未必来得及思考这样宏阔的话题。但张光直是成竹在胸，有备而来的，他已在多个层面进行了深入思考： 第一个，是中国古代文明在世界历史上有多大的重要性？是土生土长的，还是外面传入的？吸收了外面多少影响，以及对外产生了多大的影响？

…… 第二个方面，应该是探讨世界史关于文化、社会变迁模式与中国丰富的历史材料之间的关系。换言之，就是用世界史解释重大历史变迁的模式来考察中国史前史和古代历史的变化过程。…… 第三个方面，就是用从中国古代史和从中国古代史发展本身看到的法则，来丰富一般社会科学的理论。这方面是以往中外学术界较为忽略的，而从这方面进行研究，又是中国古代史家和考古学家的重大责任。

要达到上述目标，就要求研究者首先能够精准把握中国古代文明的基本特征，然后通过和世界其他古老文明的比较研究去发现中国古代社会的独特性，这也正是张光直在《中国青铜时代》和《美术、神话与祭祀》两书中讨论的核心内容。所以他自述对中国青铜时代的研究“既不是讨论铜器本身，也不是对青铜时代文化的综合叙述”，而“是对中国青铜时代文化与社会的若干主要特征作整体性的讨论”。《美术、神话与祭祀》一书则是以更精炼、普及的语言将他的相关研究心得表达出来，并传播给更多的受众。 张光直首先给出了他对于中国古代文明的基本认识：

中国古代文明中的一个重大观念，是把世界分成不同的层次，其中主要的便是“天”和“地”。不同层次之间的关系不是严密隔绝、彼此不相往来的。中国古代许多仪式、宗教思想和行为的很重要的任务，就是在这种世界的不同层次之间进行沟通。进行沟通的人物就是中国古代的巫、觋。从另一个角度看，中国古代文明是所谓萨满式（shamanistic）的文明。这是中国古代文明最主要的一个特征。

这一看似简单的结论，其实包含了张光直数十年的研究心血。从20 世纪60 年代以来，张光直就十分关注史前和三代的巫术宗教类遗存，并先后发表了系列文章，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中国远古时代仪式生活的若干资料》（1960）、《商周神话之分类》（1962）、《商周神话与美术中所见人与动物关系之演变》（1963）、《商周青铜器上的动物纹样》（1981）以及《中国古代艺术与政治——续论商周青铜器上的动物纹样》（1983）等。在北大的讲座之后，他还发表了诸如《商代的巫与巫术》《谈“琮”及其在中国古史上的意义》《濮阳三蹻与中国古代美术上的人兽母题》以及《仰韶文化的巫觋资料》等论文。

张光直认为，把世界分成天地人神等层次，这是中国古代文明一个显著特征，也是萨满式世界观的共同特点。虽然无法肯定萨满在中国古代起源的具体时间，但仰韶文化彩陶盆所装饰的“以鱼贯耳”人面纹应该就是当时的巫师形象。中国古代巫师沟通天地时所用的工具与全世界其他萨满式文化也是大致相同的，主要有神山，扶桑、若木一类的神树，用来占卜的龟策，作为巫师助手的各种动物以及可以致幻的各种药物，如酒。 那么，这种人神沟通的行为对于古代社会的演进又有何重要意义呢？

这是张光直真正关心的问题。通过对有关文献的分析，他认为上古时期所谓帝颛顼的“绝地天通”实际上标志着天地沟通被少数人所垄断，而“通天地的各种手段的独占，包括古代仪式的用品、美术品、礼器等等的独占，是获得和占取政治权力的重要基础，是中国古代财富与资源独占的重要条件”。由此他得出一个极其重要的认识：

在中国古代，财富的积累主要是通过政治手段，而不是通过技术手段或贸易手段的。所以中国文明产生中的许多新成分是人与人之间关系变化的结果。这种关系的变化，并不造成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隔绝。因此，中国文明产生之后，我们在文明社会中发现了许多所谓“蒙昧时代”和“野蛮时代”文化成分的延续。

对于这种延续性，张光直特别举出了以下几种：一是生产工具。即中国青铜文明产生之后，史前时期的石、木、骨、蚌类工具仍是主要生产工具，青铜的主要用途不是用来制作生产工具，而是制造与政治权力相关的各种礼器。二是氏族制度。在早期国家形成之后，氏族和宗族不但没有消失，其重要性反而进一步加强，西周以降的封建制度，充分体现了中国古代亲族制度、氏族制度、宗族制度和国家政治之间的统一关系。三是文字。它的主要作用是与政治、亲族的辨认，以及与宗教仪式密切相关，这也是野蛮时代的陶文在文明时代得以延续的原因。由此，张光直进一步阐述了他对于中国古代文明主要特征的认识：

经过巫术进行天地人神的沟通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特征；沟通手段的独占是中国古代阶级社会的一个主要现象；促成阶级社会中沟通手段独占的是政治因素，即人与人关系的变化；中国古代由野蛮时代进入文明时代过程中主要的变化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变化，而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变化，即技术上的变化，则是次要的；从史前到文明的过渡中，中国社会的主要成分有多方面的、重要的连续性。

他的这些认识在后来的多篇论述中曾经反复论及，其中最为集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中国古代王的兴起与城邦的形成》一文，该文旨在利用中国自身的考古材料来说明中国阶级社会文明起源的程序、动力和特殊的形式。张光直指出，在龙山时代的初期，也即公元前3000 年左右，现代中国境内的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和东海岸地区，分布着成千上万的城邑，通常数个城邑构成一个“国”或“邦”。这些“国”内有着非常成熟的宗法制度，宗族上层统治者积聚财富的手段完全是政治性的：一靠战争，通过战胜和吞并敌邑，将它的财富据为己有；二是增加劳动人口，或增加原有人口的生产量来攫取财富。张光直强调，政治权力不断增加的另一个原因是统治阶层对巫术的独占，龙山时代与三代的美术品在考古遗址中的显著地位，正是缘于当时统治阶层对美术品（亦即巫术法器）的独占。

在总结出中国古代文明的主要特征之后，张光直又“把具有这些特征的中国古代社会放在西方社会科学的一般原则中作一番考察，看看两者是否合辙”。毋庸置疑，只有放入到世界文明的大背景下，中国文明的独特价值才能够真正被识别。在比较研究领域，张光直当然具有中国同行无法比拟的优势。他首先列出西方社会科学中一般被认为具有普适性的主张：

文明出现的主要表现是文字、城市、金属工业、宗教性建筑和伟大的艺术；文明的出现，也就是阶级社会的出现，这是社会演进过程中的一个突破性的变化。……文明与野蛮的不同在于文明人把他自己与自然的原始环境隔离开来。其中的重要含义即：文明是在技术和贸易经济的新环境中形成的。

两相对比，张光直认为中国古代社会的基本特征与西方社会科学家所提出的上述法则明显是“不合辙”的。在张光直之前，已有一些西方学者注意到从原始社会到阶级社会存在不同的转变方式，如霍布斯鲍姆所说的东方的、古代的、日耳曼的以及斯拉夫式的。但张光直认为这些方式实际上可以归结为两种——一个是所谓世界式的或非西方式的，主要代表是中国；一个是西方式的。两者各自具有鲜明的特征：

前者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连续性的，就是从野蛮社会到文明社会许多文化、社会成份延续下来，其中主要延续下来的内容就是人与世界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而后者即西方式的是一个突破式的，就是在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上，经过技术、贸易等新因素的产生而造成一种对自然生态系统束缚的突破。

由此张光直获得了“一个对世界史前史的新的基本看法”：

从旧石器时代，人类就具有非常丰富的文化内容。它的代表，我称之为玛雅—中国文化连续体。这个连续体后世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产生了一连串的文化，这一连串的文化中间就包括中国文化和玛雅文化在内。在公元前四千纪后期，两河流域发生了西方式文明的突破，这个突破造成了与玛雅—中国文化连续体不同的、一连串新文化成分的产生。在这些新文化成分中，主要的关系是经济、技术的关系，亦即人对自然的关系。对于这些新文化来说，科林·伦福儒关于文明是人自己积极创造出来的这一定义是完全正确的。问题在于他这个结论所依据的历史事实不过是人类历史的一部分事实，而这些事实从世界范围看甚至可以说是个例外。

他将两者的关系图示为：

众所周知，这就是张光直著名的关于文明起源“连续”与“破裂”的假说。这一理论不仅丰富了人们对于文明起源模式的认识，更重要的是它直接挑战了西方社会科学原则的普适性——近代的社会科学是西方文明历史的产品，是西方文明历史经验的总结。那种认为“西方社会科学所提供的法则能适用于全人类，包括中国历史在内”的看法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成见”，“这个前提是需要证明的，不宜无批判地接受下来的”。至此，张光直给出了“中国上古史对世界史有什么重要性”这一命题的终极答案：

根据中国上古史，我们可以清楚、有力地揭示人类历史变迁的新的法则。这种法则很可能代表全世界大部分地区文化连续体的变化法则。因此，在建立全世界都适用的法则时，我们不但要使用西方的历史经验，也尤其要使用中国的历史经验。根据这些历史事实建立的法则，其适用性会大大加强。

为了进一步申论他的观点，张光直在第六讲重点聚焦夏商周三代艺术与政治的关联，论证三代文明的一致性以及中国古代文明所蕴含的“连续性”特征。在这一讲中，张光直首先谈论的是中国古代艺术与政治的关系。张光直相信，古人不会“为艺术而艺术”或“为人生而艺术”，“政治、宗教和艺术是结合在一起的”。那么，它们为什么要结合在一起，又是如何结合一起的，这是张光直所关心的问题。张光直的切入点重新回到商周青铜器上的动物纹样，他此前的研究早已认定“商周青铜器上的动物纹样实际上是当时巫觋通天的一项工具”，而通天的权力在“绝地天通”之后又被统治阶层所垄断，所以这些艺术品其实都是商周统治阶级的政治工具。

张光直认为，作为政治工具的商周艺术品，它们与战车、戈戟、刑法一样对于获得和巩固政治权力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业，九鼎也因此成为三代最重要的权力象征物。张光直进而指出，三代艺术品、尤其是青铜艺术品的政治属性甚至是导致三代都邑屡屡变迁的一个关键原因。因为对于三代王室而言，青铜器不是宫廷中的奢侈品、点缀品，而是政治权力斗争上的必要手段——“没有青铜器，三代的朝廷就打不了天下”，而“没有铜锡矿，三代的朝廷就没有青铜器”，因此，三代的都城制度不能不从这个角度来考虑。

在此思路引导下，张光直进而发现夏代都城的分布范围与铜锡矿的分布区“几乎完全吻合”；商代都城沿着山东河南山地边缘来回迁徙，“从采矿的角度来说，也可以说是便于采矿，也便于为采矿而从事的争战”；周代的几处都城则是自西而东延伸，既是逐鹿中原的需求，“也可以说是为接近矿源而然，因为陕西境内铜锡矿源都较稀少”。在这一讲的最后，张光直还与听众之一——北大考古系商周考古权威邹衡教授进行了面对面的商榷。邹衡毕生致力于夏、商、周三种文化的鉴别，并由此构建了商周考古的学术体系———一个至今仍在主导中国考古界的体系。

但张光直对此另有思考，在他看来，“同到什么程度便属于同一文化，不同到什么程度便属于不同的文化”，这其实是一个“下定义的问题”，而“从大处看与从小处看，所得的结果是不一样的”。邹衡的研究侧重于陶器类型学一类的“小处”，而张光直则显然更倾向于“从大处看”。比如他发现，“三代考古遗物所显示的衣食住一类的基本生活方式都是一样的”，“三代贵族都以土葬为主要埋葬方式，尸体的放置以仰身直肢为常，墓坑都是长方形或方形竖穴土坑墓，都有棺椁”，“在器物上看三代文化虽有小异，实属大同。

陶器皆以灰色印纹陶为特征，器形以三足和圈足为特征。常见的类型如鼎、鬲、甗等表示相似的烹饪方式。铜器中皆以饮食器为主，表示在祭祀上饮食的重要。酒器中都有觚爵一类成套的器物”。所以张光直主张“夏商周三代文化在物质上的表现，其基本特点是一致的”，认为夏商周三族“纵然不是同一民族，至少是同一类民族”。当然，张光直也清楚地知道，连续和破裂这两种模式并不是完全地泾渭分明，在研究文明起源时“不可太一概而论，例如谈中国时只看到连续性，谈中东时只看到断裂性”，但“为了使人理解一个新观点，一定的强调性还是必要的”。此种强调，最终目的是为了表现出“对欧洲中心论模式的合法性的质疑”，真正发现“中国古代研究的世界性”，因此张光直给予了格外的重视，并将其视为自己一生最为重要的三项发现之一。

3 中国古代文明的世界性

如果说中国上古史的“连续性”特征展示了中国古代文明的独特性，丰富了人类文明的早期形态，那反过来不禁要问，世界史上常用的一些理论构想和方法体系对中国古代史是否具有启示性呢？或者说，中国古代文明是否具有某些世界性呢？这是张光直在第二讲“从世界古代史常用模式看中国古代文明的形成”所要探讨的话题。

事实上，作为一个生活在西方主流学术界的华人学者，强调中国古代文明走了一条不同于西方的独特道路，或多或少是要面临一些有形或无形的压力的，所以张光直强调他并非是要刻意主张“东方是东方，而西方是西方”，而是坚信“在最终的目标上，在一个最高的水平上，普遍性是存在的”，而且“应该按照它自己的规律”去研究中国的材料。从文明的形成而不是其他角度出发来考察中国文明的普遍性，这既与张光直本人研究的领域相关，也是话题本身决定的。如果说中国文明与世界其他文明具有某些共性的话，那么在文明的形成期，文明相对质朴，内涵相对简单，文明之间就愈发具有共同性。

研究表明，农业活动对于文明起源的决定性作用，这是世界各大文明的共性。人类从食物采集过渡到食物的生产，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柴尔德称之为“新石器时代革命”，那么，人类是如何栽培野生植物的，或者说，农业的形成过程如何？张光直指出，这个问题既有赖于考古资料，但也必须借助于理论模式。

因此，张光直在讲座中不厌其详地介绍了几种代表性的解释方式及其代表性著作，包括美国地理学家索尔的《农业的起源和传播》，宾弗的《更新世以后对环境的适应》及其学生弗兰纳瑞在《远古中美和考古系统理论》有关“取食系统”的研究，以及英国植物学家怀特的《植物学上的新石器时代革命》。 大概知道中国同行对纯考古学理论缺乏足够兴趣，张光直对农业起源模式的介绍只是点到为止，转而切入具体材料，讨论世界作物的最早栽培中心，这一话题无疑更能吸引听众的兴趣。

张光直首先举出的是帝俄时代植物学家瓦维洛夫的观点，瓦氏在他的经典著作《人工栽培植物的渊源、变异、抗疫性和培植》一书中罗列了世界作物栽培的八个中心，并主张“最大也是最早的中心是中国中部、西部的山区以及附近的低地”，也就是湖北西部到四川西部的山区及其附近低地，最早由野生到家生的植物有粟、黍、高粱、荞麦、大豆、红豆、山药、萝卜、白菜、荠菜以及各种竹子等。

张光直列举的另一个代表性学者是哈兰。哈兰在《农业起源：中心和非中心》一文中认为在全世界三个区域独立且同时地产生了农业栽培，分别是：（1）美洲，主要是中美、南美地区；（2）近东、非洲地区；（3）中国和东南亚地区。哈兰认为上述区域都有一个“中心”，即该区域中靠北、面积较小的部分，其靠南、面积较大的部分则是“非中心”。在“中心”区，主要作物是谷类作物，而“非中心”的主要作物则是根茎类作物。 张光直最后介绍了华人植物学家李惠林的研究成果。李氏在《东南亚栽培植物之起源》中将东亚人工栽培分为四个带，并罗列了每个地带的主要栽培植物的种类。

张光直指出，上述学者都是根据现代野生植物的种类和分布来开展研究的，但要最终解决农业起源的问题，还是要依靠考古资料。张光直本人对此问题关注已久，对中国及东南亚地区的相关材料都很熟悉，因此专门介绍了越南和平文化在农业起源方面的新发现，并建议中国同行加大对华南地区石灰岩洞穴遗址的关注，特别是加强对其中动植物遗存的研究，以促进中国农业考古的发展。从逻辑上讲，张光直接下来应该论述农业起源和农业发展如何作用于中国文明的起源，但他却是话锋一转，转而介绍了美国考古学界对于史前史研究的两个基本概念：交互作用圈（interaction sphere）和地域共同传统（area co-tradition）。

张光直指出，这两个概念本质上是一致的，都主张一个地域内的不同区域性文化之间的交往对于形成这个地域的共同文化特征具有很大作用。 张光直本人是“相互作用圈”的笃信者，他的博士论文就专列一章来论述中国史前文化的相互作用圈及中国文明的形成问题，他后来还把这一章翻译出来收入苏秉琦的贺寿文集，足证他对这一研究的重视程度。在这篇长文中，张光直所要表述的核心内容是：

不论是华南还是华北，我们都可以提出一个假说，就是自公元前4000 年左右开始，有土著起源和自己特色的几个区域性的文化互相连锁成为一个更大的文化相互作用圈（sphere of interaction）。……这个在公元前4000 年前开始形成，范围北自辽河流域，南到台湾和珠江三角洲，东自海岸，西至甘肃、青海、四川的“相互作用圈”，我们应当如何指称？我们也可以选一个完全中立的名词而称之为X，可是我们也不妨便径称之为中国相互作用圈或中国史前相互作用圈——因为这个史前的圈子形成了历史期间的中国的地理核心，而且在这圈内所有的区域文化都在秦汉帝国所同一的中国历史文明的形成之上扮演了一定的角色。

熟悉中国考古学的听众都知道，与“相互作用圈”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无疑就是苏秉琦“区系类型”理论，两者的最大共性在于对中原中心论的突破，都是对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进行解读的有效模式。近年来，中国史前考古领域重大发现层出不穷，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为代表的文明溯源研究逐步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这不仅要求研究者对“相互作用圈”和“区系类型”理论的理解更加深入透彻，更需要中国考古界对此范式的创新与突破。

以上就是张光直《考古学专题六讲》的大致内容，即便今天读来，仍感博大精深，启发良多。1984年，张光直刚刚五十出头，正值学术盛年，他的眼界和风度令国内同行折服，更深深地影响了一批年轻的考古学子。他是改革开放之后中国考古学的启蒙者，也是中国考古学走向世界的引路人，《考古学专题六讲》的深远影响时至今日仍未完全释放。

张光直的学生罗泰感慨张光直的离世“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因为“现在活着的人无人具有他对中国文化的综合分析能力，也没有一个人有望把中国考古学材料在它们更为广泛的比较研究中运用得像张光直一样游刃有余”。 这绝不是学生对老师的溢美之词，而是对张光直学术成就和卓越贡献的公允评价。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张光直达到了一个令后人难以企及的学术高度？或许，他昔日同学余英时的解读最为知音： 有一次在火车上，他（ 张光直） 忽然说，他早年一直有一种向往，即如果能为人类、国家或民族做出一件大有贡献的事，而自己炸得粉身碎骨，那才是最痛快不过的。张光直的一生，是探求中华文明价值的一生。他把对国家、民族的挚爱化作一生治学的原动力，他以卓越的学术成就，践行了深埋在心中的诺言，诠释了书生报国的一片赤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