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李零：重读王国维——从五大发现到中国考古

本文为李零先生在北大的“年度荣誉讲座”第二‬讲‬的‬纪要‬。

讲座伊始，李零教授首先表示，王国维一生只活了50岁，却在甲骨铜器、两周金文、战国文字、汉晋简牍、敦煌遗书、三代古史、四裔研究等领域多有发明。1925年，王国维在清华给学生讲课，将其总结为“五大发现”：其一，“殷墟甲骨文字”（1899年，即殷墟甲骨）；其二， “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地之简牍”（1901年，即汉晋简牍）；其三，“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唐人所书卷轴”（1900年，即敦煌遗书）；其四，“内阁之书籍档案”（1909年，即大库档案）；其五，“中国境内之古外族之遗文”（1901年，即中国民族古文字和中国境内的外国古文字）。王国维生活在社会巨变的时代，有着跌宕起伏的人生历程。他的一生不仅为我们留下许多启示，也留下很多问题。本次讲座旨在对王国维的学术与人生进行重新讨论，并总结其之于学术史研究的历史遗产。

讲座伊始，李零教授介绍了王国维的人生经历，特别揭示出其政治见地和学术倾向之间的关系。李零教授将王国维的一生以1911年随罗振玉东渡日本为界，分为先后两大段。20岁之前，即1877—1898年，王国维在海宁当秀才、治举业，但科场不利，久试不售，没有功名。随后10年，他赴上海，在《时务报》打工，从事译介和教育，还学过日文、英文和德文，甚至读过德文原版《资本论》。那时，王国维读书主要是为了解决自己的人生苦恼，沉迷哲学、文学。他热衷西学，喜欢读洋书。1911年，王国维随罗振玉东渡日本，这是他人生的转折点。从此，他尽弃前学，改治国学。这一学术转向与两大事件有关。一是1911年的“辛亥革命”，中国从此结束帝制，走向共和，但他的心依然在前朝；二是1914—1918年的欧战和以此引起的俄国革命。王国维认为，欧战是国家主义与社会主义之争，并预言“观中国近状，恐以共和始而以共产终”。中国帝制结束和欧洲四大帝国解体，从根本上改变了王国维的世界观。从此，他对西方绝望，认为只有东方固有的道德、政治可以救中国、救世界。

王国维的生活圈子是“学者型遗老”，其中罗振玉、沈增植和柯劭忞三人最重要。王国维的学术取向和政治立场都与此有关。李零教授指出，另一个对王国维影响很大的，是他和罗振玉共同的圈子日本京都学派，不过目前这方面的研究还有待开掘。王国维自我认同的身份是“逊清遗老”，最恨的人是袁世凯，其次是北洋政府。他在《颐和园词》中的那句“那知此日新朝主，便是当年顾命臣”，正是指这批倾侧反复之人。此外，王国维最怕“过激党”，因此既反共和，也反共产——只是在他生活的时候，“共产”还是远虑，“共和”才是近忧。李零教授强调，王国维最负盛名的《殷周制度论》是他的经世之作，寄托了其对于现实政治的关怀，而要理解此篇，需参看王氏当“南书房行走”时给溥仪写的奏折《论政学疏稿》。王国维认为资本主义之弊在于“贪”，而社会主义之弊在于“均”，他最怀念的还是前朝。中国历来有举逸传统，改朝换代时旧臣要尽忠、守节、不合作，比如夷、齐不食周粟。王国维和陈寅恪都持此立场，而且王氏比陈氏年长13岁，更加保守。陈寅恪认为王国维自杀是“殉道”，这是理想之辞，但说王国维“脱俗谛”是准确的，不跟从潮流，不以舆论之是非而是非。陈寅恪指出，王氏之学属于“道咸以降之学”，特点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不新不旧，不中不西，二人都是“身在民国，心在同光”。民初乱象和同光之治在他们心中形成强烈对比。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中论证，中国帝制是周制的延续，道德之化身。他相信，东方之道德政治必将大行于天下，只有周孔之制可以救中国、救世界。王、陈二人都是从西学回归中国传统，也都尊孔、宗周，而且是制度尊孔。过去学者谈王国维时因怕有损其学术声誉而讳言其政治立场，近来有相反的现象。李零教授认为，我们应该了解、理解王国维的政治立场，不然读不懂他寄托在学术背后的情结与关怀。

接下来，李零教授总结了王国维和罗振玉的异同，然后从六个方面评述了王国维的学术贡献。王国维有诗云：“百年知遇君无负，惭愧同为侍从臣。”王国维是罗振玉一手栽培的人，也是儿女亲家，世称“罗王之学”。王国维的研究范围与罗振玉大体相同，但重在阐发而不是材料的整理发表。罗振玉是晚清金石学的集大成者，王是靠罗的材料和参与罗的整理而起家，但更有大局观和洞察力、想像力。他更关心中国历史的大问题，一是三代古史，二是中国四裔。王国维一生都较为贫困，用书主要靠罗振玉和蒋汝藻的帮助。王氏最重《尚书》、《仪礼》，其次为《说文》、《尔雅》，再其次为唐宋韵书和“前四史”。

殷虚卜辞是王国维归纳“五大发现”中的第一项。他治甲骨是从帮罗氏抄写，整理《殷虚书契考释》开始。此书手稿原在罗福葆手中，抗战胜利后，罗福葆移居北京，稿子归了罗福颐，后被罗福颐售于陈梦家，于“文革”中落入康生手，“文革”后被退还给陈氏家属，现藏上海博物馆图书馆。此前曾有谣传，说此书是罗振玉花钱雇王国维代写，王氏死后更有人持“逼债”说，甚至陈寅恪1929年撰写王氏纪念碑文时也颇相信“逼债说”。对此，李零教授认为，“罗王失和”确有其事，王死之后，“抑罗扬王”，也是各种原因所致的人之常情，但“罗王之学”就是“罗王之学”，没有罗就没有王，“逼债说”、“剽窃说”皆无其据。《殷虚书契考释》原稿是罗氏亲著，王国维只是职任抄校。如今材料充足，真相早已大白。王国维通过帮助罗氏整理书稿，开始其甲骨学研究。他从材料入手却未止步于材料，善于迅速抓住问题关键。《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和《续考》（1917年）背后涉及的问题是：中国所谓“先秦”，其实是个模糊概念，上不封顶；《史记》讲三代，夏、商二代有世无年，所有知识主要是自西周以来，王氏以殷虚卜辞所见先公先王证实《史记·殷本纪》所见殷世系的可靠性——这一意义远远超出个别字词的考证，“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铜器和金文研究方面，王国维对铜器的研究不限于铭文。他治金文是从著录入手，曾作《宋代金文著录表》、《国朝金文著录表》（1914）；治铜器，是从定名分类入手，始于《古礼器略说》（1915）。铜器定名，后世多沿袭宋人，但其分类有很多缺陷。王国维的《书顾命同瑁说》（1924）涉及觚这一酒器，过去学界注意得很少，但其实很重要。王国维研究金文的最大创获是《生霸死霸考》，其中倡导“四分月相”说。对此，李零教授指出，今天回过头看，王国维这一说法有较多可商榷之处——古书里至少提到了六种月相，且即便用四分也分不尽，李学勤先生则认为王氏此说是受日本星期制的影响。战国文字研究方面，王国维的《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考》，把战国文字分为古、籀东西二系，不但对破汉代今古文学之争和考镜字书源流有凿空之功，也是战国文字研究的开山之作。此文只有598个字，但把事情点明说透，堪称王国维作品中最精彩的一篇。王国维写作此文时，战国文字资料极度贫乏，只有玺印、陶文一类的小零碎，跟今天没法比。但王氏凭借传世文献，对汉代古文家说和《史籀》、《苍颉》、《说文》等字书耙梳整理，以此作为立说基础，由博返约，凿破混沌，十分难得。王氏此说甫出，有很多学者不相信，但如今出土材料甚众，不但有玺印、陶文等短铭，还有大批简帛文字，所有发现一再证明此文为不刊之论。1959年李学勤先生的《战国题铭概述》是此文的进一步发展。1990年代之后，战国文字研究更是成为了显学。

汉简研究方面，王国维的《简牍检署考》（1912年）开创了从简牍形制和使用入手的进路。这其实是王国维人生中专治国学的十五年中的第一年，但已是杰作。后学方面，陈梦家《由实物所见汉代简册制度》是此文观点的进一步发展。如今重视简牍的材质、背后划痕已经成为简牍研究者的共识。李零教授认为，王国维此文是《流沙坠简》的提升，但价值犹有过之；与罗合作写《流沙坠简》时，王国维因熟读前四史，所以负责文书简，而由于文书简的研究跟屯戍遗址有关，所以王氏对出土遗址也做了研究，有不可磨灭的贡献。三代研究方面，《殷周制度论》（1917年）是王国维的学术总结，也是他的政治宣言。此文最初的题目是《续三代地理小记》，后来改作新题。王氏讲商周异同，是为了推崇周制，而推崇周制则是为给中国帝制作辩护，他自己也坦承“此文于考据之中，寓经世之意”。“汤武革命”是本来意义上的“中国革命”，即改朝换代的代名词。改朝换代都是有因有革，学者或强调周承殷制，“见其同而忽其异”；王氏却强调殷周制度不同，是为了强调周制才是中华帝制的本源。他把中国大一统推始于周，而非以秦汉为断限。孔子宗周，王氏也宗周。孔子宗周，做梦都想回到周初“大一统”。王国维有诗“三王大一统，乃以禹蹟言”，是说夏、商、周三王一统于周，无论住在哪里，皆称“禹迹”，认同夏，奉夏为正统。《古史新证》正是阐发这两句诗。

《古史新证》是王国维为清华国学研究院编写的讲义，全书包括正文共计29篇，附录7篇。那时，他的研究重心已转移到蒙古史，讲课基本利用旧作，所以此书的看点是他在生命最后时刻怎么总结自己的学术研究。此书第一篇是《古史新证》，用甲骨讲商史，用金文讲周史。此篇是王氏首次讨论夏，还回应了当时的疑古思潮，因此最为重要。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出版时收入了《古史新证》，顾氏附跋说“春秋时人只知禹，不知黄帝、尧、舜”，且从王氏的著作得到了有力证据。但王氏此篇很明显是批评顾氏，他强调的是两周时期，人皆认同夏。从顾颉刚的日记看，顾氏一生心仪王氏，视之为师，但王国维与其立场并不相同。李零教授指出，他自己并不赞同将“二重史证”看作王国维的发明，且认为这更不是王氏最重要的理论。宋以来的金石学就强调“证经补史”，即所谓“二重史证”。王氏的“二重史证”，是将地下文字与地上文字互证，还不足以概括历史学和考古学范围内的互证。此外，很多西方汉学家恰恰把此说视作中国学者的通病，反而主张“考古自考古，文献自文献”。诚然，其说虽有诸多可商榷之处，但仍有可取之处，考古和文献各有各的读法，不尽是互证关系。关于疑古与信古，李零教授认为，传统辨伪学中的疑古有两种，一种卫道统，如崔东壁；一种破道统，如顾颉刚。疑、信是同一枚钱币的正反两面。其实，疑古终究是为考信，不是为疑而疑。真正的历史学家，比如希罗多德和司马迁，都是“信以传信，疑以传疑”。正确态度当是“疑其所当疑，信其所当信”。

四裔研究方面，王国维的“四裔”其实内可指四大边疆（按“五部十八省”，去十八省外之其余四部，东三省，内、外蒙古，青海、新疆，前藏、后藏），外可指五大洲、四大洋。清代学术不光是经史、小学，还有晚清“实学”，如徐松、龚自珍、魏源等所倡导的。边疆史地和中西交通，一时成为“显学”、“绝学”。冯承钧叫“西域南海史地考证”，今称“一带一路”。王国维在清华讲“古史新证”，多据旧说，当时他更大的兴趣是蒙元史。“五大发现”除殷墟甲骨和大库档案外，都与西北史地有关。清代学者重视边疆，重辽、金、元研究。西人研究中国，也是从边疆入手。可以说，当时的“五大发现”是古今学术的结合点，也是中外学术的结合点。中国最早的民族志（所谓“蛮夷列传”）是《史记》的《匈奴列传》、《南越列传》、《东越列传》、《朝鲜列传》、《西南夷列传》。王国维治四裔之学，以《鬼方昆夷猃狁考》（1915）为最早。该文受《匈奴列传》影响，把鬼方、昆夷、猃狁视为一系，当匈奴前身。此说可商，但他说媿姓与鬼方、鬼戎有关，姜姓与氐羌有关，猃狁与允姓之戎有关，很有见地。族姓研究是人类学的重要资源，王氏此文是最早的“胡姓考”，由此也可看出他的国际眼光。王国维主张“学无古今中外”，以国际眼光研究中国。他与日本京都学派（如狩野直喜、铃木虎雄、内藤湖南、富岗谦藏等）和法国汉学家（如伯希和），均有直接来往和书面交流，学术思想互通有无。

讲座最后，李零教授概括了王国维的学术遗产对中国考古学的影响，指出“五大发现”开出五门新学问：甲骨学、简牍学、敦煌学、明清档案学、中国民族古文字学和外来文字研究。虽然“五大发现”全是文字史料，有一定的局限性，但器物学和铭刻学都是考古学的先声；“罗王之学”代表了20世纪中国器物学和铭刻学发展的最高水平，为中国考古学的闪亮登场做了必要的铺垫。王国维身后，殷墟甲骨引起殷墟发掘，催生三代考古，而三代考古又塑造了中国考古的“史学取向”。西北汉简、敦煌文书、明清档案，引起西北考察，催生边疆考古。中国民族古文字学和外来文字研究，不仅影响到中国的边疆考古，还影响到邻国的海外考古。此外，“罗王之学”，特别是王国维的研究，还影响到郭沫若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王氏开创的战国文字研究，更是拓展为当今古文字研究的新潮流。1927年1月，李济从山西回来，王国维参加过欢迎会。卫聚贤、吴金鼎是李济在清华国学院的学生，夏鼐也从清华出国，这些考古学大事恰好与王国维相接。

评议环节，黄德宽老师补充了罗振玉和王国维学术上互相启发的例证。《商代先公先王考》方面，是罗振玉首先发现报乙、报丙、报丁的关系，并写信与王国维讨论。罗振玉写文章时也经常引用王国维，从二人信函往来之频繁来看，罗氏剽窃王氏是不可能的。黄德宽老师提出，从李零老师的讲座延伸出去，我们也可以重读罗振玉。随后，杜鹏飞老师回顾了2017年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筹办“独上高楼：王国维纪念展”的过程，以及和相关藏家接触的人事机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