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李零：冷战之殇——柴尔德考古学的反战思考

本文摘自9月20日晚，北大‬“文研院六周年”系列学术活动、“年度荣誉讲座”第一场“冷战之殇——柴尔德考古学的反战思考”的‬讲座‬纪要‬。

讲座开始后，李零教授分享了疫情期间闭门读书之所得：“比较王国维和柴尔德，我们能看到中外之分，也能看到激进与保守之分；但二人也有相同之处——同样其貌不扬，体弱多病，政治失意而学术得意。他们都是与中国百年考古、世界百年考古密切相关的伟大学者，也都在人生巅峰处以决绝的方式离开人世。”

有人曾对比柴尔德和宾福德的异同（“二德异同”），认为前者是20世纪上半叶考古学发展的关键人物，后者则代表了20世纪下半叶考古学的新发展。如今，有人觉得柴尔德的理论已经过时，但事实上并非如此，例如除了其最负盛名的“两大革命”说（新石器革命、城市革命）以外，“知识革命”也是由柴尔德首先提出的。李零教授尝试通过夏鼐对柴尔德的评价，以及柴尔德从工人运动的理论家到学术之路的转变，使人们重新认识柴尔德，了解其之于世界考古学的突出贡献，以及对中国考古学的广泛影响。作为一位马克思主义者，柴尔德在自己的书中几乎从不使用马克思主义的词句；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柴尔德用自己的死亡作为人生“绝笔”，以三封遗书完成了最后的心愿。柴尔德是马克思主义考古学家，身处反共势力强大的英国。柴尔德的思想，不似教条主义“党八股”的马克思主义，也不似“西马”或“洋左”之于马克思主义。对他而言，“马克思主义只是一种行之有效的研究方式和用来解释历史和考古材料的工具”，他接受是因为它的效用。

柴尔德的一生都是个谜。他终身未婚，独往独来，死前销毁了自己的日记和书信。出于他的政治立场，柴尔德65年的人生中，有大半时间处于英国军情五处的严密监控中，英国共产党的领袖帕姆·达特还是他在牛津时代的密友。事实上，柴尔德有自己独特的表达方式，他对英共坦诚，但并不怎么“听党的话”，参加左翼活动时常不发一言。他从不与考古学同行谈论政治或信仰，也不喜欢把马克思主义词句挂在嘴上，他说“这是在英国谁都听不懂的黑话，只会把读者吓跑”。直到二战期间英苏开始结盟后，他的书中才出现一些马克思主义的暗语，比如最负盛名的《人类创造了自身》（Man Makes Himself）一书标题就来自马克思。柴尔德是低调而幽默的，在当时英国的环境下喜欢用“糖衣包裹”的方式讲话，希望用西方读者容易接受的方式沟通两个不同世界。随后，李零教授从考古学研究、反战思考、诀别离世等方面进一步剖析了柴尔德的考古学及反战思考。

一、柴尔德的考古学

柴尔德时代的考古学家多半是一些“半路出家”的探险家和博物学家，且多以从事考古发掘著称。柴尔德则恰好相反，且与中国考古学颇有渊源。根据夏鼐先生的回忆，他留学英国时，英国有五位考古学大师：其中埃及考古领域皮特里最有名，吴雷靠乌尔王陵出名，惠勒靠梅登堡出名，伊文思靠米诺斯出名；柴尔德则相反，先出书，后当考古教授，再干田野——他是以理论考古学（或比较考古学）出名，以阐释见长。夏鼐未能从学于柴尔德，然几近读遍柴氏著作。当年，夏鼐在辉县发掘，引起柴尔德的兴趣。柴尔德退休后本想重游苏联并来中国，但未成行。他死后，夏鼐写文章纪念他，表达了未能邀请他来华的遗憾。夏鼐和苏秉琦是1949年后中国考古的代表人物，夏先生是最为熟悉西方考古学理论的中国考古学家，尤其是柴尔德“考古文化”相关理论。李零教授表示，从学术范式和工作方法而言，中国的考古学家与柴尔德最为接近，如我们使用的“考古文化”概念、“文明曙光”说、“两大革命”说（新石器革命、城市革命，其实还有知识革命）和“多元一体”说等。而身为欧洲中心主义学者，柴尔德视近东考古和欧洲考古为主流，其他地区的考古文化为支流；但他对中国考古一直保持关注，如他提到周口店时便指出蜻蜓眼式琉璃珠由西方传中国。柴尔德的同行看重他，主要因为他的早期的五本著作：《欧洲文明的曙光》（1925）、《雅利安人》（1926）、《远古的东方：欧洲史前史的东方序幕》（1928年）、《史前的多瑙河》（1929）、《青铜时代》（1930）。如果说这五本是学术著作，那么晚期写就的《人类创造自身》（1936）、《历史上发生过什么》（1942）则是通俗著作、畅销书。尤其是后者，对二战前后的年轻人影响最大，阐释了“三大革命”学说，用考古材料讲“大历史”，解释“欧洲文明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又为什么会成为独一无二覆盖全球的现代文明”的问题。柴尔德死后，考古学家多认为他的学说已然过时。但1980年代，随着他的传记陆续出版，人们开始重新认识柴尔德。

第一本传记是萨利·格林（Sally Green）的《史前学家柴尔德传》（1981）。格林认为，柴尔德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考古学家，而是研究史前学的学者（确切说，是研究史前史如何发展为文明史的学者）。柴尔德“相信考古学的未来应与历史学而非自然科学为伍”，显然，他是“历史取向”而非“人类学取向”的考古学家。第二本传记是芭芭拉·麦克奈恩（Barbara McNairn）的《柴尔德的方法和理论：史前史的经济、社会和文化阐释》（1981）。柴尔德在《回顾》中说，他对史前史的贡献不在考古材料、年代和文化定义，而在“阐释性概念和解释的方法”。第三本传记是布鲁斯·G·特里格（Bruc G. Trigger）的《柴尔德：考古学的革命》（1980）。第四本传记是威廉·皮斯（William Pease）的《柴尔德的神秘生涯：人类精神的独特显现》（1992），柴尔德在《欧洲文明的曙光》序中说“欧洲文明是人类精神的独特显现”，作者则称他这个人也如是，强调其特立独行。第五本传记是特里·欧文（Terry Irving）2020年出版的《致命的政治诱惑：柴尔德的生平和思想》，柴尔德曾在一封信件中说他想逃离澳大利亚，逃离“致命的政治诱惑”。1980年代有个“让我们更好地认识柴尔德运动”，代表作是上述五传的前三传。在这之前，时人多认为，柴尔德曾经伟大，而现已过时，视他为传播论者，年代和文化序列多误。1980年代以后，情况有所变化，无论中外，人们对这个谜一样的人有不少新认识。世纪之交，有比较“二德”——柴尔德和宾福德的争论。柴尔德是20世纪上半叶世界考古的代表性人物，宾福德是20世纪下半叶世界考古的代表性人物，两个人代表了两个时代的接替，美国考古学取代英国考古学，呼应着战后的政治格局。

二、柴尔德的反战思考

柴尔德不是象牙塔中的学者。他生活在多灾多难的19世纪末及20世纪上半叶，对世界发展，有着强烈的政治关怀。战争与革命是20世纪的全球主题：“一战引起俄国革命，二战引起中国革命，二战后的冷战用来对付这两场革命。二战是一战的继续，冷战是二战的继续，战争与革命互为因果，像一条铁链，牢牢锁住所有人，至今未解。”柴尔德终其一生反对帝国主义战争，也一直都在英、美包括澳大利亚政府监控的黑名单上。一战期间，他参加牛津大学的反征兵运动，二战中反法西斯，冷战中反核战、反“麦卡锡主义”，参与“保卫和平运动”。其反战思考集中于《人类创造自身》和《历史上发生过什么》这两本著作。人们总是把短暂的休战叫作“和平”，每一次“和平”都埋伏着下一次战争。一战后，柴尔德出版了第一本著作《劳工如何执政》，对澳大利亚工运做出总结。若非代价太大，柴尔德会考虑投身革命，但最终他还是选择学术的道路，与政治保持距离。于柴尔德而言，政治是“致命的诱惑”。他的理论以“三个革命”最出名，正如特里格说，柴尔德后来从事的是另一种革命，即“考古学的革命”。柴尔德终生探讨的问题与马克思主义相契合。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往哪里去，柴尔德研究资本主义从哪里来，即欧洲文明为什么是唯一发展为现代资本主义的文明？这个问题是所谓“李约瑟难题”，也是“柴尔德难题”——前者从科技史的角度探讨，后者从考古学的角度探讨（侧重技术史和经济史）。也由此，柴尔德坚信马克思主义的效用处，看重考古学的经济学阐释。以黑格尔的三段论看待历史：“亚细亚”是正题，“古典”是反题，“日耳曼”是合题（包括中古时期和近现代），大西洋文明后来居上取代地中海文明（近东文明和古典文明）是19世纪历史学的普遍共识，而非马克思的发明。西方考古分三大领域：第一，近东考古（埃及、两河流域、土耳其和伊朗的考古），与“圣经学”有关；第二，史前考古（北欧或西北欧考古），与北欧神话学有关；第三，古典考古（南欧考古或东南欧考古），与古典学有关。柴尔德出身于牛津古典学，师从伊文思和迈尔斯，精通欧洲各国语言，一战后遍游欧洲，特别是中东欧和苏联，也曾造访中东、印度和美国。他从黑格尔、马克思和迈尔斯那里接受了以欧洲为中心的“三大文明”倒序排列，整合了三大考古，被目为“集大成者”（Synthesizer）。

柴尔德时代，考古学有五大争论，一是西方主义与东方主义，二是进化论与传播论，三是外因论与内因论，四是单线论与多线论，五是决定论与可能论。科西纳主张西方主义（认同西北欧），史密斯主张东方主义（认同埃及），柴尔德主张“东方开头，西方收尾”，迁徙和传播是从东南到西北，后来居上。二战前的德国考古学术氛围浓厚，出逃的德国考古学家亦对英国考古学发展有影响，在碳十四测年法未出现之际，人们对考古现象的认识是以“考古文化”为单位，同族群的地理分布关系更密切。柴尔德的学术生涯始于研究雅利安人的起源。这一领域中，德国考古学家从“种族”视角出发，认为雅利安人起源于德国，以日耳曼入侵解释欧洲文化；相反，苏联考古学家主张雅利安人起源于南俄草原或外高加索，用本土起源解释斯拉夫文化。柴尔德属于温和传播论者，也认为雅利安人起源于南俄草原，并同情和理解苏联学者的本土说。柴尔德承认其最初受到科西纳“考古文化”概念的影响，曾认同“黑暗时代”日耳曼人入侵说，但在二战期间科西纳的理论发展为纳粹考古，欧洲面临法西斯的威胁。此时，他难以再认可野蛮时代所有的积极方面，选择挺身而出坚决反对纳粹考古的种族优越论。

晚期柴尔德的《历史上发生过什么》等著作回避了野蛮人征服罗马改造欧洲的看法。在“三个革命”学说中，柴尔德试图把考古学中从物质文化、人类学观察与他对工具进化和生产方式进化的阐释出发的三种分期方式整合在一起。面临二战爆发、德国吞并欧洲的危险，他的写作是为了说服自己“黑暗时代不是吞噬所有文化传统的无底洞”，是时，他用“文明来自东方”之学说抵抗法西斯主义。

三、魂断蓝山

冷战时期，柴尔德反核战、反“麦卡锡主义”，参与了“保卫和平运动”。柴尔德的心灵深处非常孤独和悲观，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他都因巨大的现实打击曾试图自杀而被劝阻。1956年，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做秘密报告，引发“波匈事件”，欧洲各国共产党员纷纷退党，左翼知识分子集体“向右看齐”。他的老朋友、英国共产党领袖帕姆·达特饱受攻击。这都让他深受刺激。1957年，他回到澳大利亚，发现澳大利亚也已物是人非，深深美国化。

这次的打击令柴尔德选择在人生的顶峰跳崖自杀。1957年10月19日，柴尔德回到儿时居住的悉尼蓝山的温特沃斯瀑布附近，在寄出记录个人学术观点与自杀原因的“绝命三书”（《回顾》《展望》与《告别》）后，从“格维特飞跃”（Govett’s Leap）旁的巴洛观景台（Barrow Lookout）纵身一跃，悄然结束了自己的一生。观其一生，柴尔德是位马克思主义者，但即便战后知识分子掀起加入共产党热潮，他也从未加入共产党；相反，1956年，左翼退潮，共产党员大批退党，他却没有放弃自己的立场，抛弃出卖昔日的朋友（可与奥威尔比较）。由于其政治立场，论学术贡献与影响力都是国际泰斗的柴尔德从未获得过任何来自英国皇室的荣誉。作为理想主义者，柴尔德只以三封遗书和死亡完成了人生的最后一笔。

四、冷战之殇

柴尔德死后，世界从未远离战争，“后冷战”仍是冷战的延续。北约和美国是二战后的战祸之源，和平遥遥无期。讲座末尾，李零教授认为，柴尔德的反战思考有两层含义：第一，“人类创造自身”（借用马克思原话），阐述历史是人类自我选择的结果，没有现成答案；第二，“历史上发生过什么”，梳理历史进步的大趋势（“三个革命”、希腊化的辉煌、罗马帝国的衰亡），解释光明如何战胜黑暗——柴尔德视人口增长曲线为衡量标准，认为“活着”就是希望。然而文明史也是自杀史。人类可以创造自身，也可以毁灭自身。光明注定会战胜黑暗吗？未必。而这只是柴尔德的信念。二战中，德军占领法国，柴尔德深感绝望，认为德军登陆，他必死无疑；英国的制度也好，苏联的制度也好，全都同归于尽。苏军大反攻后，他一度充满希望，但冷战第一轮（1945—1965）期间，他再度陷入绝望。他在《告别》写道：65岁的他已经不再有创造力，他不愿贫病而死，宁愿选择自杀，借用特里·欧文之言，这是“冷战之殇”。

柴尔德身后，考古学家同行皮戈特献诗于他，颂扬很多未解之题的答案都在《欧洲文明的曙光》之中；参加过西班牙内战的大卫·马丁出于共同的反战立场，表示非常敬仰柴尔德，对他的晚期著作极有共鸣，从《人类创造自身》和《历史上发生过什么》中看到了人类的希望。斯人已逝，今年是柴尔德诞辰130周年，我们应该好好纪念他。

与谈环节

李水城教授补充梳理了柴尔德作为20世纪上半叶考古学的代表人物对世界考古学的卓越贡献。柴尔德完善了有关农业起源的绿洲假设学说，补充说明因冰期末叶气候由湿冷变为干冷，人们向绿洲转移并开始试验谷物栽培与畜养。再者，柴尔德将农耕的出现列为人类自用火以来最伟大的经济革命，堪比以城市为基础的商业革命和近代的工业革命。更为重要的是，柴尔德开拓了西亚和欧洲地区考古研究的新领域，预见性地指出欧洲文明的策源地为东南欧，并提出农耕文化是从西亚向欧洲波浪式推进传播的假说——战后近东地区大量考古发现和研究证实了这一观点。在考古学文化理论方面，柴尔德在考古学定义以及考古学与人类学、历史学的关系等方面都有新的贡献，并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就预见到新的考古革命即将到来——环境考古的出现。可贵的是，柴尔德对人类的进化充满唯物的乐观主义精神，主张使用唯物主义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进行考古学阐释。

张瀚墨教授在阅读柴尔德著作与传记后，更能理解李零老师的研究不但旨在明晰柴尔德之学术理论，评价其与中国考古学的联系，更希望通过讨论柴尔德的学术、人生和谜一样的生命结束方式，分析世界战争与革命背景下政治与学术的缠绕。张老师也透露，柴尔德的传记都将由商务出版社出版；五本传记各有侧重，涵盖柴尔德的政治生涯、与英美等国的联系、学术思想与考古理论，以及与家人朋友的关系等内容，是进行柴尔德考古学研究的宝贵资料。

王艺老师通过梳理柴尔德与传记《致命的政治诱惑：柴尔德的生平和思想》作者特里·欧文的人生于冥冥之中的呼应，探讨该以何种方式评价柴尔德一生中同“政治诱惑”的纠葛这一问题。特里·欧文是研究工人运动历史的学者，并热衷参与工人运动，成功将政治诱惑与学术诱惑相统一。他也将个人情感投射到有相似人生经历的柴尔德身上，认为柴尔德留存的学术著作都显示出他也成功完成了两种诱惑的统一。柴尔德在考古界公认的特点是通俗化及对马克思理论的运用，但王老师认为，就柴尔德是否陷于政治与学术两种诱惑的撕扯这一问题，或许仍有其他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