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瓷考古:探索吉州窑
吉州窑是江南地区一座闻名的综合性窑场,地处江西省吉安市吉安县永和镇,濒临赣江,面对赣江东岸的佛教胜地青原山。其产品行销海内外,对瓷都景德镇元代青花瓷的勃兴起了直接的推动作用,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对研究中国陶瓷制造工艺、陶瓷业发展史乃至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史具有重大价值。1957年,吉州窑遗址公布为第一批江西省文物保护单位。2001年,由国务院公布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吉州窑很早就受到人们关注,其考古研究历程可分为两个时期。
一 早期的文献记录
早期关于吉州窑的记录,较少从陶瓷生产和工艺的角度出发,而是从人文历史、民风民俗、名胜古迹等方面来叙述,见诸于历代文人笔记、文集、县志、山志、族谱,基本上是当时人记录当时事,真实性可靠性较强,可信度高,能为现在的研究提供不少有益的启示。根据相关内容,大致归纳为四个方面。
(一)关于生产历史和原料的记载
宋周必大《文忠集》:“(隆兴二年七月)庚申。早过方塘,回入落塘源,观欧阳氏阴地。遂上鸡冈,永和之朝山也,窑泥皆仰给于此。遇地脉可凿。蹑阶以入,深至数十丈。初取皆细泥,见风乃凝如白石。一穴尽,即他之,山为之盖,不知几百年。或云随取随生,恐是理。遍观山顶,其高稍亚金凤,而相联属。”记载了吉州窑瓷土的来源和获取方式,指明吉州窑烧造瓷器的原料来自于鸡冈岭,瓷石采取“横坑法”开矿,跟着矿脉通过台阶进入矿洞,一穴开完就往他穴。鸡冈岭地处吉州窑遗址东面两千米处的青原山。周必大是吉州窑遗址所在地永和镇人、南宋宰相,这是当时当地的朝廷高官记载家乡的事情,真实性毋庸置疑。《青原山志略》也载:“其龟地出腻土,宋永和窑所资也”;“宋时开窑取鸡冈龙度腻土作器,四方鳞集,设监理其税,烟火数十家。”明末清初方以智《游永和记》:“其为窑岭者六七处,宋时所开,出土明腻。”这些都说明鸡冈岭的瓷土细腻,用于吉州窑生产瓷器。
(二)关于市镇业态的记载
南宋进士永和人周必正在《辅顺庙记》记载“皇朝景德中,瓷窑始置官吏,为永和镇,秀民大家,陶埏者半之。”由此看来永和镇的窑业生产规模很大,制陶业的从业人员占比达一半以上,早在北宋景德年间已经设置官吏管理窑业,已经有永和镇的设置和称呼;并且指出永和镇是以瓷器生产为主的经济形态。周必正与前面提及的南宋宰相周必大是亲兄弟,都是永和镇人,其记载应该真实可靠。单暐《清都观记》云:“(永和)镇距城十有余里,濒江带山,聚为井落。俗以凿山火土,埏埴为器,贸易于四方。瓦砾尘埃,所在如是。”记载了永和镇的地理位置、经济形态以生产瓷器为主以及生产瓷器的原料来源和方式等。
元吴澄《临川吴文正公集》卷十五《赠陶人郑氏序》曰:“今东昌郑氏以善陶名数百里,凡民之用器、官之礼器咸资焉……郑氏者谁,守忠其名,野堂其号云。”说明了吉州窑陶瓷的用途,闻名周围数百里的东昌郑氏制造的陶瓷器物既包括民用生活用具,也涵盖官府礼器。
《永乐东昌志》卷之一,《序二》记曰:“至五代时,民聚其地,耕且陶焉,由是井落墟市,庙宇祠观始创。周显德初,谓之高唐乡临江里瓷窑团,有团军将主之。及宋浸盛,景德中为镇市,置监镇司掌瓷窑烟火公事,辟坊巷、六街三市。时海宇清宁,附而居者至数千家,民物繁庶,舟车辐辏。”说明吉州窑五代开始烧造瓷器,由于陶瓷业的发展形成了六街三市的市镇格局,特别是说明了陶工是陶耕相济,忙时种田,闲时制陶,耕且陶也。
(三)关于吉州窑户的记载
《新增格古要论》卷七《古窑器论》“吉州窑”条“吉州窑,出今吉安府庐陵县永和镇。其色与紫定器相类,体厚而质粗,不甚值钱。宋时有五窑,书(舒)公烧者最佳。有白色,有紫色,花瓶大者数两,小者有花,又有碎器最佳。相传宋文丞相过此窑,变成玉,遂不烧焉。今其窑尚有遗迹在人家,永乐中,或掘有玉杯、盏之类,理或然也,自元至今犹然。”记载了吉州窑的瓷器种类、烧造陶瓷窑厂的数量以及善制碎器的舒翁等,这是关于舒家窑的最早记载。以后的记载多沿袭抄录,出自这里。清代施闰章的《矩斋杂记》云:“宋时江西窑器出庐陵之永和市,有舒翁工为玩具,翁之女尤善,号曰舒娇。”清唐秉钧《文房肆考图说》记:“宋时江西窑器出庐陵之永和市,有舒翁工为玩具,翁之女尤善,号曰舒娇。”《景德镇陶录》卷七,《古窑考·吉州窑》“吉州窑”条:“宋时吉州窑,共有五窑,具白色紫色,紫色与紫定相类,舒姓烧者,工为玩具。其炉瓮诸色,几与哥窑等价,花瓶大者值数金,小者有花。”这几条文献都是说明吉州窑的舒翁父女善于制陶,尤其是舒娇以烧制玩具、仙佛出名。
(四)关于吉州窑衰落原因的记载
明唐文凤《梧冈集》卷三:“永和古名市,益国是家乡。窑变胚胎器,街存瓦砾墙。山川夺秀色,天地启珍藏。寂寞书台在,茫茫春草长”,指出明代吉州窑的窑变瓷器已经停止生产,永和街市成了瓦砾墙,悠久历史使得原先繁华的街巷春草茫茫。明末清初方以智《游永和记》:“宋末窑变,乃移于饶。或曰土断,近之不见”,说明吉州窑断烧是由于资源缺乏,瓷土资源短缺造成的。清朱琰《陶说》卷二《说古》:“吉窑颇似定器,出今吉安之永和镇。相传陶工作器入窑,宋文丞相过时变成玉。工事闻于上,遂封穴不烧逃之,故景德镇初多永和窑工”,指出吉州窑的衰落是受到文天祥的影响。清唐秉钧《文房肆考图说》也认为:“宋文丞相过时尽变成玉,工俱事闻于上,遂封穴不烧,逃之饶,故景德镇初多永和窑工。”这些记载散见于各种文献,对吉州窑十分推崇。
二 考古调查发掘
从1937年代至今,随着考古学科的引进,尤其是陶瓷考古的兴起,吉州窑的研究工作从田野考古着手,可分为三个阶段。
(一)第一阶段:从1937年到1980年代
这是吉州窑考古调查的早期阶段,特征是断断续续的、零星的、局部的。但这些早期有益的探索开启了吉州窑的研究,积累了资料,为以后的工作打下了基础。
1937年,日本人小山富士夫、英国人伯兰司登氏都曾到吉安县永和镇做过考察。伯兰司登氏通过在遗址上发现的一件细碎纹青瓷标本的装饰技法和纹样,推定英国大英博物馆收藏的一件凤首壶是吉州窑作品。不过时至今日吉州窑遗址上仍然没有发现与其类似的凤首壶标本。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江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何国维于1953年首启新时代的吉州窑研究,对吉州窑的分布做了初步了解,制作了吉州窑遗址第一张分布图(图五)。此外还发现了对吉州窑研究颇为重要的手抄本《东昌志》,现已由吉安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点校出版。
1955年,故宫博物院专家对吉州窑遗址进行调查。解放初期,江西省的段从光、饶惠元先后对吉州窑遗址作调查。
1958年,蒋玄佁在前人研究和实地考察吉州窑遗址的基础上,出版了《吉州窑:剪纸纹样贴印的瓷器》,是第一部比较系统地研究吉州窑的著作。
1974年,江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对吉州窑进行小型试掘,发现吉州窑二叠层,宋代文化层直接叠压在五代文化层上。在第18号遗址旁的五代文化层出土了几件青白釉温酒注碗,从考古地层确定了吉州窑的烧造历史从五代开始,与前述文献《东昌志》记载的“至五代时,民聚其地,耕且陶焉”吻合,也说明文献记载的可靠性。
这个阶段的吉州窑研究,虽然只是进行了间断、零星的考古调查,相关的研究文章也不多,但是成果还是丰硕的,有的还是跨时代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其时的研究走出了书斋,开始了野外的考古调查,绘出了第一张遗址分布图,发现了非常重要的文献资料《东昌志》,出版了第一本吉州窑专著。
(二)第二阶段:从1980年代到2006年
这是吉州窑考古调查全面进行,考古研究较为深入的阶段。这阶段吉州窑遗址的调查、试掘和与吉州窑相关的研究、实验性生产呈现齐头并进的特征。
重要的考古发掘是1980~1981年,江西省文物工作队和吉安县文物管理办公室对吉州窑开展了全面调查和首次发掘。这是吉州窑进行的第一次大规模发掘,重点揭露了本觉寺岭窑址窑炉和斜家岭窑址作坊遗迹,并对其余23处废窑堆积逐个进行了小型探沟发掘,开探方、探沟24个,揭露面积1291平方米,出土各类瓷器和窑具标本4503件。
揭露的本觉寺岭窑炉建在废瓷堆积层上,并非依山而建。窑床属斜坡式“龙窑”,平面呈船形。窑炉具有火膛狭小、窑床较宽、坡度斜陡的特点,与浙江龙泉窑、福建德化窑等依山而建的龙窑有所区别,而是因地制宜,采取平地堆建的方法。窑床沿用时间长,装烧量大,能同时烧造粗瓷和细瓷、高温与低温釉瓷,窑门开在两侧并经三次修建。
作坊遗迹位于斜家岭与枫树岭窑址之间,揭露面积长18.5、宽11.5米。作坊构筑讲究,用长方形和正方形红砖铺地。在铺地砖以下,采用大小匣钵依次层叠(内多盛装废弃之白釉碗),用以奠基,作坊紧靠窑床,工序齐全,分工细致,构筑讲究,生产设施和布局比较合理。从铺地砖奠基层遗物和墙基叠压关系分析,作坊沿用时间长,中经维修与改建。
考古发掘为研究吉州窑陶瓷史和永和镇历史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帮助廓清笼罩在吉州窑上的迷雾,解决了有关吉州窑的学术问题。根据资料推断,吉州窑遗址以窑岭为界往北是以烧造黑釉为主,次烧彩绘瓷的窑场;从窑岭往南以烧白釉为主,次为黑釉的窑场。研究证明吉州窑是江南地区一座举世闻名的综合性瓷窑,遗址位于江西省吉安县永和镇,所烧瓷器种类繁多,工艺特色鲜明,法效南北百工,造型与装饰内容丰富,涉及宗教、士人与世俗文化等宋元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具有浓厚的地方风格与民族艺术特色,特别是黑釉木叶纹、剪纸漏花装饰技法堪称世界一绝,在中国陶瓷史上独树一帜,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丰硕的考古成果,引起了较大反响。以这次考古调查、发掘成果为基础,1981年,吉安县人民政府在吉安县举办中国古陶瓷研究会、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会第一次学术研讨会,许多国内外的陶瓷专家和学者参加了这次盛会。
本阶段,学者们撰写了不少关于吉州窑的文章,如全面论述吉州窑的《试论吉州窑》,分述吉州窑问题的《关于吉州窑的几个问题》,讨论吉州窑生产发展历史的《吉州窑烧瓷历史初探》,关注吉州窑艺术的《试论吉州窑的瓷塑艺术》,以及探讨吉州窑生产组织形式的《从吉州窑匣钵上的文字探讨吉州窑的生产方式》等等,初步统计发表了有关吉州窑的文章超过70篇,这些成果涉及吉州窑遗址、历史、艺术和其品种、组织形式等,使人们对吉州窑有了基本认识。
本阶段出版了不少关于吉州窑的专着,除了前述研讨会出版的《古陶瓷研究》专题论文集外,代表性专著有《吉州窑与吉州窑陶瓷艺术》、《吉州窑瓷鉴定与鉴赏》、《吉州永和窑》、《中国古陶瓷标本—江西吉州窑》、《吉州窑研究和永和镇旅游开发》、《吉州窑》、《吉州永和窑作品集》等。
此外,1984年,吉安县人民政府组建了吉州古陶瓷研究所和吉州陶瓷厂,开展关于吉州窑研究、恢复和发展的系列活动,吉州窑陶瓷厂的研发和企业经营曾经一度兴旺。
(三)第三阶段:2006年至今
随着时代的进步,相关单位采用更先进的设备,运用全新的考古理念对吉州窑遗址进行了更全面的调查、研究和保护,呈现出研究与保护、保护与展示共同发展的局面。
吉州窑前段的调查发掘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然而受时代局限,尤其是科技手段的限制,有些综合研究未能开展,有的未能深入拓展。随着岁月的侵蚀,吉州窑遗址与永和镇的面貌都发生了不少变化。为进一步深入研究吉州窑,促进和加强吉州窑遗址的保护,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2018年前为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相关单位、大专院校,在2006年至2007年全面勘探的基础上,分别于2008年、2012年、2014年、2016~2019年对吉州窑遗址外围永和堤、陶瓷厂、尹家岭、东昌路、茅庵岭等多处窑址进行了多次考古发掘。第三阶段工作细分全面调查勘探、配合基本建设和主动性发掘三部分。
1.全面调查、勘探阶段
2006~2007年,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相关单位采用航空遥感考古技术对吉州窑遗址进行布方、定点、调查,建立整套的考古地理信息系统,开拓吉州窑研究的新领域,以期厘清其原料采集、堆放、制作、烧成、储存等不同功能分区,探明其原料来源、窑炉形制等相关问题,与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等单位合作,采用中子活化分析和同步辐射X射线荧光法(SRXRF)对吉州窑展开全方位、多学科和多角度的合作研究,为吉州窑遗址的全面发掘、研究和考古遗址公园建设提供基础资料。
在全面仔细踏查吉州窑遗址、基本探明其范围、摸清各区域功能的基础上,分别选择在窑门岭、茅庵岭、鸳鸯街、瓷器街、永和小学、本觉寺塔北、本觉寺塔南、猪婆石岭、下瓦窑岭等9处布12个探方进行重点勘探试掘。揭露面积410平方米,揭示龙窑2座、马蹄窑1座、灰坑11个、路面5处、地面(或天井)2处、墙基13条,清理9座明清时期的小型墓葬,出土了大量的瓷器和窑具标本,考古调查勘探取得丰硕的成果。
2.配合基本建设考古发掘
(1)配合永和堤建设
2008年2~6月,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吉安县博物馆的配合下,对吉安县永和堤除险加固工程永和改线段所涉及的吉州窑遗址外围边缘进行了抢救性的考古发掘,揭露面积800平方米,清理明代中晚期到清末民国时期的灰坑3个、池子1个、陶缸3个、铜钱堆1处、墙基29条、石柱础9个、由墙基和石柱础组成的房基遗迹8处,出土一批晚唐至清代的遗物。遗物品类多样,从用途上分为生活生产和窑场产品,从质地上分为陶器、瓷器和铜器,其中瓷器所占的比重较大。发掘清理的遗迹和遗物为研究明清时期吉安地区的人居环境、村落布局、建筑形式以及生存状况,为了解古代吉安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面貌、风俗习惯提供了第一手实物资料,丰富了庐陵文化的内容;其中吉州窑早期青釉、青白釉瓷标本的出土,丰富了吉州窑的内涵,有助于吉州窑早期历史研究和确立吉州窑的历史分期。
(2)配合东昌路改造工程建设
按照国家文物局《关于吉州窑遗址东昌路改造工程设计方案的批复》,2012~2013年,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吉安县博物馆、吉安市博物馆和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南京大学历史学院等单位对东昌路改造工程路段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揭露面积992平方米。
三个发掘区共揭露制瓷遗迹80多个,其中圆形釉缸17个、砖砌方形池9个、砖砌圆形池6个、辘轳车基座7个、砖墙18道、匣钵墙2道、排水沟4条、砖地面5处、匣钵地面2处、道路1条、灰坑16个。这些遗迹存在叠压打破关系,平面布局比较清楚,功能基本明了,分属宋代、元代、明代等不同时期。尤其重要的:一是在A区揭露的一组南宋时期拉坯、修坯以及施釉的遗迹,遗迹基本上布设在长方形砖或匣钵残片铺就的建筑内,一侧分布辘轳车基座或者釉缸(釉缸一般是3个成组),一侧分布方形练泥池、储泥池,成组排列在一起。二是在B区清理出一组元代制瓷作坊遗迹,这些遗迹有规律地分布在一道红砖墙两侧,与南宋时期制瓷遗迹集中、紧凑、成组联排的特点相比,整体布局显得舒展、大方,呈现出不同的时代风格。成组制瓷作坊遗迹,为研究南宋、元代吉州窑的制瓷工艺流程提供了重要资料,深化了吉州窑的制瓷文化内涵。
出土标本从用途上分为产品、窑具和工具,从质地分为陶器、瓷器、铜器等,其中瓷器占绝大多数。瓷器种类繁多,纹饰丰富多彩,造型新颖独特,分为青釉、青白釉、白釉、黑釉、彩绘、绿釉和瓷塑等,这些标本对于了解吉州窑的瓷器品种和进行分期断代具有重要作用,不少新器形、装饰填补了以往吉州窑考古发掘资料的空白。如青白釉狮形熏炉盖、釉色漂亮漏花清晰的黑釉盏、绿釉刻花瓶、彩绘长颈瓶、小巧精致的瓷塑以及印模等,一批黑釉文房用具颇为引人注意,诸如高足盘、三足盘、砚滴等,此外还发现了三彩瓷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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