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文物看陕西：汉帝国的生产制造业

两汉时期，随着农业的迅速发展,手工业也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其突出表现为生产规模扩大，生产部门更加齐全，各部门内部分工日益细密，生产技术不断提高并在许多领域达到了当时世界的最高水平。

两汉的手工业门类主要有纺织、冶金、漆器制造、铜器制造、舟车制造、制盐、酿造等。绚丽多彩的丝绸、雕琢细腻的玉器、光洁精美的铜镜，是汉代手工业水平的代表。

中国古代以农立国，“男耕女织”是其特点。封建国家把纺织与耕田同等对待，“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就是这种思想的深刻反映。据《三辅黄图》所载，上林苑有蚕馆，为皇后亲蚕之地，反映了最高统治者对种桑养蚕的重视。上有所好，下必效之。当时陕西的种桑养蚕也很兴盛，陕南出土的鎏金铜蚕即是明证。纺织业是汉代最普遍、最重要的手工业部门，分为官营与民营两种。官府纺织机构是设于长安的东西织室，由少府管辖，属官有东织、西织令丞，每年经费达数千万之巨。此外，政府还在纺织业发达的陈留、襄邑、临淄等设有服官，直接经营大规模的纺织工场。官府作坊规模庞大，但产品仅限于高档的丝织品。民营纺织业在两汉时期极为发达，可分为大工商者经营的纺织业和小农家庭纺织业。其产品种类、档次繁多，除满足自己的需求外，余皆作为商品出售。文献中两汉皇帝动辄赏赐臣下数量惊人的纺织品的记载表明，当时纺织品的数量是相当巨大的，因而纺织业也是极其兴盛和发达的。两汉的丝织品，以“缯帛”二字为代表名称，犹今人之称丝绸，或称绸缎。《范子计然书》卷下云:“白素出三辅，匹八百。”三辅（今关中地区）所出的白素，一匹值八百钱，足以说明关中地区的丝织技术之高超。

冶铁业是汉代规模最大的冶金手工业生产部门。当时，由于越来越多的铁矿被发现、开采以及冶铸技术的进步，冶铁业得到迅速的发展。铁器的种类和数量比战国时期有显著的增加，除农具和兵器外，大量的手工工具和日常生活用品也用铁制作。自汉武帝始，冶铁业实行国家专营。郡国出铁者设置铁官长，不出铁者设置小铁官。铁官均设在冶铁所在之县。西汉时设有铁官的郡县达49处，陕西占6处，分布在今华县、韩城、凤翔、彬州、勉县、蓝田。近年来，在全国各地发现了30多处汉代冶铁遗址，其中18处在今河南境内，表明河南是汉代最重要的冶铁中心。

在出土的铁器实物上，往往可以看到作为铁官作坊标志的铭文，内容多为铁官所在郡县的地名，以表明是该地官营作坊的产品。从考古发掘看，汉代冶铁作坊规模大、配套设施齐全，从采矿、选矿、冶炼、铸造到热加工处理等方面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生产程序。尤其是中国古代重要的钢铁冶铸加工技术，大部分在西汉时已经达到成熟水平。在采矿方面，已能根据不同的矿床采取不同的、合理的采掘方法。在冶炼技术方面，高炉炉体的扩大、鼓风设备的改进以及石灰溶剂的使用，为产品数量和质量的提高创造了条件。炼钢和铸造技术更是取得了空前的进步，现代铸铁的主要品种在汉代都已出现。根据对汉代冶铁遗址所出铁器的金相学鉴定分析，在西汉就已出现了彻底柔化处理的铁素铁基体的黑心可锻铸铁，而欧洲直到18世纪才出现这种技术。此外，在钢铁冶炼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炒钢法在汉代也已出现，足以说明汉代的冶炼技术已经达到了极高的水平。

两汉时期，由于冶铁业的迅速发展，具有悠久历史的青铜冶铸业的地位相对下降，但仍是当时一个主要的手工业部门。汉代的铜器制造业分官营与私营两种，产品主要为各种日常生活用具。在考古发掘中，出土的铜镜是各种日用器物中数量最多的，说明铜镜是当时使用最广泛的铜器。除铜镜外，钱币是汉代官、私冶铜业的重要产品，也是耗铜最多的产品。秦统一全国后，下令废除原东方六国的货币，全国统一使用秦国的方孔圆钱，对新货币的大量需求，极大地促进了铸钱业的发展。汉初，除中央政府大量铸钱外，也允许诸侯王国和富商豪民自行铸钱，官、私铸钱业的生产规模均极为可观。汉武帝将铸币权收归中央后，官营铸钱业更是得到了急剧发展。汉代的冶铜业尽管在生产规模上不如冶铁业，但在冶铸技术上仍取得了可喜的进步。人类早期冶铜所用原料主要为自然铜和氧化矿，而汉代时已开始使用硫化矿炼铜，扩大了冶铜的原料范围。据《淮南万毕术》记载:“曾青得铁即化为铜。”“曾青”即天然硫酸铜。这是我国古代关于金属置换作用的最早记载，它表明汉代对铁与胆水中的铜的置换作用有了初步认识，唐宋之后的胆水炼铜便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