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文物看陕西：西周礼器与兵器

西周时期，以华夏族为主体的周王朝与周边邻邦的关系，文献和青铜器的铭文中多有记载和反映。有据可依的至少有：武王伐东夷；周公灭东夷的盖（奄）、蒲姑等国，成王伐录，康王平定东夷大反和北征、伐鬼方，昭王伐会（桧）、伐虎方、南征荆楚，穆王伐淮夷和东国狷戎、伐扬越、征犬夷、反击南夷，夷王伐太原的犬夷，厉王伐西戎、击退淮夷入侵、击退猃狁入侵，宣王伐淮夷、伐徐方、伐楚、伐猃狁、伐条戎及奔戎、败于姜氏之戎、伐申戎，幽王伐六济之戎，等等。诚然，战争是大规模的社会暴力行为，具有极大的副作用。但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战争同时也是“一种经常的交往方式”，比如，战争中的人员调动、物资调配无疑对经济文化的交流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在西周，统一和平始终是主导性的，各兄弟民族在长期的和平与战争中共同缔造了中华民族文化，互相进行文化、经济诸方面的交流。在彼此的交往中，先进的华夏文化与各邻邦的互相影响作用无疑是巨大的，特别是在西周初年武王联合西南等地邦族，八百诸侯共同举兵灭商。这种友好交往对双方发展进步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1980年在陕西长安斗门镇出土的多友鼎上，就详细记载了厉王时期西周对猃狁的一次战争。这件鼎通高51.5厘米，口径50厘米，腹深31厘米，重35千克。半球形，器腹较深，蹄足，是西周晚期最常见的器型。装饰花纹简单，仅在器腹上部装饰两道弦纹。内壁有铭文270余字，铭文大意是：猃狁入侵西周，已经危及京畿腹地。因此厉王命令武公派遣多友率兵迎击，激战了半个月，先后在、龚、世、杨冢等地战斗，共打了四次大仗，都取得了胜利。杀掉敌军300余人，俘获20多人，缴获战车127辆，夺回了被掳去的人民，并将猃狁逐出了周境。武公将多友的战绩报告给了厉王，厉王给予多友重赏，赐给多友铜一百多钧。

还有一件1955年陕西眉县李村出土的盠方尊，其铭文也间接地反映了当时的战争。盠方尊高17.2厘米，口径17厘米，重2.725千克。器内底有铭文108字，属于一篇册命文字。大意是：某年八月初吉，穆公陪同盠在周庙接受册命。周王命盠掌管王室禁卫军西六师三有司，兼司六师及八师艺，并赐给盠赤黻、幽亢等命服。盠作此器，以纪荣耀。

以往学者或定此器为宣王时器，或定为孝王时器，或定为懿王时器，只有徐中舒先生将其定为穆王时器。2003年陕西眉县杨家村青铜器窖藏的发现，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新的资料。有学者研究认为，盠就是逨盘铭文中记载的惠仲盠父，为单氏家族的第四代，是昭穆时期的重臣，并参与了昭王南征楚荆的战争，据此将此器定为昭穆时期。

除铭文内容十分重要之外，盠方尊的造型和装饰也无不透着青铜器之形式美。口圆体方的造型、象鼻形器耳，增加了器物的活力和灵动感。花纹装饰繁而不乱，构图设计非常合理，融重要的铭文、优美的造型与装饰于一体。这件盠方尊堪称西周青铜器中的精品。

在发动战争的同时，西周王朝与周边邻邦的关系更多的还是友好往来和经济文化方面的交流。在存世的许多西周兵器上，我们都能找到外族风格。这些异彩纷呈的青铜兵器都是文化交流的见证。

通长34.6厘米，内长8.4厘米，刃宽6厘米，重0.52千克，1958年4月20日于西安鄠邑区涝峪口出土。长援，短胡，四穿。内呈长方形，尾下部出牙。援部上沿与阑呈钝角。援上有阳线钩状纹饰。内部有浮雕龙纹装饰，为一龙头的正面形象。具胡具穿铜戈产生于商代，出现之后逐渐取代直内戈而成为戈的主要形制，流行于西周以后。这件戈援上装饰的花纹十分特殊，在商周青铜器上十分少见，当与文化交流有关。

陕西历史博物馆收藏一件阔叶并带倒钩的大铜矛，出土情况不详。此矛的叶面宽大，前锐后宽，尖端略残呈圆钝弧形。刃部两叶扁平，厚度不均，在0.2一0.3厘米之间。中脊出高尖棱(两面均是)，棱线一直延伸到矛体中部圆锥形散管的前部。越往后棱脊越高，底宽也略有增加。截面呈等腰三角形，高而尖，脊棱最高处高于基面接近0.9厘米。骹末平齐，散下部有三周凸棱，凸棱处的侧面有一个薄片状半环形钮(最大径1.8厘米，环宽0.33厘米)。

此矛保存现状较好，没有严重的锈蚀，无锈处呈碧绿色，光滑如玉。叶面并非非常平直，而是略有起伏，有些地方可以看到有凹陷。刃部边沿并不特别锐利，可以看到原始打磨的痕迹，叶面上也留有纵向打磨的痕迹。局部有锈蚀剥落现象。铜矛尖端磨损严重，形成一个豁口，变得很薄，明显有使用痕迹。矛侧面有铸缝痕迹，三周凸棱在铸缝处有明显错范现象。骸管内留存有半截范土(距凳口4.2厘米)，表面呈黄色，中有孔，内部呈青灰色。

此矛形制特征与商周时期青铜矛有明显的差异，国内发现稀少，而与公元前2000年之际俄罗斯阿尔泰地区的赛伊玛式倒钩矛相似，其蕴含的学术价值需要学界作进一步的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