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南峰：临其穴，惴惴其憟——秦陵的考古发现与研究

讲座内容主要包括三方面，一是秦陵的考古研究历史，二是秦陵的具体考古发现，三是针对秦陵进行的相关考古研究。

。

首先，焦南峰老师介绍了题目选取 “临其穴，惴惴其慄”的原因。他说，这一句出自《诗经·秦风·黄鸟》，描述站在墓穴旁边的人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感觉，殉葬的人或许是哀怨和恐惧，其他的人可能是震惊、惊叹或着恐惧。那么让人们有这样复杂感情的秦陵到底是什么样子？焦老师希望通过这首诗可以引发大家的兴趣，一同探索秦陵的发现与研究。

一、秦陵的考古研究历史

秦陵的考古研究主要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调查与测量（1949年以前）。秦陵是中国考古学搞的最早的项目之一，在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日本学者足立喜六、关野贞、常盘大定、伊东忠太、水野清一，法国学者沙畹、谢阁兰、美国学者毕安祺等就进行了秦始皇陵的调查。其中，足立喜六受到同事梅原末治的影响，还进行了一些类型学的研究。到了二十世纪三十至四十年代，以中国学者为主的“西京筹委会”“陕西考古会”“西北史地考察团”等陆续对秦始皇陵进行了调查工作。第二阶段：抢救与保护（1950年—1975年）。1962年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开始对秦始皇帝进行考古调查、勘探并测绘出第一张秦陵平面图。1974年随着秦始皇陵兵马俑坑的发现与抢救性发掘，秦始皇帝陵的考古工作全面展开，延续至今。1976年，陕西考古所钻探发现了雍城秦公陵园，并以此为契机，对秦都雍城及秦公陵园进行了持续不断的考古研究工作。焦老师在此还介绍了雍城秦公陵园发现的趣事，韩伟先生最初在凤翔县城西侧的灵山东麓寻找找秦陵未果，后来根据南指挥村一位农民提供的村头某块土地很硬、庄稼生长不良的线索，第二天就勘探，第一铲就探出了秦公一号大墓。第三阶段：个体陵墓的基础研究（1976年—2005年）。1976年，考古学家韩伟带队钻探发现了雍城秦公陵园，并以此为契机，对秦都雍城及秦公陵园进行了近四十年持续不断的考古研究工作。1986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勘探发现了临潼秦东陵。1992年、2005年，甘肃省考古所与早期秦文化考古队先后两次钻探、发掘甘肃礼县大堡子山秦陵。第四阶段：综合研究（2006年—至今）。2005年—2008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在长安发现并发掘了神禾原战国秦陵。2005年—2011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与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在秦都咸阳西侧钻探发现、确认了三座战国秦陵。2013年，陕西省考古院在宝鸡县杨家沟太公庙附近考古勘探，发现春秋秦公陵园一座。2014年，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经过勘探研究，确认西安东郊韩森寨秦汉大墓为战国晚期秦陵。焦老师在第一部分的最后介绍了各位对秦陵研究作出贡献的先生们，并且希冀后辈们能够继续继承前人的成果，进一步推进对于秦陵的研究。

二、秦陵的考古发现

在第二部分，焦南峰老师介绍了目前发现的八个秦公陵区。

1、甘肃礼县大堡子山秦陵的发现

1992年、2005年，甘肃省考古所与早期秦文化考古队先后两次钻探、发掘甘肃礼县大堡子山秦陵。其坐落在其东北—西南走向的山体上，形状不规则，发现并发掘的“中”字形大墓、瓦刀形车马坑、青铜乐器祭祀坑及其出土的具有“秦子”铭文的青铜器及其大量流散的具有“秦公”铭文的青铜器证实：大堡子山墓地就是秦人历史上营建的第一座陵区，埋葬着春秋早期某两位秦公或某位秦公及其夫人。

2、秦平阳陵区的发现

2014年田亚岐研究员率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雍城考古队调查发现秦平阳陵区。太公庙秦武公器“铜器窖藏”的发现，为探索平阳陵区提供了线索。目前勘探区域的发现主要包括一座“中”字形大墓、大墓旁的车马坑和周围的小墓。

3、雍城陵区的发现

1976年，陕西考古所雍城考古队钻探发现了雍城秦陵，并以此为契机，对秦都雍城及秦公陵园进行了持续不断的考古研究工作。雍城秦公陵园位于凤翔县南塬，总面积约21平方公里，分南指挥陵区和三岔陵区两大部分。目前已钻探发现由一重或两重“兆沟”圈合的陵园14座、大型墓葬49座及小型墓葬数千座。陵园大多坐西朝东，仅十四号陵园坐北向南。已发掘的秦公一号大墓，平面为“中”字形，坐西向东，全长300、深24米，面积5334平方米，是已发掘的先秦墓葬中最大的一座。该墓虽屡经严重盗扰，但仍出土铜、铁、金、陶、玉、漆器及纺织品等各类文物3500多件。根据墓中出土的石磬刻文，学术界已基本确定大墓的墓主为春秋晚期的秦景公。

4、秦咸阳陵区的发现

2006-2011年，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与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两次在秦都咸阳西侧钻探发现并确认了三座战国秦陵。

（1）周陵镇秦陵

咸阳周陵镇“周王陵”有内、外两重陵园。外陵园由墙垣和外围沟两部分组成。内陵园将南、北二陵界围其中，两陵位于一条南北轴线之上。南陵封土外形为“覆斗状”，现高14米、底边长约100、顶边长40余米，墓葬形制为“亚”字形。北陵封土外形为截锥体，现存高度17.5米，底边长60米左右，顶边长约10米，墓葬形制为“亚”字形。陵园内共发现外藏坑27座，其中内陵园有9座，外陵园有18座。

（2）严家沟秦陵

勘探发现双重园墙，外园墙外侧有围沟环绕。其陵园整体呈南北长方形，园墙设有6处门址，南、北墙各有一处，东、西墙各有两处，均位于两座陵墓的墓道对应处。陵园内现存两座封土，南封土破坏严重，仅余高4～5米的平台，北封土呈覆斗形，高约15米。勘探发现两座墓葬均为“亚”字形，东南西北四面各有一条墓道。该陵园共发现陪葬坑12座，其中内陵园7座，外陵园5座。发现建筑遗址一处，位于内陵园南墙外侧，似为一东西向长方形院落。发现了300余座小型陪葬墓，大多分布在围沟与外城垣之间，还有一部分位于陵园外西、南部区域。

（3）司家庄秦陵

陵区由陵园和陪葬墓区两部分组成。陵园平面呈南北向长方形，方向170°，陵园内亚字形陵墓一座、三重兆沟、陪葬坑六座、祭祀坑若干、建筑遗址三处、甲字形祔葬墓七座、小型祔葬墓181座、道路多条。陵园外东南、南部与西南有陪葬墓156座。

5、秦芷阳陵区的发现

1986年开始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在临潼县韩屿乡调查勘探，先后发现了临潼秦东陵“四座陵园”。秦东陵共发现“亚”字形大墓3座、“中”字形墓葬2座、“甲”字形墓葬5座。历年的调查、钻探、试掘中出土有铜质、银质、石质、陶质、玉质、铁质等质地文物多件。焦老师提到经过这几年的工作，认为原本划分的四座陵园应为两座陵园，其中原本的1号、2号、3号陵园合并为一个陵园，4号是另一个陵园。

6、长安神禾原秦公陵园的发现

2005-2008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长安县发现并发掘了神禾原战国秦陵。陵园由兆沟、夯土陵墙围绕“亚”字形大墓而成，四边设有门阙或门道，共有 5 门。陵园被位于南部的东西向隔墙分为南、北两区。北区是以“亚”字形大墓为中心，周绕 13 个从葬坑的陵墓区；南区主要以建筑遗址、灰坑为主。根据张天恩研究员的研究，其墓主应为秦始皇的奶奶夏太后。

7、韩森寨陵区的发现

从2011年10月开始，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对位于东郊的韩森寨进行了系列考古勘探，2015年，西安市考古研究院发表了韩森寨秦陵的考古新成果，根据钻探，该墓为一座“亚”字形大墓，其最为特殊的地方在于大墓的四条墓道的侧边都有耳室。

8、秦始皇陵的发现

秦始皇帝陵的中心是高大的封土，封土现呈平顶四方锥形土台形。封土以外是呈南北向长方形的内城和外城。内城南北长1355米、东西宽580米，周长3870米，由一条横贯东西的夯土墙和一条仅贯穿北部的南北向夯土墙隔成三个小城。封土及其周围排列密集、数量众多的陪葬坑，包括已经发掘的铜车马坑、文官俑坑、铠甲坑、百戏俑坑，西北部为建筑遗址区，东北小城内为陪葬墓区和一些建筑遗址。外城南北长2185米、东西宽976米，周长6322米。在东、南、西内外城垣之间也分布了较为密集的陪葬坑和“丽山食官”等建筑遗存。内、外城均由夯土筑成，内城目前共发现6座城门，外城目前发现有东、西、南三门。陵园外城垣以东分布有举世闻名的兵马俑坑三座、上焦村陪葬墓和马厩坑130多座。北侧发现了多座出土有大量动物骨骼和青铜水禽的陪葬坑。西侧除了原来发现的和修陵人墓地外，新勘探发现大型陪葬墓6座，1座“中”字形，5座“甲”字形。西北侧为石料加工遗址。南侧发现了为阻挡南部骊山山洪侵袭而夯筑的防洪大坝。

焦南峰老师在这一部分的最后针对目前秦陵的考古发现进行了小结，目前的考古工作已发现秦人的八个陵区，而根据文献记载应有九个陵区。基于历史文献梳理及田野考古成果的回顾，焦老师认为应该有十个陵区，可能还有两个陵区没有发现。同时，对于目前发现的秦陵数目，按照韩伟等人的观点认为应是27座秦陵，焦老师则认为应该是22座秦陵。

三、秦陵的考古研究

讲座的最后一部分，焦南峰老师对秦陵目前已有的考古研究进行了较为详细的介绍。

1、墓主

针对各个秦陵墓主的讨论始终是研究的热点，但目前秦陵的墓主可以被确认的不多，其中可以确认的有雍城一号陵园的M1墓主为秦景公，芷阳一号陵园M1 的墓主为秦昭襄王，秦始皇陵的墓主为秦始皇，其余秦陵的墓主尚待进一步研究。

2、秦陵要素构成和演变

根据历史文献、考古资料大致可知构成秦汉陵墓建筑形制的主要组成或者说基本要素的至少应有：陵园、封土、墓穴、礼制建筑、陪葬坑、陪葬墓、祔葬墓、园寺吏舍、陵邑、道路、修陵人居址、修陵人墓地等。

（1）陵园：陵园是陵墓的结构主体，地下阴宅的整体象征，圈定陵墓、界划陵区的重要标志。其演变轨迹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与“大型府库类建筑”并存、平面形制不规则，“陵、城不分”，一座陵园安葬两代以上的秦公；第二阶段，一重、或两重围沟圈合而成，一座陵园安葬一代秦公，十多座陵园共处一个陵区之内；第三阶段，南北向长方形的城垣或有围沟或一重围沟构建而成，一座陵园安葬一代秦公（秦王），陵园与陵园之间相对独立；第四阶段，南北向长方形的两重城垣构建而成，独立陵园，陵若都邑。

（2）墓穴：墓穴是墓主尸身及其棺椁葬具的放置空间。襄公立国始到战国晚期的献公或孝公，此间秦人一直是周天子属下的一个诸侯国，秦公陵墓采用与其级别相当的中字形是符合当时礼制的表现，而从秦惠文王起，到秦始皇称帝，使用的都是天子级别的亚字形陵墓。

（3）封土：从襄公立国到秦献公变法之前秦陵的特点是“墓而不墳”，而从秦献公变法到始皇称帝，秦陵的封土体现为形成、演变中的“覆斗形”特征。在这里，焦老师提出我们目前对于封土的高度计算可能是存在一定问题的，因为无法还原当时人们以什么作为高度的起始点。

（4）礼制建筑：主要呈现出四期演变趋势：一期为大堡子山秦陵，主要形式是祭祀坑（乐器、人殉）；二期为雍城秦陵，主要形式为祭祀坑，此时“享堂”出现；三期的咸阳秦陵、长安神禾原秦陵可能存在祭祀遗址；到了四期的秦始皇陵，出现了专门的“享堂”、“寝殿”等建筑。

（5）陪葬坑：陪葬坑从早期的一陵一坑，发展到中期的一陵多坑，内涵增加了珍禽异兽，到了晚期，陪葬坑的数量、种类、形制都急剧增长，内涵发展到包括兵马俑、百戏俑、石铠甲、青铜水禽等多种类型。陪葬坑的象征意义也从早、中期的反映级别、财富，以及满足墓主出行的需要，发展到晚期为墓主构建一个完整的“地下王国”。

（6）祔葬墓：焦老师指出过去把王陵前的小墓都叫陪葬墓，这一讲法可能是有问题的，陵园内与主陵有血缘、婚姻关系的墓葬不应被称为陪葬墓，而应为祔葬墓。祔葬墓的发展分为四期：一期大堡子秦陵、太公庙秦陵，形式不明；二期雍城秦陵，祔葬墓主要为“甲”字形、长方形；三期咸阳秦陵、芷阳秦陵的祔葬墓主要为长方形、“甲”字形、“中”字形；到四期秦始皇陵，出现专门的祔葬墓园。（7）陪葬墓：因君臣、等级关系埋葬在陵墓周围（陵园以外）的墓葬。陪葬墓中同样存在“中”字型大墓，经过勘探、发掘的秦始皇陵西侧的一号陪葬墓，应是最早的陪葬墓，出土了精美的青铜器、玉器、金器。（8）园寺吏舍：大堡子山秦陵有建筑遗址多处，除“大型府库类建筑”外，其他性质不明。雍城秦陵除M37的“享堂”外，虽有建筑遗址的迹象，但无具体资料。咸阳秦陵发现多处建筑遗址，未发掘，性质无法认定。秦东陵与长安神禾原秦陵与咸阳秦陵的情况一致。秦始皇陵“丽山食官”在陵园西侧的内外城之间，遗址刻在陶器上的文字见有“丽山食官”“丽山食官右”“丽山食官左”。在丽山食官遗址之北另有两处大型建筑遗址，有学者认为也当属陵园管理官员、侍奉陵寝的宫人及守护、勤杂人员的园寺吏舍建筑群。园寺吏舍整体经历了从不明到确认的发展过程。（9）陵邑：陵邑是为修建、保护、供奉、管理陵墓而营建的位于陵墓附近的居民点，是陵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先秦陵墓中，没有发现有关陵邑的考古资料和文献记载，陵邑是秦始皇的创举。综合来看，秦陵的分期可以划成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春秋早期，甘肃礼县大堡子山墓地。此期陵园平面不规则，“陵、城不分”，“墓而不坟”无封土，无享堂，有祭祀坑、车马陪葬坑，祔葬墓与殉葬墓并存，无园寺吏舍，无陵邑。第二阶段：春秋中期到战国中期，雍城秦陵。特点为数重围沟陵园，“中”字形大墓，“墓而不坟”无封土，享堂与祭祀坑并存，车马陪葬坑，祔葬墓与殉葬墓并存，无园寺吏舍，无陵邑，多座陵园布局结构相似、排列有序，一座大陵区安葬十多位秦公。第三阶段：战国晚期，咸阳秦陵。这一阶段里一陵独立，有专用名称，南北长方形两重城垣，墓葬“亚”字形，方形覆斗状封土，未见享堂、陵寝，陪葬坑数量增多、出现动物坑，中字形祔葬墓和祔葬墓园出现，应有园寺吏舍，无陵邑。第四阶段：战国晚期到统一秦，秦始皇陵。这一阶段特点为独立陵园，有专用名称陵，“若都邑”，南北长方形两重城，墓葬“亚”字形，高大的覆斗状封土，陵寝建筑出现，陪葬坑数量、种类急剧增加，内容为百官宫观，出现了“陪葬墓”，园寺吏舍专门化，始置陵邑。焦南峰老师指出，秦陵划分出的四个阶段也代表了其不同的性质。第一阶段：春秋早期，代表为甘肃礼县大堡子山墓地。此阶段秦陵还处于一个沿袭商周旧制、意欲建立新规的模仿探索期，实施的还是“集中公墓制”，是一座探索草创中的方国陵园。第二阶段：春秋中期到战国中期，代表为雍城秦陵。此阶段的雍城秦陵进入一个制度相对稳定完善的成熟定型期。实施的仍然是“集中公墓制”，是一座成熟定型的方国陵区。第三阶段：战国晚期，其代表为咸阳秦陵和秦东陵。此阶段秦陵的发展进入一个由“集中公墓制”到“独立陵园制”的探索转型期，是一种探索转型的王国陵园。第四阶段：战国晚期到统一秦，秦始皇陵是此阶段唯一的代表。此阶段的秦陵急剧发展、创新不断，进入了其最高、最后的创新发展期，完成了由“集中公墓制”到“独立陵园制”的制度昇华，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座帝国陵园。

3、秦陵的文化渊源

目前关于秦陵的文化渊源讨论已有较多，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观点为以下三种：（1）韩伟：“秦大墓与殷大墓制度相近，其中的继承或渊源关系是显而易见的。”（2）张天恩：“西山陵区和圆顶子山墓地的发现，初步揭示了秦国早期公室贵族丧葬礼俗制度，对秦人迁雍以后的葬制有比较直较的影响，许多方面在后来都得到了继承和发扬。同时，还使我们了解到了陵邑位置选择、陵区分布特点等与部分周代诸侯国有相似的地方，铜器、陶器等文化因素，基本属于周文化的范畴。另外，在以人殉葬等埋葬习俗方面，还显示了与商文化有千丝万缕的联系。”（3）段清波：“秦文化中所见到的诸如兵马俑、铜车马、陵墓封土内高台建筑、条形砖、青铜水禽制作工艺、槽型板瓦、茧形壶、石刻等文化因素，不是从中国固有文化中发展演变而来，这些因素可能是通过丝绸之路由西亚传播到东方的，与此同时，秦统一时期，波斯帝国、马其顿帝国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法律等制度也传入东土，并对秦始皇的改革产生了直接的影响。”焦南峰老师对秦陵的形制要素进行了渊源追溯。他认为，秦陵形制要素的文化渊源，主要来自于古老中华大地起源、发展、形成的商周文明，受到了吴、越、楚、钟离、韩、赵、魏、中山等等华夏文化的影响。在秦陵陪葬的器物中或有北方、西方等外来文化因素出现。秦人在吸收、融合的基础上，根据其等级的提高（公、王、帝），地理位置的变迁（西汉水流域、黄土梁峁；汧渭之会、关中腹地）国力的逐渐增强，逐渐形成了一套自己独有的陵墓形制要素：南北向的双重陵园、东西向的陵墓；由寝殿、便殿组成的礼制建筑；埋藏着众多大型兵马俑，代表“宫观百官”的大量陪葬坑以及最早的陵邑、最早的祔葬墓园、最早的陪葬墓等等。正是这一系列的“创新”，加剧和完成了中国古代帝王陵墓由“集中公墓”到“独立陵园”的制度嬗变，奠定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秦陵文化基础。

4、秦陵的价值和意义

焦南峰老师认为：秦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完成了从方国到王国、再到帝国三次大的政治升华的先秦古国；与之相应的秦人也营建了能够反映这三次大的政治升华的、独一无二的系列陵区。包括夏商周在内的先秦诸国的陵墓考古研究中，秦陵的考古发现最多，出土文物最丰富，掌握陵墓内涵最为清楚，是研究中国古代陵墓产生、发展、演变历史的必不可少实物资料。作为秦陵发展、演变的最终成果—秦始皇陵，是中国第一座真正意义上的帝陵，也是中国古代帝王陵“独立陵园制”全面确立的标志。其形制要素、布局结构以及“陵园独立化、陵区规模化、设施复杂化、功能完善化”特点，成为汉魏隋唐、宋元明清历代帝陵规划的样本和营建的基本准则，是研究中国古代陵墓的“圭臬”，是保护中国古代陵墓类文化遗产的基础。秦人的十个陵区、三十多座陵园连缀成一条基本完整的、绝无仅有的、从未断裂的中国古代陵墓形成、发展、演变的历史链条；对于证实秦人从附庸到方国、到王国、再到帝国三次政治升华的历史进程；显现中国古代陵墓由“集中公墓”到“独立陵园”发展、进化的历史轨迹；体现从“血缘政治”到“地缘政治”，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产生、发展、确立的历史趋势；反映中华文明由“多元”到“一体”多民族交流、融合、统一的历史规律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