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历年十大考古新发现

#202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已经公布，在众多获奖项目中，安徽的明中都项目被视为一匹黑马。用一位老师的话，文献对明中都的记载非常详细，非要考古挖出来验证一下。但无论如何安徽凤阳明中都项目也是安徽12年以来唯一的一个十大了。安徽一个位于中原、江汉、海岱和环太湖四大分区之间的地带，淮河和长江把安徽分成淮北、江淮和皖南三个区域。从史前到历史时期乃至现代安徽就是南北文化相互交错的地带，或者也可以说是边缘地带，现代经济发展安徽从北向南也不那么集中，反而隔壁南京被视为安徽的省会。所以，安徽的考古相比周边省份就不那么强。新石器时代，淮北跟山东的大汶口和龙山文化是一个系统的，皖南则有凌家滩，五千年前的宗教圣地这个神奇的存在。春秋战国到两汉时期，安徽虽然不是重点地区但是也有如钟离国墓这样邪乎的墓葬。以下是本人的总结，有兴趣可以一看。

该项目探明了以凌家摊遗址为中心，半径约2公里的范围内分布着6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和1处大型墓地，系一处规模较大的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聚落群。在凌家滩墓地中心的最高处发现新石器时代祭坛一座,面积约600平方米,由大小不一的石块和鹅卵石与粘土搅拌铺设而成,中间高四周低,平面为不规则圆角长方形;祭坛可分三层,分两次建成。44座墓葬中出土大量精美玉器,有玉人、玉龙、玉璜、璧、玉喇叭形饰、玉鹰、玉铲等，其数量之多、种类之丰富、雕琢之精湛为安徽省新石器时代考古的重大收获。

其中玉人以浅浮雕技法制成,体态比例匀称,是我国发现的最早的新石器时代人体玉雕塑；玉鹰、玉龙等造型独特，在制作思想、造型构思、工艺技术等方面都表现了崭新的观念,为长江中下游地区玉器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研究资料。石钻和与之伴出的一件正面磨成凹形的褐红色砂岩砺石,系石制加工工具，在我国新石器时代考古中属首次发现,对研究新石器时代制玉工艺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凌家滩文化出土的玉器钻孔技术尤为发达,是中国玉器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高峰。祭坛和玉礼器的发现为探讨中国文明的形成提供了重要信息。

垓下遗址是淮河流域一处重要的遗址，地处淮河流域中游，其遗存受到周边文化的强烈影响。从出土的新石器时代遗物看，它具备大汶口文化的普遍特征。但遗址中发现的白灰面排房、台基等都是大汶口文化中极为罕见的，具有自身特点，与同区域蒙城尉迟寺遗址中的发现有较多类似之处，可能属于大汶口文化的同一个类型。垓下城址作为淮河流域第一次发现的大汶口文化城址，虽然面积不大，却是目前整个大汶口文化中最无疑义的一个城址，对于探索中华文明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它出现在远离大汶口文化中心区的南部边缘更是带来诸多学术上的问题。

尉迟寺遗址揭露面积7000余平方米，清理房基48间，墓葬217座，灰坑149座，兽坑7座，祭祀坑4座，出土各类文物近万件。尉迟寺是一处南北230米、东西220米的圆形环壕大汶口文化聚落，发现成排成组的红烧土房子40余间，房内常有数量不等的生活用具和生产用具，最多的达80余件。尉迟寺遗址是皖北地区目前规模最大的一处原始聚落遗址，它的发现对大汶口文化全面研究是一项巨大的突破。尉迟寺遗址的考古资料，不但填补了大汶口文化几十年来无完整聚落的空白，而且还确立了大汶口文化一个新的地方类型——尉迟寺类型。这一成果，为中国史前聚落的研究，增添了新的内容，大大拓展了大汶口文化研究的领域，深化了对大汶口文化结构的认识，我们可以从聚落形态，墓葬制度等方面，去认识当时社会结构的变化。

安徽蚌埠双墩一号春秋墓，由出土编钟铭文知道是见于先秦文献记载的东周钟离国一位名字叫“柏”的国君的墓葬，这是钟离国国君葬的首次发现。该墓的奇特之处在于，由黄、灰(青)、黑、红、白五色土颗粒混合堆筑的封土和墓室填土、圆形墓穴、封土下墓穴口外的白色垫土、墓穴上部填土中由深浅不同五色土构成的20条放射线状迹象、放射线遗迹层下沿墓穴周边堆置的土丘与土偶遗迹、墓穴二层台内缘堆筑的土偶墙、墓底呈“十”字形的埋葬布局等。这些奇特迹象在同时期其他地区的墓葬中从未发现，它有什么样的象征意义，反映了什么样的思想观念，令人遐想，发人深思。

三角圩汉墓群共清理墓葬二十五座，除一座为战国晚期外，其余都为西汉早、中期。这批墓葬集中在约一千平方米的范围内，距地表2.5至3米深，分一人单葬与双人合葬两种，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以棺椁为葬具，多南北向形制大小不一，出土文物种娄繁多，有铜器、铁器、漆器、木器、玉器、陶器、玛瑙、琉璃、银器、角器等，计748件。主墓一号墓，坑长4.8米，宽3.5米，为夫妇合葬墓，随葬品380余件，墓中出土玉、银、铜、木四种质地五枚印章，墓主桓平，为西汉广陵王中宫谒者。十九号墓中出土一枚木质漆印，根据两墓桓姓及许多漆器上铭文“桓乐”、“桓安”、“大桓”等字样，推认三角圩汉墓群为桓氏家族墓群。

六安双墩墓地位于六安市金安区三十铺镇双墩行政村长岗自然村境内,为一南北并列双冢墓。墓室形制为“黄肠题凑”木结构,保存完整。墓葬周围还发现清理了3座陪葬墓、1座车马坑和2座陪葬坑。双墩一号汉墓主墓室和车马坑虽在唐代被盗,仍出土漆木器、铜器、玉器、金箔、银箔、兵器、车马器、封泥和植物种子、果实等随葬品500余件。经调查,在双墩汉墓周围南北长约5公里、东西宽约3公里的范围内,现存有大小墓葬30多座,其中包括双墩在内的南北并列巨型双冢墓计有4处,这些墓葬封土保存完好,俗称“八大墩”。

淮北隋唐大运河考古项目揭示面积900平方米，在大运河故道南侧发现8艘唐代沉船和宋代石建筑码头一座。2号船为一整棵大木雕凿而成的独木舟，3号船仅存半个帮板和与其相连的一段底板，在运河内发现如此多沉船尚属首次。石块建筑码头位于运河南侧，顺河道而建，为长方形立体建筑，其东西两侧均用夯土护堤，是一座货运码头。这是我国隋唐大运河建筑遗址的首次发现。柳孜县是隋、唐、宋代通济渠岸边的重镇，此次发掘证明了柳孜县不仅是一个运漕中转码头，也是一个很大的商旅之地。发掘获得的大量唐宋以来各窑口的精美瓷器尤为珍贵，器物保存完好，造型各异，其中颇多精品。特别是在淮北运河发现辽代的瓷器，对研究当时宋元交通有一定的意义。

明中都前朝区宫殿的形态因史料记载不详而一直成谜，2015-2021年的发掘廓清了明中都前朝主殿及附属建筑的布局，解决了40余年来的猜测和争论，极大地推进了明中都的认识和研究。宫殿布局和结构的廓清弥补了宋元到明清时期宫殿制度转变的关键环节材料，从实物上印证了明中都城在中国古代都城规划中上承宋元、下启明清的历史作用。其主体宫殿对元代宫殿制度、规划思想的继承和创新并对明代南北两京宫城规划模式的生成过程产生的深远影响，也充分体现出各民族文化的交流融合和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化的历史进程。黄土中心台的发现则对于古代都城的规划、选址和营建理念等研究有着重要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