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斐德：史景迁的学术之路：从温彻斯特学院到《追寻现代中国》

编者按：按照惯例，我们会委托熟悉杰斐逊讲座学者成就的人写一篇新文章，即所谓“赞辞”。今年的讲师史景迁建议我们转载他的老朋友和同事，已故的伯克利加州大学中国史杰出教授魏斐德（Frederic E. Wakeman Jr.）的这篇讲话。这篇演讲是在2004年发表的，当时史景迁成为美国历史协会的主席。他于2008年从全职教学中退休。这个版本经过了简单的编辑。

史景迁（Jonathan Spence），耶鲁大学历史学斯特林讲席教授，1936年8月11日生于英国，是Dermot Spence和Muriel Crailsham Spence的儿子。他出身于书香门第。史景迁教授的外祖父在一战期间曾在布里斯托尔的克利夫顿学院任教，他的母亲在伦敦上过中学，对法国语言和文学充满热情。Dermot Spence在20世纪20年代末曾就读于牛津和海德堡大学，能说一口流利的德语。他还曾在一家出版社和艺术画廊工作，并担任Joseph Conrad的一部作品的编辑。史景迁的两个哥哥，一个是古典学家，另一个是化学工程师。他的姐姐是电影制片人，也是法语、德语和意大利语的专业翻译。

十三岁时，史景迁教授进入温彻斯特学院（Winchester College）学习，这是英国最古老的公立学校之一，由担任过温彻斯特主教、英国大法官的William of Wykeham创建。史景迁曾向我指出，1382年，也就是温彻斯特学院在汉普郡成立的那一年，在世界另一端的江南，明太祖洪武皇帝（1368-98年在位）正在镇压胡惟庸起义，并废除了宰相职位。当我想到另一位全球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J. Toynbee)也曾在温彻斯特学院求学时，史景迁跨越世界的历史意识似乎更容易理解了。

他在学院中"温和的"英国国教氛围中长大，每周参加八次强制性礼拜，他把法语和德语诗篇偷偷带进礼拜堂，以读诗来打发时间。暑假通常是在法国与一个交换家庭一起度过，住在乡村城堡里，他在那里度过漫长的下午，打网球，看蝙蝠在黄昏时分扑向昆虫。

回到学校后，他满怀激情地追求自己的学业。即使是现在，史景迁还记得温彻斯特是一个知识的温室，是一种“为牛津和剑桥做的高强度准备”。虽然他只是一个付费的“普通学生”，而他的父亲和哥哥是获得奖学金的“学者”（用学院自己的中世纪说法），但史景迁在温彻斯特过得挺好，还赢得了历史奖。他广泛阅读并创作诗歌，但他认为自己是一个更好的文学评论家，而不是一个创作型的作家。1954年，当他从学院毕业，作为少尉驻扎在德国完成两年的军事任务时，他已经准备好去剑桥的克莱尔学院了。

克莱尔学院是“神奇的”。年轻的史景迁“兴奋而鲁莽”，很快就成为该大学智识阶层最顶端的一员。他不仅是文学杂志《Granta》的联合编辑；在他大学第二年，还被任命为剑桥大学学生报纸《Varsity》的编辑。即将离任的编辑诙谐地写道，“Jonathan Spence 身材苗条，脸色苍白，说话含糊不清。”当时，他最想成为一名小说家。他后来谦虚地表示，他意识到自己“无话可说”，于是转而写戏仿文章，这是他在温彻斯特掌握的一种写作形式。他在1959年获得文学士学位时，还不清楚自己未来要干哪一行。

史景迁利用梅隆奖学金来到耶鲁大学，该奖学金支持耶鲁大学和克莱尔学院之间的顶级学生交流。虽然主要从事历史研究，但他仍然不确定自己的使命，直到他参加了芮玛丽（Mary Wright）教授的课程。芮沃寿（Arthur Wright）和芮玛丽不久前才离开斯坦福大学来到耶鲁大学，在那里他们各自获得了中国历史的教授职位。费正清后来描述了当时正在形成的“学者王朝”。

当我1936年开始在哈佛大学教授中国历史时，我的第一批学生竟然是我有史以来遇到的最聪明的学生——本科生Theodore White和博士生Mary Clabaugh。Mary Clabaugh是一位来自Tuscaloosa的Vassar毕业生，她是来学习国际历史的，但当她听说中国时就转向了中国。她嫁给了另一位哈佛大学中国历史专业的研究生Arthur Wright。20年后，当两位芮教授从斯坦福大学被邀请到耶鲁大学担任历史教授时，芮玛丽发现她最聪明的学生是Jonathan Spence，一个来自温彻斯特学院和剑桥大学的年轻英国人，他刚刚来到耶鲁。听了芮玛丽的讲座，他选择了中国研究。因为其才能卓绝，芮玛丽教授安排他去清朝（满族）人物传记大师房兆楹那里接受特别训练。当时房兆楹在澳大利亚，Jonathan Spence被派去与他一起工作。

在房兆楹的指导下，史景迁成为西方第一个利用台湾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清朝密摺的学者。他的博士论文在1965年获得了John Addison Porter奖，并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题目是《曹寅与康熙皇帝：仆人和主人》（译注：理想国版译为《曹寅与康熙：一个皇帝宠臣的生涯揭秘》）。我记得我的导师列文森（Joseph R. Levenson）对史景迁这一早熟的杰作是多么兴奋。他告诉我，“清史研究”，“将永远不一样了”。

“此外”，他补充说，“这个人像个天使一样写作。”

史景迁于1966年加入耶鲁大学，担任历史学助理教授。1968年，他升为副教授；1971年，在出版了第二本书《改变中国：在中国的西方顾问，1620-1960》后，他又升为教授。五年后，他被任命为George Burton Adams历史学讲席教授。

1974年和1978年，史景迁出版了两本非凡的书，几乎是一本接着一本。中国历史学家长期以来一直希望能有一本书能专门描述一位伟大的清朝皇帝。康无为（Harold L. Kahn）教授曾写过一本关于乾隆皇帝（1736-96年在位）的引人注目的研究，但它更多地是关于君主的人格而不是皇帝这个人本身。在《中国皇帝：康熙自画像》（Knopf, 1974，译注：理想国版译为《康熙：重构一位中国皇帝的内心世界》）中，史景迁用这位君主自己的话为我们讲述了康熙。康熙直接与读者对话——或者说看起来是这样。这本书是有争议的，因为皇帝的话是用不同背景下的无数资料中拼贴出来的。但康熙的声音是生动的，令人信服的，这本书突破了传统的中国专家的读者圈，接触到更多的公众。1978年出版的《王氏之死》也是如此，该书很快被列入大多数大学的中国历史阅读书单。学生们不仅由此进入了一个比他们预期的更生动、更多彩的中国；他们还有幸从底层观察清朝社会，因为史景迁让那些没有留下书面记录的人发声，他们的生活必须通过地方志、地方官手册和说书人的故事来重建。

与许多将叙述性描述和批判性分析结合起来的优秀历史学家一样，史景迁对那些内涵丰富的细节有着特殊而独到的眼光。他常常从一个唤起他想象力的意象开始。我记得有一天晚上，我和他一起走过康涅狄格州Middletown的卫斯理学院校园。当我问他此刻在做什么时，史景迁的眼睛眯了起来，仿佛在看向远方。“我发现了一份奇妙的资料”，他喃喃道，“关于一个王姓女人的谋杀案：一具蜷缩在雪地里的尸体……” 后来，当他在写《胡若望的疑问》时，他的脑海中出现了的身影是一个来自佛山的不幸男人，像疯子一样被关在查宁顿的精神病院里。史景迁只是看到了我们大多数人忽视的东西。在1996年出版的《上帝的中国儿子：洪秀全的太平天国》（译注：理想国版译为《太平天国》）开篇的其中一章，他描述了广州繁忙码头边的外国商行。其中大部分内容我都很熟悉，因为我曾为自己的一部早期作品浏览过同样的资料。但当我读到史景迁的叙述时，我意识到我缺乏他对许多打动当时人的景象和声音的敏感性，特别是看到一个被遗弃在行人脚下的篮子里还有个婴儿时的惊讶之情。

史景迁将他的批判性想象与对史料的一丝不苟结合起来。无论是他与卫思韩（John E. Wills）编辑的关于明清过渡时期的论文集，还是1981年出版的《天安门：中国人和他们的革命，1895-1980》，还是1984年出版的《利玛窦的记忆宫殿》，史景迁的作品都建立在扎实而谨慎的阅读基础上，尤其是对新发现的档案材料的阅读。这方面最好的例子之一是他1996年对洪秀全和太平天国基督教的研究《上帝的中国儿子》。正如他在序言中解释的那样，这本书的诞生是由于我们共同的同事、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前所长王庆成此前不久在大英图书馆发现了以前未知的太平天国资料。1996年，在《上帝的中国儿子》出版的同一年，史景迁教授和他的妻子金安平（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中国古典哲学博士学位）也出版了《中国世纪：过去一百年的摄影史》。

在耶鲁大学，史景迁因其为本科生讲授的中国历史课而闻名，该课程一直是学院中选课率最高的人文课程之一。尽管不可能以书的形式再现史景迁令人眼花缭乱的讲课风格，但当他于1990年出版《寻找现代中国》时，更多听众得以了解该课程的内容，现在它也许是美国大学中最广泛使用的中国历史教科书。

作为史景迁教授的热情仰慕者，我忌妒他有身为作家的非凡自律，这有助于解释他的多产。在他对《上帝的中国儿子》进行最后润色的那天，我碰巧去他和金安平在West Haven的家中作客。为新书干杯后，我闲聊时问乔纳森，他接下来打算写什么。当他毫不犹豫地回答时，我很惊讶。他用他那独特的思考方式，几乎像梦呓一般说道：“我想写关于寒冷。我看到一名满州战士在冻结的池塘上滑冰。还有一匹战马在华北冬季的干冷中喘息的白气。”这幅生动的画面是如此触手可及，以至于我几乎要期待他把我留在餐桌旁不管，自己上楼去写作，希望他甚至在最近完成的手稿送去出版社之前就拿起一张空白新纸来写他的新长篇。自那以后，他又有其他书的写作计划，但我仍满怀信心地等待着他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让那道寒冷的风景起死回生。

史景迁靠自己的力量赢得了写作时间。也就是说，他用他对耶鲁大学的行政贡献“买”到了大部分每隔三年的研究假期。从1973年到1975年，他是历史学研究生课程的主任。1977年至1979年，他担任东亚研究委员会主席，并在1980年至1982年担任人文科学部主任。1983年至1986年，他担任历史系主任，在1988-89学年，他是惠特尼人文中心的代理主任。1993年，他被任命为斯特林历史学讲席教授，目前在耶鲁大学出版社的管理委员会任职。凭借这样卓绝的教授治校服务，史景迁能获得相隔三年的假期；如果这些还不够，他通常以提前休假或无薪休假的方式专心写作。至少有二十年时间，他从未申请过研究项目经费。在休假的间隙，他通常为下一本书而读书：1998年出版了《大汗之国：西方眼中的中国》，1999年出版了《毛泽东》，2001年出版了《雍正王朝之大义觉迷》。

全世界都承认史景迁教授的杰出成就。他已经从美国各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获得八个荣誉学位。2003年，史景迁获得了牛津大学的荣誉学位。他还被邀请成为北京大学的客座教授和南京大学的名誉教授。2001年，他在英国女王生日的荣誉名单上被授予C.M.G.（圣米迦勒和圣乔治勋章三等勋爵士）。

1978年，他获得了Phi Beta Kappa耶鲁大学分会的William C. DeVane奖章；1979年，古根海姆奖学金；1982年，洛杉矶时报历史奖；1983年，美国艺术和文学学院的Vursel奖。1985年，史景迁入选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1988年被评为麦克阿瑟研究员，同年被任命为美国国会图书馆学者委员会成员。1993年，他被选为美国哲学学会成员，1997年被任命为英国国家学术院的通讯院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