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博：海昏侯墓出土简牍与儒家“六艺”典籍

小瓜按：如果说海昏侯墓出土的青铜器和漆器提现的是海昏侯生前所生活的物质世界。那么海昏侯墓出土的五千多枚竹简和简牍所传达的信息便折射出海昏侯的精神世界。从海昏侯出土的儒家经典和孔子画像以及他生前曾当过昌邑王的情况看，他是一个信奉儒家思想的君王。杨博老师出身北大历史系和考古文博学院，对海昏侯出土的简牍与儒家经典做了深入研究。该文值得收藏慢慢品读。

南昌西汉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的万余件珍贵文物中，公认学术价值最高的是5200余枚竹简和近百版木牍，包括众多重要珍贵典籍和历史性文书档案，是我国学术史上的一次重大发现。根据墓园简报、相关公开展览报道，学界对刘贺本人“王→帝→庶人→侯”传奇经历的论述，乃至墓中出土的简牍、孔子衣镜等文物也有不少的介绍与研究。海昏简牍包含“诗经”类、“礼记”类、“春秋”类、“论语”类及“孝经”类等重要“六艺”典籍，其中一些已经失传近两千年。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典型历史人物，刘贺的活动情况在传世文献特别是《汉书》中有较详细的记述。笔者在初步整理海昏简牍时即发现，传世文献所记刘髆、刘贺父子两代特别是刘贺所习、所见儒家“六艺”经典的相关记述，与海昏简本所见多有可相对应关联处。这些出土典籍不仅对认识西汉诸侯王教育，特别是王式、王吉所传在刘贺所习“六艺”典籍中的不同地位，于两汉时期“六艺”典籍承传问题的进一步讨论亦具有重要价值。故笔者拟本于此，就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简牍与儒家“六艺”典籍作一初步探讨，以供师友同好批评。

一、

两汉儒家典籍的传习情况，向来受学界重视。过去研究，多据传世文献中传承典籍的博士官所职入手。张汉东《论秦汉博士制度》即对乾嘉以来两汉博士制度的研究情况论之甚详。近年方麟又踵继王国维开创的博士制度研究格局，将明清以来关于秦汉博士制度的研究状况，分为综论、起源、建置、职掌、考选以及与经学、政治、社会、地域的关系诸类，作了详尽梳理。清人胡秉虔《汉西京博士考》两卷、张金吾《两汉五经博士考》三卷等专书，在考证汉代博士姓名的同时，也兼及诸经立学问题。王国维曾评价道：

张氏书征引虽博，而苦无鉴裁，又前后往往失次。胡氏之书……其于六艺流别及两汉制度均有所未究，不独于诸经立学之事，茫然无可考也。

是故王氏有《汉魏博士考》一文，对于经立博士、博士职掌、人名及弟子诸问题，均有深入考证。不同于王氏胶着于制度本身，钱穆《两汉博士家法考》则紧扣学术源流历时性分析两汉博士师法、家法、提出了不少值得继续探究的议题。孙钦善《中国古文献学史》据《史记·儒林列传》《汉书·艺文志》《汉书·儒林传》《后汉书·儒林传》《隋书·经籍志》及《经典释文·叙录》等传世文献，对两汉时期“六艺”典籍的传授情况做了详尽整理。因传世文献中明记《鲁诗》为王式所传、《齐论》为王吉所传，是故前辈学者对二人及其博士弟子均有关照，但正如前所述，前辈学者的论著视野宏阔，多从两汉博士制度沿革与经学学术源流角度纵向立论；而恰处“《五经》博士”设置的历史节点，又作为典型历史人物的刘贺，则可为上述问题的进一步讨论提供一个剖面，即海昏简本不仅能进一步揭示作为诸侯王的刘贺所接受儒家经典的情况，同时可借此明晰在这一特殊历史节点前后“六艺”典籍传承中的一些争议问题。武帝时以儒学为重，建元五年（前136）“置《五经》博士”，儒家“六艺”经典成为官学的主要内容。武帝诸子亦以“六艺”进学或选大儒教授，如：戾太子据“少壮，诏受《公羊春秋》，又从瑕丘江公受《榖梁》”；燕刺王旦“壮大就国，为人辩略，博学经书杂说，好星历数术倡优射猎之事”；昌邑王刘髆更是由武帝亲选的太傅夏侯始昌教授。《汉书·夏侯始昌传》云：“夏侯始昌，鲁人也。通《五经》，以《齐诗》《尚书》教授。自董仲舒、韩婴死后，武帝得始昌，甚重之。……时昌邑王以少子爱，上为选师，始昌为太傅。”不仅如此，刘贺本人亦得见“衣短衣大绔，冠惠文冠，佩玉环，簪笔持牍趋谒”的儒生形貌。这似应得益于其师王式及郎中令龚遂、中尉王吉两位大儒的影响。刘贺的学习内容，《汉书》记，龚遂进谏刘贺选择郎中张安等10位“通经术有行义者与王起居，坐则诵《诗》《书》，立则习礼容”，若准，则《诗》《书》《礼》等均曾为刘贺所诵习，但史载刘贺只坚持了几天，“居数日，王皆逐去安等”。当然，刘贺究竟诵习了何种典籍，传世文献亦非无迹可寻。夏侯始昌授其父刘髆《齐诗》《尚书》，刘贺师王式则得见以《鲁诗》教授。《汉书》记载，王式“事免中徐公及许生”，其所学即应为传自申公一脉的《鲁诗》。

此外《汉书》对王式将《诗》“朝夕授王（刘贺）”的具体情境亦有描述：式为昌邑王师。昭帝崩，昌邑王嗣立，以行淫乱废，昌邑群臣皆下狱诛，唯中尉王吉、郎中令龚遂以数谏减死论。式系狱当死，治事使者责问曰：“师何以亡谏书？”式对曰：“臣以《诗》三百五篇朝夕授王，至于忠臣孝子之篇，未尝不为王反复诵之也；至于危亡失道之君，未尝不流涕为王深陈之也。臣以三百五篇谏，是以亡谏书。”使者以闻，亦得减死论，归家不教授。

《汉书·武五子传》则记载了刘贺诵诗的详细事迹：初贺在国时，数有怪。尝见白犬，高三尺，无头，其颈以下似人，而冠方山冠。后见熊，左右皆莫见。又大鸟飞集宫中。王知，恶之，辄以问郎中令遂。遂为言其故，语在《五行志》。王卬天叹曰：“不祥何为数来！”遂叩头曰：“臣不敢隐忠，数言危亡之戒，大王不说。夫国之存亡，岂在臣言哉？愿王内自揆度。大王诵《诗》三百五篇，人事浃，王道备，王之所行中《诗》一篇何等也？大王位为诸侯王，行汙于庶人，以存难，以亡易，宜深察之。”后又血汙王坐席，王问遂，遂叫然号曰：“宫空不久，祅祥数至。血者，阴忧象也。宜畏慎自省。”贺终不改节。居无何，征。既即位，后王梦青蝇之矢积西阶东，可五六石，以屋版瓦覆，发视之，青蝇矢也。以问遂，遂曰：“陛下之《诗》不云乎？‘营营青蝇，至于藩；恺悌君子，毋信谗言。’陛下左侧谗人众多，如是青蝇恶矣。宜进先帝大臣子孙亲近以为左右。如不忍昌邑故人，信用谗谀，必有凶咎。愿诡祸为福，皆放逐之。臣当先逐矣。”贺不用其言，卒致于废。

郎中令龚遂的谏言同样提到刘贺“诵《诗》三百五篇”，又引《小雅·青蝇》“营营青蝇，至于藩；恺悌君子，毋信谗言”。值得留意的是，今传阮刻十三经注疏本《毛诗正义》卷十四《小雅·青蝇》则云：“营营青蝇，止于樊，岂弟君子，无信谗言。”显而易见，二者是存在用字差异的。清人王先谦故认为《鲁诗·青蝇》中“樊”作“藩”。“至于藩”之“至”，疑或误文。

龚遂所谓“陛下之《诗》”不能确指，但是《汉书·王吉传》记昌邑中尉王吉因昌邑王“好游猎，驱驰国中，动作亡节”所上谏书中亦引《诗》云：臣闻古者师日行三十里，吉行五十里。《诗》云：“匪风发兮，匪车揭兮，顾瞻周道，中心兮。”说曰：是非古之风也，发发者；是非古之车也，揭揭者。盖伤之也。今者大王幸方与，曾不半日而驰二百里，百姓颇废耕桑，治道牵马，臣愚以为民不可数变也。昔召公述职，当民事时，舍于棠下而听断焉。是时人皆得其所，后世思其仁恩，至虖不伐甘棠，《甘棠》之诗是也。

今传十三经注疏本《桧风·匪风》相应语句则为：“匪风发兮，匪车偈兮，顾瞻周道，中心怛兮。”王先谦据此以为《韩诗·匪风》中“偈”作“揭”，“怛”作“掣”。海昏简本《匪风》相应章句则为“匪风发兮……劳心㦅兮”。今本毛诗《匪风》二章“匪风飘兮”句，《鲁诗故》亦作“匪风飘兮”，故王先谦云：“明《鲁》《毛》文同。”海昏简本则作“匪风僄兮”。今本毛诗《匪风》三章四句“谁能亨鱼？溉之釜鬵。谁将西归？怀之好音”，《鲁诗》章句则为“孰能亨鱼？溉之釜鬵。孰将西归？怀我好音”。海昏简本为“谁耐……谁将西归？釡之好音”，与今传《鲁诗》辑本不同。清人辑本如马国瀚所辑《鲁诗故》、黄奭所辑《鲁诗传》、王谟所辑《鲁诗传》《韩诗翼要》、王仁俊所辑《韩诗翼要》《韩诗赵氏学》等多有揣测成分，且均为汉人所引零散文字，原貌难以得知。专就《匪风》所见异文，海昏简本《诗经》与《韩诗》可能关联性较大。与之相关，《汉书·艺文志》记述王吉所教授之《论语》为《齐论》：“传《齐论》者，昌邑中尉王吉、少府宋畸、御史大夫贡禹、尚书令五鹿充宗、胶东庸生，唯王阳名家。”颜师古注云：“王吉字子阳，故谓之王阳。”传世文献有关刘贺的记述并未见到其诵读《论语》。唯《汉书·王吉传》中记述昭帝去世，霍光派人迎立刘贺为帝的时候，王吉审度时事，所上“戒”书中劝告他对霍光要“事之敬之，政事壹听之”，自己唯“垂拱南面”做个傀儡皇帝而已。辛德勇指出其就借用了《论语·阳货》篇的文句。海昏简本《论语》保存有“智（知）道”篇题和一些不见于今本的简文，肩水金关《论语》残简记：“孔子知道之昜（易）也。昜（易）昜（易）云者三日。子曰：‘此道之美也。’”“子贡曰：‘九变复贯，知言之篡。’”“子曰：‘自爱，仁之至也；自敬，知之至也。’”诸句均可由海昏简本互证为《齐论·知道》篇章句，表明此本应与《汉书·艺文志》中记述的《齐论》有关。简本与《齐论》有关，也给海昏《诗》简为《韩诗》的论断增加了旁证。王国维已注意到，王吉所传为《韩诗》。王吉师从蔡谊，蔡谊其师赵子，“事燕韩生”，所习为《韩诗》一脉。王吉以《齐论》《韩诗》教授，刘贺墓中已见有类似《齐论》传本，则墓中所出《诗经》为《韩诗》的可能性增大。朱凤瀚近期将海昏简本《诗经》与汉熹平石经相较，指出简本与石经本在编排结构上基本吻合，因熹平石经所刻为《鲁诗》，这则为简本《诗经》属于《鲁诗》提供了相当重要的证据。这是否可以提示我们，在考察西汉时期《诗经》文本流变时，是否可不先区分《韩诗》《鲁诗》《毛诗》，能不能反过来，从分析西汉中期的抄本出发，考察《诗经》文本的变化。当然，因为简文尚在整理，其具体情况仍有待简文的进一步整理与学界的切磋。无论如何，刘贺本人对《诗经》应该是熟悉的。海昏简本《诗经》中亦见有“诗三百五扁（篇）”的记述。不唯如此，简本极为重视诗篇的结构严谨与完整，不厌其烦地在每组末皆录其篇、章、句数，在篇末录其章、句数，在章末记其章序、句数，似均显示出刘贺对《诗经》的熟稔。值得注意的是简本总章数为1076章，与今传本《毛诗》的1142章之间存在不小差距。无论海昏简本为《鲁诗》抑或《韩诗》，其与《毛诗》分章有66章之差。

《汉书·霍光传》记载霍光等人废黜刘贺时：“光令王起拜受诏，王曰：‘闻天子有争臣七人，虽亡道不失天下。’”颜师古注：“引《孝经》之言。”此为传世文献所见刘贺诵《诗》之外于“六艺”之学的另一重要记录。汉代以孝治天下，《汉书·惠帝纪》“孝惠皇帝”下有颜师古注曰：“孝子善述父之志，故汉家之谥，自惠帝已下皆称孝也。”发现和推荐孝子亦是察举的主要内容之一，《汉书·武帝纪》：“元光元年冬十一月，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颜师古注：“孝谓善事父母者。廉谓清洁有廉隅者。”在此种社会氛围下，刘贺于《孝经》有深厚的修养是很容易理解的。有趣的是，《霍光传》所见刘贺所引“天子有争臣七人”句，简本所见语句与传世文献记述相同。王国维《汉魏博士考》中曾有著名的论断，指出《论语》《孝经》受经与不受经者皆诵习，“汉时但有受《论语》《孝经》、小学而不受一经者，无受一经而不先受《论语》《孝经》者……通经之前皆先通《论语》《孝经》”。海昏简牍中除竹简本《齐论》外，另见有抄写着《论语》中《子路》《子罕》等篇语句的书牍，此似与“天子有争臣七人”句一道显示出刘贺本人对《论语》《孝经》的诵习情况，同时也印证了王国维判断的准确。值得留意的是，简本《孝经》类文献并非《孝经》原文，而是对经义的阐释。如简文“何若则可谓孝？曰事……”说解阐释的特点颇为明显，是否反映着西汉时期对皇室贵族在“孝”之一道上的特殊强调，值得待简本公布后继续探究③。二、《汉书·宣帝纪》记述接替刘贺继任皇帝的刘洵，“至今年十八，师受《诗》《论语》《孝经》，操行节俭，慈仁爱人”。刘洵与刘贺同受《诗》《论语》《孝经》，不得不说是历史的吊诡。又《汉书·景十三王传》云，广川王去“师受《易》《论语》《孝经》皆通”。《汉书·昭帝纪》载，昭帝“通《保傅》，传《孝经》《论语》《尚书》”。是《论语》《孝经》入门之外，《诗》《易》《尚书》等均为“所受一经”。于此，王国维说：“汉博士皆专经教授，魏则兼授五经。”钱穆则认为一经博士不限于一人，博士不限于专治一经。海昏简本也为讨论此问题提供了新资料。汉代《易》的传承可见有儒门《易》与数术《易》，简报所主要介绍的为数术《易》。儒门《易》与数术《易》，两者时有交叉。值得留意的是另可见简文有类似《说卦传》中以卦象配姓氏的情况，拟名为《卜姓》。

《汉书》卷八十八《儒林传》又记：梁丘贺……年老终官。传子临……临学精孰，专行京房法。琅邪王吉通《五经》，闻临说，善之。时宣帝选高材郎十人从临讲，吉乃使其子郎中骏上疏从临受《易》。

王吉兼通《五经》，事亦见《汉书·王吉传》：“初，吉兼通《五经》，能为驺氏《春秋》，以《诗》《论语》教授，好梁丘贺说《易》，令子骏受焉。”《汉书》言王吉受到梁丘贺所传《易》之影响在海昏事后。梁丘氏所传为京房法，《汉书·艺文志》收录有《孟氏京房》十一篇，章句施、孟、梁丘氏各两篇。《周易孟氏章句》《周易梁丘氏章句》久佚，清道光年间马国翰所辑《玉函山房辑佚书》中收有《周易孟氏章句》二卷、《周易梁邱氏章句》一卷。据残篇《说卦传》，简本以卦象配以姓氏、里程的《卜姓》《去邑》篇与上述二章句行文方式相类，均为“乾（卦名）为某为某”的句式，同为记述解说乾、坤、艮、兑、坎、离、震、巽八经卦所象征的姓氏、里程。无论简本性质如何，似均有理由推测简本《易》与王吉有关。王吉也能为邹氏《春秋》。《汉书·艺文志》记有《邹氏传》十一卷。春秋《公羊》《谷梁》《邹氏》《夹氏》四家之中，“《公羊》《谷梁》立于学官，《邹氏》无师，《夹氏》未有书”。海昏简本《春秋》经传有部分内容见于今本《春秋》三传，但有些内容仅见于《公羊传》。此种情况说明简文似应出自《公羊传》。另需留意的是，简文与今传十三经注疏本《公羊传》也存在较大差异。如简文：“使宰周公来聘。宰周公者何也？天子之……”。案今本《春秋公羊传注疏》卷十二之僖公三十年（前630）：“冬，天王使宰周公来聘。”卷十一之僖公九年：“夏，公会宰周公、齐侯、宋子、卫侯、郑伯、许男、曹伯于葵丘。宰周公者何？天子之为政者也。”是简文前、后两句，在今本《公羊传》中分别见于两处。若依《汉书·王吉传》记述，联系前述海昏简本《齐论》的情况，似可初步推断异文的存在或与《公羊传》的诸家融合有关。《易》《春秋》可系于王吉，上述《保傅传》亦见存于简本。《保傅传》属今本之《大戴礼记》，《曲礼》《中庸》《祭义》等多篇属《礼记》之篇章，海昏简本亦能得见。

对此，《汉书·儒林传》所记王式在海昏废黜事后的一段事迹亦值得注意：山阳张长安幼君先事式，后东平唐长宾、沛褚少孙亦来事式，问经数篇，式谢曰：“闻之于师具是矣，自润色之。”不肯复授。唐生、褚生应博士弟子选，诣博士，抠衣登堂，颂礼甚严，试诵说，有法，疑者丘盖不言。诸博士惊问何师，对曰事式。皆素闻其贤，共荐式。诏除下为博士。式征来，衣博士衣而不冠，曰：“刑余之人，何宜复充礼官？”既至，止舍中，会诸大夫博士，共持酒肉劳式，皆注意高仰之。博士江公世为《鲁诗》宗，至江公著《孝经说》，心嫉式，谓歌吹诸生曰：“歌《骊驹》。” 式曰：“闻之于师：客歌《骊驹》，主人歌《客毋庸归》。今日诸君为主人，日尚早，未可也。” 江翁曰：“经何以言之？”式曰：“在《曲礼》。”江翁曰：“何狗曲也！”式耻之，阳醉逿墬。

其事缘起王式的学生唐长宾、褚少孙等应博士弟子选，因弟子颂礼甚严，诸博士钦佩而共荐王式，王式衣博士衣而不冠，自云其不宜“复充礼官”。其后，王式与博士江公的争论择其要者有二：其一，江公所歌《骊驹》，服虔曰：“逸《诗》篇名也，见《大戴礼》。客欲去，歌之。”文颖曰：“其辞云‘骊驹在门，仆夫具存；骊驹在路，仆夫整驾’也。”其二，王式所对答者“今日诸君为主人，日尚早，未可也”是出自《曲礼》的。由“颂礼甚严”“衣博士衣而不冠”到“在《曲礼》”，似均说明王式其人于《礼》谙熟，且执行甚笃。《曲礼》一篇见于海昏简本。《骊驹》见《大戴礼》，《曲礼》为《小戴礼》，二者并行答对，这与简本所见大量昌邑王、海昏侯国礼仪文献及《大戴礼》《小戴礼》分卷并行的情形也是一致的。值得一提的是，即使被贬谪海昏，无论出于自保还是何种目的，此种情形下的刘贺仍然表现出熟谙朝仪的情态。海昏侯墓所出编号为M1：499-48的奏牍，其上墨书文字有云，“……海昏侯臣贺昧死再拜上书言……再拜为秋请……元康四年”，文中的“再拜为秋请”指的就是“朝聘之礼”。《礼记·王制》云：“诸侯之于天子也，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汉代的朝聘可细分为“春朝”“秋请”两种，《史记·吴王濞列传》裴骃集解引孟康曰：“律，春曰朝，秋曰请，如古诸侯朝聘也。”可见刘贺在任海昏侯期间仍然积极履行着“春朝秋请”的义务。以上亦不由使人联想起“立则习礼容”的相关叙述。

由上所述，《论语》《孝经》外，简本《易》《春秋》《诗》系于王吉，《诗》《礼》见于王式，如此则在西汉时期皇室及诸侯王等贵族子弟教育中，“汉博士皆专经教授”的论断应有误；“西汉学者专守一经”的认识，似属于昭宣以降家法兴起之通例。《汉书·东平思王传》记其上疏求诸子及《太史公书》，大将军王凤提出不许之辞宜曰：“《五经》圣人所制，万事靡不毕载。王审乐道，傅相皆儒者，旦夕讲诵，足以正身虞意。”研习《五经》应是汉人对诸王、列侯教育的基本认识。这里尚需讨论的是有关《五经》博士中《礼》博士的设置问题。《汉书·儒林传》论赞中讲“至孝宣世，复立……《大小戴礼》”。王国维、张汉东早已明确指出此有谬误，《礼》博士的设置至早不过昭宣时，简本所见似亦可为补充。简本《中庸》《祭义》和《大戴礼记·曾子大孝》等篇出土时与《论语》简混杂在一起，其形制、容字和书体亦与《论语》完全相同， 此部分内容多为记录孔子及其弟子言论，其与《论语》简形制和书体完全相同且混杂在一起，一方面说明《礼记》中这部分内容与《论语》关系密切甚至存在“交集”；另一方面简本《礼记》类文献包括形制、书体各异的多个简本，还有一些不见于传世文献的佚文，似说明《礼记》类文献直到宣帝时期仍处于“单篇别行”的状态。此外，海昏简牍中有一组记录礼仪行事的文献，这组“礼仪简”的用词和内容，与《仪礼》《乡饮 酒礼》《燕礼》等篇十分相似，是一种记录、指导礼仪行事的文本。篇题《王会饮仪》之“仪”，应是这类文本的名称。这说明，至迟至武帝中后期，诸侯国内的各项礼仪的施行，都有成文的“仪”类文献规范。沈文倬曾指出，今文《礼经》传授的第一阶段，即《礼》博士设置之前，与“礼”有关的学者有汉仪学者与 《礼经》 学者两种。“汉代实行的礼仪是排除古礼的；《礼经》 只单纯供经学传授者研习。”海昏简本的情况为上述论断增添了新的实物证据，同时也说明在宣帝时期《礼》博士的设置应仍仅有《后氏礼》，后苍以前并无《礼》经为博士的论断是有道理的。

综上所述，透过海昏简本与《汉书》记述的对照，似可得出刘贺父子之儒家“六艺”典籍传承学术谱系亦即简本所见儒家经典的学脉渊源如下：《易》：韩婴→赵子→蔡谊→王吉→刘贺。《书》：伏生→济南张生→夏侯都尉→夏侯始昌→刘髆。《诗》：辕固→夏侯始昌→刘髆。申公→瑕丘江公→鲁许生、免中徐公→王式→刘贺。韩婴→赵子→蔡谊→王吉→刘贺。《礼》：王式→刘贺。《春秋》：申公→瑕丘江公→鲁许生、免中徐公→王式→刘贺。王吉→刘贺。《论语》：王吉→刘贺。三、上文在前辈学者研究基础之上，以传世文献为据，对刘髆、刘贺父子，尤其是刘贺所习儒家“六艺”典籍，结合海昏简本出土情况进行了初步的对照。限于笔者学力，以上又仅是在现有清理释读工作条件下得出的初步认识，故拙文所论相当肤浅且未必准确，恳请方家赐正。

所云如尚可信，则目前所得认识主要有二：首先，汉武帝晚年到昭帝时期，宗室近亲已经开始接受儒学教育。刘贺父子因为当时大儒的师承辅弼，得以汇通“六艺”、兼习《五经》。《鲁诗》《韩诗》，《邹氏》《公羊》等不同学脉汇同于海昏侯刘贺一身，既构建了其“簪笔持牍趋谒”的儒生形貌，又为西汉前、中期儒门典籍的官学传承提供了鲜活的视角。刘贺本人对《论语》《孝经》的熟悉，验证了通经之前先通《论语》《孝经》的传统认识；墓中所出简本《易》《诗》《春秋》系于王吉，《诗》《礼》又见于王式，修正了“汉博士皆专经教授” 的论断，“博士不限于专治一经”；简本《礼记》诸篇与《王会饮仪》的单篇别行，既是“立则习礼容” 的鲜明体现，又反映出至迟在宣帝时期《礼》博士的设置情况。其次，西汉经学纷杂家派的确立，始自宣帝石渠阁会议，时距刘贺去世业已八年之遥。此后产生的各家学派叙述中对于西汉前、中期儒家“六艺”典籍的传流情况，不免有所失真。这样来看，抄写于宣帝时代及以前的儒家经典文献，则是最好的第一手资料。海昏简本《论语》用字、用词的不同，说明西汉中期《齐论》《鲁论》与《古论》的区分、定型远未完成；简本《公羊传》的不同断句，似亦可循此理解。简本《诗经》同样各自带有《汉书·艺文志》所述《鲁诗》或《韩诗》的某些特征，但又存在区别于该系统的地方，无法用西汉末年以后人们所述的家法来简单概括，这些文本相对稳定但又尚未固化的诸多情况，其实反映的均是经学在西汉中期的实际面貌。

由此可见，当时《诗经》《论语》乃至《礼记》《春秋》经传等“六艺”典籍流传的复杂情况，远非《汉书·艺文志》的概略归结所能总括。最后值得一提的是，《汉书》记昌邑王刘髆得到《齐诗》《尚书》的传授，然其子墓中并不见《尚书》，这也与上论刘贺“坐则诵《诗》《书》，立则习礼容”的记述存在矛盾。若试推测其原因，当然不能排除原本下葬有《尚书》，由于保存因素出土时已然不见之可能。重要的是，海昏侯其师王式及辅弼王吉、龚遂诸人皆传《诗》，简本《诗经》亦结构严谨、分章有序，由是似可推测刘贺其人虽诵习《五经》，但还应是以《诗经》等为主要研习方向的。

《江西社会科学》202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