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荫麟：孔子及其时世·孔子与其时世

教育是孔子心爱的职业，政治是他的抱负，救世是他的理想。

孔子生于弭兵之会前六年。此会后，中原的战争暂时减少，但剧战的场所不过移到江淮一带，兵祸并没有真正消弭。在另一方面，环此会前后的一百年间，旧秩序的破坏加甚，至少在宋、鲁、郑、齐、晋等国，政柄落在大夫，君主成了傀儡；诸巨室彼此钩心斗角，不时搅起内乱，鲁国到底是君子之邦，它的巨室“三桓”（皆出自桓公的，故名），绝少自相残害。他们采用分赃的办法。前537年（孔子十六岁），他们把公室的土地、人民分为四份，季孙氏拣取了两份，叔孙氏和孟孙氏各得一份，此后三家各对公室纳些小的贡赋，便算补偿。三家妥协，鲁君更不好做。前517年（孔子三十六岁），昭公讨伐季氏，结果给三家合力赶走，在外国流寓了七年而死。这还不够。恶人还有恶人磨。跋扈的大夫每受制于更跋扈的家臣，这也是鲁国的特色。前538年（孔子十五岁），竖牛叛叔孙氏，把他禁在一室，活活地饿死。前530年（孔子二十三岁），南蒯叛季孙氏，据了费邑三年。但这些还是局部的事变。前505年（吴王阖闾入郢之次年，孔子四十八岁），季孙氏的家臣阳虎勾结了季孙氏和叔孙氏两家中不得志的分子，起了一场大政变。名副其实的阳虎把季孙氏囚禁起来，迫得他立誓屈服，然后放他；更挟持鲁君，放逐敌党，居然做了三年鲁国的独裁者，而且不知凭什么手段，很得民众的归服。三桓也俯首帖耳，听阳虎驱使。后来阳虎要除去他们，将自己的党羽替代季孙氏和叔孙氏，以自己替代孟孙氏。本来隐忍旁观的孟孙氏（即奉父命从孔子学礼的孟懿子）被迫作困兽斗，结果，出乎大家意料之外的，阳虎兵屡败，逃奔齐国。但次年（前500年）叔孙氏所属郈邑的马正侯犯又杀了邑宰，据郈作乱，幸而他无勇无谋，几个月即被解决。鲁国如此，本来破落的周室又复崩分。前520年（孔子三十三岁），景王死，王子朝纠合了无数失职的官吏和失意的贵族乘机作大规模的暴动，从此畿内扰攘了二十年，赖晋国屡次出兵援助，才得平定。

旧秩序的破坏不仅在政治方面，弭兵大会以前的长期混战除摧毁了无数的生命和财产外，还摧毁了许多的迷梦。它证明了“昊天不惠”，它证明了“渝盟无享国”一类的诅誓只是废话，它证明了“牲牷肥腯，粢盛丰洁”无补于一国或一身家的安全，它证明了人们最可靠的靠山还是自己。当郑子产昌言“天象远，人事近，它们是不相及”的时候，理智的锋刃，已冲破传统迷信的藩篱。从前尽人相信一切礼法制度是天帝所规定的，现在有人以为它们是人所创设而且是为人而设的了。从前尽人相信王侯是代表天帝（君，天也）神圣不可侵犯的，现在恶君被弑或被逐，有人公然说他罪有应得，并且对叛徒表同情了。孔子曾慨叹道：“我还及见史官阙文，有马的借给人骑，如今都没有了！”这两件事虽然本身很小，它们的象征的意义却很大。它们象征“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总趋势，社会组织蜕变时所必有的趋势。因为旧道德的力量减少，又因人口增加，都邑扩大，贵族和庶民间的关系日益疏远；礼教的拘束和威仪的镇压已不够做统制之用；所以有些精明的贵族感觉到制定成文的刑法的必要。前536年（孔子十七岁），郑子产把所作的刑书铸在鼎上公布。前513年（孔子四十岁），晋人也把范宣子所作的刑书（范宣子卒于前549年，其作刑书年不详），同样的方式公布。这些都是非常的创举，在当时受着严厉的诽议的。

孔子所处的时代的性质已约略表过。在宗教思想上，孔子是大致跟着时代走的。他虽然还相信一个有意志有计划的天帝，但那已经不是可以用牺牲玉帛贿买的天帝，而是在无声无嗅中主持正道的天帝了。他绝口不谈鬼神的奇迹。有人向他请教奉事鬼神的道理，他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再向他请教死的道理，他答道：“未知生，焉知死？”他教人“敬鬼神而远之”，教人“祭如在”。“远之”就是不当真倚靠它们；“如在”就是根本怀疑它们的存在了。不过既然根本怀疑它们存在，为什么还要向它们致祭，为它们举行繁缛的葬礼，并且守着三年的丧呢？孔子的答案是以此报答先人的恩德，非如此则于心不安，于心不安的事而偏要做，便是不仁。把宗教仪节的迷信意义剥去，只给它们保留或加上道德的意义，这种见解虽然不必是孔子所创，在当时乃是甚新的。

在政治主张上，孔子却是逆着时代走的。他的理想是以复古为革新，他要制裁那些僭越的家臣，僭越的大夫，僭越的诸侯，甚至那些不肯在贵族脚下安守旧分的民众。他的理想是：“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

孔子是历史兴趣很深的人，他也曾以“敏而好古”作自己的考语。他尽力考究了三代制度之后，觉得周代吸取了前二代的精华，文物灿备，不禁说道：“吾从周！”除了一些小节的修正，像“行夏之时，乘殷之辂，……乐则韶舞”等等以外，他对于西周盛时的文物典章全盘接受，并且以它们的守护者自任。他盼望整个中国恢复武王周公时代的旧观。

他的理想怎样实现呢？照他不客气的看法，只有等待一个“明王”出来，用他弼辅，像武王之于周公。手把大钺的周公，那是他毕生憧憬着的影像。在晚年他还因“不复梦见周公”而慨叹自己的衰颓。不得已而思其次，若有一个霸主信用他，像桓公之于管仲，他的理想也可以实现一部分。他对于管仲也是不胜欣慕的。更不得已而思其次，若有一个小小的千乘之国付托给他，如郑国之于子产，他的怀抱也可以稍为展舒。他的政治理想虽高，他对于一个弱国处理的切实办法，并不是捉摸不着。有一回他的门人子贡向他问政，他答道，要“足食、足兵，人民见信”。问：若不得已在三项中去一，先去哪项？答道：“去兵。”再问：若不得已在余下的两项中去一，先去哪项？答道：“去食。从古都有死，人民没有信心便站不住。”他又说：“一个国家，不怕人口少，只怕人心不安，不怕穷，只怕贫富不均。”这些话显然是针对着大家只知道贫弱为忧的鲁国而发的。

“假如有用我的，仅只一周年也可以，三年便有成功。”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