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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荫麟:孔子及其时世·孔子与其时世

我要新鲜事2023-06-03 09:17:000

教育是孔子心爱的职业,政治是他的抱负,救世是他的理想。

孔子生于弭兵之会前六年。此会后,中原的战争暂时减少,但剧战的场所不过移到江淮一带,兵祸并没有真正消弭。在另一方面,环此会前后的一百年间,旧秩序的破坏加甚,至少在宋、鲁、郑、齐、晋等国,政柄落在大夫,君主成了傀儡;诸巨室彼此钩心斗角,不时搅起内乱,鲁国到底是君子之邦,它的巨室“三桓”(皆出自桓公的,故名),绝少自相残害。他们采用分赃的办法。前537年(孔子十六岁),他们把公室的土地、人民分为四份,季孙氏拣取了两份,叔孙氏和孟孙氏各得一份,此后三家各对公室纳些小的贡赋,便算补偿。三家妥协,鲁君更不好做。前517年(孔子三十六岁),昭公讨伐季氏,结果给三家合力赶走,在外国流寓了七年而死。这还不够。恶人还有恶人磨。跋扈的大夫每受制于更跋扈的家臣,这也是鲁国的特色。前538年(孔子十五岁),竖牛叛叔孙氏,把他禁在一室,活活地饿死。前530年(孔子二十三岁),南蒯叛季孙氏,据了费邑三年。但这些还是局部的事变。前505年(吴王阖闾入郢之次年,孔子四十八岁),季孙氏的家臣阳虎勾结了季孙氏和叔孙氏两家中不得志的分子,起了一场大政变。名副其实的阳虎把季孙氏囚禁起来,迫得他立誓屈服,然后放他;更挟持鲁君,放逐敌党,居然做了三年鲁国的独裁者,而且不知凭什么手段,很得民众的归服。三桓也俯首帖耳,听阳虎驱使。后来阳虎要除去他们,将自己的党羽替代季孙氏和叔孙氏,以自己替代孟孙氏。本来隐忍旁观的孟孙氏(即奉父命从孔子学礼的孟懿子)被迫作困兽斗,结果,出乎大家意料之外的,阳虎兵屡败,逃奔齐国。但次年(前500年)叔孙氏所属郈邑的马正侯犯又杀了邑宰,据郈作乱,幸而他无勇无谋,几个月即被解决。鲁国如此,本来破落的周室又复崩分。前520年(孔子三十三岁),景王死,王子朝纠合了无数失职的官吏和失意的贵族乘机作大规模的暴动,从此畿内扰攘了二十年,赖晋国屡次出兵援助,才得平定。

旧秩序的破坏不仅在政治方面,弭兵大会以前的长期混战除摧毁了无数的生命和财产外,还摧毁了许多的迷梦。它证明了“昊天不惠”,它证明了“渝盟无享国”一类的诅誓只是废话,它证明了“牲牷肥腯,粢盛丰洁”无补于一国或一身家的安全,它证明了人们最可靠的靠山还是自己。当郑子产昌言“天象远,人事近,它们是不相及”的时候,理智的锋刃,已冲破传统迷信的藩篱。从前尽人相信一切礼法制度是天帝所规定的,现在有人以为它们是人所创设而且是为人而设的了。从前尽人相信王侯是代表天帝(君,天也)神圣不可侵犯的,现在恶君被弑或被逐,有人公然说他罪有应得,并且对叛徒表同情了。孔子曾慨叹道:“我还及见史官阙文,有马的借给人骑,如今都没有了!”这两件事虽然本身很小,它们的象征的意义却很大。它们象征“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总趋势,社会组织蜕变时所必有的趋势。因为旧道德的力量减少,又因人口增加,都邑扩大,贵族和庶民间的关系日益疏远;礼教的拘束和威仪的镇压已不够做统制之用;所以有些精明的贵族感觉到制定成文的刑法的必要。前536年(孔子十七岁),郑子产把所作的刑书铸在鼎上公布。前513年(孔子四十岁),晋人也把范宣子所作的刑书(范宣子卒于前549年,其作刑书年不详),同样的方式公布。这些都是非常的创举,在当时受着严厉的诽议的。

孔子所处的时代的性质已约略表过。在宗教思想上,孔子是大致跟着时代走的。他虽然还相信一个有意志有计划的天帝,但那已经不是可以用牺牲玉帛贿买的天帝,而是在无声无嗅中主持正道的天帝了。他绝口不谈鬼神的奇迹。有人向他请教奉事鬼神的道理,他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再向他请教死的道理,他答道:“未知生,焉知死?”他教人“敬鬼神而远之”,教人“祭如在”。“远之”就是不当真倚靠它们;“如在”就是根本怀疑它们的存在了。不过既然根本怀疑它们存在,为什么还要向它们致祭,为它们举行繁缛的葬礼,并且守着三年的丧呢?孔子的答案是以此报答先人的恩德,非如此则于心不安,于心不安的事而偏要做,便是不仁。把宗教仪节的迷信意义剥去,只给它们保留或加上道德的意义,这种见解虽然不必是孔子所创,在当时乃是甚新的。

在政治主张上,孔子却是逆着时代走的。他的理想是以复古为革新,他要制裁那些僭越的家臣,僭越的大夫,僭越的诸侯,甚至那些不肯在贵族脚下安守旧分的民众。他的理想是:“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

孔子是历史兴趣很深的人,他也曾以“敏而好古”作自己的考语。他尽力考究了三代制度之后,觉得周代吸取了前二代的精华,文物灿备,不禁说道:“吾从周!”除了一些小节的修正,像“行夏之时,乘殷之辂,……乐则韶舞”等等以外,他对于西周盛时的文物典章全盘接受,并且以它们的守护者自任。他盼望整个中国恢复武王周公时代的旧观。

他的理想怎样实现呢?照他不客气的看法,只有等待一个“明王”出来,用他弼辅,像武王之于周公。手把大钺的周公,那是他毕生憧憬着的影像。在晚年他还因“不复梦见周公”而慨叹自己的衰颓。不得已而思其次,若有一个霸主信用他,像桓公之于管仲,他的理想也可以实现一部分。他对于管仲也是不胜欣慕的。更不得已而思其次,若有一个小小的千乘之国付托给他,如郑国之于子产,他的怀抱也可以稍为展舒。他的政治理想虽高,他对于一个弱国处理的切实办法,并不是捉摸不着。有一回他的门人子贡向他问政,他答道,要“足食、足兵,人民见信”。问:若不得已在三项中去一,先去哪项?答道:“去兵。”再问:若不得已在余下的两项中去一,先去哪项?答道:“去食。从古都有死,人民没有信心便站不住。”他又说:“一个国家,不怕人口少,只怕人心不安,不怕穷,只怕贫富不均。”这些话显然是针对着大家只知道贫弱为忧的鲁国而发的。

“假如有用我的,仅只一周年也可以,三年便有成功。”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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