荐书 |《上党神庙剧场研究》:区域性戏曲文物研究的集大成著作
近收到山西师范大学青年学者、博士生导师王潞伟教授的专著《上党神庙剧场研究》一本,抱着学习的态度,在通读之后,发现此书实为一册戏曲文物研究的专著。不仅观点明确、思路清晰,而且篇幅宏阔(70万字),章节紧凑(8章22节),更为令人钦佩的是作者不辞辛苦,深入实地调研,通过田野调查的方式对一千多处散处长治、晋城下属各县、各村镇的神庙舞楼进行了详细的梳理、归纳、绘图、分析,并得出令人信服的统计数据与研究结论,堪称一本非常有分量的区域性戏曲文物研究力作。
《上党神庙剧场研究》
作 者:王潞伟
出版社:中国戏剧出版
出版时间:2016年6月
定 价:99元
令人钦佩之余,笔者认为,此书的主要亮点有四,盼与众学人分享:
一、选题独特:以古代神庙舞楼为主体研究对象
众所周知,文物的范畴非常广泛,比如古建筑、古墓葬、古遗址、石窟寺、碑碣、近现代红色革命文物等,而戏曲文物在其中,也占据了很大的比重。因为戏曲文物的发现与研究,不仅能与传世文献资料相互印证,而且能够补充史载的不足,纠正某些文献资料的疏漏与错误之处,甚至可以填补某些空白,所以一直都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之一,甚至在此基础上诞生了“戏曲文物学”。比如刘念慈先生就在《戏曲文物丛考》一书中将“戏曲文物学”定义为:是戏曲艺术学与考古学相结合的产物,是运用考古手段研究戏曲历史现象的一门新兴边缘学科。
就戏曲文物学的研究对象来看,古戏台、戏曲碑刻、戏曲壁画、戏曲雕塑、服饰道具都受到研究者的持续关注,但是其主流研究对象依旧是古戏台,而古戏台也是新世纪以来戏曲文物研究成果最为丰硕的领域。当然戏台的称谓也比较多,“舞楼”“戏楼”“舞亭”“剧场”,不一而足,著名戏曲文物专家车文明先生在《中国神庙剧场》一书中将“神庙剧场”定义为“在神庙里建立戏台,并有观剧场地的场所”,从这个角度来看《上党神庙剧场》的主体研究对象也是古戏台。
《上党神庙剧场研究》一书中,对上党地区1887座神庙(涵盖各种类型的寺、院、宫、观、庙、庵、祠)的戏场、戏台、戏楼进行了系统梳理和深入研究,以历史朝代为经,以宗教信仰为纬,按照宋、金元、明、清、民初的跨度,将全书分为八个章节,从古戏台的建筑形制、结构演变、演剧习俗、保护修缮以及与当时戏曲艺术的形态关系等方面,渐次展开,逐个分析,并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极大地丰富了我国戏曲史、剧场史、戏曲文物史的研究。
比如王潞伟教授通过调查得出宋代的神庙演剧场所目前只有遗存,缺少实物,但是在部分神庙遗存的6通宋代碑刻中,零星记载了有关神庙祭祀演剧场所及迎神赛社演出活动的文字,为了解宋代神庙剧场结构布局、赛社演剧、组织管理等活动提供了重要依据。又比如全国明代戏台的遗存约80多座,上党地区现存有38处,王潞伟教授则通过田野调查,以及对神庙碑刻的解读,考证出上党地区曾经存在的明代神庙戏楼达65座。同时考证出其余千余座上党古戏台,多为清代及清末民初建筑。
二、区域精准:以古代上党地区为主体研究区域
山西,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也是公认的戏曲大省,被誉为“中国戏曲的摇篮”。发达的古代农业为戏曲在山西的诞生及传承,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尚书》《礼记》《吕氏春秋》中已经记载了“大夏”“咸池”“大舞”“萧韶”等与山西有关的原始祭祀乐舞。及至隋唐,山西地区出现了最早的歌舞戏《踏摇娘》,杜佑的《通典》中曾有记载。沿至宋元,山西又成为宋金话本和元杂剧的主阵地。山西现存的古戏台,数量多达2800多座,全国仅存的1座金代与8座元代舞楼都在山西境内,这从一个侧面印证了古代山西戏曲的繁荣。
古上党地区,处于今天的晋东南,山河形胜,地理位置极为重要。《太平寰宇记》卷45记载“上党郡,按《释名》云:上党,党,所也。在于山上,其所最高,与天为党,故曰上党。”顺治《潞安府志》卷一《天文志·地理三·形势》载“初职郡时,奄有潞、泽、沁、辽之地,居太行之巅,据天下之脊。”《史记·货殖列传》记载“昔唐人都河东(临汾、运城),殷人都河内(安阳、新乡),周人都河南(洛阳)。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居。”刘毓庆先生在《晋东南及其周边神话与中国文化及文学中之精神》一文中认为,“天下之中应以古上党地区为中心”,从现在的地图上来看,古上党确实位于河东、河内、河南三地的中间,有一定的说服力。上党地区,物产富饶,加之易守难攻,对于国家稳定、社会繁荣乃至戏曲文化的传承,都具有相应的便利性。
王潞伟教授《上党神庙剧场研究》一书以古上党地区为研究区域,其地理范围主要指太行山与太岳山两大山脉合围而成的“上党盆地”,从现今的行政区划上来看,主要指今天的长治市和晋城市以及二市下辖的县区,其中长治市涵盖城区、郊区、潞城、长治、壶关、屯留等13个县区,晋城市涵盖城区、泽州、高平、阳城等6个县区。而王潞伟教授之所以选择古上党地区作为研究区域,是因为上党地区神庙剧场的遗存不仅在数量上、形制上多样性占绝对优势,而且传承脉络也较为完整。同时上党神庙剧场内遗存了大量的戏曲碑刻、舞台题记,上党民间也发现了多种明清迎神赛社的礼节抄本,此外上党梆子、上党落子等文化遗产至今存留,而这些珍贵的资料为还原古代上党地区神庙剧场的演剧实况提供了重要依据。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上党地区是中国古代神庙剧场史、戏曲演出史、戏曲文物史的一个缩影,而上党地区现存的一千多处古戏台就是明证。
三、措施科学:以考古田野调查为主体研究手段
国学大师王国维先生倡导的将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物对照而互相印证的“二重证据法”,为出土文物材料的研究指明了方向。王国维先生的弟子,山西万荣人卫聚贤先生努力践行其师开创的“二重证据法”,对家乡万荣县的几座舞楼做了深入分析,在《清华大学文学月刊》上发表了《元代演剧的舞台》一文,突破了传统的以戏曲作家、作品、声腔与伶人为主的研究,转而对舞楼,也即对戏曲表演的载体进行研究,迈出了戏曲文物研究的第一步。在研究方法上,重视碑刻资料,将传世文献与田野调查所得文物有机结合,创立了一种适合神庙剧场、戏曲舞楼研究的考察范式。此后,基于考古发现、田野调查就成为戏曲文物学研究的主流,而戏曲文物的新发现也往往会在学界引发轰动。《上党神庙剧场研究》作为以神庙舞楼为研究主体的专著,也遵循了“二重证据法”的研究规律,出处翔实,图文互证,字里行间处处体现着田野调查的长处,也是此书的一大特色。
王潞伟为了获得第一手的戏曲文物资料,花费了大量的时间进行田野调查,这从此书厚达112页的附录部分——各种类型的神庙剧场一览表就可以看出。笔者在钦佩之余,仔细查看一下王潞伟教授梳理的神庙类型以及戏台数量,发现经其本人及其科研团队实地调查的关帝庙戏台有111处,汤王庙戏台有88处,三嵕庙戏台有12处,二仙庙戏台有51处,玉皇庙戏台107处,龙王庙戏台46处,东岳庙戏台18处,城隍庙戏台8处,三教堂戏台63处,炎帝庙戏台15处,崔府君庙戏台6处,玄帝庙戏台32处,李卫公庙戏台6处,大禹庙戏台10处,宗祠戏台7处,土地庙戏台26处,佛教寺院庵堂戏台84处,正统道观戏台7处……据笔者的初步统计,经过王潞伟实地调查、测绘、研究,并撰写简介的神庙戏楼总数达到736处(还有一部分戏楼只做了数据统计,但是没有做简介分析)。
笔者作为一名基层的文博工作者,因工作需要,多次参与田野调查,对于田野调查的酸甜苦乐深有体会,王潞伟教授亲身参与了数量如此庞大的古戏台田野调查,并撰写简介、参与戏台测量、绘制平面图、研究舞楼背后的文化因素,其历时之长,调查范围之广,经历的困难与艰辛之大亦可想而知。再观该书的《后记》,发现其大规模的田野调查共计有四次:一是在高平地区开展了长达6个月时间的庙宇碑刻资料收集整理工作,二是花费数月时间对晋城市城区村落庙宇居民景观等资料进行搜集整理,三是在完成“山西省古戏台志”过程中,对全省具有典型性的上百座古戏台一一进行实地勘测,四是多次利用闲暇时间对上党地区的古戏台进行随机性的实地性调查测量。故也可以说,此书的相关数据得来非常不易,称得上是“博观约取,厚积薄发”。
四、研究深入:以神庙碑碣记载为主体研究重点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神庙剧场或者说古戏台的研究,多为个案式,即从某一古代戏台为切入点,结合方志、碑刻以及考察所得资料,综合运用历史学、建筑学、宗教学、民俗学、戏曲学、人类学等相关学科理论,从神灵信仰、神庙及舞楼沿革、建筑特征、修缮经过、迎神赛社等方面进行角度的综合研究,并且不断深化完善,沿袭至今,并且研究成果也最多,研究成果以山西省为最。因为个案式研究范式可操作性较强,易于推广,可以使大量第一手的资料得到及时的抢救与整理发布,为戏曲文物研究不断注入新鲜的血液。
王潞伟此书,共有八个章节,第一章研究宋代上党神庙剧场,第二章研究金元时期上党神庙剧场,第三章、第四章分别研究明清时期的上党神庙剧场,第五章研究神灵信仰与神庙剧场的创建,第六章研究民间礼乐思想与神庙剧场创建,第七章研究上党佛教寺院剧场,第八章则研究上党村社神庙剧场的空间分布。章节划分严谨,研究层层递进,书中虽然包含部分古戏台的个案研究,比如《高平西李门二仙庙方台非金代“露台”新证》《良户村神庙剧场的空间分布》等文章,但是大体是以整体研究、宏观研究、区域研究为主,非常厚重。王教授的研究虽说整体属于宏观全面,但并不妨碍其对一些细节的多维度、广视野的把控,笔者试举几例。
比如此书044页研究了高平市河西村三嵕庙宋政和辛卯(1111年)“新建献楼”的柱铭,经研究王潞伟得出:此“献楼”与宋代神庙碑刻中所载的“舞亭”“舞楼”名异而实同,都是神庙中举行祭拜礼仪的场所,其功用主要为敬献供品和乐舞表演。以文献、文物、田野考察获得三重证据,这种解读很有新意。又比如此书的296页谈到虽然上党地区城隍庙戏楼在数量上没有优势,但是其在明中期对“山门式舞楼”的改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如黎城县城隍庙明嘉靖十八年(1539年)山门舞楼、潞安府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山门舞楼,由于其地处县域或府域行政中心,其山门舞楼式剧场的改革创新起到了很好的“模范样板”作用,对后世乡村神庙中山门舞楼样式的流行推广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此外王潞伟教授对民间礼乐思想做了深入研究,如对民间礼乐观念的表现形态,王教授归纳为“一是神庙遍布各地城乡村落,且神庙建筑格局体现出对尊卑秩序、祭祀礼仪等方面的重视。二是民间神庙赛社仪式中对国家祭祀礼乐制度的努力借鉴与模仿”。如此书314页阳城县河北镇下交村成汤庙内一块明嘉靖十五年(1536年)《重修乐楼之记》记载“常稽诸《易》曰:先王以享帝立庙。又曰:先王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故庙所以聚鬼神之精神,而乐所以和神人也。此前人立庙祀神之由,乐楼所建之意也”。进而王教授得出神庙中舞楼之设则是礼乐思想民间渗透的结果,从目前的发现的戏曲文物可知,戏曲艺术自宋金生成以来便与神庙祭祀有了不解之缘。
五、结论
《上党神庙剧场》一书对于古上党地区的神庙剧场进行了多维度的剖析,对于区域性戏曲文物进行了系统化的研究,对于古代山西的戏曲研究、戏曲文物研究、宗教信仰研究、礼乐制度研究、民俗意蕴研究,都进行了深入且有高度的探讨,无疑是了解中国古代广大城乡神庙演剧盛况的最佳历史文化普及读本。“宝剑锋自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王潞伟的辛苦付出终获硕果,得到业界高度评价,此书先后获得山西省第十次社科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和教育部第八届高等学校科研优秀成果奖。希望此书可以为更多的读者以及专业人士所喜爱,亦发自内心祝愿王教授学术常青,不断取得新的研究成果!
(作者:石磊
作者单位:山西省翼城县文化和旅游局)
编辑 | 张怡 实习编辑 | 刘婧涵
复审 | 郭晓蓉
监制 | 李 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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