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沙群岛岛屿文物的分布特点——1996年西沙文物普查所见
1996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和组织,由海南省文化广播体育厅与中国历史博物馆共同牵头,联合组成了由中国历史博物馆水下考古学研究室、海南省文物保护管理办公室、海南省博物馆、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的14名考古专业人员和1名新华社记者参加的文物普查队,于同年4~5月对西沙群岛进行了全面的文物普查及水下考古调查。
这次西沙文物普查是实施中国南海诸岛考古项目的第一步,也是首次进行远海考古的一次探索性活动。文物普查队分为岛礁考古和水下考古两个调查分队,整个普查工作历时近30天,航程近900海里,普查队员几乎踏遍了西沙群岛所属的绝大部分岛屿、沙洲,调查足迹所至之处,都发现了一些中国古代陶瓷器遗物及文化遗迹。其中,复查和调查发现了20余处岛屿文物点,在甘泉岛、赵述岛、金银岛、北岛、晋卿岛、南岛、中建岛、广金岛、珊瑚岛等岛洲的15处文物点,采集到1300余件文物。此外,还复查和试掘了甘泉岛唐宋居住遗址, 出土了少量宋代泥质灰褐陶擂钵残件,并采集了一些青釉瓷片等遗物。其间,还在北礁、浪花礁、华光礁、珊瑚岛、金银岛等附近海域开展了水下考古调查,包括水下测量、水下摄影、水下摄像等技术工作,找到1处古代沉船遗迹,发现10处水下遗物点,打捞出水包括陶瓷器及少量石器、石雕构件、铁器等在内的文物400余件。
1996年西沙群岛文物普查,复查和发现了岛屿上的文物点,并在水下考古调查中也找到了部分文物遗存。它们的分布地理方位都有一定特点,一般皆位于岛洲或礁盘的北侧或东、西两面,这与古代南海丝绸之路航线航道有必然的关联。采集和打捞出水的遗物以陶瓷器为主,都属于中国古代南方较著名民窑的产品,主要为宋、元、明、清各代传统出口的外销陶瓷器,是行驶在南海航路上进行海外贸易商船上的货物,见证了海上丝绸之路陶瓷贸易兴盛的历史景象。珍贵的西沙文物,从一个历史角度反映出南海丝绸之路兴旺发达的发展进程。
一、永兴岛出土文物与季节性居住
在20世纪70年代进行的西沙文物调查中,普查人员曾在永兴岛、金银岛、珊瑚岛、东岛等岛屿发现少量的出土瓷器,它们都是在基本建设施工动土时被挖掘出来的,并没有暴露或散布在岛屿地表上,这应是另一种遗物的保存形式,与上述岛屿文物点遗物的保存形式有所区别。在永兴岛西侧兴建邮电局时,于近旁工地上挖掘出清代康熙青花五彩大盘,为清代江西景德镇民窑产品。在金银岛西南约1米深的海滩珊瑚砂土中,曾挖掘出3件相叠在一起的清代青花龙纹瓷盘,器物完好如新,釉色光泽明亮,是为清康熙至雍正年间江西景德镇民窑产品。
从永兴岛等几处岛屿文物点出土的瓷器全都是被挖掘出土的,据其保存状况来看,遗物出土地点距海边有一定距离,表明它们并没有被海水长时间浸泡过,或是被海浪冲带到岛边沙滩上而被遗留下来的,因为器物表面没有附着有一层珊瑚石胶结物,当是一直被埋藏在这些岛屿上的。尤其是金银岛出土的3件清代青花瓷盘,在被发现时三者十分完整地叠压在一起,这可能不是外力所致,而是人为放置的原因。清代时,广东和海南沿海地区的渔民经常前往西沙群岛海域捕鱼作业和季节性生产。因某种原因,有时也会在某些岛屿上暂时居住生活,便会携带日常使用的一些陶瓷器生活器皿,它们都是中国南方民窑所烧造的日用产品。
由此可见,西沙岛屿文物点在遗物的分布保存形态上,当存在两种不同的方式, 一种是古代沉船所装载的陶瓷货物被海浪冲带到岛屿沙滩上,另一种是人们短时或季节性生活居住在岛屿上所遗留下来的陶瓷器用具。同为陶瓷器,前者为外销商品货物,后者为岛居生活器具。
二、七连屿出土文物为沉船船货
考古调查南沙洲时,发现这里的海岸沙滩上散布有众多瓷器残件。在沿沙洲实地考察中,几乎遍地都有瓷片,尤其是在西沙滩近100米狭长的地表范围内,遗物分布更为丰富,其中有的瓷片成堆地埋在沙坑里。调查发现,在南沙洲东、西两侧沙滩上散布有上千件陶瓷器残件,其中,青花瓷居多,另有少量青白瓷、青瓷及釉陶等器物。由于陶瓷器经海浪长时期不断地冲击洗刷,它们大都已破碎成残件,几乎没有完整的器物,有的还与珊瑚石相互胶结在一起。
从发现陶瓷器散布所在沙洲的地理位置来看,基本都分布于洲的东、西两侧的沙滩上,正对着中国古代商贸船只沿海上丝绸之路南下行驶的方向和经过的航道。另据沙洲的地质变化环境和文物点分布范围及其保存情况来看,当不会是古代人们在此居住活动时所遗留下来的。据有关地理资料记载,因西沙海域经常受到频繁发生的台风影响和海浪不断侵蚀,以及遭到海洋洋流的搬运,会不断地造成某些沙洲的形成或消失。其中,南沙洲就是一个在地质上有较大变化的沙洲,如1972年发生的第20号台风后,在南沙洲之南约500米处形成了两座“孪生兄弟”的小沙洲——即东新沙洲和西新沙洲。在20世纪80年代,南沙洲的西侧又消失一个小沙洲。由于南沙洲地势较低,其周边的海岸沙滩易被暴风所带来的巨浪所淹没,古代人们不会选择条件如此恶劣的岛洲生活居住,也不可能遗留下陶瓷器等生活器皿。
从遗物在现场的分布情况来看,南沙洲沙滩上采集的全是瓷器残片,基本上没有完整的器物,且都散布在临近海岸边滩头的地表上。这是否可以进行一定推断,在宋、明、清等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商船航行在南海丝绸之路上南下从事海外商品贸易,途经南沙洲附近海域时,因种种原因不幸在此触礁沉没,沉船上的陶瓷器货物由于长时间经海浪不断冲击,不断地被冲带到南沙洲沙滩上。故在这里发现的上千件瓷片中,难以寻得完整或较完好的器物,它们大多数是碗口沿、圈足底、残匙、残杯、碟腹片等遗物。同时,这些瓷器因长期经海水浸泡及被海浪冲刷,尤其是在被冲击带到沙滩上后又与砂粒产生一定摩擦,因此这些瓷片表面较为光滑,不带任何珊瑚物质,且不少瓷片表面釉质和青花色泽已缺少了原来的鲜亮度,这与打捞出水的陶瓷器上有珊瑚石胶结物是不相同的。
此外,在南沙洲北面发现的南岛文物点,两地相距很近,也都有类似的遗物散布情况,采集的遗物都为瓷器残片,不见较为完整的器物。尤其是在南岛西北及南面沙滩上发现的清代青花瓷残件,从器物质地、釉质、器形、花纹图案等方面来看,都与南沙洲沙滩上采集的青花瓷完全相同。这种相同青花瓷的分布现象,或许表明这两个岛洲上的青花瓷原来可能属同一条清代沉船上的货物,后因遭到海浪不断的冲击,被冲带到南沙洲与南岛两个相邻岛洲的不同沙滩之上,形成了如今的文物分布情况与保存形式。
三、金银岛出土文物的两种形态
考古调查金银岛时,发现岛西南沙滩上散布有几百件青花瓷片,后又在距文物点西南不远的礁盘上也打捞出水80余件青花瓷片。通过对金银岛西南沙滩与水下礁盘发现的青花瓷片进行分析比较,发现它们在胎质、釉色、器形、纹饰图案等特征上都完全一样,器形主要有碗、盘、碟、杯、匙等,为中国南方地区广东、福建等地明清时期民窑所烧制的产品。金银岛沙滩与水下礁盘所发现青花瓷的地点方位也是相向与互为对应的,金银岛即坐落在水下的大礁盘之上,两者之间相距也很近。
所以,从岛上采集和水下打捞出的青花瓷在釉色、器形、纹饰等特征上是相一致的。这抑或反映了明、清时期中国古代商船航行在西沙群岛永乐环礁时,途径金银岛海域不幸于其西南礁盘触礁而沉没,而这些青花瓷就是沉落在礁盘的商船所装载的货物。这批货物在经海浪长时期不断的冲击之下,仍有大部分青花瓷遗留在礁盘上,也有一部分青花瓷先后被逐渐冲带到岛西南沙滩上。时空差异导致在金银岛所发现的文物于保存形式上也有所不同。在沙滩上采集的青花瓷几乎全是残件,未带有珊瑚石胶结物,器表显得较为光滑,而在礁盘上打捞出水的瓷器个体却较大,也有些颇完整,外表大都附着有一些珊瑚石胶结物。可见,岛上与水下发现的遗物在保存形式上有着一定差别,这或许反映了西沙岛屿文物点与水下遗物点所采集的陶瓷器因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不同原因,加上外界自然因素带来的影响,方造成遗物在分布保存形式上有所不同。
四、岛屿文物分布特点
1996年西沙文物普查中,普查人员基本上对西沙群岛所有岛屿沙洲进行了较全面的实地考古调查,在复查和新发现的岛屿文物点采集遗物达1300余件。
这些文物在时间上有着早晚之别,但都经过了较长的历史岁月,并且在岛洲上的分布地理位置也有着一定的相似之处。在经过实地调查和初步分析后,从发现文物点的遗物散落情况来看,它们都分布在岛洲近海岸边的沙滩地表上,其存在形式上有着较明显的地理分布特征,与发生沉船海难的历史原因有一定关联。
发现的大多数文物点均靠近海岸边的沙滩上,一般都位于岛屿沙洲的北面或东、西两侧,正对着中国古代船舶南下行驶的航线航向。在这些岛屿相对应方向的地表都散布有陶瓷器残件,反映了它们或为航行在南海丝绸之路航道上经营陶瓷贸易的古代商船上的货物,因某种原因,商船不幸在这片海域触礁沉没了,在经过海浪长时间的不断冲击,沉船上所装载的陶瓷器等货物被海水陆续地冲带到这些岛屿沙洲上,并一直被遗留至今。而更多的丝绸、布匹、茶叶等有机质的货物,则腐烂分解,没有保存至今。
总之,西沙岛屿文物点在遗物的分布保存形态上,当存在两种不同的方式,一种是古代沉船所装载的陶瓷货物被海浪冲带到岛屿沙滩上,另一种是人们短时或季节性生活居住在岛屿上所遗留下来的陶瓷器用具。同为陶瓷器,前者为外销商品货物,与南海航路上的沉没商船相关;后者为岛居生活器具,与先民在岛屿上短暂居住有关。对岛礁文物分布特点与规律的探寻,要透物见人,还要结合季风、海流、船舶与航海技术而予以深入探讨,以使复原图景更加完整可信。
作者:朱纬、郝思德
作者单位:海南省博物馆
参考文献
[1]《湖北旅游报》第3期,1981年8月27日。
[2]广东省博物馆:《广东省西沙群岛文物调查简报》,《文物》1974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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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广东省博物馆编:《潮州笔架山宋代窑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8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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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福建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福建考古工作概况》,《考古》1959年第11期。
[8][日] 三上次男著,李锡经,高善美译:《陶瓷之路》,文物出版社,1984年。
[9]刘迎胜:《丝路文化·海上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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