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乘旦：发生的是“过去” 写出来的是“历史” 关于“历史”是什么

每一个时代都有它的历史，这不是说每一个时代都会把自己的历史留给后世，而是说每一个时代都会对人们共同的历史提出自己的解释，有自己的理解。这就是克罗齐所说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①。

一般人不是这样看历史，过往的历史学家多数也不这样看历史。在他们看来，历史是确定无疑的事实，是过去发生的事。历史学家的任务，是找到这些事，确定它们发生过，描述它们发生的过程，由此而恢复历史②。因此，在多数人眼中，历史的本质是“真”，不“真”怎么是历史?

如果把历史定义为“过去发生的事”(“事”在这里指广义的内涵，包括一般意义上的“事情”、“事物”，也包括过去出现过的任何现象、状态、变化等等，涵盖人类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全部领域)，那么，在这个命题里，历史的真实性已经被预设了：发生过就是事实，事实当然是真的；不会有什么“事”是发生过而又不真实的——这是基本的逻辑。

但是，问题恰恰出在这里：人们在论述历史的“真”时，已经预设了它的“真”。于是就造成一个简单的逻辑循环错误：用一个肯定的判断，去证明同一个判断，即同义反复。

断言一个事物是真实的，必须予以证明，否则这个断言只能是假设。我们在证明一般事物的真实性时，须证明它的存在，存在是通过人的感官加以认证的，但这种感官应该是人类的共同感官，而不是个别人的感官③。换句话说，所有人都能感觉到(包括直接感觉和间接感觉，例如借助仪器)的才是真实的，反之就有问题。现代科学使用的就是这种方法：在科学实验中，任何实验都可以反复进行，得到的结果必须是相同的。

但是，历史的真实性却无法被证明，因为一旦成为“过去”，就不可能再现或者被重复，否则就不叫历史了。任何历史都没有办法再重复一遍：历史似水，“逝者如斯夫”!于是，历史就成了诡秘的怪圈：我们知道它是真实的，因为它发生过；但我们没有办法证明它的真实性，所以有可能不真实。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在“我们”与“过去”之间，横亘着一道时空的鸿沟，人们的感官无法穿越它，身处现在的“我们”没有办法去感知已经消失的“过去”。证明真实性的方法在“历史”这里断裂了。我们如何证明历史的真实性?如果历史是指“过去发生的事”，那么，我们怎么知道它发生过?人们用什么办法来确认它的发生?如何判断“过去”是真实的，而不是虚幻的?事实上，历史最大的困境就是无法证明其真实性——但我们却知道它是真实的，因为它发生过。

深陷于这个怪圈，人们将永远跳不出来。

看来，我们对历史的理解出了问题。也许历史不那么简单，不能简单地说它是“过去发生的事”?也许我们应另辟蹊径?

让我们从头做起，看看我们对“过去”的了解，也就是“历史知识”是从哪里来的?其实很清楚，都是由间接得来的。人们的历史知识无非来自两条渠道：一是听别人说，二是看文字记录，两者之本质其实是一样的，都来自别人的叙说，而不是对事情本身的接触。没有哪一件“过去的事”是可以被后人所感受或亲身经历的，因为它一旦发生，就不可能再被后来的人们感觉到，而只能被叙述、被记忆，留下记录给后人，让后人得到某些知晓。后人写历史，唯一的渠道就是从别人的记录(或叙述)中寻找线索，这些就是所谓的“史料”。但史料不是历史，历史要通过“写”才出现。历史学家搜寻史料，辨别真伪，把它们拼起来，写出那种人们可以读得到的“历史”④。所以，我们所知道的历史(就是一般所说的“历史知识”)都是写出来的。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一切历史都是写出来的。

这样，作为一门学问的历史学就出现了。历史学的任务就是写历史，追讨过去，寻找那些“过去发生的事”，判别它们的真实性，也就是求“真”。求真是历史学和文学、哲学、宗教、神话等之根本的区别，但恰恰在这一点上，历史学永远达不到目的，于是它和文学、哲学等又会有许多相通。历史学也是一种“写”，和文学、哲学一样，是一种“创造”⑤。

原因起于那道沟——在“我们”与“过去”之间，横亘着一道时空之沟，由于我们的感官穿越不了那道沟，历史的真实性就受到阻拦。我们知道历史学的任务是求“真”，但无论怎样写历史，人们都会在以下几个方面遭遇障碍：

首先，任何“事”，哪怕是极小的事，它在发生时都会有许多层面、许多细节，任何一个身处其中的人都不可能经历全过程或者所有细节，因此他在讲述或记叙这件事时，都只留下局部。这让我们对任何“事”都只能得到“碎片”，而不是全部。全局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出现，即便把所有“碎片”加在一起，它仍然是一个局部，事情的整体面貌永远会藏匿⑥。

其次，由于我们得不到“过去发生的事情”的全貌，我们就无从判断事情的核心部分是什么，“碎片”中包含的可能都只是枝节，这就误导了人们的认识。“碎片”再多，也不能让我们下结论说核心的部分已经出现，因此，即使我们知道了许许多多的细节，却仍不能确认我们明白了那件事⑦。况且，出于常识，我们知道许多“事”的核心部分是被蓄意隐藏的，所以我们可能永远不知道事情的机密真相。

再次，对于“碎片”，也就是局部的记叙，我们也无法知道它们有多大的真实性，因为我们不能亲历其境，无法对它们进行检验。我们知道：有些人故意说假话，有些人蓄意掩盖真情；有些人想留下真相，却因为记忆的偏差而说错了事实；有些人记忆很好，却因为表达不当而扭曲了实情。因此，我们对所有的“碎片”都要进行甄别，判断它们的真实性。但这样一来又陷入那个怪圈了：如何确定它们的“真”⑧?

最后，“过去发生的事”会有众多人、众多因素参与，有可能留下不同的记录，尽管我们用各种方法进行验证，却仍难认定其中哪一种或哪一些说法是准确的。多种说法(或证据)可以传递不同的信息，带有各种倾向，这给人以各种不同的想象空间，编排出各种不同的叙事情节。这样，对每一件“过去发生的事”都可以作出多种理解，可是哪一种、或哪几种符合真相呢⑨?

由于存在着这些障碍以及其他的障碍，在最理想的状态下，历史学能做到的也只是最接近于真实，而不是绝对的纯“真”。这使人们非常沮丧：既然如此，历史学何所为之?

但历史学的任务不尽如此，从求“真”的角度说，历史学的力量确实有限；可是写历史的目的要比这丰富得多，写历史的过程也比这复杂得多。单单寻找事实和判别事实还不是写历史，写历史是一种人类智慧的创造过程。因为这个特点，历史学和文学、哲学等等就有许多相通点。

为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回到原点，回到那些“过去发生的事”。前面说过，“过去发生的事”都没有留下自己，而只留下被记录(或被叙述)的“碎片”。“碎片”本身不给出图像，它们是一个杂货堆，紊乱无比，要经过拼接才能成为“历史”，就如同古生物学家拼接动物骨骼碎片一样。但是，拼接历史毕竟不是拼接动物骨骼，拼古生物会有模块或样本，每一块骨头的位置大体上是知道的，因此拼接动物骨骼有点像“按图索骥”，把每一块骨头放在它应该放的位置上就好。

拼接历史却不是这样，因为我们不知道“过去”的模样究竟是怎样，所以就无“图”可索，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操作者的思维判断去拼接。于是，使用同一批“碎片”，都有可能拼接出很不同的历史；若使用不同的“碎片”，就更可以拼接出根本不同的历史了。这是历史学的非常独特之处，经常让圈外人感到惊诧不已。

如前所述，一般人认为历史既然是“过去发生的事”，那么它必定是确凿无疑的，怎么可以拼接出完全不同的“图”、写出完全不同的历史来?但历史学家确实可以把历史写得很不同⑩，而且每一种说法都有道理，都符合逻辑，甚至都符合事实。问题出在如何梳理“碎片”上。关于这一点，人们似乎迄今未有足够的认识，也未有足够的讨论，因此需要进一步展开。

“过去”是一个硕大无比的范围，并且浑沌一片。试想：在“人”成为人特别是进入文明时代之后，人类经历了多少“事”，千年万年发生了多少“事”；这个世界多么大，在同一个时间每一个角落又在演绎着多少“事”；每一件“事”会牵涉进多少人，每一个人又卷入了多少细节；一个人一生有多少经历，世上又有多少人……所有这些加在一起就是“过去”，把这样一个“过去”都写成“历史”，根本就不可能!这就给人们规定了一项任务：如果你要写历史，就只能写一部分，而且永远只是一小部分。换句话说：任何历史学家都必须挑选，要对“过去”进行选择。

但选什么?人们说：选那些历史中最重要的。可是，哪些是最重要的(11)?人们说：那些最能反映历史基本线条的。但在那样一个无比庞杂的“过去”中找出“基本线索”，这个过程本身就已经是选择(12)。于是，问题又绕回去了，也就是：你选什么?

进而，完整的“过去”不可能留下，我们面对的只是“碎片”(即史料)。相比于庞大的“过去”，留下来的“碎片”其实很少，即使在信息非常发达的现在，被记录下来的信息仍是少而又少。但不管“碎片”有多少，作选择却是不可避免的。首先，需要判断“碎片”的真伪，把那些不“真”的信息剔除掉，这是一种选择。其次，不可能把所有“真”的“碎片”都用上，每个人都只会使用他感兴趣、或他认为有用的“碎片”，于是又要选择。

再次，无论“碎片”是多是少，我们都处于两难境地：“碎片”少了，缺环就多，无法拼接成历史，于是就需要推测，把缺失的环节补起来；但推测就是选择——需要选择朝哪一个方向推测(13)。另一方面，“碎片”多了就更需要选择，“碎片”越多越需要选择，而且选择的随机性越大：任何偶然因素都可能把某些“碎片”放在你眼前，另一些“碎片”则是你所不知的(14)。所以，选择是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的，尽管你可以自认为你不进行选择。

事实上，历史学家是带着自己的立场和倾向性去选择“碎片”的。立场和倾向有时是自觉的，有时是不自觉的，但不带立场或不带倾向的情况不存在。在最“客观”的情况下，为了要处理那浩瀚无边的史料，他们也必须为自己设置一些标准，以便进行取舍，但一旦设置了标准也就确定了倾向。因此，当历史学家把“过去”写成“历史”时，必然加进主观的意向，加进某种可以叫作“价值”(也就是判断)的东西。从这时起，历史就不是一个纯客观的“过去”，而是主观和客观的交融。所以，写历史是一个人类智慧的创造过程，它不是单纯的还原，不是简单的“归真”。写历史是人类对“过去”的梳理，是人类对“过去”的挑选与判别。

写到这里我们已经看出：历史决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过去发生的事”，它是人类的创造与“过去”的结合。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和文学创作、和哲学思考有众多相通，“过去”通过“写”而成为“历史”。换句话说：发生过的只是“过去”，写出来的才是“历史”；“发生过的”可以被湮没，“写出来的”才会被记住。因此，可以提出这样一个命题：历史之所以是历史，不是因为它发生过，而是因为它被写出来。

我不想把结论推向极端，因为写历史终究不是杜撰，也不是编造，历史的出发点仍旧是“真”，历史学追讨真凭实据，执意求“真”。所以历史学终究不是文学，不是写故事，它写的是真实的过去，以真实为追求的目标。虽说我们知道历史不会是全“真”的过去，而只能够尽可能接近真实；但写历史仍然不可以编造，因此我并不赞成某种“后现代”的说辞，把历史学等同于文学(15)。有一些“新文化史”的作品根据有限的史料写一个过去发生的事，其中把自己的推测和想象加进去，组织成很有戏剧情节的有趣故事，看起来很像是侦探小说。这种做法仍旧是把历史学等同于文学，把写历史等同于写小说(16)。

但这样一来，人们仍然对历史大惑不解：即使历史不可能全“真”，但它依然以事实为基础，何以事实一旦被写出来，就可以有很多的面相?虽说细节相同很难做到，因为人们接触到的史料不同，但在一切基本史实都一致的时候，为什么仍然写出不同的历史?换个问法：为什么历史可以这样写，也可以那样写?

关于历史多面相的问题，我想，第一，“过去”本身就是多面相的，这恰恰体现着它真实的一面(17)。第二，历史因多面相而有魅力，并且永葆其青春。

先说第一点，我们再回到那些庞杂无边的“碎片”中去。前面说过，一个浑沌的“过去”是无止尽的，谁也不可能把它完整地端出来呈现给世人；写历史必须经过梳理，需要对“碎片”进行取舍。前面也说过：历史学家在取舍之前必定设置某些原则，作为挑选的标准。但这样一来，历史学家的主观意向就在起作用：按不同的标准选取“碎片”，就写出了不同的历史；即便使用相同的素材(即“碎片”)，也可能写出不同的历史，因为人们可能按不同的逻辑或者意向来进行拼接，结果就拼出了不同的历史——甚至完全不同的历史!对这种现象我们如何理解?

历史学的解释是：只要能“自圆其说”就可以，而“自圆其说”的前提是要有史料支撑；史料需经得起鉴别，不被其他材料证伪，而拼接的过程又不发生逻辑错误，在这个前提下，各种说法都可以。这就是为什么历史学研究可以提出多种说法，而每一种说法都有可能被人们接受。

实际的情况恰恰如此：无边无际的“碎片”中含有大量信息，按照不同的思路整理“碎片”，就释放出不同的信息。这样，历史学的另一个任务就浮出水面：寻找信息。寻找信息就是寻找意义，寻找意义意味着阐释历史，历史因阐释而变得绚丽多彩，并保持着永恒的吸引力。于是，历史学的目的就不仅是求“真”，“阐释”是另一个、甚至更重要的目标。由此我们进入第二个论点：历史因多面相而有魅力。

我们为什么研究历史?一是了解过去，满足我们对过去以往的求知欲；二是寻找意义，从先人的经验中汲取智慧，施惠于“现在”(18)。寻找意义是历史研究的第二个目的，但意义何以寻出?

回到寻找信息上来。我们已经知道：信息是在整理“碎片”的过程中释放出来的，但整理之前，整理人已经有了思路，有了“先入之见”。一般来说，整理之前历史学家已经设计好他希望找到哪一类“碎片”、选取的标准又是什么。只有事先规划，才能在庞杂的“碎片”中理出一些头绪，然后开始写历史(19)。但这样一来，整理的结果会非常有趣，打比方说：有一大堆沙，什么颜色的沙粒都有，按某种思路进行选取，就可能全部选出红色沙粒，按另一种思路进行选取，就可能全部选出黄色沙粒；两种思路造成两种结果，当这两种结果都呈现到人们面前时，会给人造成两种印象，以为是从不同的沙堆中取出来的。但两种沙粒都来自同一个沙堆，我们不能说哪一个结果是错误的，我们只能说两者都体现着某种真实(20)。不同结果是不同思路的体现，不同思路又造就不同的方法。

历史的意义就是这样浮现的：当所有的“碎片”都搅在一起时，它只是一片浑沌，我们什么也看不清；当人们依据某种思路进行整理后，我们把东西看清楚了，产生某种印象，并得出某些结论。于是，写历史的过程就是这样的：先提出问题，再设计方案，然后寻找(也就是挑选)史料，最后写作历史——在写的过程中，释放出意义。意义被释放后，进行解读却又是一个思考的过程，于是我们再一次和“过去”面对面。所以，当“过去”通过“写”而变成“历史”并最终释放出“意义”时，我们和“过去”在不断地互动。

有人说：历史本身就有意义，意义与历史一样具有客观性。如果这样说的意思是：人类社会保留着许多相同的东西，因此过去和现在可以相通——如霍布斯鲍姆所说的那样(21)——那么这种说法确有可取之处；然而，如果我们认定历史都是写出来的，那就应该知道：隐藏在过去中的意义是被历史学家释放出来的，其中更多地体现了历史学家的认识与思考。换句话说，意义存在于后世人的思考中，“过去”可能隐含着无穷的意义。

接下来的问题是：历史学家的思路是哪里来的，为什么他这样想、而不那样想；采用这些标准、而不采用那些标准?我们的回答是：取决于历史学家个人，也取决于时代。个人的立场、经历、社会背景、所受的教育、文化的沾染等等，都会产生足够的影响，让他形成某种判断、或先入之见。时代则给了他现实的背景，让他提出问题，寻找结论。时代还给了他某些特定的思维范式甚至价值标准，哪怕他自己不自知，以为他的思想来源于自己。更重要的是，时代通过人们共同的经历形成某种共同的关注，而这些关注投射到对“过去”的寻找中，就出现“现在”和“过去”永久的对话(22)。由于这种对话是每一代人都会经历的，所以，“现在”和“过去”在永恒地对话。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历史既不是“现在”，也不是“过去”，它是“现在”对“过去”的搜寻与思考，也是“过去”对“现在”的提醒与暗示。相比于了解“过去”，历史学更重要的任务是阐释历史，阐释历史意味着在历史中思考并揭示意义。这样我们就明白：每一代人的思考是不相同的，关注也是不相同的，因此写出的历史就有可能不同。人们经常困惑：为什么这代人和那代人写出的历史会如此不同，原因就在这里。

另一类明显的差别发生在不同群体之间，即民族、阶级、性别、职业、地区、国家等等。不同群体也会有不同的思考与关注，其背景是经济、文化、社会状态、生活方式等各自的不同(23)。不同群体在处理同一个“过去”时寻找并释放出不同的意义，这使得历史更具有多面相。

总之，同一个“过去”可以写成不同的历史。事情是同一个，意义可以不一样，让人看起来好像是不同的历史。其中的原因，是对话的主体发生了改变，思考的人生活在不同的情境下，不同的人进入对话，对“过去”的理解就不一样。由此，历史作为“现在”和“过去”对话的结果，“现在”和“过去”同样在发挥作用。如此推论，我们就知道：历史并非如人们一般所相信，是一个纯客观的过去，体现着无可置疑的纯“真”；历史既是主观的，又是客观的，是主观和客观共同活动的结果。由于每一个世代都对历史有观察和理解，所以历史就不仅是对“过去”的层层积累，它也是对各世代人们思考“过去”、书写“过去”的层层积累。

写到这里，我们大概可以知道：历史深不可测，绝非如初中生所想象，只要背几页书就算懂历史了。历史的最深奥之处在于，它是“过去”和“现在”永久的互动，因为这种互动，历史才有永恒的生命力。历史如果只是“过去”，那它就如同一株干枯的古树，虽可让人肃然起敬，却没有生命，毕竟索然无味。但历史恰恰不是枯树，它虽扎根久远，于千万年之中，但始终与每一天的空气、土壤交换气息，从而有永久的生命力，保持着永远的新鲜嫩活。

于是我们庆幸：历史的多面相让它永远鲜活，因为人们永远在和“过去”对话。历史是人类世代思考的结晶，从最古远的“过去”，一直延续到未来。它积聚着每一个世代人的沉思，并且永远传递他们的信息(24)。它跨越时空，穿越鸿沟，把不可跨跃的“过去”和“现在”沟通起来。它让我们了解过去、思考过去，并且为“现在”提供思想。历史学家是历史的撰写者，更是思想的创造者。正因为如此，历史学也是永存的，它是人类文明历程的忠诚守护人。

来源：《史学月刊》2013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