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华：史前人口研究初论

史前人口研究又称史前人口学，其含义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史前人口学指史前人口对史前社会、经济、公共健康、生态环境等的影响。狭义的史前人口学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史前社会组织以及整个时期社会总人口数量的确定；另一方面是人口基本特征的描述，如人口性别、年龄构成、出生率与死亡率等。

人口的发展与地理生态环境、经济发展水平、社会组织形态、文化因素等互相影响、相互促进。因此，史前人口研究是了解史前社会的重要途径。本文在介绍史前人口研究的历史与现状的基础上，对史前人口研究的方法与前景做一初步探讨，不妥之处请方家指正。

一　史前人口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1.国外的人口研究

在国外，自1798年马尔萨斯发表《人口原理》以来，人口的数量、分布密度、增长率以及人口与资源、文化、社会和经济的关系，逐渐成为人口研究的热点。国外的人口研究最初借助于统计学方法来进行人口数量的统计。在人口数量的研究方面，1920年，胡特恩(Hooton,E.A.)利用墓葬人骨资料，系统地研究了印第安人村落遗址的人口状况[1]。随后，豪威尔斯(Howells,W.W.)[2]、埃斯克(Ascher,Robert)[3]又将这一方法系统化，并运用到印第安人遗址的研究中。全面、系统地论证史前人口研究的应首推库克(Cook,Sherburne F.)，他在《史前人口学》一文中，对史前人口学的概念、方法及应用作了阐述，认为研究史前人口的方法有考古学与生物学之分，并澄清了人们头脑中许多混乱的概念[4]。费克瑞(Fekri A.Hassan)从考古学的角度研究史前人口，并以《人口考古学》为题，探讨史前人口研究的方法[5]。后来又有人提出了“考古人口学”的概念[6]。

国外的史前人口研究经历了从简单到复杂、从微观到宏观的发展过程。以20世纪60年代为界，可将国外人口研究分为前、后两期。前期研究提出了确定遗址内人口数量的方法，使得后人能更准确地统计史前社会的人口数量。对于人口数量的变化，这时期少有人做出解释，即使有，也多是从灾变论角度加以考虑。人口控制方面，受马尔萨斯理论的影响，多从自然灾害及战争角度加以论述。进入20世纪60年代，在新考古学理论思潮的冲击下，学者们开始重新思考人口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例如，对遗址人口数量的统计更加精确，扩展了人口分布密度的研究，对人口数量变化及人口控制的解释趋于多样化。这时期出现了“人口压力说”，即人口压力导致了社会的变化、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这表明，人口研究开始注重人口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内在联系。

2.国内的人口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前，国内的史前人口研究鲜有论述，只是根据史书的人口记载进行初步统计，缺乏系统研究。进入80年代，史前人口研究逐渐升温，发表了一批论文，对史前人口的性别构成、人口数量、婚姻形态、社会组织结构等进行了探讨[7]。

在人口的性别构成研究方面，王仁湘对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等8处墓地人骨性别的鉴定结果进行统计，认为，新石器时代的黄河中下游地区存在着男女两性比例悬殊的现象，并对史前时代高性比现象进行解释[8]，进而探讨史前“高性比”构成现象与当时婚姻形式的联系[9]。陈铁梅则提出“性比歧变”的三种可能，并对高性比形成的原因进行研究[10]。

在人口数量研究方面，严文明在分析横阵墓地范围及墓葬分期的基础上，对横阵墓地的人口数量进行研究，进而探讨墓地所反映的社会组织结构[11]。人口数量研究以此为发端，出现了一系列文章。例如，赵春青通过分析姜寨一期墓地，探讨姜寨一期居民的人口结构、社会组织、婚姻家庭形态[12]。朱乃诚分析半坡类型早期居民的人口状况[13]，之后又对龙岗寺、元君庙、姜寨三处墓地的人口状况进行探讨[14]。郭凡利用聚落资料，研究长江中游地区新石器时代各发展阶段的相对人口数量[15]。上述基于统计学方法得出的结论，对了解史前人口的大致发展趋势具有重要意义。

此外，陈铁梅将我国史前考古测年数据按年代进行统计，探讨古气候与史前人口的相互关系[16]。马世之统计城址的人口，从人口数量上对城址规模加以界定[17]。总之，国内的史前社会人口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需要加强理论研究。

二　史前人口研究的方法

目前，国内外研究史前人口的方法主要有四种：聚落资料分析法、人工制品和生物考古学遗物分析法、民族历史学资料分析法、墓葬资料分析法。现分别介绍如下。

1.聚落资料分析法

通过聚落资料分析史前人口，在国外起步于20世纪30年代，以克顿(Colton,Harold S.)[18]为代表，主要研究地区的人口数量[18]。该方法被汉克(Hack,John T.)继承[19]耐罗(Naroll,Raoul)利用居住空间与人口的关系来确定人口数量[20]，耐罗的研究由库克继续从事[21]。耐罗和库克建立的区域调查法已被考古学界普遍接受，并成为确定史前人口数量的基本方法。

通过聚落资料来研究人口，归纳起来主要有三种途径，即遗址长度、遗址居住空间、遗址面积。用遗址长度作为标尺来确定史前人口数量，是以现代人类学、民族学资料为参照而建立的一种人口模式，如汉克在1942年的尝试[22]。但是，由于地区不同、环境不同，这种人口模式有很大局限性。用遗址的居住空间来确定人口数量，弗兰克福特(Frankfort,H.)[23]和耐罗均有所论述。它是指通过对史前人类居住空间的考察，在人类居住空间与人口数量之间建立一种联系，即每个人占据多大的空间，实际上，这也是一种实验考古学的方法。从居住空间的角度来确定史前人口数量，首先需要确定居住聚落的共时性，有关这方面的讨论以前就有许多[24]。而且这种模式也会受到环境的影响。弗兰克福特在使用居住空间方法确定人口的同时，还通过遗址面积来确定人口数量。他在计算单个遗址的房屋数量的基础上，确定单位面积的人口数量，并将该数字与不同地区的计算结果相比较，得出一个大致可信的结果。后来，费克瑞将这一方法加以发挥，创造一系列计算模式[25]。通过聚落资料分析史前人口的计算模式主要有以下两种：(1)P=KA。其中P代表要确定的人口数量，A代表遗址面积，K代表人口密度。(2)N=VT/HP。其中N代表同一时期的房屋数量，V代表遗址的容量，T代表房屋使用年数，H代表房屋的最大容积，P代表遗址的使用时间。在了解某一时期房屋数量的基础上，根据每个房屋空纳的人口数量，来确定这一时期的总人口数。

上述计算模式虽有一定的适用性，但具体情况仍需具体分析。第一种计算模式需要首先确定人口的分布密度（这又需要具体地分析典型遗址的人均占有面积），通过对多个典型遗址的分析，最后确定整个时期的地区人口分布密度。这种分析在应用时应选择典型的、保存较好的遗址来进行。第二种计算模式在确定房屋持续的时间上有一定难度，对遗址居住空间的确定需要系统发掘方可获得。也可采用实验考古学方法，通过实验了解房屋的大致使用时间。同时，民族学、历史学文献中关于古代生活空间的记载，对于分析史前人口数量也至关重要。总之，在具体研究中，需要将各种方法综合起来运用。

2.人工制品和生物考古学遗物分析法

通常这需要确定人工制品和生物考古学遗物在遗址内的分布率，并将该分布率同人口数量建立起比例关系。1956年，斯克瓦特兹(Schwartz,Douglas W.)利用陶片确定克罗拉多高原公元7～13世纪的人口数量[26]。迈克米歇尔(McMichael,E.V.)通过一个遗址内人工制品的分布密度总数，推出相对人口数量的指数[27]。此外，库克通过人们摄入的食物内容以及卡路里来确定人口数量。计算模式如下：

N代表人群数量，Fi代表某种食物的数量，Di代表用卡路里或蛋白质克数等来表示的此种食物的营养内容，L代表每人每年的卡路里或蛋白质克数等的消费率，Y代表遗址的居住时间。

在上述计算模式中，食物数量可以通过遗址内的考古学遗物来确定，食物的营养内容则需要更精确的生物学方法，应该充分考虑到史前人类生活条件以及社会经济状况。要想确定史前社会的人口数量，还必须深入了解食物遗物的积累过程、影响食物消耗率的因素，以及确定史前社会人类活动区域的面积、遗址存在时期、遗址数量等。这种方法有一定的适用性，但它存在以下问题。首先，人们日常的食物构成（如植物遗存、小的动物骨骼）很难保存下来，现在发现的只是史前人类食物构成的一部分。其次，人们日常食物的构成内容很难确定。而且在考古发掘过程中，做得再细致也会漏掉一些遗物信息。第三，遗址内的食物遗存并不是人们日常消耗的总量，有些食物在遗址外被消费掉。第四，人们在遗址内的居住期限很难确定。若采用上述计算模式，首先要知道居住年数及每年的居住天数。而以目前的测年方法，一个遗址要想精确到每年居住的天数非常困难。上述问题可以通过民族学资料粗略地予以解决，但包含在分析之中的不确定因素仍然很多。

3.民族历史学资料分析法

我们可以从史家、商人、游客的记载中找出相关材料，进行人口研究。例如，幕尼(Mooney,James)利用文献资料，推断北美洲印第安人1901～1928年的人口数量[28]。克劳勃(Kroeber,Alfred L.)根据文献资料，推算出整个西半球的人口数量[29]。这种方法在美国应用较多，因为其历史相对较短，有关人口方面的记载比较多，又有现代人类学资料可供参考，所以应用起来有一定的便利条件。但是像中国这样有着漫长史前史的国家，对该方法的运用应持谨慎态度。这涉及到文献记载的可靠性问题，而且，利用后世文献推导史前人口，还要考虑生产力发展变化的因素。因此，首先还是要从考古资料入手，辅以民族历史学资料，从而得出较为可信的结论。

4.墓葬资料分析法

这是国内普遍采用的一种方法。在国外，豪威尔斯通过墓葬中出土的人骨资料，确定了古代印第安人的人口数量[30]。计算模式如下：P=Y/L。其中P代表要确定的某一时期的人口数，Y代表墓葬所反映的总年数，L代表占用时间。Y又可以通过下面公式获得：Y=M×N×A。其中M代表墓葬数量，N代表墓葬埋葬的总人口数，A代表平均死亡年龄。

国内人口分析采用静止的人口模式[31]，即假定当时社会单位的人口每年出生人数和死亡人数是相等的，所以人口总数长期保持不变。由于一个社会单位的总人数永远等于年出生人数与平均寿命之乘积，假定年出生人数与年死亡人数相等，那么一个社会单位的总人数也永远等于年死亡人数与平均寿命之乘积。用公式表示为：

P代表年均人口数，D代表墓地总死亡人数，A代表平均年龄，T代表墓地延续的时间[32]。这种方法适用于分析单个墓地的人口状况，但也存在需要改进的地方。考古发掘的墓葬只是原有墓地的一部分，而且，史前人死后是否全部埋入同一墓地，还需进一步分析。

通过介绍我们可以看出，每种方法都有其适用性和局限性，必须开展综合研究，才能使结论更符合史前社会人口状况的实际。

三　史前人口研究存在的问题及发展前景

史前人口研究面临着理论、方法不足以及资料匮乏的困境。国外学者虽然提出了一些模式，但他们也承认，这些模式只是一种基本正确或大致适用的，它受到史前人口资料的限制，以及各种不确定因素的干扰。

目前，国内的史前人口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资料不足是限制研究发展的一个主要因素。如聚落方面发表的资料较少，缺乏像半坡、兴隆洼那样比较丰富的聚落资料。调查的聚落资料比较零散，调查对象以器物为主，少有遗址面积之类与人口研究有关的内容。虽然墓葬资料比较多，但缺乏完整发掘的墓地，而这极大限制了史前人口分析研究。生物及人工制品的资料就更为稀少，更不用说对于食物遗存的统计了。

要使资料匮乏的状况有所改善，考古工作者应带着最细致化收集资料的意识去发掘。例如，山东大学、耶鲁大学、芝加哥自然历史博物馆在日照两城镇的联合发掘中，发掘者对土壤、石器、陶器标本的收集与处理细致入微。这种区域调查方法的最大好处在于通过计算机的汇总制图，可以看出遗址的变化情况，从而为了解遗址所反映的人口状况提供基础性资料，并使生物考古学遗物及人工制品的数量统计更接近于实际。

综上所述，史前人口研究需要资料的不断丰富以及理论方法的日趋完善，这也是今后一段时间内史前人口研究的重点。

[1]　Hooton.E.A.,"Indian village site and cemetery near Madisonville,Ohio,"Peabody Museum Papers,1920,8:1-137.

[2]　Howells,W.W.,"Estimating population numbers through archaeological and skeletal remains."The Application of Quantitative Methods in Archaeology,pp.158-185.Viking Fund Publications in Anthropology,NO.28,1960.

[3]　Ascher,Robert,"A prehistoric population estimate using Midden Analysis and two population models."Southwestern Journal of Anthropology,1959,15:168-178.

[4]　Cook,Sherbume F.,"Prehistory Demography."Addison-Wesley Module in Anthropology,1972,16.

[5]　Fekri A.Hassan,"Demographic Archaeology."Academic Press.INC,1981.

[6]　Richard,R.Paine,"Integrating Archaeological Demography."Center for Archaeological Investigations,Southern lllinois university at Carbondale,Occasional paper 1997,24.

[7]　目前，国内关于史前人口研究的论文主要有：a.王仁湘《原始社会人口控制之谜》，《化石》1980年第4期。b.张忠培《元君庙墓地反映的社会组织初探》，《中国考古学会第一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c.张忠培《史家村墓地的研究》，《考古学报》1981年第2期。d.严文明《横阵墓地试析》，《文物考古论集》，文物出版社，1986年。e.朱延平《裴李岗文化墓地再探》，《考古》1988年第11期。f.陈铁梅《中国新石器墓葬成年人骨性比异常的问题》，《考古学报》1990年第4期。g.辛怡华《元君庙墓地所反映的人口自然结构之分析》，《考古》1991年第5期。h.郭凡《聚落规模与人口增长趋势推测—长江中游地区新石器时代各发展阶段的相对人口数量的研究》，《南方文物》1992年第l期。i.朱乃诚《半坡类型早期文化遗存初探》，《考古与文物》1992年第3期。j.陈铁梅《从我国史前考古测年数据的分布看古气候和史前人口的相互关系》，《考古学研究（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K.朱乃诚《人口数量的分析与社会组织结构的复原——以龙岗寺、元君庙和姜寨三处墓地为分析对象》，《华夏考古》1994年第4期；朱乃诚《元君庙仰韶墓地的研究》，《考古学集刊9》，科学出版社，1995年。1.赵春青《姜寨一期墓地再探》，《华夏考古》1995年第4期；赵春青《姜寨一期墓地初论》，《考古》1996年第9期。m.王仁湘《我国新石器时代人口性别构成再研究》，《考古求知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n.马世之《关于史前文化城址的规模与人口问题》，《河南文物考古论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

[8]　王仁湘《原始社会人口控制之谜》，《化石》1980年第4期。

[9]　王仁湘《我国新石器时代人口性别构成再研究》，《考古求知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

[10]　陈铁梅《中国新石器墓葬成年人骨性比异常的问题》，《考古学报》1990年第4期。

[11]　严文明《横阵墓地试析》，《文物与考古论集》，文物出版社，1986年。

[12]　赵春青《姜寨一期墓地再探》，《华夏考古》1995年第4期；赵春青《姜寨一期墓地初论》，《考古》1996年第9期。

[13]　朱乃诚《半坡类型早期文化遗存初探》，《考古与文物》1992年第3期。

[14]　朱乃诚《人口数量的分析与社会组织结构的复员——以龙岗寺、元君庙和姜寨三处墓地为分析对象》，《华夏考古》1994年第4期。

[15]　郭凡《聚落规模与人口增长趋势推测——长江中游地区新石器时代各发展阶段的相对人口数量的研究》，《南方文物》1992年第1期。

[16]　陈铁梅《从我国史前考古测年数据的分布看古气候和史前人口的相互关系》，《考古学研究（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

[17]　马世之《关于史前文化城址的规模与人口问题》，《河南考古论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

[18]　Colton,Harold S.,"A survey of prehistoric sites in the region of Flagstaff,Arizona."Bureau of American Ethnology,Bulletin,1932,104.

[19]　Hack,John T.,"The changing physical environment of the Hopi Indians of Arizona."Peabody Museum Papers,1942,35:78-80.

[20]　Naroll,Raoul,"Floor area and settlement population."American Antiquity,1962,27:587-589.

[21]　Cook,S.F.and R.F.Heizer,"The Quantitative approach to the relation between population and settlement size."University of Califomia,Archaeological Research Facility,Report NO.64,1965.

[22]　Hack,John T.,"The changing physical environment of the Hopi Indians of Arizona."Peabody Museum Papers,1942,35:78-80.

[23]　Frankfort,H.,"Town planning in Ancient Mesopotamia."Town planning Review,1950,21:98-115.

[24]　张光直《谈聚落形态考古》，《考古学专题六讲》，文物出版社，1986年；张忠培《聚落考古初论》，《中国考古学》，科学出版社，1999年。

[25]　Fekri A.Hassan,"Demographic Archaeology."Academic Press.INC,1981.

[26]　Schwartz,Douglas W.,"Demographic changes in the early periods of Cohonina Prehistory."Prehistoric Settlement Patterns in the New World.Viking Fund Publications in Anthropology,1956.

[27]　McMichael,E.V.,"Towards the estimation of prehistoric populations."Indiana Academy of Science,Proceedings,1960,69:78-82.

[28]　Mooney,James,"The aboriginal population of America North of Mexico."Smithsonian Miscellaneous Collections,1928,vol.80,NO.7,pp.1-40.

[29]　Kroeber,Alfred L.,"Westem Hemisphere population."American Anthropologist,1939.

[30]　Howells,W.W.,"Estimating population numbers through archaeological and skeletal remains."The Application of Quantitative Methods in Archaeology,pp.158-185.Viking Fund Publications in Anthropology,NO.28.1960.

[31]　刘铮等《人口统计学》第256～258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1年。

[32]　朱乃诚《人口数量的分析与社会组织结构的复员——以龙岗寺、元君庙和姜寨三处墓地为分析对象》，《华夏考古》1994年第4期。

来源：《文物》200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