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小勇：塔里木盆地考古学文化的起源问题

塔里木盆地位于***南部，是由天山、帕米尔高原、昆仑山和阿尔金山环绕形成的一个大型封闭型内陆盆地，自然景观由高山雪峰、河谷草原、戈壁沙漠与低地绿洲构成，适合人类生息的地区仅限于山间草原与河谷绿洲。汉初有36国，分为定居的绿洲城国和逐水草而居的游牧行国。汉代以前的情况则不见于史载，为史前时期。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域考古兴起，随着大量史前文化遗存的发现，西域历史被前推到距今4000年前。这就提出了两个重要问题，一是这些文化遗存与西域36国的关系问题，一是其所代表文化的来源问题，后者是关注的焦点。学术界主要通过比较研究提出各种观点。由于这种比较往往重在寻找某些相似点，而对复杂性重视不够，因此其解释并不能令人信服。本文对西域史前文化起源的有关研究进行评述，并对考古文化遗存的年代、特点及其相互关系进行综合分析。

一、史前文化遗存的考古发现与起源研究

目前与塔里木盆地考古学文化起源问题相关的考古遗存或史前遗存，主要是被认为属于青铜和早期铁器时代的30余处墓地，分布于罗布泊孔雀河下游沿岸，塔里木盆地南缘车尔臣河、克里雅河、和田河，帕米尔高原塔什库尔干河，天山南坡托什干河、克孜尔河、开都河等河流中下游地带，具体情况笔者在《西域史前晚期墓葬类型研究》中已有详介，[1]不再赘述。此外有4处旧石器地点以及采集到一些细石器和几处因彩陶而被定为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但旧石器地点并不能被证明是旧石器时代遗迹。细石器曾被认为不晚于新石器时代，[2]但因均为地面采集，又与陶器甚至铜器共存，因而难以成立。彩陶曾被作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标志，20世纪初还曾将***视为中亚和近东彩陶东传中原的过渡地带，[3][4]但到20世纪80年代初的陆续发现证明实际可能恰好相反，***彩陶很可能来自中原，[5]并且属于青铜和铁器时代而不是新石器时代。[6]***的新石器时代就此被证否。这样，***史前文化的起源问题实际上就归结为青铜和铁器时代文化的起源问题。

这两个时代的定性今天仍是困扰***史前考古的理论问题，但约距今4000年前***进入青铜时代和约3000年前进入铁器时代这一观点得到了普遍认可。青铜和铁器时代文化的起源成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学术热点，主要有两条研究途径：一是人口迁徙研究，一是文化比较研究。后者主要通过类比方法考察遗存特征的相似程度来判断与***相邻地区文化的关联性。这种研究产生了相互矛盾的结果。一方面认为彩陶文化是由东向西传入***的，另一方面又认为***的青铜和铁器时代文化是西方冶铜和冶铁术东传中原的中间媒介，[7]同时还有西方传来的小麦、羊、马、马车和铜刀、铜镜，[8]从而实质性提出了中国青铜和铁器时代文化西来说。比较谨慎者认为***史前文化受到了各个方向的影响。由于这些研究的前提是存在某种不能被证明存在的土著文化，因此并不能解决起源问题。

体质人类学测量结果可证明人口迁徙，这些迁徙人口带来***史前文化的起源。这类研究认为，塔里木盆地最早的居民早期罗布泊人属于原始欧洲人类型，种族上与南西伯利亚、哈萨克斯坦、中亚和伏尔加河下游草原地区的青铜时代人相近，因而应是青铜时代早期从这些地方迁入的。公元前几个世纪或略早，地中海东部类型人群又从中亚进入***西部，一部分沿塔里木南缘东迁罗布泊与当地人融合，一部分越过天山至塔里木盆地北缘与当地如察吾乎墓地人融合。[9]早期的罗布泊居民通过语言中的借词关系可证是吐火罗人，[10]他们于公元前第3千纪末离开阿凡那羡沃，越过欧亚草原到达***，从吐鲁番进入罗布泊，然后扩散到塔里木盆地北缘。[11][12][13]

按照这些研究结果，塔里木盆地各地的史前文化就具有共同的源头，尽管在迁徙和传播过程中可能会发生适应性变化，但起支配作用的基本规定性应被继承，因此基本特质应该相同或相近。然而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

二、考古遗存的年代与文化序列

根据发掘简报和报告，30余处史前墓地的年代主要集中在距今约4000-2500年，仅极少数墓地的年代下限晚至距今约1500年(见下页表1)。距今3000年前者仅出现在罗布泊地区，距今约3000年以内的则分布于罗布泊以外的其他区域。

罗布泊地区共有两类考古文化遗存，一类是以小河5号墓地、古墓沟墓地等为代表的早期遗存，共有11处，即L.F.、L.Q.、L.S.、L.T.、孔雀河三角洲36-37号、Lㄇ、Lㄎ和铁板河1号墓地，文化面貌基本相同，年代距今约4000-3500年。目前仅在西面1000余公里外的克里雅河下游找到一处同类墓地，但其年代不确。[14]另一类为汉晋时期遗存，不属本文讨论范围。

根据上文提到的观点，罗布泊最早的居民是从欧亚草原经***北部和吐鲁番而来，从理论上看，所经过的吐鲁番应该能找到他们的青铜文化痕迹。吐鲁番的早期遗存有两类，一类是细石器遗存，上文已经说明目前并不能证明早于青铜时代。即使不考虑这些，由于罗布泊早期墓葬并不包含细石器，因此难以在二者间建立起联系。另一类是可能属于青铜时代的哈拉和卓遗址和属于早期铁器时代的苏贝希文化，前者见有彩陶和青铜镞，为罗布泊早期文化所不见，据碳14测定为公元前1100-前840年，比罗布泊早期墓葬晚出现900年，因此无论从文化面貌还是从年代上看，都不可能与罗布泊早期文化存在渊源关系。苏贝希文化除彩陶、青铜器外，还有铁器，碳14测定年代为公元前3-前4世纪，下限到公元前后，比罗布泊早期文化晚出现1700余年，无论如何不能成为其近源。[15][16]

至少目前看来，北部***也没有找到可对比者。阿尔泰地区被认为是人口迁徙和文化传播到***的入口，1963年发掘了克尔木齐(又称切木尔切克)墓地，发掘简报推断年代为西汉至唐。[17]这个推断后来被质疑严重偏晚，认为距今约3000-2000年较为合适，同时提出可命名为克尔木齐文化，[18]但不久又再次被前推1200年而变为公元前2200-1900年，克尔木齐文化终于可以比罗布泊的早期遗存早200年，成为***境内最早的青铜时代文化，从而清除了将其作为罗布泊青铜时代文化源头的时间障碍。[19]然而，这些新的年代推断并非使用了新的科学方法和有新的证据，仍然是基于个别器物形态的直观观察和简单类比，结果自然是见仁见智，相差往往达数千年。其实克尔木齐墓地情况十分复杂。发掘的32座墓葬地表遗迹被分为有无长方形列石坟院两类，笔者2012年调查时发现其实还有第三类，即环形石围。坟院内一般包括多座墓葬，有的前面立石刻人像或条石。墓葬有的有封土，有的无封土，可分为无封土的石棺墓、有封土的石棺墓、有封石堆的石棺墓和有封土的竖穴土坑墓4类。葬俗上，石棺墓一般葬一两个屈肢葬人骨和大量殉葬的乱骨，多者达20人；土坑墓大多只有零星散乱的骨殖。遗物包括石器、陶器、铜器和铁器。[17]这些与罗布泊早期墓葬是完全不同的。何况克尔木齐文化这个概念到底是指全部墓葬还是指某一类墓葬，并无定论。以这样的材料和方式论证人口迁徙路线和文化起源问题这样的宏大命题，无论如何不能说是谨慎和严密的。

那么，罗布泊早期文化遗存在塔里木盆地史前年代框架中又处于何种位置呢？由表1可知，塔里木盆地其他地区最早的遗存是拜城盆地的吐尔墓地，年代距今3250-2570年，被认为代表了一种地域性文化。[20]这意味着罗布泊早期文化在孤独地存续了500年之后竟终结了。在其终结后约300年，才在罗布泊西600公里外的拜城克孜尔河畔的吐尔有新的文化出现。又200年后，进入距今3000年以内，才在焉耆盆地、车尔臣河中游、克里雅河上游、帕米尔高原等地陆续出现铁器时代文化，这时离罗布泊早期文化即所谓青铜时代文化终结已经500年。很明显，一个消失了500年之久的文化，其创造者会突然成为焉耆盆地另一个时代另一支文化即察吾乎文化①的创造者，这是不可思议的。

帕米尔高原的香宝宝墓地和下坂地墓群早期墓葬的年代上限距今近3000年，与察吾乎墓地、扎滚鲁克墓地年代上限大致相当或略晚，但比山普拉墓地要早得多，比罗布泊早期文化则晚出现1000年，因此从帕米尔香宝宝经山普拉、扎滚鲁克到罗布泊这样一个传播过程在时间上不合逻辑。山普拉墓地的年代为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5世，②其时塔里木盆地已是王国时代，受中原王朝统辖，因此不应归属到史前时代。罗布泊地区本身在青铜文化终结后，直到汉代才又出现新的考古学文化。因此，如果碳14年代测定是可信的，那么，由于500年的时差，罗布泊的早期居民就与塔里木盆地其他地区的青铜和铁器时代文化不可能发生关系；由于存在1000余年的时差，因此他们也跟文献记载的汉代前后活动于此的楼兰人无关。那么这支罗布人去哪了？楼兰人的文化又在哪里？这个中断是无法理解的。

三、考古学文化与文化共同性问题

如表1所示，罗布泊以外的塔里木盆地诸考古文化遗存按年代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包括扎滚鲁克、加瓦艾日克、流水、香宝宝、下坂地早期、吐尔、群巴克、小山口、拜勒其尔、察吾乎1、2、4、5号、哈布其罕和上户乡17处墓地，它们的年代上限都在距今3000年前后，下限或早或晚，不完全一致。***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的分界公认是距今3000年，因此，这部分墓地无疑属于早期铁器时代。第二部分包括圆沙古城周围墓地、山普拉墓地、托云墓地、库兰萨日克墓地、包孜东墓地和察吾乎3号墓地共6处，它们的年代上限都在距今2000年即西汉前后，下限多在汉晋之间，应属于汉代前后的西域王国时代。

早期铁器时代墓地中，只有扎滚鲁克、加瓦艾日克、小山口部分墓区、上户乡4处墓地的年代下限晚到汉代以后，这主要是因为它们都出现了新的晚期墓葬类型，故不能完全认为是早期墓葬的延续，其余墓地的年代下限都在距今2500年前后。因此，公元前第3千纪末大规模印欧人东迁塔里木盆地带来青铜文化可能不是事实。公元前第1千纪，铁器时代文化在塔里木盆地各地出现，分布于从盆地的东南端向西至帕米尔高原，再沿天山南麓向东至盆地东北部的拜城、焉耆盆地这样一个开口朝东的环形地带。但绝大部分铁器时代墓地与罗布泊早期文化一样，也只存续了约500年就消失了。这500年的考古文化遗存被命名为一系列考古学文化，但观点不一。

察吾乎文化是最早提出命名的考古学文化，以察吾乎1、2、4、5号墓地为代表，文化面貌具有如下特征：地面有石围或石堆，墓葬周围有儿童墓和马头坑、牛头坑，墓室为竖穴石室，墓口棚盖大石板；基本上为多人二次合葬，头向西或西北，侧身屈肢；随葬品中陶器多，以带流罐、杯为代表，彩陶基本上为黄白色陶衣上绘红色彩绘，花纹多饰于器物上部，特别是于器物一侧绘一条斜带和在颈部绘一条横带最具特色。但这个考古学文化的命名只强调了带流器的重要性，却没有定义器物群的组合关系，因而造成了后续的研究大量以带流罐来确定遗址年代、文化属性和文化关系的现象。大西沟和拜勒其尔墓地被划入察吾乎文化范畴。一些观点还将和静县冷库墓地、哈布其罕墓地也归属到察吾乎文化。[21]也有观点认为它还包括和硕新塔拉和曲惠遗址。[22]这些观点基本上都将察吾乎文化的分布范围限定在和静县及其附近地区。

更多的观点认为察吾乎文化的分布远远超出这一范围，自天山南麓的吐尔、群巴克、包孜东到昆仑山北麓的扎滚鲁克、加瓦艾日克、圆沙、山普拉等10余处墓地，都属于察吾乎文化。[23]还有的认为整个塔里木盆地北缘，甚至全部距今3000-2000年左右的考古遗存均为察吾乎文化，仅罗布泊早期文化未见陶器被排除在外。[24][25]根据这样的观点，塔里木盆地距今3000年以降的考古文化遗存即早期铁器时代文化具有明显的共同性，至少应该同属于一个文化共同体。

然而，如上文所述，吐尔墓地年代早于察吾乎墓地，包孜东、圆沙和山普拉墓地属于王国时代，其上限晚于察吾乎铁器时代墓地的年代下限好几百年。另一些研究也展示了文化多样性画面，暗示塔里木盆地史前文化可能并非同质而是多种文化并存。除察吾乎文化外，提出考古学文化命名的还有吐尔文化、群巴克文化、哈拉墩文化、香宝宝文化、流水文化、阿克塔拉文化、山普拉文化。[20][26](P.156、P.188)[27][28]这些考古学文化的命名，指出了塔里木盆地史前文化遗存差异的存在并表现出一定的区域性。

塔里木盆地南缘和北缘、帕米尔和罗布泊是塔里木盆地最重要的四大文化地理区，每区形成自身的文化特点。[25](P.4-5)帕米尔高原一般被认为是盆地内部与外部的连接区域，山口和蜿蜒于山脉之间的河谷是连接内外部的纽带。反映在文化上，可能较多地具有过渡性特点。不过香宝宝和下坂地墓地的文化面貌更多地带有安德罗诺沃文化色彩，与盆地内诸墓地的联系并不明显，因而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化区。另一个重要的文化区是焉耆盆地。这个区产生了独特的彩陶文化传统，而彩陶现在被认为可能源自东方。罗布泊是塔里木盆地南、北缘两条线性文化区的地理交汇点，多种文化并存，文化发展多线演进，文化形成因素多源、复杂，[22](P.8-46)这种多文化并存和多文化区格局，成为存在塔里木盆地范围文化共同体观点的反证。

四、墓葬类型与地域特点

文化多样性还表现在同一墓地存在多种墓葬类型上。除罗布泊地区为无底棺墓，流水、香宝宝、库兰萨日克、吐尔墓地为单一的竖穴土坑墓，察吾乎1、2、4、5号墓地为单一的竖穴石室墓外，其余墓地都有2-5种墓葬类型。

墓葬按地面标志分3类，一类为地面有立木、围板或围桩标志的墓葬，分布于罗布泊地区，其墓室为竖穴土坑或沙坑，使用蒙牛或羊皮的无底棺，单人仰身直肢葬，死者着毡帽、腰衣和皮靴并以毛裹尸布包裹，普遍随葬草篓。第二类是封土墓，墓葬地面上有略凸的环状堆土，主要分布于塔里木盆地南缘的且末扎滚鲁克与加瓦艾日克、洛浦山普拉与北缘轮台县的群巴克4处墓地。第三类为封石墓，即墓葬地面设石围、石堆或石围石堆，上述墓地之外均为这种类型。

按墓室结构和葬具罗布泊以外地区墓葬分6类：竖穴土坑墓、竖穴土坑木棺墓、带墓道的竖穴土坑墓(刀形墓)、竖穴土坑偏室墓、竖穴石室墓、竖穴土坯室墓。不同类型墓葬有一定的分布地域。竖穴土坑墓是最基本的形制，结构简单，规格较低，分布最广，仅不见于察吾乎和哈布其罕墓地。其他类型都是在此基础上加工改造而成。各种墓葬类型的分布见表2。

不同墓葬类型不仅文化面貌不同，时代也不同。其中，竖穴土坑墓的文化和年代特征最不明显。竖穴土坑木棺墓中，罗布泊的无底棺墓代表一种独特的文化，碳14测定年代在距今4000-3500年，属于青铜时代。箱式棺和彩棺墓具有明显汉文化特征，多出汉晋丝织品、铜镜等遗物，属于汉晋时期，即西域王国时期。与其共存的还有圆木和半圆木棺、槽形棺墓。刀形墓一般为丛葬墓，埋葬人数从十数人到数百人不等，主要穿毛织衣、裤、裙，编发，随葬品中也有汉代织锦和铜镜，时代在西汉晚期至东汉时期。竖穴偏室墓具有明显的汉文化和中西文化交流因素，时代在东汉魏晋时期，最晚至唐代中晚期。石室墓和土坯室墓不见汉文化因素，以彩陶特别是彩陶带流器为特点，碳14测定年代在距今3000-2500年，属铁器时代墓葬。很明显，多墓葬类型墓地的形成是不同时期或不同人群利用了同一片墓地的结果。

塔里木盆地的这些考古遗存在时代上明显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年代距今4000-3500年，属于青铜时代，主要为罗布泊的早期遗存。第二阶段年代约为距今3000-2500年，属于早期铁器时代，主要有扎滚鲁克、加瓦艾日克、流水、香宝宝、下坂地早期、吐尔、群巴克、小山口、拜勒其尔、察吾乎1、2、4、5号、哈布其罕和上户乡17处墓地，其中扎滚鲁克、加瓦艾日克、小山口部分墓区、上户乡4处墓地因出现新的墓葬类型年代下限晚到汉代以后。第三阶段的年代上限在距今2000年前后，下限一般在汉晋之间，属于汉代前后的西域王国时代，主要有圆沙、山普拉、托云、库兰萨日克、包孜东和察吾乎3号墓地共6处。

由于不同墓地存在多种墓葬类型，而墓葬类型又与文化面貌和时代直接相关，因此这3个阶段中的第二阶段还应具体到墓葬类型，不能笼统地以墓地论，即只能是竖穴石室墓、土坯室墓和部分年代较早的土坑竖穴墓，而不包括刀形墓、偏室墓、木棺墓。这3个阶段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每阶段存续约500年，相隔约500年，相互之间是中断的。墓葬类型也显示了生态系统和文化模式的关系，刀形丛葬墓分布于绿洲地区，从罗布泊、且末、洛浦到轮台，形成一个C形分布圈，代表王国时代的绿洲文化，处于绿洲丝路干道上。山区草原河谷分布石围、石堆墓，从库尔勒沿天山西至阿合奇，再西南转帕米尔至昆仑山的克里雅河上游，又形成一个C形文化圈，代表游牧和半游牧文化。这两个文化圈构成塔里木盆地两种不同的文化景观。

三个阶段和它们的中断，说明塔里木盆地史前时代的流动性，这与当地的生态环境是相适应的。碳14年代展示了罗布泊距今4000年前的独特文化，但它的存在是难以理解的。距今3000年前塔里木盆地吸引大批游牧者到来，而距今2000年前后汉文化和丝路开辟带来文化的显著多元化，产生与当地自然生态相适应的多元文化景观或文化圈。自公元前第1千纪以降，包括塔里木盆地在内的中亚和欧亚草原处于游牧时代，马的驯化缩短了地区间的距离，地域、族群和文化间交往更加容易和频繁，从而加快了文化的传播与融合。欧亚大陆发生的亚历山大东征，乌孙、月氏、匈奴等民族西迁和汉文化西进，都先后发生于这一时期。塔里木盆地青铜和铁器文化的出现和消失很可能与之有关。塔里木盆地大致也在此时进入王国时代，因此与诸王国可能也有某种关系。

注释：

①最初定名为察吾乎沟口文化，一些研究者认为应更名为察吾乎文化，有时也称察吾乎沟文化。本文遵从最终发掘报告意见。

②笔者已另文证山普拉墓地距今2990±120.这个碳14数据有误，见拙文《西域史前晚期墓葬类型研究》，《西域研究》2013年1期。

[1]肖小勇.西域史前晚期墓葬类型研究[J].西域研究，2013(1)：50—60.[2]安志敏.中国西部的新石器时代[J].考古学报，1987(2)：133—151.[3]安特生(乐森璕译).甘肃考古记[M].北京：农商部地质调查所，1925：35—45.[4]Bergman F.Archaeological Researches in Sinkiang Especially the Lop-Nor Region[M].Stockholm:Bokforlags Aktiebolaget Thule,1939:22—26.[5]陈戈.略论新疆的彩陶[J].新疆社会科学，1982(2)：77—103.[6]王炳华.新疆细石器遗存初步研究[A].新疆大学，等.干旱区新疆第四纪研究论文集[C].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5：174—182.[7]安志敏.塔里木盆地及其周围的青铜文化遗存[J].考古，1996(12)：70—77.[8]韩建业.新疆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文化[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123.[9]Kangxin H.The Physical Anthropology of the Ancient Populations of the Tarim Basin[A].Mair V.H.The Bronze Ageand Early Iron Age People of Eastern Central Asia[C],Ⅱ.Philadelphia:Th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Museum Publications,1998.549—558.[10]Jettmar K.Arch?覿ologie in Xinjiang und ihre Bedutung für südsibirien[J].Beitr?覿ge zur Allgemeinen und Vergleichenden Arch?覿ologie,1992(12):139—153.[11]Kuzmina E.E.Cultural Connections of the Tarim Basin People and Pastoralists of the Asian Steppes in the Bronze Age[A].Mair V.H.The Bronze Age and Early Iron Age Peoples of Eastern Central Asia[C],Vol.1.Pennsylvania:Th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Museum Publications,1998:63—93.[12]Kuzmina E.E.The Prehistory of the Silk Road[M].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ylvania Press,2008.95,112.[13]Mallory J.P.,Mair V.H.The Tarim Mummies:Ancient China and the Mystery of the Earliest Peoples from the West[M].London:Thames & Hudson Ltd.,2000:318.[14]安尼瓦尔·哈斯木.中法克里雅河下游学术考察[R].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文物考古年报.2011：27—28.[15]陈戈.苏贝希文化的源流及其它文化的关系[J].西域研究，2002(2)：11—18.[16]陈戈.新疆史前时期又一种考古学文化——苏贝希文化试析[A].苏秉琦与当代中国考古学[C].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153—171.[17]新疆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疆克尔木齐古墓群发掘简报[J].文物，1981(1)：27—37.[18]陈戈.新疆远古文化初论[J].中亚学刊(第四辑)，1995：5—72.[19]林梅村.吐火罗人的起源与迁徙[J].西域研究，2003(3)：9—23.[20]张平.拜城县克孜尔水库墓地的考古文化[A].龟兹文明：龟兹史地考古研究[C].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12—28.[21]周金玲.新疆察吾乎沟古墓发掘及其研究[J].西域研究，1998(2)：38—45.[22]水涛.新疆青铜时代诸文化的比较研究——附论早期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进程[A].中国西北地区青铜时代考古论集[C].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22—24.[23]陈戈.察吾乎沟口文化的类型划分和分期问题[J].考古与文物，2001(5)：30—39.[24]邵会秋.新疆史前时期文化格局的演进及其与周邻地区文化的关系[D].吉林：吉林大学，2007.145.[25]韩建业.新疆的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文化[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66—75，86—89.[26]郭物.新疆史前晚期社会的考古学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156.[27]羊毅勇.新疆古代文化的复杂性及其相关问题的探讨[J].新疆文物，1999(3—4).

来源：《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