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念海：论两周时期农牧业地区的分界线-2

我要新鲜事2023-05-26 04:47:410阅

二、春秋时期农牧业地区分界线的推移

西周末年，幽王为犬戎杀于骊山之下，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局。周王室由此东迁雒邑，是为东周。一些从事游牧生涯的族类也乘机向内地迁徙，这就使原来的农耕地区也有了若干的变化。《春秋公羊传》论齐桓公所主持的召陵之盟，谓“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如线”。何休注：“南夷谓楚灭邓、伐蔡、郑，北夷谓狄灭邢、卫，至于温，交乱中国”[1]。楚虽被斥为南夷，却非从事畜牧的族类。邢、卫为北狄所灭，正显示出太行山东一些地区已由农耕转为游牧。春秋时期华夏族和非华夏族之间的区别是相当严格的。华夏族就是周王朝的诸侯封国，非华夏族则包括所谓戎狄蛮夷诸族类。区别虽然严格，有时却也有变通。所谓诸夏用夷礼则夷之，夷狄用诸夏礼则诸夏之。杞桓公用夷礼，故《春秋》贬之称子[2]。楚国并不讳言其为蛮夷，然当时与华夏诸国会盟，无再斥之为蛮夷者。楚国以从事农耕生涯，故虽见目为蛮夷，和华夏的差别并非很大，与北方所谓的戎狄不同。戎狄从事游牧，在华夏族视之，其地都相当广莫[3]，显示出草原的风光。当时人还说：“戎狄荐居，贵货易土，土可贾”[4]。所谓荐居就是逐水草而居。因为迁徙不常，对于土地就看得不那么珍贵。可是有些本来从事游牧的族类，由于和华夏族的交往，受到较大的影响，逐渐由游牧生涯改变为农耕生涯。姜戎氏的变化就是一例。姜戎氏就是所谓陆浑之戎，也就是所谓允姓之戎。这一族曾居于瓜州。然岐水旁有姜氏城[5]，这应是姜戎氏兴起之地。姜氏城距周原及邰皆不远，故姜姬两姓相近，世为婚姻[6]。周室东迁，这里为秦国土地，故秦晋两国迁之于伊川[7]，也就是现在河南伊河流域。鲁襄公十四年（公元前559年），晋范宣子曾经责数戎子驹支，说到晋惠公有不腆之田，和姜戎氏剖而食之。戎子驹支承认有过此事，并说：赐我南鄙之田，狐狸所居，豺狼所皋，我诸戎除翦其荆棘，驱其狐狸豺狼，以为先君不侵不叛之臣”[8]。这一段指责剖辩的言辞，显示出陆浑之戎东迁之后，已经由游牧生涯转变为农耕生涯。从事游牧生涯的非华族除过不从事耕耘外，也不是能像华族那样有城郭宫室的。非华族而有城郭宫室，就同样显示由游牧向农耕的转变。今河北定县，藁城和晋县诸地，于春秋时为鲜虞、肥、鼓诸国。这是白狄所建立的几个小国。白狄为从事游牧生涯的族。可是到了春秋后期，这几个小国都已经有了城郭。当晋人伐鲜虞、围鼓之时，鼓人或请以城叛[9]，就是明显的例证。前面论西周时期的农牧业地区的界线时，曾经据当时从事游牧的部落立论。春秋时期有了这样一些变化，单就族类的名称，是难以说得肯切的。

当周平王为犬戎所迫，去丰镐而徙雒邑之时，即以岐以西地赐秦襄公，命之为诸侯。秦国本居于陇山之西，它驱逐周人故地的戎人乃是向东的发展。秦在西周时本以养马受到重视，这正说明那时陇山以西仍为游牧地区。周人的故地虽曾为戎人所据有，沦为游牧地区，一旦得到恢复，就可以再成为农业地区。此后秦就以淠、壅为基础，力图发展。为了解除后顾之忧，对于陇西各地还是竭力经营，而且也取得相应的成效。《史记·匈奴传》所说的：“秦穆公得由余，西戎八国服于秦。故自陇以西有绵诸、绲戎、翟騵之戎，岐、梁山、泾、渭之北，有义渠、大荔、乌氏、朐衍之戎”，就是指此而言。这西戎八国虽已服属于秦，农牧业地区的歧异却还是相当分明的。陇山和其东北的岐、梁山就是明显的界线。岐、梁山以东，《匈奴传》仅指出泾、渭之北，这就有点含糊。秦国在这里的土地见于《春秋》及《左传》的记载的有彭衙及麻隧、侯丽三处。《春秋》，鲁文公二年（公元前625年），晋侯及秦师战于彭衙，彭衙在今陕西白水县北，当是秦国的内地。《左传》，鲁成公十三年（公元前578年），晋师以诸侯之师及秦师战于麻隧，秦师败绩。师遂济泾，及侯丽而还。麻隧在今陕西泾阳县西北。侯丽确址虽无所考，当在泾河之西，距麻隧不至过远。除此三地外，别无其他记载。则当时的农业地区最远只有这三地之北。或据《史记·秦本纪》“文公十年（公元前617年），初为鄜鄜畤的记载，谓鄜畤在今陕西富县，当更在彭衙之北。这种说法最初为徐广所创。然《秦本纪》固曾明白记载着：文公四年（公元前623年）始东至汧渭之会，即卜居其地；十六年（公元前611年），以兵伐戎，戎败走，于是遂收周余民有之，地至岐。文公为鄜畤后六年，其地始东至岐，怎么鄜畤能够会在今富县？这样说来，当时的农业地区是不会远至现在的富县的。今陕西韩城市于春秋初年为梁国。这是一个古老的诸侯封国，其地自在农业地区。后来秦国灭梁[10]，则在彭衙以北的农牧业地区的分界线，当更向东北引伸，至于梁国旧地之北。梁国之北为龙门山，这里的农牧业地区分界线应该达到龙门山下。

不过陇山以西还有一些问题须要廓清。春秋时期，诸侯封国往往于其国内设置郡县。设置郡县的地方由诸侯选派官吏统治，不再作为贵族的采邑。郡与县不同。郡置于边陲，县则设在内地。诸侯封国的内地自都是农业地区。秦国的设县早在武公十年和十一年，亦即鲁庄公六年和七年（公元前688年和公元前687年），是尚在春秋初期。秦国在这两年一连设了4个县，初设邦县和冀县，再设杜县和郑县[11]。杜县和郑县分别在今陕西长安县和华县。邦县在今甘肃天水市。冀县在今甘肃甘谷县东北。这邦、冀两县是灭掉邦冀戎设立的，和杜、郑两县不尽相同。秦武公之后，历德公、宣公、成公而至穆公。如前所引《史记·匈奴传》之说，穆公所服西戎八国中，绵诸戎就在今天水市东，也就是在邦、冀两县之东。如果邦、冀两县是由于设立而成为农业地区，则这样的农业地区是不能和陇山以东的秦国农业地区相连的。充其量只能是游牧地区中呈点状存在的农业地区而已。

秦国得到周人岐以西的故地后，仍不断向东发展，浸假遂据有泾渭的下游。这里经过西周末年的乱离，可能还有一些游牧族类的孑遗，陆浑之戎和大荔之戎皆其著者。陆浑之戎于鲁僖公时即已东迁于伊川，而且在那里转变为从事农耕的生涯，这是在前面已经提到过的。大荔之戎在今陕西大荔县[12]。这一戎族于秦厉共公十六年（公元前599年）为秦所伐，并取其王城[13]。秦厉共公之时已在春秋之后，王城的筑成却是相当早的。鲁僖公十五年（公元前645年），晋阴饴甥和秦伯会盟的地方就是在这个王城[14]。王城虽未必始建于大荔之戎，大荔之戎既据有王城，当可促其由游牧生涯向农耕生涯的转化。

和秦国有关的还有白狄。《左传》，鲁成公十三年（公元前578年）载晋国吕相绝秦之辞，其中曾提到“白狄及君同州，君之仇雠而我之昏姻也”。孔颖达以《周礼》雍州来解译，谓白狄和秦同在雍州，似难说得中肯。《史记·匈奴传》：“晋文公攘戎翟居于河西圁、洛间，号曰赤翟、白翟”。固水今为窟野河，在陕西神木县境。洛河发源于今陕西定边县白于山下，东南流至大荔县人于黄河。这里既说在河西圁洛间，则当时距秦国已远，似难说得上有什么关系。不过当晋文公还为公子时，其父献公曾遣他和夷吾分别居于蒲和屈[15]。蒲在今山西隰县西北，屈在今山西吉县东北。隔着黄河，分别和今陕西延川县和宜川县相近。这两位公子都曾打算逃到白狄那里，后来重耳还是去了。可知今陕西延川县和宜川县在那时都还是白狄的居地。重耳还说过，他曾经和狄君田猎于渭滨[16]。所谓渭滨，当指洛河人渭以下的渭河岸旁。这就是大荔之戎所在的王城的附近了。这里不仅白狄来过，犬戎也来过。虢公就曾败犬戎于渭油[17]。晋文公早年居蒲，是在鲁庄公二十八年（公元前666年），虢公败犬戎在鲁庄公二年（公元前692年），前后相去才20余年。后来虢公还曾败戎于桑田[18]。桑田在今河南陕县，更在渭油之东。虢公再次败戎，在鲁僖公二年（公元前658年），下距晋文公之为晋侯，也只有22年。这样说来，虢公所败的犬戎应该就是白狄。白狄虽数次至于渭滨，都是来去飘忽，不可能长期稽留下去，对于当地的生产方式未必就能有很大的改变。

这里还应该提到骊戎。骊戎的故地在汉时京兆尹新丰县[19]，也就是在今陕西临潼县。晋献公曾伐骊戎，得骊姬而归[20]。其后骊戎再未见诸记载，当已为秦国所吞并。晋献公伐骊戎，在鲁庄公二十二年（公元前672年），其时为秦宣公四年。上距秦武公十一年（公元前687年）为15年。秦武公十一年初县杜、郑[21]。杜县故地就在今陕西长安县。其地距临潼县不远。其时骊戎国就是能够幸存，版图当不会是很大的。

秦国之东为晋国。晋国之北亦与所谓戎狄为邻。戎狄土地广漠，晋国就乘机扩展疆域。晋人或以武力侵占，或以货物收买[22]，都能相率达到原来的企图。晋国土地既然扩张，农业地区也就会相应地向外伸展。不过，实际上却并非都是如此。晋平公曾以其国的多马自诩，以多马与国险以及齐楚两国多难为三不殆。他的臣下司马侯也说：“冀之北土，马之所生”[23]。杜预以燕、代二国来解释这个冀之北土，那是很不恰当的。当时燕国已经建立，却并不闻名于诸侯封国之间。代国为人所称道，更晚至春秋末年[24]，司马侯如何能以此来应答晋平公的问询？春秋时自有冀国，曾经人自颠軨，伐鄍、三门[25]。颠軨在今山西平陆县东北，三门在今平陆县东三门峡旁。鄍虽无考，亦当在其附近。冀国故地也应在今平陆县，正位于晋国之南。应该说晋国就是一个产马的地区。不过晋国著名的产马地区却是在屈。屈产之乘为晋国的重宝，晋国假道于虞以灭虢时，就是以屈产之乘和垂棘之璧为厚礼的[26]。屈就是晋公子夷吾所居的地方，其地在今山西吉县东北，位于吕梁山脉南端的西侧。这里的自然条件和汾河流域不尽相同，应是便于游牧的地区。蒲又在屈之北，也同样是游牧地区了。

晋国的略取狄土，霍太山以北是得到明显的发展的。霍太山北的汾河流域较之吕梁山西更适于农耕，因而很快被辟为田亩。其中祁氏之田最多。晋顷公时，祁氏以有罪被灭，遂分其田为邬、祁、平陵、梗阳、涂水、马首、盂等7县[27]。邬县在今山西介休县东北。祁县即今山西祁县。平陵在今山西文水县东北。梗阳在今山西清徐县。涂水在今山西榆次县西。马首在今山西寿阳县南。盂在今山西阳曲县东北。这些县当然都应该属于农业地区了。今山西盂县于春秋末年为仇由国，智伯伐取之，其地遂为晋所有[28]。这个仇国当也是所谓戎狄建立的，为经营游牧的地区，如果说当地的农业能够有所发展，那应是春秋时期以后的事了。

马首和盂县都已成为农业地区，位于其东南的太行山西侧各处又将如何？这是应该继续探索的问题。太行山西侧当时居住着许多戎人，潞氏、留吁、铎辰、*咎如、东山皋落氏皆其著者；还有丽土之戎，草中之戎[29]。其中东山皋落氏还曾经有较远的迁徙，由今山西昔阳县迁徙至今山西垣曲县。迄今这两县中还都有皋落镇。潞氏当在今山西潞城县北。留吁在这今山西屯留县。铎辰在今山西长治市。*[广啬]咎如当在潞氏之东太行山上[30]。丽土之戎和草中之戎当在今山西阳城县南析城和太行二山之间[31]。按照旧说，晋国境内还有茅戎，在今山西平陆县。其地黄河津渡有以茅津为称的，但并非茅戎所在地，不能混而为一[32]。

这里戎人虽多，潞氏实为最大。潞氏为晋所灭，在鲁宣公十五年（公元前594年）。潞氏在被灭以前，已经由游牧生涯转变为农耕生涯。甚至在更早的时候已显露其端倪。这一点拙著《黄土高原森林与草原的变迁》中已经有所论列，这里不妨再作申述。在这本拙著中，我曾提出两个论点：其一是狄人曾经灭温，但并未改变温的生产方式，再一是潞氏行将灭亡时，已舍弃其游牧生涯。温为周司寇苏忿生的封邑，在今河南温县，位于太行山之南，濒于黄河。这应是农业地区。温曾为狄所灭，其事在鲁僖公十年（公元前650年）。直至僖公二十五年（公元前635年），狄人才退走。狄人在温前后共住了16年。16年间，狄人并未改变温的农业地区为游牧地区，至少可以说：狄人已能适应这样农业地区的生涯。潞氏本是以游牧为生涯的族类，可是已经有了城邑宫室，而且还可以酿酒。酿酒是要用谷物为原料的。如果尚未从事农业生产，怎能获得这样的成就？潞氏附近有一个黎国，这是周室的诸侯封国，为潞氏所灭。晋人指责潞氏的罪状，这也是其中的一条。潞氏灭后，黎国在晋人的扶持下，得到了恢复[33]。黎国本是从事农业的诸侯封国，黎国的恢复也显示出这一地区农业的发展。还应该指出，在群狄被灭之前，晋人在这里推广农业地区，也尽了一定的工夫。晋人于鲁宣公十五年（公元前594年）灭潞氏后，接着于次年又灭掉了留吁。又过了一年，为鲁宣公十七年（公元前592年），晋齐两国就会于断道[34]。断道在今山西沁县东南，其南就是原来的潞氏和留吁了。鲁成公九年（公元前582年），晋人执郑伯，处之铜堤[35]，铜堤在断道之北，也就是今沁县之南。这个铜堤是作为晋臣羊舌氏的采邑。羊舌氏被废后，铜堤就正式成为晋国的一个县[36]，无论是采邑或县，都是农业地区的设置。

太行山东的诸侯封国，南部有邢国和卫国，北部有燕国。这里还有若干狄人。前面曾经提到鲜虞、肥、鼓等国。其地在今河北定县、藁城、晋县等处。由于这里发现过若干商代遗址，显示出这些狄人是后来迁徙来的。是什么时候迁徙的？很难得具体的年代。不过春秋时期都已为当世所重视，可知皆曾经有过较为长久的渊源。这些狄人初迁徙来时，当然还是因其旧俗，从事游牧的生涯。但诸侯封国的影响，使它们不断有所改变。春秋后期，它们不仅都有自己的都城，而且也有了城郭。晋荀吴略东阳，使师伪为籴者，负甲以息于昔阳之门外，遂袭鼓，灭之[37]。昔阳为鼓国的都城，都城而有门，则城郭的规模已俨然具备。鲜虞、肥、鼓三国地丑德齐，鼓国如此，鲜虞和肥国不会独为例外。荀吴这次的突袭鼓国，使师伪为籴者，息于昔阳之门外。荀吴能够出此策略，足征在鼓国籴粜粮食并不是鲜见的事例，有相当的粮食籴粜的人们，这难道不是农业地区应有的现象？

近年来，在河北行唐县李家庄出土一些铜器[38]，据说“这种文化遗存，广泛分布于保定，石家庄以西的山区，其内涵既有别于春秋以来晋、燕文化，又具有北方游牧民族文化的特色，应属于春秋到战国初年的中山国早期鲜虞的文化遗物”[39]。这些遗物上虽具有北方游牧民族文化的特色，只能说它们的旧日习俗还未摆脱罄尽，不能因此而说它们还保存原来从事游牧生涯的旧规，没有受到农业文化的影响，而无所转变。

鲜虞东北就是燕国。燕国自是农业地区。这个农业地区在春秋时期似未有所扩大。近年来在河北省怀来县甘子堡春秋墓中出土了一些青铜器[40]，似不足以证明当地农业的发展。燕国之东，春秋时仍为山戎所据。齐桓公曾为燕国伐过山戎，至令支、孤竹而师还[41]。令支在河北迁安县，孤竹则在今河北卢龙县。这也就是说，当时的农业地区尚不能达到迁安卢龙等处。

在太行山东侧的南部同样也有许多狄人，这是在前面已经约略提到过的。这里的狄人曾经伐邢[42]、人卫[43]，且曾逼邢、卫两国迁都[44]，亦曾侵齐45]，侵宋[46]，还曾伐过鲁的西鄙[47]。这应是邢、卫两国附近太行山旁的族类。当狄人伐鲁的西鄙时，晋国曾因此质问过潞氏的酆舒，并且加以责让。侵犯鲁国的狄人不一定就是潞氏，但与潞氏有关应该是肯定的。齐卫等国亦尝与狄人会盟。《春秋》于诸侯封国之间的会盟，例载会盟的所在。可是鲁僖公三十二年（公元前628年），卫人及狄人会盟，却没有记载会盟的地方。杜预解释此事说：“不地者就狄庐帐盟”。刘炫的解释更为具体。他说：“春秋时，戎狄错居中国。此狄无国都处所，直云及狄盟，盟于狄之处也。以狄俗逐水草无城郭宫室，故云就庐帐盟”[48]。这就更明确说明这里的狄人仍是从事于游牧生涯的。

这里的狄人既与太行山西的狄人有关，则其间变化可能互有影响。太行山西的狄人后来皆陆续为晋国所夷灭。鲁宣公十五年（公元前594年）晋灭潞氏，次年又灭甲氏，留吁和铎辰。潞氏、留吁、铎辰皆在太行山西，甲氏却在太行山东，今为河北鸡泽县地。鲁成公三年（公元前588年），晋人又伐*[广啬]咎如，以讨赤狄之余。这些都是在前面已经论述过的。前面还曾说过，潞氏等国在尚未被夷灭之时就已经向农耕生涯转化，既已灭亡，其族类很难得继续保持其原来的游牧生涯。太行山西的狄人如此，太行山东的狄人也不易维持他们的旧规。这里可以举出两宗事例，以作证明：其一，春秋后期晋国已在邯郸设大夫以司治理。邯郸既有大夫治理，当然会建有城郭。不仅邯郸有城郭，邯郸之西的寒氏，同样建有城郭[49]，这显然和晋国的一般县邑一样了。邯郸就是现在河北邯郸市。当时是在邢国故国和卫国故国之间。当狄人盛时，这里无疑都是狄土，原来的狄土这时有了城郭，显然是经过开垦的草原成了畎亩。还有一宗是出现在卫国都城之外。卫国这时已都于帝丘，就是现在河南濮阳县南。帝丘城外那时竟然还有一个戎州。卫侯登城望见戎州，就指出：“我姬姓也，何戎之有焉”！而且命令削毁戎州的邑聚[50]。和姬姓不同的戎州竟然长期存在于卫国都城之外，显然戎州之人已经不再以游牧为业。戎州有了邑聚，更说明戎州之人已和当时的编户齐民一样了。

在这些狄人之外，还应该提到称为鄋瞒的长狄。这一族类曾经侵扰过宋、晋、齐、卫等国。最后在鲁文公十一年（公元前616年）侵鲁失败后，才告灭亡[51]。鄋瞒在诸戎狄中来去最为飘忽，显示出从事游牧生涯族类的本色。史籍记载，鄋瞒侵扰这些诸侯封国都比较简略，不易知道他们来往的经过。只有一次侵齐退走时经过卫国，可以看出他们的据地也是在太行山的附近，鄋瞒的覆灭较之潞氏等族为早，其影响当也不如潞氏等族为大。

与赤狄和长狄共存的还有和鲁、曹等国有关的戎人。鲁国和这些戎人先后会盟于潜、唐诸地[52]。潜为鲁地，其确处已难实指，唐则在今山东旧鱼台县北。就在初会于唐之前，鲁国的军队就曾入极。据说极为戎都[53]。戎人而有都城，则已和诸侯封国相差无几了。极在今旧鱼台县西，与唐相距甚近，就是距鲁国都城曲阜也不是很远的。戎人还曾伐周天子的使臣于楚丘[54]。这在当时是一宗非同小可的大事。楚丘在今山东曹县东。据说，今曹县西北为戎国的所在，与楚丘相距不远，故得乘周天子的使臣归去的机会，中途邀击。当时的曹国在今山东定陶县，与戎人相距很近，曹国受戎人的侵扰[55]，也是不足为奇的。鲁国还曾伐戎于济西[56]，所伐者当也是这支戎人。这支戎人未闻已有城郭，但已有一定的居地，而其居地又颇似一般的邑聚，可能已渐次从事农耕的生涯。

和鲁、曹诸国有关的戎人是在当时的黄河之南。当时黄河之南的戎人并不限于鲁、曹诸国的附近。不在东周都城雒邑所在地的伊洛流域，竟也有戎人。前面曾经提到秦晋两国所迁的陆浑之戎。此外，还有扬拒、泉皋、伊洛之戎和蛮氏。陆浑之戎就是允姓之戎，也就是阴戎[57]，也有称之为九州之戎的[58]。扬拒、泉皋、伊洛之戎是一些杂居于伊河和洛河之间的戎人[59]。蛮氏，据杜预的解释，乃在晋新城县东南[60]。晋新城县在今河南伊川县。伊川县濒于伊河，则蛮氏亦在伊河流域。由于这些戎蛮都杂居于伊洛流域，故能时相交往。鲁成公六年（公元前585年），卫孙良夫伐宋之役，就是纠集伊洛之戎、陆浑和蛮氏共同出兵的[61]。前面论述陆浑之戎时，已经指出这一族类自迁于伊洛流域后，逐渐舍弃其游牧生涯，而改事农耕生涯。蛮氏始见于记载虽早在鲁成公时，而能略见其生活细事，却晚至鲁哀公四年（公元前491年）。这时楚国围攻蛮氏，蛮子赤奔晋阴地。晋国为了讨好楚国，设下圈套，由阴地之命大夫，召致九州之戎，将裂田以与蛮子而城之。晋国因执蛮子，交与楚国[62]。阴地就在伊洛两河的上游。这本是九州之戎的居地。九州之戎亦称阴戎，当是因为居住于阴地的缘故。九州之戎本已娴于农事，这时晋国又任命了命大夫治理阴地，则阴地已经成为农业地区。蛮子投奔晋国，晋国为它分田地，筑城郭。这虽然都是圈套，蛮子却相信不疑，这说明蛮氏之国在当时已经从事农耕经营。在这些戎蛮之中，有关扬拒、泉皋、伊洛之戎的记载不多，未能详审它的变化过程，不过扬拒、泉皋、伊洛之戎和陆浑之戎以及蛮氏都杂居于伊洛流域，而且互有交往，其间就不能完全没有影响。陆浑之戎和蛮氏都已改变他们的畜牧生涯为农耕生涯，扬拒、泉皋、伊洛之戎恐难于独为例外。可以说，至迟到春秋后期，伊洛流域虽还有杂居的戎蛮，当地已经成为农业地区，游牧业不再占主要的地位。

陇山以西，折向西南今四川云南等处，有关春秋时期遗址的发掘为数并非甚多，出土器物中更鲜生产工具，殊不足以觇当地农牧业的发展。《华阳国志》论述蜀地史事说：“有周之世，限于秦巴，虽奉王职，不得与春秋盟会君长，莫同书轨”[63]。当地情况不为世人所具知，是有它的原因的。蜀地尚如此，蜀的西南，自中原人士视之就更为渺茫了。

根据上面的论证，春秋时期的农牧业地区的分界线，除陇山以西及其西南各地暂时尚未能具体说明外，陇山以东，则由秦国都城雍以北沿岐山、梁山东北行，再经麻隧、彭衙之北，而至于梁国的龙门山下。以今地来说，就是经过陕西泾阳、白水、韩城诸县、市之北，而达于黄河之滨。这条分界线由龙门山下东越黄河，经屈之南，循吕梁山东麓东北行，至于今山西太原市阳曲县北，也就是当时盂县之北，又东南绕今盂县之南，东至太行山上，再循太行山东麓，过当时燕国都城蓟之北，而东南至于渤海之滨。在这条分界线之南，春秋时还曾经有过各种戎狄杂居于诸侯封国之间，甚至周王室雒邑附近的伊洛流域，也有戎迹。这些杂居的戎狄，其初当然仍以游牧为生涯，由于与华夏诸国杂居于宜农地区，故后来也都逐渐舍弃其游牧的旧俗，执耒耜操作于田亩之间了。

注释：

[1]《春秋公羊传》僖公四年。

[2]《左传》僖公二十七年。

[3]《左传》庄公二十八年。

[4]《左传》襄公四年。

[5]《水经·渭水注》。

[6]顾颉刚《史林杂识·四岳与五岳》。

[7]《左传》僖公二十二年。陆浑之戎东迁，《左传》也有不同的记载。一说乃是为秦人所逐，而自归于晋，惠公因与之田，见襄公十四年。一说见逐于秦人，惠公归自秦而诱之与俱来，见昭公九年。

[8]《左传》襄公十四年。

[9]《左传》昭公十五年。

[10]《左传》僖公十八年。

[11]《史记》卷五《秦本纪》。

[12]《汉书》卷二八上《地理志上》载：“临晋，故大荔，秦获之，更名”。《史记》卷五《秦本纪。集解》引徐广说，谓大荔即“今之临晋也”。全祖望《汉书地理志稽疑》谓大荔之戎在北地。秦灭大荔，其种落盖有居于临晋者，后人遂合而一之，谓临晋即古大荔，非也。王先谦《汉书补注》引徐广说为证，谓大荔之戎在临晋无疑，并指责全说未谛。然《史记·匈奴传》已指出秦穆公时大荔之戎在岐梁山泾渭之北，则全氏在北地之说，亦未可厚非。

[13]《史记》卷五《秦本纪》。大荔之戎虽在北地，然厉共公所伐则是在临晋，其地有王城可以为证。临晋有大荔之戎，当是由北地内徙的。

[14]《左传·僖公十五年》。按：鲁僖公十五年为秦穆公十五年。秦穆公时，大荔之戎尚在北地，何能即已移徙于临晋？故当时秦晋两国得在王城会盟。颇疑其后大荔之戎才徙至其地，并据有这个王城。既据有这样的城郭，当已可能舍去其固有的游牧生涯，转变为农耕生涯。

[15]《左传》庄公二十八年。

[16]《左传》僖公二十四年。

[17]《左传》庄公二年。

[18]《左传》僖公二年。

[19]《汉书》卷二八上《地理志上》。

[20]《左传》庄公二十八年。按：位于今陕西临潼县的骊戎，距晋过远，晋献公何能远征其地，并娶女而归？《国语》卷一○《晋语四》，晋文公曾行赂于草中之戎与丽土之戎，以启东道。这个丽土之戎可能就是晋献公所伐的骊戎。

[21]《史记》卷五《秦本纪》。

[22]《左传》襄公四年。

[23]《左传》昭公四年。

[24]《史记》卷四三《赵世家》。

[25][26]《左传》僖公二年。

[27]《左传》昭公二十八年。

[28]《元和郡县图志》卷一三《河东道二》。

[29]《国语》卷一○《晋语四》。

[30]旧说庙咎如在太原府。按：《左传》成公三年：“晋卻克、卫孙良夫伐庙咎如，讨赤狄之余焉”。杜注：“宣十五年，晋灭赤狄潞氏，其余民散人庙咎如，故讨之”。潞氏在今山西潞城县，其余民如何能散至太原府附近？且此次出师有卫国参加，故其地当在晋卫两国之间的太行山上。

[31]按《国语》卷一○《晋语四》，丽土之戎和草中之戎当晋文公东出解周王之难之道上，故文公行赂于二戎。文公出军，首到阳樊。阳樊在今河南济源县南，则此二戎当在析城、太行二山之间。

[32]《左传》成公元年：“春，晋侯使瑕嘉平戎于王。单襄公如晋拜成。刘康公徼戎，……遂伐茅戎。三月，癸未，败绩于徐吾氏”。杜注：平文十七年邥垂之役”。按《左传》，文公十七年：“周甘歜败戎于邥垂，乘其饮酒也”。杜注：“邥垂，周地，河南新城县北有垂亭”。以今地按之，当在河南伊川县北，距洛阳不远，故周人能乘其饮酒而败之。刘康公所以徼戎，正是因为地近且有机可乘。则所伐的茅戎，也当在今伊川县附近，何得远在今山西平陆县？如茅戎诚远在今山西平陆县，则与周人何干，而出师远征？以此释地，殆亦匪夷所思了。又按：《左传》文公四年：“秦伯伐晋，……晋人不出，遂自茅津济，封淆尸而还”。其时已有茅津，秦伯所过之处却并无茅戎，可以为证。

[33]《左传》宣公十五年。

[34]《左传》宣公十七年。

[35]《左传》成公九年。

[36]《左传》昭公二十八年。

[37]《左传》昭公二十二年。

[38]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行唐李家庄发现战国铜器》，刊《文物》，1963年第四期。

[39][40]河北省文物管理处《河北省三十年来的考古工作》，刊《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

[41]《国语》卷六《齐语》，《史记》卷三二《齐大公世家》。

[42]《春秋》庄公三十二年。

[43]《春秋》闵公二年，闵公二十一年，僖公三十一年，文公十三年。

[44]《春秋》及《左传》僖公元年，僖公三十一年。

[45]《春秋》僖公三十年，文公四年，文公九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