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学勤：走近东周列国时代

我们知道，周代是中国整个历史上历年最长久的一个朝代。关于周朝建立，即周武王伐商、推翻商朝统治的年代，从来有不同的说法，迄今尚无定论，但大致说来总在公元前12世纪末至前11世纪的范围之内。周继承了商朝的传统，是一个有着广大统治区域的统一王朝。在周王直接治理的王畿周围，分封有许多大大小小的同姓或异姓的诸侯国；在诸侯之间和周围，又有不同程度上从属于周朝的很多方国部族。诸侯国的国君是世袭的，但在政治和经济上都对周王室负有规定的义务。有学者研究指出，周代的诸侯国并不像有些人所想是独立的政权，而“与后世地方政区的地方官领有一定的统辖范围并代表中央政府在辖区内行使权力，为国家征收赋税，维持社会秩序等等方面大有形似之处”(1)。自周武王时起，周王居于在今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的宗周。周朝建都宗周的二百几十年，史称西周。

周朝的统治，与商朝相比，并不是那么成功的。武王逝世后，商的残余力量曾乘周王室内部纷争之机，谋求恢复，幸有周公东征三年，才得到平定。武王之后的成王、康王两代，广封诸侯，号称升平，其时间不过40年左右。周昭王南征荆楚，死于汉水之上，是西周政治史上一次严重的挫折。他的儿子穆王也有进一步扩充疆域的雄志，实际却耗损了周室的实力。随后西周中期的几代，只能守成，再也不能有新的扩展。社会的内部矛盾逐步增剧，同时又出现少数民族的侵扰，东南的夷人、北方的狁都对周朝构成了威胁。西周晚年，周厉王由于政治上压制人民过甚，被国人赶走，由大臣周、召二公共和行政。其子宣王即位后，力图振作，一时中兴，仍未能持续下去。周幽王时，政治腐败，社会动荡，加上西方少数民族犬戎入侵，西周王朝终于覆亡了。周平王迁都于在今河南省洛阳的东都，史称东周。

共和元年是公元前841年，从这一年起，周史有准确纪年可稽。东周开始于周平王元年，即公元前770年。整个东周时代大体分为春秋和战国两大时期。所谓春秋时期，本得名于经孔子改削的鲁史《春秋》一书，原指公元前722年至前481年的一段期间；战国时期的起始，也有种种异说。为方便起见，现在学者们多借用《史记·六国年表》的起点，即周元王元年，公元前476年，作为战国之始。同样的，东周应到周赧王卒，即公元前256年终结，一般也延长到秦的统一即公元前221年。这样，东周时代和春秋、战国两时期的年代就是：

东周　公元前770—前221

春秋　公元前770—前477

战国　公元前476—前221

这纯是为了便于记忆，虽然从考证角度来说是有不少问题的。

平王东迁后，周室不再有控制诸侯的力量，形成诸侯力政的局面。拥有较强经济、军事实力的诸侯国，竞相吞并邻近的弱小诸侯，周王对此无力干涉，只得予以承认。其结果是强者愈强，出现实际左右全国政局的霸者。春秋时期，习惯说有五霸，究竟指哪几个诸侯，前人说法不一。这一时期最主要的诸侯国，当推鲁、齐、晋、秦、楚、宋、郑、吴、越等，所谓五霸即指其间代兴的一些国君。诸侯国中，居处于中原一带的华夏诸国，与被视为蛮夷的楚、吴、越以及秦（秦实际上遭到歧视）又有矛盾。华夏诸侯的霸主，如齐桓公、晋文公，以匡扶王室为旗号，尽力遏制所谓蛮夷之国，特别是楚国势力的发展。

诸侯国的内部也不是平静的。和周室的衰微一样，不少诸侯国的公室也走了下坡路，政权被一批卿大夫甚至卿大夫的家臣所把持。结果有的诸侯国的君位被卿大夫取代了，有的由于几家卿大夫势力相当，分割成几个政权。诸侯与诸侯之间、卿大夫与卿大夫之间，有时联合结盟，有时纷争颉颃，更增剧了局势的复杂混乱。古人说“春秋无义战”，意即指此。由统一走向分裂，是春秋时期的总趋势。

战国时期，分裂的情况继续发展。所谓“万乘之国七，千乘之国五，敌侔争权，盖为战国，贪饕无耻，竞进无厌，国异政教，各自制断，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力功争强，胜者为右，兵革不休，诈伪并起”(2)。这里说的“万乘之国七”，是指齐、楚、燕、韩、赵、魏、秦七国，一般常称为七雄。其余的诸侯国，或早被吞灭，或被削弱而仅能苟存，在政治上已不能起很大作用。即使有的在短时间内强盛，如中山与宋国，也只是昙花一现。周天子在列国相继称王的形势下，最后归于绝灭。这是中国历史上分裂最严重持久的时期之一。

然而，中国重新统一的基础也就在列国兼并战争之中奠立了。经过东周时代长时期的变乱，各民族各地区的文化得到了空前的融会交流，人民要求结束分裂动荡的局面。西方的秦国凭借强大的经济、军事力量，先后兼并了东方六国，建立起中央集权的秦朝。秦的统一功业是不可以抹杀的，但秦朝的暴政触发了新的社会矛盾危机。仅仅15年的时间，秦的统治即在农民大起义及诸侯叛秦的浪潮中被推翻。公元前206年，汉高祖即位，开始了中国一个重要的新朝代——汉代。

政治史上东周时代充满了战乱和分裂，然而在文化史上，这一时代却是前所未有的繁华绚丽的黄金时期。春秋中期以后的中国，社会生产和科学技术取得显著的进步。若干诸侯国在政治制度上通过曲折道路，进行了改革，对发展经济起了重要作用，这也正是阶级关系变化的具体表现。春秋晚期到战国，是人们所熟知的“百家争鸣”的伟大时代。诸子百家的涌现，使思想文化的面貌为之一新。学派的流传分布有其地域上的特点，如儒家起于鲁国，传布于齐、晋、卫；墨家始于宋国，传布于鲁以至楚、秦；道家起源于南方，后来在楚国和齐、燕有不同分支；法家源于三晋，盛行于秦；阴阳家在齐国较多，随后在楚、秦等国都有较深影响；纵横家则多出于周、卫等地，周游于各国之间(3)。这个时代可与西方历史上的古典希腊媲美，在科学、哲学、历史、艺术、文学等各方面都出现了杰出的人才，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秦统一后曾焚书坑儒，禁止诗书百家语，但文化的传流并未因之断绝。

还需要看到，东周到秦代在中国社会发展史上确实发生了很大的转折。如何看待当时的社会变革，目前学术界尚在讨论。无论如何，西周、东周之际，春秋、战国之际，战国与秦代之际，都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的转捩点，在研究上不可忽视。

东周时代留下来大量的文献，是研究这一段历史的凭借。由于秦代的禁绝，有一部分著作损失了，但《汉书·艺文志》所列汉朝保存的书目，仍有很多这一时代的作品。《汉志》所记述的图书，经约两千年后，现在自然不能全部见到，不过较之西周，有关典籍要丰富很多倍。这些典籍和历代的注疏笺释，是古代思想文化的巨大宝藏。

研究春秋时期，《左传》是最重要的一部著作。《左传》传为鲁国人左丘明所作，记述当时历史事件，备极详明，于史学史有很高的地位。此书传到汉代，属于古文经的范围，在两汉的经学学派争端中，受到今文家的攻击，其影响及于清代汉学，酿成怀疑《左传》的风气。经过多年辩难，《左传》的可靠性已为多数学者所公认。事实说明，司马迁《史记》关于春秋史的叙述几乎均出自该书，绝不像今文学派所说系后人伪作。《左传》的注本，清人刘文淇的《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最负盛名，可惜印行的原稿本不完整，近年有学者续作，也已经出版。杨伯峻先生所著《春秋左传注》，博洽而简明，是最便于阅读的本子。

关于战国时期，就没有像《左传》这样一部系统的史书。虽有《战国策》一书，然系纵横家所用读本，内容凌乱，且多悬拟之辞。《史记》有关部分可以看出用了很大功力，却未能臻于完美。前人根据战国秦汉各种子书以及晋代发现的《竹书纪年》等，补正《史记》所载，有显著成绩。这个工作，因为近些年对古籍有不少新的发现和探索，还应当重新去做。陈梦家先生曾撰有《六国纪年》，试以器物铭文检证战国的编年，其工作也值得继续并加以发展。愿意比较详细了解战国史史料情况的读者，可看杨宽先生《战国史》的有关论述，包括新著《战国史料编年辑证》一书。

外国学者有时用“原史时期”（protohistory）一词，以称呼古代文献很少、考古材料的重要性超过或等于文献材料的时期。很显然，东周和更早的商和西周不同，已经脱离了这种“原史时期”而跨入真正意义的“历史时期”了。利用传世的典籍来探讨东周至秦这五个半世纪的历史文化，是多少代学者从事过的艰巨工作。不过这一时代的文献大都古奥费解，而且由于传流久远，难免后世窜易增删，有失真之处。为了揭示历史的真相，考古材料仍有其不可缺少的重要性。

考古学能印证历史文献，更重要的是提供文献所没有的材料，使人们直接接触古代文明的遗存。例如东周时代周和各主要诸侯国的都城，古书有不少描写记述，现在这些城市遗址的发掘，不仅证实了文献记载，又告诉我们很多新的知识，如城市的具体布局、建筑的技术，等等。墓葬的制度和随葬的物品，加深了对古代礼制的认识。出土的大批文物，是文化史、艺术史上的瑰宝，也是科学技术史研究的珍贵依据。器物铭文及其他古文字材料，对探讨当时历史文化有很高的价值，更不待言。

东周和秦代的考古研究，已有长时期的积累，内容异常丰富。中国传统的金石学，包括金文、石刻、古镜、古钱、陶文、玺印等各个方面，都为这一时代的研究准备了相当数量的材料和可继承的成果。1949年前，河南洛阳金村和新郑李家楼、山西浑源李峪、安徽寿县朱家集、四川成都白马寺以及湖南长沙等地的几次盗掘和偶然发现的大批宝贵文物，都闻名于世界。

科学的考古工作在中国开始于20世纪20年代末。20世纪30年代，东周考古有过几次重要发掘，河南浚县辛村、汲县山彪镇、辉县琉璃阁及河北易县燕下都遗址等地点为其显例。不过，真正大规模的调查和发掘，直到1949年后才有可能全面铺开。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有关东周和秦代的考古发现真是数不胜数。这方面的工作，目前仍在迅速发展之中。

把文献和考古成果综合起来，我们觉得不妨把东周时代列国划分为下列七个文化圈。

以周为中心，北到晋国南部，南到郑国、卫国，也就是战国时周和三晋（不包括赵国北部）一带，地处黄河中游，可称为中原文化圈。夏、商和西周，中原文化对周围地区有很大影响，到东周业已减弱，但仍不失为重要。

在中原北面，包括赵国北部、中山国、燕国以及更北的方国部族，构成北方文化圈。北方原为营游牧生涯的少数民族所居，受中原文化浸润而逐渐华夏化，连北方少数民族所建诸侯国如中山也不例外，但仍有其本身的特点。

今山东省范围内，齐、鲁和若干小诸侯国合为齐鲁文化圈。其中的鲁国，保存周的传统最多，不过从出土文物的风格看，在文化面貌上更近于齐，而与三晋有别。在这个文化圈的南部，一些历史久远的小国仍有东夷古代文化的痕迹。子姓的宋国也可附属于此。

长江中游的楚国是另一庞大文化圈的中心，这就是历史、考古学界所艳称的楚文化。随着楚人势力的强大和扩张，楚文化的影响殊为深远。在楚国之北的好多周朝封国，楚国之南的各方国部族，都渐被囊括于此文化圈内。

淮水流域和长江下游有一系列嬴姓、偃姓小国如徐国和群舒等，还有吴国和越国。如果我们把东南的方国部族也包括进去，可划为吴越文化圈。这个文化圈南至南海，东南及于台湾，虽受中原文化和楚文化的影响，也自有其本身的特色。

西南的今四川省有巴、蜀两国，加以今云南省的滇以及西南其他部族，是巴蜀滇文化圈。它一方面与楚文化相互影响，向北方又与秦沟通。

关中的秦国雄长于广大的西北地区，称之为秦文化圈可能是适宜的。秦人在西周建都的故地兴起，形成了有独特风格的文化。虽与中原有所交往，但本身的特点仍甚明显。

楚文化的扩展，是东周时代的一件大事。春秋时期，楚人北上问鼎中原，楚文化也向北延伸。到了战国之世，楚文化先是向南大大发展，随后由于楚国政治中心的东移，又向东扩张，进入长江下游以至今山东省境。说楚文化影响所及达到半个中国，并非夸张之词。

随之而来的，是秦文化的传布。秦的兼并列国，建立统一的新王朝，使秦文化成为后来辉煌的汉代文化的基础。我们这样说，绝不意味其他几种文化圈对汉代文化没有作用。我们曾经指出，楚文化对汉代文化的酝酿形成有过重大的影响，其他文化的作用同样不可抹杀。中国的古代文明，本来是各个民族共同创造和发展的，只有认识这一点，才能看清当时文化史的全貌。

(1) 李志庭：《西周封国的政区性质》，杭州大学《庆祝建国三十周年科学报告会论文集》历史分册，1979年。

(2) 《战国策》刘向叙录。

(3) 参看侯外庐等：《中国思想史纲》上册，中国青年出版社，1980年，第5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