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大考古的那山、那事、那人

出 发

自从领到野外防护装备那一刻起，我们的心情似乎就再没有平静下来。

我们领回宿舍的，是一件藏青色工作服，一顶白色太阳布帽，一件雨衣，一双反毛大头皮鞋，一支军用工兵铲。看这行头，便可知道我们行将进入大山深处。

那是1982年，由尹达、夏鼐、费孝通等著名学者联名上书，建议组建一支六江流域民族科学综合考察团。所谓六江流域，指的是中国西南地区怒江(萨尔温江)、澜沧江(湄公河)、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岷江六条大江，以及它们流经的广袤地区。这片广阔的区域，被称为“藏彝走廊”，它是远古民族的一条迁徙走廊。“藏彝走廊”概念，由费孝通先生首创，他认为，把甘肃、西藏和云南联系起来，视为一个民族迁徙走廊。他说：“若以康定为中心，向东向南划一条走廊，其间存在诸多语言和历史疑难问题。一旦将其串连起来，就像下围棋，一子相联，全盘皆活”。在这样的背景下，1982年5月，一支科考队在昆明成立，由李绍明先生任队长，其中包括民族学、人类学、语言学、考古学和体质人类学方面的专家学者。那一年，我们正好读大二，于是，由童恩正先生带队，我们作为考古学的一部分，参与了这次科考活动。

我们的主要任务，是沿雅砻江及其支流安宁河流域，考察沿途的考古遗址。据我们当时学到的知识，雅砻江流域是西南夷中邛都人生活的区域，分布着以大石墓为特征的考古遗迹；而安宁河流域，是西南夷中筰都人生活的地区，他们的墓葬形制，以石板墓为特征。

就这样，我们这支平均年龄18岁的学生队伍，在夏日明晃晃的阳光中，向着西昌和渡口（攀枝花）进发了。

童恩正先生

在我们印象中，童恩正老师是位典型的“洋务派”学者。虽然那个时代尚无需西装革履，但老师总是发型整洁，腰板毕挺，而且是整个川大在八十年代初年第一位自驾小车的人。

老师给我们讲授的，是西南考古学和文化人类学两门课程，我们由此接触到许多西方的史学理论和科研方法，尤其是将不同种类科学加以综合利用，使人眼界洞开，对同一问题，能够从多角度异层次进行立体的分析。坦率地说，这些科学方法，已经远远超越了专业学术的范畴，它直接影响到我们的人生，影响到我们的认识论和方法论。

多年以后，我与同班的卢丁教授闲聊时，还谈到童师当年对我们的恩泽，我们都认为，第一流的老师除了教授知识外，还应该拥有影响学生思想的能力。童师无疑是一位传授思想的学者。

这一次，由童恩正老师亲率我们出征，让我们能够近距离地与童师保持接触。

经过渡口市的集中培训后，我们班被分成三路：一路是全班的“敢死队”，由5个号称最能吃苦的同学组成，在两个老师带领下奔赴冕宁县；一路前往米易县；人数最多的一路由童师亲自领队，直奔盐边县（县城今已淹没于二滩水库底）。我被分在了童师的队伍中。

我们盐边组沿着安宁河流域徒步考察，沿途收集了很多有关石板墓的信息。

信息收集远非在课堂上想象的容易。安宁河地区分布着不少石板墓，当地乡民曾见识过考古队的发掘，亲眼看到考古队是如何将墓中陶器用报纸包装带走的，于是产生抵触心理。他们把这些陶器称作“娃娃”，被认为是他们的财运，而我们这些探访“娃娃”的外来者，总是在政府的名义下将找到的“娃娃”带走，因此他们大都隐瞒不报。童师因此手把手地教我们如何与乡民交流，如何取得他们的信任与谅解。

同样被隐瞒的还有石器。在一条溪谷中，我们调查一种被称为“雷削儿”的物件，乡民们认为是天上雷公打雷时使用的楔子，在电闪雷鸣后掉落凡尘，拾到后交与小孩把玩，玩腻了便随手扔进床底。其实，那是新石器时代先民们使用的磨光石斧，我们欲以此为线索寻找当地的新石器遗址。在一户老乡家中，我们亲眼见到童师是如何说动一位老人，从床下找来“雷削儿”亲手递到老师手中。

川滇山区分布着许多少数民族，民族地区的调察更加艰苦。童师时时告戒我们：“要想成为一名人类学者，首先必须成为一名人道主义者。”他是这么讲，也是这么做。

一天傍晚，我敲门找童师，见他光着膀子坐在床沿抓虱子。白天，我们刚去了一户彝民家中，坐不一会儿，一身都在痒，看看童老师，谈笑依然，神态自若。我们还以为他是免疫的，真没想到，哈哈！

近距离的衣食住行，也使我们与童师间少了学校时的那份拘束，甚至还时时开一些玩笑。

一次我们行走在一条山路上，路很窄，只能容身一人，所以列了一条长长的队伍。正行进间，突然听到前方童师一声凄厉的惨叫，把我们吓了一大跳。定睛看时，见童师眼前飘了一条白花花的长蛇，都禁不住同时举起了手中的工兵铲。再细看时，却原来是古灵精怪的汪宁用木棍挑起一根长长的蛇皮在老师面前灯晃。

事情过后，童师哈哈一笑，只说了句“捣蛋的丫头片子”。

李克林老师

李克林老师教授我们考古摄影课。

李老师个子不高，但一头向后梳理的发型总是光洁如新。

那个时候的摄影，别说电子影像，就连带个彩的胶卷都精贵如油。我们用的是黑白色胶片，一个胶卷几个人使用，平均下来一人能摊上四五张就算不错了。用的像机是海鸥牌的，装120型胶卷，挂在脖子上，眼睛朝下看着取景器，需用双手捧着长匣形的机身左右摇摆取正画面。还有暗室技术，如何显影定影，矫正曝光。

这一切，李老师都是手把手传授。说实话，考古班的摄影技术，虽然不能称专业，但在大多数人面前，还是能说得过去的。

这些，我们都是受益于李老师的教诲。

看似平凡的李克林老师，却有一个不平凡的父亲，他就是在抗日战争中为国捐躯的36集团军总司令李家钰将军，1984年，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追认为革命烈士。

李克林老师也是这次考察的带队老师之一，他率领着最为艰苦的“敢死队”奔赴冕宁，堪称为我们的“敢死队”队长。

对这些带队的老师，我们普遍都带有一种天然的尊敬，只有李永宪老师例外，因为比我们年纪大不了几岁，我们都视他为大哥，所以随和了一些。

但是，野外生活总能出现不少意外，这些意外甚至误会，最终使每个人的人性得以正常表露，反而拉近了我们与老师之间的距离。李克林老师就出现过两次这样的意外。

在冕宁县的考察中，“敢死队”听说了一处遗址，据说是诸葛亮平南中时曾在此驻军。李老师率领“敢死队”出发了。一路上他们忍饥曝日，栉风沐雨，历尽艰难，几十里山路过后终于到达目的地，找到当地老乡询问情况。

“哪有什么诸葛亮屯军，这里是当年李家钰阻击红军时修建的寨子。”老乡说。

大伙儿忍俊不禁，李老师一脸尴尬。

另一次误会是我亲历的。

一天晚上，李老师来到我们一间宿舍，同我们商量第二天的行军路线。

一张地图摊在床上，我们几个人都伏下身来凑到图前。因为床较矮，所以每个人的身躯几乎呈九十度角躬着，面朝地图。

“啪”，突然响起一声清脆的掌声。

“唉唷！”李老师跳将起来。

我们惊愕地立起身来，只见刚刚进屋的巴家云两手下垂，脸色苍白嘴唇哆嗦地站在李老师面前：“对，对不起李老师，我还以为是李安民。”

一种难以忍受的生理反应顿时袭上身来，但忍不住也得忍。屋中所有人迅速地悄悄溜出房间，跑到外面的坝子中。

“狗日的巴家云！”

我们一个个捂着肚子蹲下身来，笑翻了一地。

傈僳山上

由童老师率领的盐边组，经过盐边境内一系列调查和发掘后，决定再次兵分两路，深入到少数民族村寨进行民族考察。这也是文化人类学的一项基本内容。

多数人在童师带领下进入苗家山寨，那里的条件相对好一些；我、傅正初和王毅3个男生，则由李永宪老师和米易县文管会的马云喜老师率领，深入到高山地区条件相对艰苦的傈僳族村寨。

我们由盐边县民委的一个老师陪同进山。按照他的建议，我们5人在县城招待所中租用了蚊帐、被褥、床单等全套床上用品，又购买了一些干粮，灌好几壶当地的苞谷酒，每人都打好了一个大包裹。

盐边县民委派出一辆卡车将我们拉到一座大山脚下，在这里，土石子的简易马路断头了，我们就各自背上自己的行囊徒步上山。

经过约两个钟点的爬山，我们终于到了我们的住宿点——大山深处的盐边县红光人民公社大院。公社书记很是热情，他是傈僳族人，曾来成都开过一次会，所以把我们当作老熟人一般接待。

我们入山的第一个举动，便赢得了当地傈僳老乡的心。当晚，我们决定在公社大院组织一场锅庄晚会。书记很有顾虑，当时文革结束不太久，少数民族山区的工作相对滞后，像锅庄等民族风俗，文革中一直被当作封建活动加以批判。我们做了一些说服工作，最后竟然抬出我们是“省会”来的领导，包管他们无事，书记才一口应承下来。

其实书记表面担心，内心深处却异常兴奋，用他的话讲，他们已经十来年没有举行过这种晚会了。这里虽然是少数民族山区，但家家户户都连线着有线广播，便于宣传毛泽东思想。书记在广播中发出了通知，随后安排公社人员在坝子中央架上一大堆干柴。看得出大家心中都有一种难以掩饰的兴奋。

当天晚上，我被震住了，公社大院早早地就挤满人，姑娘们把压箱底的民族服饰都穿戴在身，叽叽喳喳跑上跑下。这正是我们需要的氛围，我们可以自由拍照，也可以向她们问这问那。

晚会开始，场坝中央的干柴堆被点亮，把公社大院映得通明，男男女女手牵手绕着那堆火焰熊熊的干柴堆翩翩起舞。打头的是一位大叔，他手捧一只葫芦笙吹出有节奏的音乐，人们随着节拍而舞，清亮的嗓音在大山的夜空中回响。

我们本来准备作一个旁观的记录者，但姑娘们不干了，非拉上我们入场。我们每人都由4位姑娘牵着，拉腿的拉腿，扯胳膊的扯胳膊，教着我们各种舞姿，同场中的傈僳乡亲们同欢共乐。

晚会直到半夜2点多才结束，于是，壮观的一幕出现了：一串串火把的长龙, 向着黑黝黝的大山深处四散游弋而去，欢声笑语在山岙间此起彼伏。

书记带着我们走访了第一户傈僳族人家。家里只有两姐妹，姐姐19岁，妹妹才17岁。小姑娘见到陌生人有些腼腆，当过知青的李永宪老师就主动去帮她们锄地，那架式，正如《朝阳沟》里唱的那样：前腿要弓，后腿要蹬，看得小姐姐直瞪眼：“你们也会刨地？”加上少男少女的天然吸引力，我们很快就消除了隔膜。

傈僳族乡民的家在我们眼里十分简陋，就一间屋子，中间挖了个火膛，火膛上方屋梁上吊下一根绳子，拴住一支铁钩，可以挂着瓦罐蒸煮。火膛两侧各铺一面竹席，既可躺在上面睡觉，也能坐在上面围着火膛吃饭。四周的墙上尽是熏黑的烟炱，手一抹去就是一片黑色。

两姐妹为我们准备的午餐是巴山豆。一面铁锅架于火膛中，用一块熟猪油抹尽锅底，煎出油来（书记说，如果她们平时做饭，是没有这道工序的，猪油是专为待客而加入的内容），便倒入一钵煮过的巴山豆放盐煎炒，然后入碗。饭碗是幼儿园小朋友使用的那种搪瓷小碗，显然没有洗净，手端着碗底尚能感到黏滑。

巴山豆很硬，除了咸味什么都没有，我看到大家吃得都十分认真，然而，没有一个人表现出难以下咽的样子来。上山前，童老师的叮嘱我们时时牢记在心：要同乡亲们打成一片，必须同吃同住同劳动，不能表现出任何形式的优越感，因为他们都十分敏感，这是一个人类学者必须过的一关。

事实上，除了口味外，我发现这种食物十分适合山里这种高强度运动的生活，因为我们只吃了这一小碗，下午又爬了几个山头，直到晚上都没有饥饿感。

同傈僳老乡交谈，如果是男人，只要满上我们上山前准备好的苞谷酒，很快就能打开话匣子。我们特别注意那几个曾经是东巴的老人，他们能完整念诵为死人超度时的经文，我们把他们的经文用当时的双卡录音机录制下来。傈僳族没有自己的文字，为死者超度，就是要送死者的灵魂一站一站地回归故里，把这些地名连接起来逆向推演，就是这个民族古代的迁徏路线图，而其中所经历的那些带有神话性质的故事，就是他们真实历史的折射。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当男人兴致颇高地要为我们诵经时，他们的老伴总在一旁试图阻止。我们非常理解文革中这些老东巴们所遭受的非难，而被长期禁锢的职业兴趣在我们的诱导下会如掘堤之水喷涌而出，但他们的老伴却能时时牢记曾经的苦难。每当这个时候，我们就得有一人出面，用妇女感兴趣的话题将她暂时引开。

妇女感兴趣的话题无疑是音乐。音乐这个词儿在这里未必准确，应该说是她们的情歌。我们采风了无数的山歌，还有她们演奏的口弦琴，我们都用录音机录制下来然后放给她们听，这个奇妙的机器引发了她们高昂的兴趣。

就这样，老头老太各得其所，我们也完成了自己的工作。事后回味，我们的做法有相当阴谋诡计的成分，用这样的方法对付这些纯朴的老乡，是不是太过份了？

最让人难忘的是离别。经过约一周的相处，我们与傈僳乡民已建立起相当的互信。离开的那天清晨，当我们起床打好包裹后，拉开房门，在山里薄薄的雾气中，站着几个傈僳老乡，其中还有两个约模17岁上下的小姑娘，她们是公社专门安排来为我们背行囊的人。

5个人全套床上用品，摞起来起码一人多高，让俩小姑娘为我们背，我们5个男人是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的。但是我们强不过书记，书记再三解释这是他们的一点心意，拒绝的话就是对傈僳人的失礼。而且他还解释说，傈僳人背这点东西就是小菜一碟，不值什么，让我们放心。

结果，俩小姑娘用山里人负重时常用的丁字拐，硬是将我们5人的行囊摞成高高的两叠，分别背在了她们稚嫩的背上，而我们5个大男人几乎是打着甩手跟在她们身后亦步亦趋地走下山来，一直来到那条断头公路前，在路边坡地上等候民委的卡车前来。

在等车的时候，我突然想起我们包里应该还有在县城买的干粮未尽，就小声地问她们：“你们吃早饭了吗？”

她们一齐摇摇头。

嗬，还有这事？我立马回头向着傅王二位：“掏包掏包，二位小姑娘还没吃饭呢！”

结果不光我们仨开始翻包，连二位带队老师也翻起包来。凑在一起，也就几袋饼干桃酥什么的，全部交给了她们。她们推辞了一番后终于收下，坐到一旁嘀咕了一阵也不知说些什么。

过了一会儿，一小姑娘来到我面前，怯声声地说：“我们身上没带钱，就只有几两粮票。”说着摊开手，手心里有几张皱巴巴的四川粮票。

我的眼泪刷地就下来了。这算什么事呢！

这些朴实善良的山民啊！时间已经过去38年了，可那一幕幕往事，我至今如在眼前。

原文由“梅林”老师发表于其“美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