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五”考古工作专项规划》锥指

1955年，为了解决我国科学发展问题，并配合第二和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实施，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提出要制定十二年科学远景规划，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首次对各学科的学术研究工作进行宏观规划，是我国各学科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1956年，由国务院统一领导的规划工作方案《1956-1967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草案（初稿）》通过审议。除了总体规划外，还制定了哲学、经济学、法学、历史科学等15个学科的分科远景规划。令多数学者惊讶的是，作为小学科的考古学，也在其中。自学科诞生以来第一次制定全国性的工作与学术规划，充分说明党和国家对文物考古事业的高度关注，是学科发展史上极为重大的历史事件。

此后，在国家的统一规划与领导下，国家有关机构曾委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1978年以前称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先后制定过多次考古研究工作规划。其中，1981年为“六五”计划制定的《一九八一至一九八五年全国考古研究工作规划纲要》，更是改革开放以后为配合五年计划首次制定的较为系统的考古工作规划。但在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再以全国考古的全面工作为目标专门制定远景工作规划。

党的十八大以来，考古工作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2021年，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考古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明确新时代中国考古学和考古事业发展的目标任务，努力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的要求和现实工作需要，由国家文物局委托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牵头联合多家学术研究机构编制的《“十四五”考古工作专项规划》（以下简称《规划》）经过充分深入的讨论与修改，终于得以公布。

作为首次由国家文物主管部门主导制定的对全国考古工作具有指导意义的规划，与之前历次《远景规划》和《规划纲要》的内容相比，这份《规划》的学术性极强，也带有很强的宏观行政指导作用。以下，仅就《规划》对多学科研究以外的实际考古工作的指导意义，谈几点个人体会。

首先，《规划》的核心内容紧紧围绕重大考古研究，突出核心历史问题，具有极强的学术引导意义。随着学科与学术的进步，当前我国的考古学研究范围广阔，涉及学科领域众多。不同学科高度融合，多学科联动分析，广泛采样分析，已经成为考古工作的常态。甚至，在新技术高速发展的背景下，未来考古工作在一定程度上都难以做到准确前瞻和预判。作为国家层面的指导性文件，对预期时段内的工作不可能具体到某项研究或具体到个别遗址，而是要以宏观归并和示范指导的做法来引导学科前进。

《规划》对人类起源、文明起源等关键学术问题，归并指引方向，设置“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东亚人类起源与演化”两个专栏任务，聚焦我国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年文化演进史和五千多年文明史，紧紧围绕东亚地区现代人起源与行为模式、农业起源、文明起源展开工作。以泥河湾盆地、青藏高原等重点区域，以良渚、石峁、陶寺、二里头、殷墟、三星堆等核心遗址作为突破口和示范性工作试点，点面结合开展工作。这样的工作方式不但突出了重点，也便于集中资源取得研究突破。更重要的是，以上述区域和遗址的工作，积累丰富的经验和研究数据，在实践中探索一条成熟、有效的研究路线，形成针对不同区域、不同时代、不同性质和不同环境背景下的遗址操作方式和工作范式，便于在未来的工作中普及、推广。

也应注意到，《规划》中“十四五”期间“考古中国”项目库的设置方向更加明确、清晰。已实施的“考古中国”项目非常突出的特点是聚焦长江、黄河及西辽河流域，探讨区域文明化进程与社会复杂化进程研究。在《规划》中可以清晰看到，“十四五”期间，不但研究空间将拓展至我国的边疆地区，研究内容更将拓展到农业起源和传统被认为属于历史时期的石窟寺考古、城市考古、手工业考古、古代交通和贸易体系研究等方向。这无疑显示出“考古中国”的学术导引方向有了突破性地拓展，因应了考古学学科发展的时代脉络，并具有相当的学术前瞻性。

《规划》又提出，围绕汉唐都城培育重大项目，以丝绸之路、中外石窟寺比较、海洋文明、水下考古研究为重点，推动古代文明比较研究，更进一步提示研究者和各级考古工作者，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发展脉络、我国在东方文明发展历史上的地位及对人类文明史的贡献，将成为新时代学术发展新方向。这无疑是要将中国考古学由内向性的区域研究推向世界范围，将中国考古学放在全球文明史的视野中进行观察，这是我国考古学学科定位的重大变化，不但是学术自信的表达，也是我国考古学百年发展到当前学术高度后的必由之路。《规划》做出这样的设定，无疑是符合学科发展规律和带有前瞻性的。

其次，《规划》对考古实际工作有极大的指导意义，部分工作规划将对长期以来制约考古工作的瓶颈在宏观管理机制、管理改革方面力求突破。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配合基本建设考古工作的任务重、强度大，不同行政区中由于宏观政策的差别，一线考古工作者在经费、政策等方面都遇到了较突出的困难。《规划》中特别指出了要在行政管理和政策引导方面解决这一问题。

《规划》强调的“先考古、后出让”制度，明确勘探管理流程，畅通经费渠道、加大国家文物保护资金和中央预算投入，修订已经不能适应现实的文件、明确考古工作棚、支护架、工地安防设施配置要求方面，举措得当，直击关键。尤其是《规划》明确提出要推动调整《考古发掘管理办法》和《考古调查、勘探、发掘经费预算定额管理办法》，更将振奋一线工作人员。对《规划》这部分内容在“十四五”期间的落地完善，广大考古工作者必然翘首以待。

其三，《规划》明确了涉外考古工作的总体工作方向。“十三五”以来，随着我国国力的提升，中国考古学家走出国门，参与其他文明和考古学工作的范围不断扩大。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已有二十余家学术机构开展了百余项不同的涉外考古项目。虽然这在一定程度上彰显了我国综合国力的提升，但也反映出工作方式、目标、经费管理并不统一的现象。

《规划》从宏观角度，将涉外考古工作上升到与外交、文化和援外等领域的统筹协调和沟通对接高度，从健全境外考古工作机制角度加大中国考古走出去的力度，从项目选择、工作方式等方面，提出要依托国家级考古机构，建立海外研究基地，做出了较为明确、具体的规划，这为中国考古学争取在国际上取得话语权，彰显我国学术研究能力，规范监管，起到了积极的政策指引作用。

其四，《规划》对考古档案保护、整理与考古成果转化工作做出了宏观部署。中国考古学已经走过了一百年的历程，完成了数十万项各类考古工作，积累了大量原始档案。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考古工作的成果转化无论在学术资料整理刊布、研究成果的公众传播与普及、考古田野、实验室研究的档案归档、保存方面都有较大的不足，历史欠账较大。

《规划》首次明确了“实施20世纪田野考古档案抢救性整理与保护项目”，并再次强调了加快考古报告整理和研究成果出版的意义。这也是第一次从国家规划管理的高度提出了考古成果保存与转化工作的重要性，需要各级文博、考古单位予以足够的重视。同时，《规划》对考古成果的普及传播甚至译介，也提出了明确的任务要求和工作思路，彰显了从国家层面对利用最新科研成果讲好中国故事，进一步树立可亲、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的重视。此外，《规划》还针对制约行业发展的关键瓶颈与顽疾，有针对性地提出“推动扩充考古类专业期刊”和“国家重点区域考古标本库房”建设的要求和工作内容，显示出《规划》的针对性和时效意义。

如果说在第一个一百年的发展历程中，中国考古学的基本任务是在筚路蓝缕中开创“无中生有”的事业，那么在已经开启第二个一百年发展历程的中国考古学，如何突破瓶颈，转型升级，必将成为工作重心。可以预见，在《规划》的指导下，中国考古学的第二个一百年必将探索出一条新的康庄大道，在综合国力和研究能力提升的背景下，我们有希望更有决心，期待中国考古工作走在世界前列，甚至引领世界考古发展那一天的到来。

作者：常怀颖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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